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及其美学变革 ——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研究为中心

“实践”是马克思美学的重要范畴，是马克思实现美学革命性变革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美学区别于其他美学的一个显著标志。正确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真实内涵，是正确认识马克思美学思想固有品格和实际特征的必要条件。坚持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创新美学研究，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美学生命力的重要途径。学界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解多有分歧，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看他的“实践”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看他的实践观念对美学变革到底起了何种作用。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确切含义

马克思涉及“实践”概念的文章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在《提纲》开头第一段，马克思批评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同时还批评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因而只是“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¹马克思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 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²

从理解“实践”概念的角度来讲，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想至少有这样几点。（一）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不能等同于直观、抽象的感性活动的，马克思的“实践”乃是作为主体的人在面对客体时所进行的能动的感性活动；（二）仅仅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是不对的，对于“实践”只从其粗俗、卑污的表现形式——如经商牟利、唯利是图、追逐金钱等活动——去理解和确定，忘记基础的生产活动也是不对的；（三）如果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实践去理解，那么实践思维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四）实践是一种批判，批判也是一种实践。如果像费尔巴哈那样，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那也就无法把“实践”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在《提纲》接下来的其他各节中，马克思又陆续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 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对于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费尔巴哈的弱点就在于，虽然他喜欢直观，但是却“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直观的唯物主义就是“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³恩格斯曾经说，马克思的《提纲》“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⁴。这个《提纲》总共有11条，译成汉语是1100多字，其中“实践”一词出现14次，足见“实践”概念在其论述中的重要地位。

“实践”概念在《提纲》中被密集提出，本身就有思维革新的意味，它使马克思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思路，预示着一种与先前所有哲学家和美学家迥然不同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场。这恐怕就是恩格斯睿智地判断《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⁵的基本原因。这个“萌芽”，正是在马克思“实践”观这块肥沃土壤上生发出来的。

如果说马克思写《提纲》时“新世界观”还处在“萌芽”状态，那么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相对成熟了。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⁶这就把“物质活动”（物质行动）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的“前提”说清楚了，变相地把审美意识的发生原理也说清楚了。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资料的活动，即物质生产生活本身。这是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是一切历史和精神活动的基本条件。马克思说：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⁷。可见，倘若把审美看作对象事实的汇集，或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而不把它看作“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是不恰当的。因为人的审美感觉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从《提纲》中14处“实践”概念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实践”概念理应被理解为是人类及个人在面对与世界关系时所应秉持的感性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

那么，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感性”呢？客观地讲，马克思那里的“感性”，对应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理性”，而是费尔巴哈所谓的“直观”和“客体”、黑格尔所谓的“思辨”和“抽象”。因此，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的“感性”，实际是指人的活动的客观性、物质性和现实性，是指“现实的人所进行的客观的物质活动，是能够改变乃至消灭对象、产生直接现实结果的活动”⁸。这样的解释才能使马克思同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观点划清界限。

联系马克思在《提纲》中的其他论述，特别是联系《提纲》首次提出的“实践批判”“革命的实践”等概念，不难发现，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从此岸走向彼岸、从事实走向价值、从经验走向理念的主体性活动。这一活动是通过对“实有”的物质性否定走向对“应有”的物质性肯定的过程，是把对象本身当作主体的人的活动的产物。换句话讲，马克思的“实践”是要以积极的行动对世界发生作用的，是要对世界不只是“解释”还要有所“改变”的，是要从“理论批判”过渡到“实践批判”的。从思想史上看，“实践”本不是一个新概念，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却让我们理解到，只去“看”（直观）而不去做，是不行的；只去“想”（思辨）而不去行动，也是不行的。只有自觉地在世界中积极从事实践活动，人才有可能得到关于世界的正确认识并进而予以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已经成为人们面对世界时需要遵循的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再来看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的区别。毫无疑问，马克思认定的“实践”，不是纯粹的“精神性活动”，而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所谓“对象性的活动”，也就是跟客体打交道的活动，是人为了生存、生活所从事的各种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对人自身生产的活动。如果仍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把“理论活动”当作“真正人的活动”，那是不懂得真正“实践”是“对象性的活动”，不懂得把现实中人为了生存、生活而进行各种生产活动看成“真正人的活动”的结果。抽象地把人只当成头脑中的客体，而不是当成积极从事实践（生产）活动的主体，则是各种唯心论美学的通病。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只在脑海里进行的思维、思想、意识活动，而是人作为主体将自身力量对象化到客体上的活动。如果不能作用于客体，不能改变客体，那就不能称之为“实践”。从这个角度看，任何把美的本质界定为“精神”“情感”或“意象”的观点，都是很容易落入旧美学窠臼的。

