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皇汉”与民族问题

文/故国人民

 

1.本文的目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批驳网络上出现的一种被称为“皇汉”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用批判“皇汉”的靶子，对当代的民族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论述，以期在21世纪的与20世纪不同的独特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传播马列毛主义。

而时代背景是怎么样的呢？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告别革命”的时代。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当阶级斗争教育被放下，人民群众就失去了斗争的目标，但现实的困境，又迫使人们去找到一个“敌人”，我们的现实生活总是如此的困难，劳动得不到合理的报酬，成果总是被他人篡夺，一腔热忱总是得不到回报，但真正在欺负我们的坏人和那些压迫我们的阶级，我们又无法打击，于是一个应当存在的“敌人”应运而生了！

这个“敌人”不能太过接近，因为这样就不再神秘。这个“敌人”也不能太过遥远，因为这样就会虚无缥缈。这个“敌人”最好是一个认知所能及，但是又脱离于主流叙事的存在。

与此同时，科学最大的伟大，就是它砸碎了一切对于确定性的信仰，世界不再是神明掌中的玩物，不再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明，科学让人类去拥抱了不确定性与概率。但是过于快速的发展，使得人们又不得不面临在工业化与现代化中的边缘化感和不安全感，而任何人都需要一种信仰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感。而这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失去主体性、被社会原子化后，对“确定性”的疯狂抓取。这不仅是民族主义，也是当代各种极端思潮（如赛博玄学、阴谋论）的共同心理土壤。

因此，这种“敌人”也不能不确定，因为这样就难以党同伐异。而其他民族，恰好成了这种最好的敌人。他们就这样陷入了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他们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西方的一切文明都来自于中国！明朝的时候就已2经有工业革命和蒸汽机了！都是西方人和满清联合起来抹杀了这些科技！如果没有这种邪恶势力，我们怎么会天天996呢？我们早过上像欧美那样的好日子（在他们眼中)了！

看看这种“觉醒”！这正是21世纪民族问题的难解，资本主义正在穷尽一切方法分化无产阶级，试图将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甚至不同看法的无产阶级分化成一个一个小块，而民族问题就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

2.什么是民族？

想要了解民族问题，就一定要先了解什么是民族。民族不同于氏族，不同于部落，不同于种族。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的共同体，部落是由多个血缘相近的氏族或族组成的共同体，他们是血缘性的，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的人们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是一个社会性的组织，一些部落甚至出现了比较初步的政权性。

这些社会组织是在原始社会时期出现的，其中一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仍然存在，也就诞生了我们所说的“直过民族”。

种族则属于生物学人种学上的特征，即黑人白人黄种人的分类，一个种族中可以有很多的民族，比如蒙古人种（即黄种人)中，就有蒙古民族，大和民族，中国的数十个民族等；一个民族中也可以有很多种族的成分，这一特点在一些融合的民族中特为常见，如美利坚民族就包含黑人、白人和黄种人三种种族。

一言以盖之：民族是文化性、社会性的，而种族则是生物性的，民族的隔阂会在融合中消失，而种族的隔阂则不会快速消失，它将存在的比民族隔阂更久。

那什么是民族呢？据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不就称其为民族……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这个定义怎么样呢？应该说基本是正确的，最起码在应对欧洲社会的民族问题上是比较完备的，但是在应对于中印这种有数千年的民族交往历史的国家，对于美澳这种新兴的移民国家，无疑是有一些缺点的。

比如说共同的语言：以中国为例，汉族中有着多种方言，其中吴语、闽南语和粤语与官话差距是很大的，从语言学的互通度上，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独立的语言，这些语言与官话之间的差距甚至比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还要大，但是难道能将吴语、闽南语和粤语的使用者单独列为吴族、闽南族和粤族吗？（虽然在当代的互联网语境中，粤语被部分人赋予了强烈的分离主义色彩)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认为这三种都属于方言，那么印度的主体民族“印度斯坦族”也存在大部分人使用印地语，少部分人使用乌尔都语的情况，这是公认的只有口语能够互通的两种语言，因此，斯大林“共同的语言”这一定义便出现了不适用的情况。

比如共同的地区：在美利坚民族尚未诞生时，在十三殖民地的英国人和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无疑出现了一种同一民族不同家乡的状况，这一状况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移民国家，但是这种状况也是民族诞生中的一个阶段，总体来说还是没有违背于关于共同地区的论述的。