“实践”作为“对象性的活动”，必然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美的事物与审美感受，则需要从这种相互关系中得到说明。人要体现出自身的审美主体性，就须考虑到审美对象的客体性。美的事物和审美感受就是在这种“实践”中、在这种“对象性的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当人们把“实践”看成是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交互活动时，当人们把“实践”当作改变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行为时，“美”和“美感”的生成就有了唯物和辩证的解释。

马克思提出“实践批判”“革命的实践”的意义

这里突出强调一下马克思提出“实践批判”和“革命的实践”概念的意义。

在马克思之前的所谓的“批判”，都是“理论的批判”，或曰“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实践批判”和“革命的实践”两个概念，这是破天荒的。它可以说是马克思实践观的点睛之笔，也是其美学思想超越前人的地方。这两个概念表明，即使是“实践”，也有“革命”与“不革命”之分，也有是否具备现实“批判”功能之别。“革命的实践”，对世界起着实际的“改变”作用；“不革命的”实践，对世界则起不到“改变”作用。“实践批判”也就是“革命的实践”，在美学上也是如此。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¹⁰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实践”，作为解决“思辨”问题的唯一办法，其实就是后来《提纲》中所提出的“实践批判”思想的先声；这一时期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解决“理论的对立”的唯一方式，强调解决这种对立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这正是《提纲》中“实践批判”和“革命的实践”观念的萌发状态。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¹¹。这里的“物质力量”，就是“实践”的力量；这里的“现实生活的任务”，就是“革命的实践”的任务。有了这种“革命的实践”，有了这种“实践批判”的活动，“批判的武器”才有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的可能。

可见，将“革命的实践”与“实践批判”的活动并列起来，把“革命”当作“实践”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这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创造。有了这个创造，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意义，认识到“革命的实践”在人类历史进步中的作用。从思想演变的轨迹看，将“革命”与“批判”并列提出，是马克思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的成果，但到了《提纲》，这一思想成果得到了发展，得到了更准确、清晰、条理的表达。它表明，单纯的“批判”——哲学或理论活动——是不能真正改变世界的。将“实践”理解为纯粹哲学层面的人的“对象化”活动，看不到其变革社会的意蕴，是不可取的。“实践”从根本上讲，就是人类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批判”可以充当“革命的实践”的先声，但决不能替代“革命的实践”成为改变世界的行动。“要使客观世界发生改变，必须通过革命来完成。革命因此既可以理解为批判活动的一种形式，也可以理解为超越批判的活动。说它是一种批判，是因为它是不同于‘纯粹批判’或‘哲学批判’‘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是‘武器的批判’；说它是超越批判的活动，是因为它是‘物质的武器’，是把哲学变成现实、使哲学世界化的方式。”¹²这就从根本上弄清了“革命”与“批判”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为什么强调“革命的实践”？这说明他一开始就不想将“实践”理解为纯粹哲学层面的人的“对象化”活动。“实践”在这里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和政治的范畴，实践观则是一种变革世界的世界观。从这个视角理解“实践”，就能理解马克思依靠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崇高愿望，就能领悟马克思美学具有追求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此外，马克思所理解的“革命的实践”，不只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还包括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马克思明确提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¹³这就再有力不过地证明了，“革命的实践”包含着改变周围的环境，即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变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即改造主观世界。我们不仅要把“革命”理解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社会革命，还要理解为历史之人、现实之人的自我革命。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与对主观世界的改造相辅相成，追求社会革命与实现自我革命具有内在一致性。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也是对自身精神与心灵的洗礼与重塑。马克思的美学观就矗立在这二者互动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对“实践”概念更多的使用情况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除了考察《提纲》中“实践”概念的使用情况外，还须仔细考察写作《提纲》前后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使用“实践”概念的情况。