比如共同的经济生活：我们经常能看到同一民族却没有统一的经济生活，比如南北朝鲜，就是这一例子的展现。

比如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现象的违背通常是局部且细微的，例如在汉族中，不同地区的汉族人显然有着不太一样的文化和心理素质，这一现象也是当今很多地域歧视的来源，但正如我所说，这种违背是局部且细微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一论述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我们能明显的看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有其局限性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定义，这是基于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观察，不是一种“不可逆的普遍真理”，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一种错误的定义，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民族问题，都应该是基于这一定义的发展。

那么中国的民族定义应该是什么呢？某会议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民族内涵最新的阐述，也是笔者认为最符合中国状况的阐述，它解决了我上文的这些问题：即民族首先是人们自我认同的归属，其次才是基于共同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稳定大群体。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

我们接下来对于“皇汉”这一群体的论述，就要围绕着这一命题。

3.“皇汉”的起源及其发展

“皇汉”这个词一开始并不指这帮极端民族主义者，而是一种对于汉朝的一种别称，在辛亥革命前后更成为了一种主张民族解放的政治符号，而是因为有一群极端民族主义者以这个词来自称，才导致的这个词被污名化。

而所谓“皇汉”的历史，就是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通过各种手段，排挤、清洗“温和派”和普通的“汉民族文化复兴主义者”，不断“纳粹化”的历史，“皇汉”这个词语的污名化，正是他们自己的杰作。

因此，接下来我不会使用“皇汉”，因为这是对于这一中国历史上长期使用的词语的污名化，而是使用更直白的极端汉民族主义者或极端汉本位者称呼。

3.1 大汉民族主义

这种极端汉本位并不是近几年甚至几十年里才出现的，而是长期以来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就批评过大汉族主义，并鲜明了点出了他们的本质：“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

这种大汉民族主义无疑是极端汉本位的起源，但是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乃至进入到新世纪之前，这种声量显然是不算大的。

新世纪之初，中国的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一部分中国的进步分子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清”化，即清朝的马褂形象正在占据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于是他们开始了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场系统性的“汉文化复兴运动”，即汉服运动。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呢？这是一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伟大的文化爱国运动，这场运动试图用强盛的汉唐形象代替羸弱的清政府，并且的确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民族面貌。可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大汉族主义复苏的一个“温床”。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汉服运动本身不是一场极端运动，而是一场毫无疑问的进步运动，再进步的运动也会有它的副作用，如果想要将极端汉民族主义的复苏怪罪到汉服运动上就大可不必了。

就这样，在私有制与阶级分化的死灰复生和汉服运动的无意间推动下，汉民族主义不断极端化，但此时他算不上一种政治派别，算是一种思潮，因为一个政治派别一定要回答三个问题：

“我们是谁？我们何以至此？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不能回答这三个问题，听起来再完整的理论也只不过是一种思潮，如果能够回答这三个问题，那么听起来在残缺的理论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派别的指导思想。

比如，对于共产主义来说：我们是谁？我们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群众；我们何以至此？因为有剥削阶级的压迫；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后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我们是谁？理性、平等的个体；我们何以至此？权力滥用、传统专制与机会不均；我们要做什么？最大限度保障个体自由，同时维护秩序与基本公平。

即使对于以魔怔抽象，奇异搞笑著称的斯拉夫异教，也可以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以著名的英格林派为例：我们是谁？我们是太空优等民族斯拉夫雅利安人的后代；我们何以至此？因为有外星双性恋犹太扶她灰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复兴斯拉夫雅利安国。

因为这三个问题代表了政治派别的三个要素：自己，敌人，目的。

而大汉民族主义不能很好的回答这三个问题，或者说一切民族沙文主义本质上都是情感性的，在不与其他思潮结合的前提下，是无法独立回答这三个问题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尚且能回答，而对于第二三个问题，民族沙文主义虽然能给出回答，但却相当空洞宽泛，如：我们何以至此？因为我们没有优先本民族。我们要做什么？优先本民族。

这种东西是无法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纲领的，民族沙文主义必须与其他的政治思潮结合（比如法西斯主义就是民族沙文主义与极权主义、极端种族主义的结合）

幸好，阴谋论和“明粉”能够帮助这些先驱们。

3.2 阴谋论

阴谋论有两个主要的分支：深层政府论和伪史论。

深层政府论，指的是这些阴谋论者认为世界实际被一个深层政府掌控，这个深层政府有的时候是犹太人、有的时候是共济会、有的时候是蜥蜴人、有的时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一观点出现的比较早，但是最早的“世界魔头”是谁，已经不可考。而关于深层政府论在极端汉本位主义发展中的影响，我会在后面进行更详细的叙述。