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践”一词的四处表述较有代表性，依次是：“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¹⁴这里的“实践”，与政治派别相联系，与“对哲学的否定”相联系。这里的“实践”与“理论”、“实践需求”与“理论需求”，也是相互区别的。

在1844年《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是这样使用“实践”概念的：“实际需要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在理论上完成，而是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因为实践才是它的真理。”“让渡是外化的实践。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基督教的天堂幸福的利己主义，通过自己完成了的实践，必然要变成犹太人的肉体的利己主义”。¹⁵这里，“实践”同“理论”也是严格区分的，甚至认为“让渡”也是“外化的实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践”概念使用得更多。比如，“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说：“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从拜物教就可看出，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¹⁶

这里，有几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即马克思不但把“实践”同“理论”相区别，而且将“实践的人活动”称为“劳动”；强调人通过“实践”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实践”也是“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实践”可以使自己的“感觉”成为“理论家”；“实践”可以做到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实践感觉”是由于有“对象的存在”才产生的；“理论的对立”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借助“实践力量”才能解决；马克思认为“实践”可以解答“理论之谜”，而这种“解答”要“以实践为中介”；工人阶级的“联合”就是“实践运动”；“人学”是在人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

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说：“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他自身的意识”。过去的哲学“未能通过实践来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所谓哲学曾经是超实践的，这只是说哲学曾经飘浮在实践之上”。“这种‘精神’既然把现实只看做一些范畴，它自然也就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面对这些精神的和实践的事实，‘绝对的批判’只是片面地看出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精神的不断破产”。“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犹太精神的发展“不是在宗教学说中，而是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这种实际的犹太精神正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的实践”。“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人们之所以能用18世纪的唯物主义理论来解释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仅仅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用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形态来解释的。这种生活所关注的是直接的现实，是世俗的享乐和世俗的利益，是尘俗的世界。同它那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任何有别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别于理论的实践……”“（共产主义——引者注）这一运动将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希望的那样以纯粹的、即抽象的理论为归宿，而将以实实在在的实践为归宿，这种实实在在的实践决不会为批判的那种绝对的范畴耗时费力。”¹⁷

在这里，我们发现，马克思继续坚持观念（如平等）是“实践”的产物，强调哲学应通过“实践”来干预事物进程。以往的哲学只是“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亦即不及物的“实践”，所以说它是“超实践”的，是“飘浮在实践之上”的，是把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把“改造社会的事业”也变成了思辨的“大脑活动”；强调“实践”是跟工商业相联系的；“思想”本身“实现”不了什么，“思想”要想“实现”，就得使用有“实践力量”的人；神学和形而上学之所以在“实践”面前威信扫地，是因为“实践”是“唯物”的；未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会以陷入抽象、纯粹的理论为归宿，而将以实实在在的“实践”为依归。

在《提纲》稍后，于1845年秋—1846年5月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¹⁸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讲，“实践活动”出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语言”是“实践”中产生的意识；分工形成之后的“想象”意识跟“现存实践意识”是不同的。马克思尤其把“实践”问题提升到“历史观”的高度，认为要从“物质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而不能从“观念”出发去解释“实践”。

通过以上的详细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在写作《提纲》之前还是之后，马克思都是把“实践”概念严格地放在历史范畴之内的，从来没有过认为世界一切的“统一性”都离不开“实践”的观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虽说内涵丰赡，但它终归是“工具”、是“运动”、是“力量”、是“中介”、是“劳动”、是“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与思辨的“大脑活动”相区别的东西。“实践”就是人涉及对象性的各种生产活动。所以，在我们探讨马克思美学思想时，应力戒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的脱节与失衡，应以扎实的文本研究为基础进行准确深入的解析。如果自觉不自觉地用“实践”去替代“物质”，把“实践”看作“本体”或“本原”，那就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初衷。

“实践”范畴成为一种解释原则

人们常常征引《提纲》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¹⁹这句话，用以说明“实践”范畴在美学理论中的重要性。可是，人们对其中“实践”范畴的理解，却明显存在分歧。譬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实践”就是人的各种活动本身，所以要从人的实践特性——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和目的性等——出发来解释各种美学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意见直接把“实践”视为一个被描述的对象，视为一个实体性范畴。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应该说既对也不对。“实践”当然可以作为贯穿各种美学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但倘若将“实践”只当作“实体”，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理论意义上的阐释原则，那就与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本真意义有了距离。

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运用“实践”概念（范畴）时，除了强调其特征与作用外，还特别注入了思维方式的意涵。我们只有将“实践”范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²⁰去思考美学问题、思考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和方法论才会出现。把坚持实践是实体性范畴的观点同坚持实践作为思维方式的观点区别开来，这是马克思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与实现思维对象的变革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关键在于这里的“实践”超越了“实体”或客观意义上“关系”的范畴，从根本上成了一种“阐释原则”。以“实践”概念的辩证内涵与价值旨归为核心的阐释法则，是从人的现实本质、人的内在矛盾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各种对立出发的，或者说是把辩证法注入了美学唯物论，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美学观。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化，是对马克思带来一场什么样的美学变革这一问题最有力的答案。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克思从来不使用“本体论”这个概念，他使用的是“世界观”这一称谓。什么是“本体论”？按照哲学界传统的说法，“我们可以把本体论理解为关于现实世界的最后存在基础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²¹这种说法，堵塞了以认识论否定本体论的可能，否定了以实践论取代世界观的可能，也否定了以实践论（认识论）来取代本体论（世界观）的可能。眼下不少美学理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实体”的意义上去理解“实践”范畴，并合乎逻辑地认为马克思美学的革命性变革首先就在于把“实践”引入“本体”，把“实践”提升至世界“本原”的位置。各种形态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就是这样出现的。

可是仔细想来，这种“实践本体论”的阐释路径，是有明显欠缺与漏洞的。如果我们把“实践”纳入“本体”或“本原”之列，那就又陷入寻找事物（世界）“本体”或“本原”的形而上学循环，依然没有跳出历来旧美学的窠臼。因为即使把传统美学理论中作为“本体”和“本原”的“物质”或“精神”替换成人的“实践”，也没有改变思维的方法，只不过是改变了存在的根基而已。这种美学表面上反对任何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其实不然，它还是有“本体论”思想的。“它否定或怀疑自在之物的思想、否定客观规律的思想就是本体论思想。”²²这种美学，无疑模糊了“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实践的”唯心主义的界限，使自身重又陷入西方旧美学阐释之路的困境。

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倘若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作为美的事物的本体（本原），那么，真实存在的本体就无法解释了。传统美学——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正是以这种逻辑向“实践本体论”美学发起了诘难。这时，“实践本体论”美学只能做出这样的辩解，即“马克思并没有用实践把物质从本体论中排除出去，并没有用实践本体论去取代物质本体论”²³。如此一来，“实践本体论”美学的解释原则就暴露出内在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难道马克思的美学理论中有两种“本体论”？难道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学说中有两个世界“本体”？难道马克思的美学变革要用“实践”和“物质”两种本体论来加以解释？显然这是说不通的。

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实践是人类有目的的社会认知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包括完成目的在内的追求意义和价值的活动。“实践是主体和客体两种物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目的、手段、结果是实践的基本要素。”²⁴“实践”不仅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且是这种存在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普遍性的最现实的表现，是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活化状态。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论的能动性观点正确解释和规定“实践”内涵，从主体性原则去认识“实践”，把实践当作人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最基本方式，以科学的实践观作为建立新美学的基础，这样才能看清马克思进行美学变革的实际意义，才能正确把握其美学思想的精髓真谛。也就是说，将本体论（包括历史观）同认识论（包括实践观）内在地统一起来，才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真实面貌。如果对“实践”范畴的解释不能吻合唯物主义历史观，那么无论怎么说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都是难以成立的。恩格斯说得好：“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²⁵可见，坚持世界物质统一性才是坚持了实事求是。