伪史论，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于17、18世纪的疑古论，但是此时更多是一种宗教辩论的产物，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著名阴谋论者福缅科（不得不说福缅科的水平远胜于他在中国的学生），他提出过许多堪称“奇妙”的理论：金字塔伪造论，长城防俄论，古希腊虚假论，俄罗斯中心论。

而非常巧妙的是，我们伟大的“爱国者”们，也拥有着一套相似的理论——不过要把所有的“俄罗斯”全部换为“中国”。

21世纪初，这种思潮传入中国，但初期反响不大，在2013年，何新的《希腊伪史考》出版，伪史论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并出现了属于自己的信徒。

中国的伪史论分为两派，一派以何新为代表，他们认为欧洲在文艺复兴前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在文艺复兴后欧洲为了建立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补”的作业，这是激进派，而保守派觉得激进派太保守了，他们认为西方哪有什么文明成果？都是从中国偷去的。

当然，任何网络团体，大概都缺少科学理论的指导，极端化和“瓦房店”化也就难以避免。因此在当代伪史论者眼中，西方的科技水平大概能与猴子争雄吧！不过假设西方真的15世纪才爬下树，仅仅三四百年就可以打败万物起源的天朝上国，属实恐怖如斯！

在以黄河清、何新为首的伪史论信徒的眼中（当然他们并不会自称为“伪史论”，而是一个很有趣的名字——“西史辩伪”)“亚里士多德”是《永乐大典»的化名（这其中需要一个非常巧妙的谐音论证）金字塔是拿破仑所建（拿破仑不愧是一代军神，在埃及可以一边与英国作战一边修建规模巨大的金字塔）古希腊是假的，根本不存在，因为粮食不足够（也许在他们眼里，肥沃的尼罗河河漫滩并不存在）

多么周密的论证，当然，如果它们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就更好了。

这种思潮当然迎来了诸多批判，因为它的缺点实在太过明显：这种理论没有任何的史料依据。比如，他们声称西方将《荷马史诗》作为信史，但这种情况只存在于他们嘴里；他们说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都是中世纪伪造，但是却对完整的传播链视而不见……诸如此类，难以一一细举。

即使抛开一切的史料不谈，因为他们自然可以也的确声称：“这些都是伪造出来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还有一件：唯史论的目标总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充其量为古希腊，连古罗马都涉及不多，英国，法国的古代几乎不涉及，大概他们实在是不知道不了解。

况且，西方既然造假，为何不造在本土？反而千里迢迢跑去中东等地，充实外国的历史？大概他们都是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者！真让人感动。

不过，即使有了伪史论的强势加盟，极端汉民族主义的政治派别化也不算完成，只能算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至多又回答了“我们何以至此？”的一半，剩下的任务，就要交给“明粉”们了。

3.3 “明粉”

这里使用“明粉”而非明粉，是因为这里的所谓“明粉”不同于其他的朝代粉，喜欢的不是明朝这个朝代，而是“朱”，即明朝的皇帝。

其他朝代的“粉丝”们，多是吹捧该朝代，避重就轻，扬长避短，例如唐朝的粉丝，你总是能看到他们说贞观开元有多么的强盛，大有“忆昔开元全盛世”的架势，但是“国都六陷，天子九逃”的黑历史是不讲的；比如汉朝的粉丝，所谓“国皆以弱灭，独汉以强亡”“封狼居胥，勒石燕然”，但是桓灵二帝的昏庸是不讲的；比如清朝的粉丝，只讲康乾盛世的“秦皇不必筑长城，汉武不必悔轮台”，而1840之后的故事则绝口不提。

这是作为“粉丝”的正常心理，你在那些明星的粉丝群体中也能看到，只不过由于历史区的特殊性，难免会有扭曲史料的情况。

对于早期的明粉，也是如此，他们会说：“明朝的内阁与西方内阁实际上是一样的！”“明朝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了！”“都是满清误国！”这一情况，在《明朝那些事儿》时期极为盛行，这其中也有一些扭曲史料的情况存在，但是只是正常的朝代粉之间“撕逼”“斗法”。

但事情正在慢慢起变化。

所有朝代粉的起点都是“慕强”，但明粉要面对一个尖锐的矛盾：一个如此强大的王朝，为何最终会亡于农民军和关外政权？

唐粉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安史之乱，因为藩镇割据。

汉粉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外戚宦官轮流专权。

清粉也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不是清朝差，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碾压，他们大可以安心的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上。

不过明粉难以解释。

一边是当年明月为他们讲述的：“不合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刚烈叙事，一边是崇祯自缢、江山易主的悲剧现实。