“实践”不是书斋里的沉思，而是感性及物的活动。“实践”概念源于古希腊，早在荷马史诗中就有零星的使用。在其后古希腊的哲学著作里，“实践”作为一个普通词汇被广泛用于表示各种事物的活动，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实践”被提升为与人的本质相关的概念，他明确认为在动物中只有人会实践，我们不能说其他动物也会实践。感觉不是实践的本质，其他动物也有感觉，但没有实践。由此，“实践”就从各种活动中分化出来，成了一个对人进行反思的基础性概念。人们围绕“实践”概念对美学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就意味着对它本身蕴含的特定认知框架和思维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指“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指社会的历史的活动，马克思是不赞成把神秘玄想或抽象思辨以及动物式的类存在物活动纳入“实践”范畴的。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时对“劳动生产了美”的论述。他说：“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²⁶在这里，马克思没用“实践”概念，而用的是“劳动”和“生产”概念。不过马克思讲过：“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²⁷。可见，“实践”与“劳动”、与“生产”是相通的。这里的“美”在排比句中与“畸形”相对，说明美是属于“正常”和“合理”范围的事物。这里的“美”是人“生产”出来的，而不是主观先验判断的产物，不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这就颠覆了千百年来传统美学的观念统治。

为什么“劳动”能够生产“美”？恩格斯下面这两段话可当作一种生动而具体的解释：“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但是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只是整个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益于手的，也有益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是以二重的方式发生的。”²⁸在这段话里，恩格斯讲了四个“由于”——“由于”劳动、“由于”适应新动作、“由于”特殊发育的遗传、“由于”遗传下来的灵巧性要不断以新的方式去应用于新的更复杂的动作，人手的功能才得到高度完善。这就从发生学的角度通过“劳动”推导出人的审美能力的生成过程。因为只有人才有能“劳动”的手，对于人来说“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整个机体的一个肢体。所以，从手的“完善”过程来说明人的审美能力的产生与发展，要比从“思维”“理念”或“意象”角度说明这个过程要可信得多。

在“劳动生产了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阐释不是静态的，而是同人的存在和历史演进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了劳动对于人本身的创造性意义，确证了未来劳动将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²⁹，通过揭示劳动对美的事物生成的巨大作用，超越了“实践-劳动”二元论的逻辑传统，赋予“美”这一概念以历史性因素。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在塑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自然物只有转化为劳动的产物、成为人的需要之物时，它才具备成为审美对象的条件。在马克思这里，“劳动”对自然存在物的实际作用，能将人的主观需求和自然物的客观属性相联系，“在劳动的展开过程中，人对自然对象的占有不是直接地否定对象，而是赋予对象以人的存在形式，促使其成为以人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物”³⁰。这正是“劳动生产了美”的具体意涵，也是审视对象审美特性的美学方法论。

如何理解美学上的“实践唯物主义”？

前面我们讨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实践”一词的使用情况，这里有必要把其中的另一段话拿出来讨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³¹这是马克思实践观和美学观的本真表达。从哲学上讲，这是新唯物主义的鲜亮底色；从美学上讲，这是实践美学观的坚实根基。正是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把关于“人的审美何以可能”的理论迷思，创造性地转变为关于“人的解放（包括审美解放）何以可能”的命题；正是在这里，“实践”概念才成了马克思哲学和美学的基本理念与范畴；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³²的题旨，得到了有效的诠释。

那么，我们能不能从这段话里得出实际上存在一个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甚或是更高层级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结论呢？我认为是不能的。理由如次：一则，从措辞上看，“实践”一词的后面是加了“的”的，表示“实践”是“唯物主义”的定语，而在“实践唯物主义”概念中，“实践”则成了主语；再则，这里“实践的唯物主义”后面，还有一个“者”字，表示的是“人”，而非指学说；三则，这里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表明的是两者的一致性，“即”只能是“也就是”的意思。反过来讲，“共产主义者”肯定是“唯物主义者”，但“唯物主义者”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者”。只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诉诸行动的唯物主义者、“新唯物主义”者或“现代唯物主义”者——亦即“辩证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方可成为“共产主义者”。最后，“共产主义者”的全部使命与职责，是“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就把“实践”的底蕴和根本的内涵揭示了出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欲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³³。

如果这个分析逻辑大体没错的话，那么，将“实践”作为修饰“唯物主义”的词汇，将“实践”放在“历史”的大范围内，恐怕要比从这段话里抽象概括出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学说，甚至认定它是马克思对其哲学思想的唯一命名，³⁴将其凌驾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之上，要确切得多、符合实际得多。那种从这段话中任意推导出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美学”的做法，同样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在这种意见里面，马克思所说“唯物主义”中的“物”，就是“实践”，而非通常所讲的“物质世界”。这种后人的建构，实际掏空了马克思美学中固有的唯物主义精神，同时也窒息了马克思美学辩证法的灵魂。

我同意有学者这样的看法：“‘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名称完全是后人的逻辑引申，绝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原文的意思很清楚，在于指明共产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实践性，即革命性。这里的共产主义者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空想共产主义者，科学的共产主义者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这种历史观的思想体系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最早的系统论述。他们在这本书中还未完整地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名称，但已把它与唯心主义历史观对立起来，一般简称唯物主义，有时称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以区别于法国的或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如果我们硬要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中引申出‘实践的唯物主义’，显然，这种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实践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³⁵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就在于它忠于文本，在于它清楚地表明这种引申出来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决不能理解为“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毋宁说是在“实践”这块客观性的土壤本身中滋生出来的主观性的杂草。

我们知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紧接着这节开头引述的那段话，马克思还说：“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是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费尔巴哈——引者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³⁶

如果我们把这些话与其上下文联系起来考察，领悟和分析这些话的学理指向与论述逻辑，那么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依然是在强调人类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巨大作用，并没有把“实践”与“客观世界”相等同。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并不依存于人的实践活动，相反，自然界是“实践”赖以出现和继续的前提和条件。这是承继自费尔巴哈的观点，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加以否定。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主要是指他不了解真实的历史，不了解“实践”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所以，他得出结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³⁷这里还有一处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那就是对应前面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表述，又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的概念。同是“唯物主义者”，其前缀发生了变化，明确地将“实践的”换成了“共产主义的”，表达的意思又完全一样。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这里的“实践的”同“共产主义的”是通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若讲“实践的唯物主义”，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这就彻底堵塞了引申或抽象出区别于唯物史观的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的任何可能。

马克思实践观对传统美学的变革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从马克思使用概念的沿革来看，他在成熟期是弃用“实践”概念的。在《共产党宣言》（1848）、《〈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资本论》（1867）和《哥达纲领批判》（1875）等这些重要著作里，“实践”一词几乎不再出现，集体缺席和退场了，马克思转而用“生产”“劳动”“革命”等概念来表述人与对象之间的活动关系。这不是马克思的术语偏好，而是他的理论科学性的必然结果。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讨论马克思实践观对传统美学变革的作用呢？这是因为，后来的一些核心概念（如“劳动”“生产”“创造”等）大多是在“实践”概念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我们回到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原意，就是要重新激活它，使被传统美学神秘化了的概念辩证法转化为实践辩证法的内在环节，而不是“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³⁸。马克思正是通过“实践”这个中介性范畴，才把关于美的真理从主观认知还原为客观反映，揭示出美的事物及审美的本质。所以，讨论马克思实践观对传统美学变革的巨大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建构具有全局性意义。