于是，为了不让自己崇拜的王朝和君主形象崩塌，最简单的心理防御机制，就是将失败归咎于一个来自内部的、无所不能的“敌人”——文官集团。

为什么一个统一的中央帝国，会被农民军轻易推倒？ ——必须有人掏空了国家。

为什么满清能以较少兵力迅速鲸吞中原？——必然是汉人精英集体叛变。

这个牢笼完美锁定了那个唯一的罪魁祸首——在皇帝与敌人之间、掌握着帝国日常运作的文官集团。

更别提这种阴谋论是如此的“高智商”，跟其他朝代那种显而易见的“敌人”相比是如此格格不如，不愧是我所喜欢的朝代，连灭亡的原因都这样的与众不同！

就这样，他们开始美化每一个皇帝，朱元璋，朱棣这种自不用多说，必然都是千古圣君。明英宗被俘虏是因为边军被文官集团控制了，也先是来救驾的，于谦就是那个文官集团的首脑。历史记载里明武宗的那些荒唐事，必然是清朝的抹黑，“清修明史”吗！（仿佛不知道后朝修前朝史乃是惯例，并且《明史»中根本没有这些内容)而你说《明实录》？自然也是文官集团的抹黑。

嘉靖和万历不上朝也是政治大智慧，崇祯杀袁崇焕是因为他是文官集团的又一个新首脑，明朝的每一个皇帝都是圣人，黑料全是文官集团和清朝的抹黑！明朝灭亡，自然是因为文官集团下的黑手！

就这样他们逐渐走向了对皇权的崇拜，出现了跪拜明孝陵的事，甚至开始抨击民主等，乃至于出现下面这种东西（一部小说里的内容)：

里面朱标瞄准的那个人我想不用我多说，只需一句话：他们将新中国称为“后清”。

就这样，“明粉”们补足了政治派别画的最后一块拼图：我们是谁？我们是“大汉民族”。我们何以至此？满清，西方，文官集团等等。我们要做什么？迎回皇帝。

太完美了！极端汉民族主义，终于成为一种政治派别了！

3.4 合流与全面爆发

这种合流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三教合归儒”之类的融合，作为三种极端化的政治思潮，他们之间的融合不是和平的，而体现出“夺舍”的特点。

最先被夺舍的就是最原始的大汉民族主义，夺舍他的是“明粉”，最终的产物是最早的极端汉民族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早期“皇汉”。

这个原因是简单的，大汉民族主义需要寻找一个对象，以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

这个东西一定要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些人也会拿纳粹德国作为精神寄托，但这里笔者将其看作是新纳粹主义的延伸，故不做讨论）不可以是元清两个少数民族王朝。而宋朝？尽管现在一些人开始大肆吹捧宋朝（原因我接下来会说）但是在他们当时看来，宋王朝武功薄弱，而文治又非他们喜欢的，自然不屑一顾。

如此汉唐明就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

“明粉”见此，虽然感到欣喜，但犹觉不够。他们需要把大汉民族主义彻底改造，进行一场叙事收缩。

“明粉”总所谓“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样汉朝和亲，不够刚烈，算不得好。

唐朝就更不要提了，不仅和亲割地，并且李唐皇室有鲜卑血统，还实行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简直和“团结人”（他们对支持民族团结者的称呼)坐到一桌去了！正因如此，有些极端的极端汉民族主义者，甚至否认唐朝，认为汉之后便是宋，宋有八百年，而唐王朝不过是一边远小国，但元朝是要存在的，否则朱元璋所谓“再造华夏”要从谁的手里再造呢？

通过这种手段，明朝成功打败了两个竞争对手，成为大汉民族主义唯一指定赞美对象，“明粉”也成功夺舍了大汉民族主义。

而后是阴谋论的二次夺舍，这个过程就相对简单很多，毕竟此时他们无法解释：如果中华文明的巅峰在明朝，那为何同时期的西方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科学革命？

于是阴谋论就提供了这个帮助：西方是偷的！都是满清干的！甚至连犹太人共济会的阴谋论都落后了，目前最流行的是“满遗”控制了世界（乾隆都不知道清朝那么厉害）

而网络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就会使的各派别之间相互倾轧，最后让最极端的派别赢得胜利。