马克思实践观对传统美学的变革有多方面的表现。但我认为，最集中的表现是在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论方面。具体来说，是马克思把发展观念赋予了美的历史，让辩证法渗透于整个审美实践。由于马克思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以“实践”（“劳动”“生产”）作为考察的逻辑前提，并将美学思想牢牢地浇筑在这块稳实的根基之上，这就把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从审美领域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里驱逐了出去，使他的美学思想本质上成为新历史观的一个分支。一元论历史观（即社会实践观）在人类美学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审美主客体的生成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宣告了旧美学的终结和新美学的滥觞。马克思美学所要研究的是人对世界的审美关系、审美意识及审美活动，而这一切的产生与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决定的。这就证明了“马克思在经济学著作使用的术语和范畴实际上都带有美学性质”³⁹。这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特色，也是它的理论灵魂。

传统美学——无论唯物还是唯心的——都是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与审美的关系问题，始终僵持于自然本体和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并以“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去说明二者的统一，这就造成了经验世界（事实）与理念世界（价值）之间的矛盾。这种思维方式在此岸的经验世界和彼岸的理念世界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执着于“此岸”的美学，只承认感性经验，认为感性经验之外无真理；执着于“彼岸”的美学，只承认理念，认为理念之外皆假象。这就导致了美学史上出现两个相互对立的流派：经验论和唯理论。例如，笛卡尔和康德都试图解决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矛盾，但没有找到能够沟通二者的桥梁。笛卡尔把世界划分为实体与心灵，由于无法解决其间的冲突，不得不在实体和心灵之上搬出“上帝”；康德看到了经验世界中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并把它们归结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二律背反”，希望通过先验绑定“实践”和“自由”来加以解决，但他的“实践”仅指“道德实践”，被分裂的现象界与物自体之间的矛盾仍被搁置；黑格尔是把“实践理性”的意义扩展到了认识领域，但他认为让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是“概念世界”；费尔巴哈将“人”而非“绝对精神”或“上帝”作为美学出发点，认为美、艺术和宗教都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可在他那里的“人”却是抽象的、自然的、直观的。

马克思则完全不同，他是从颠覆与改造上述观念入手的。通过引入作为感性活动的“实践”范畴，马克思在“事实”与“价值”之间筑起彼此沟通的梁津，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直困扰传统美学的理论难题。这是理解马克思美学革命性变革的一把钥匙。它超越了传统美学的“本体”论述，转向以“实践”为核心的现代唯物主义来说明美学问题。由于马克思认定“实践”是人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属于过程性、关系性和中介性的范畴，这样一来，“实践”也就具有了转变成一种对现实具有改造能力的思维方式的可能。

显然，“实践”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经过了“术语的革命”⁴⁰的。众所周知，“实践”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偏重于政治规范；在康德那里偏重于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实践理性”被看作在欲求能力领域内是具有“构成性先验原理的理性”⁴¹；在黑格尔那里则偏重于“绝对理念”活动的规范。可是到了马克思那里，所有这些都被“扬弃”了。他把“生产”行为认定为“实践”的主要规范，美学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也发生了改变。传统美学所要回答的是“美是什么”“审美是什么”的问题，所要解决的是美的发生与演变问题。马克思则将美学的重点放在了“人的解放（包括审美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上。他通过考察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厘清了“实践”与“本体”的层级关系，以崭新的面貌构建了自己的美学话语体系。

马克思的美学思维方式，是超越了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的，是解答了人的审美意识的真实性及其面对环境的能动性问题的。显然，马克思的实践观把唯物主义推向新阶段，但其思维方式又“并不意味着构建一种实践本体论的新形而上学”⁴²。因为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一种客体上的“关系”范畴，而是哲学与美学意义上的阐释准则。拒斥实践观的唯物论解析，会使“实践”沦为主体设定客体、主体自我外化的主观活动，沦为从个体需要和人性诉求出发的意志性活动，沦为排斥客观真理和科学认识的实用主义。⁴³利用“实践”这个词所携带的语义负荷，抽离语境，泛化属性，构建出一个人本主义或唯心主义的美学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所不取的。

从哲学和美学史上看，用“物质”规定“实践”，认为“物质”是“实践”中更为深刻、普遍的本质，“实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以“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物质生活过程”等提法来揭示“实践”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社会存在等的物质性，揭示“物质前提”对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制约性，以“物质实践”的历史观对抗直观的、唯心的“观念化”历史观，这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是一场把唯物论发展成历史观、把辩证法注入精神历史的革命。诚如有学者所说：“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理论，则不仅在于它把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诸种关系扬弃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而且在于它揭示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它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去说明科学、文化、艺术、宗教和语言的历史，说明由它们的交互作用而构成的人类历史存在的进步性、局限性和正在展开的可能性，从而为人类找到了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本。”⁴⁴这种论述说明了马克思实践观对美学变革的巨大价值。

审美形式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而且也需要实践基础。马克思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实践”不仅从客体方面提供了审美的认识对象、物质手段及检验其合理性的标准，而且从主体方面揭示出人的审美认识形式发展的现实依据。正是因为审美的感性实践逻辑不断内化为思维运演的逻辑，审美本身才具有了愈来愈宽广和深入地把握现实的功能。由审美活动的探讨，我们同样会发现，马克思的论述为解决审美对象问题提供了指导线索，大大扩展了审美研究的范围，除了人的精神生活（主要是文化艺术生活）的审美活动外，还包括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领域中的审美活动。这样就恢复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长期被分割开来的审美整体，形成了马克思特有的大审美观。

在马克思的眼里，“实践”尤其是“生产”和“劳动”，已经不是一个像“物质”或“精神”那样的可以抽离出来的“世界之砖”。人们无法指着某物说“这是实践”。“实践”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人类能动地（即创造性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一切客观存在的社会性活动。“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三个基本特征，是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浸透着唯物主义精神。所以，我们不能再用“解释世界”的旧美学范式去理解一种旨在通过实践去“改变世界”的新美学范式，不能企图用旧的美学框架来封装新的美学原则，不能因“误读”或“虚构”将一场美学范式的革命又重新拉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竞技场中。马克思美学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提供了关于审美世界“本原”的又一个答案，而在于超越本体论式的提问本身，将美学的焦点从追寻那个抽象、超验的“实体”，转变到分析具体的、历史的审美创造和艺术生产过程当中。当我们懂得了美是一种价值，懂得了“劳动生产了美”，懂得了“艺术生产”⁴⁵的共性与个性，懂得了人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能“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⁴⁶的时候，一种新的美学就诞生了。这正是我们理解马克思革命性美学变革本质的入口。

实践的辩证法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的实践过程就是历史。马克思手里攥着的思想武器不是别的，就是这种实践辩证法。卢那察尔斯基曾经公开主张应从方法论上去重新认识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科学体系问题。他说：“我们应做象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居维什那样，凭一块颚骨或肩胛骨就能重塑出整个动物。”⁴⁷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了马克思美学辩证方法本身就要求从审美主体的活动出发去体认自然与精神、客体与主体的交互作用及辩证转化。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像黑格尔那样仅仅把“概念”作为客观主观化和主观客观化的“中介环节”，以“概念”自身的生成和外化去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真与善的统一，把“概念”的发展变成“无人身的理性”自我运动，那就把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神秘化了。

马克思则把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概念辩证法”转变为“实践辩证法”，不是用概念的辩证运动去说明人的审美实践，而是用人的审美实践去说明审美概念的辩证发展，将观念中的新客体转化为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现实新客体。诚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⁴⁸我们用这段话来说明马克思美学变革的路径，同样十分恰当。

马克思的美学辩证法是要求把人从抽象的审美制约中解放出来，从粗鄙的欲望统治中解放出来，从庸俗风气的熏陶中解放出来，把受传统观念控制的所谓审美独立性与个性转化成审美主体的独立性与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辩证法对每个已经生成的美的形态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但对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形上追求”和本质主义习惯是予以肯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终极的美”或“最美”都是不存在的。人类在自身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关于美的认识，既有进步性也有局限性。“美”同“真”“善”一样，其真理性是个过程。当我们以这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构建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一方面要坚持对“本体”思维方式的扬弃，一方面也要坚持在理想召唤下锻造面向审美现实的批判力量，这也是一个应当秉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