于是我们所看到的极端汉民族主义就诞生了。

这一派别在2025年中随着网络博主“吃瓜蒙主”的出现，开始全面爆发，并创造了大量的极端化案例：

比如要推翻左派，征服世界，cos纳粹德国的…

比如有认为楼兰指的是欧洲的那一堆……兰

还有人认为土木堡在德国（他甚至觉得鹿鼎传更真实）

古代还有着比现代更发达的科技

中世纪欧洲猎的巫女是大明女医官

还有经典的用脚填数值

还有机械魔人李自成

还有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人是不是斯拉夫异教看多了）。

只要这样一对比，你就会突然觉得那些认为明朝发现了美洲和大明有君主立宪的人是如此的正常与温和，可惜，这些温和派早就被“抬旗”了：山海经里的扶桑就是美洲，你是不是要掩盖历史？你是不是在支持文官集团？

他们所用的方法名为索隐，实为谐音梗，由于他们的理论找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史料依据，他们也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这种方法让他们无需史料依据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超脱于史料了，用他们的话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过大多数凡夫俗子只能看到他们的大胆假设，而看不到他们的小心求证。

他们也不接受任何的反驳，如果你反驳他们的观点，轻则被“抬旗”，重则被扣上汉奸的帽子，然后又要说：“我本来是不信的，但看到有人急了，就不得不信了！”

看看这种精神胜利和盲目自大，简直是阿Q最好的子孙，鲁迅先生所说无错，阿Q的确是儿孙满堂了！

3.5 “皇汉”的内部派系斗争

1.南/北派

这两支虽然观点相差甚远，但是由于都属于早期“皇汉”的代表派系，因此放到一起。两者的区别简单说：北派要求扩张，扩大领土，南派要求缩边，放弃长城以北与青藏。目前两派均接近销声匿迹，北派部分转向了新“皇汉”，南派则转向了地方民族主义。

2.温和派

这一派其实很难算得上“皇汉”，因为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并不激进，只是对当今的民族政策不满，其中有一些主张的确有必要予以考虑（如将加分政策从民族导向转向地区导向或阶层导向等，具体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3.“左”派“皇汉”

这一派自称左翼，但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是极端的左和民族主义者合流的产物，这种思潮对于当今互联网的左翼宣传与现实中的左翼运动是极其危险的，是我们所最要注意的。

4.“明粉”“伪史论”（极端派）

这几派的具体笔者在之前已经阐述，因此都不重复了。

“皇汉”内部的派系斗争，总体来说是右派强过“左”派，激进派强过保守派，因为作为一种互联网思潮，不足够独特，不足够与主流背道而驰，不足够能吸引人，是很难进一步扩展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极端派几乎一统江山，南北派几乎销声匿迹，温和派被扣上“满遗”的大帽子踢出圈。

“左”派的发展是值得多说一嘴的，它的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左翼民族派的极端化，如果想要展开讲的话，也许就要写一篇新文章了，因此这里不做详细的讨论。但是任何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到最后都会排斥一切的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平等本身就是与极端民族主义要求的民族歧视相区别的，这从纳粹、斯拉夫异教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中都可以看到，只不过在欧洲他会表现为反基督教。在中国，由于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会表现为反马克思主义。

总的来说：“皇汉”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就是极右派一统江山。

4.中国的民族问题

我们之前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抨击极端汉民族主义，但我们也必须要搞清楚：为什么？

我们在第一节中很简略的提到了，但绝对是不够的，想要搞清楚中国的民族问题，就要抛弃第三节中的那种戏谑，因为那是抨击，而不是论证。

中国的民族问题，拥有着独特的脉络，这是与欧洲截然不同的。

在斯大林看来，欧洲有两种国家，第一种国家是英法一类的先有民族后有中央集权的单一民族国家，第二类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先有中央集权再有民族的多民族国家。

听起来中国的情况和俄罗斯很像？

但其实，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的说清中国的民族到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如果要问近代的中华民族那这个问题应当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是如果依照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民族定义，在秦汉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华夏族也可以算作民族。

这样看，中国是英法一类？

当然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建立的都叫“统一多民族国家”。

那是俄国一类？

当然也不是，中国的民族是比中央集权先出现的。

因此，我们必须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下一个新的定义：中国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长期融合形成的特殊多民族国家，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多数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一体（长期融合形成特殊多民族国家)因此在民族问题上迥异于世界其他国家。

这里的多数民族政权指的是华夏族刚诞生时出现的政权，即“夏”，而少数民族政权指的是历史上的众多“夷”。

有些人会说：“斯大林指出了英法也是由单民族国家转变为多民族国家的，为什么与中国不同呢？”

因为英法的转变是扩张，而中国的转变是融合。

这不是玩弄文字把戏，而是本质上的区别：扩张代表着历史上的民族压迫是单向的，而融合代表着民族压迫是双向的。

对的，笔者使用了“民族压迫”这个词，因为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去粉饰历史上的确出现过的民族压迫，我们要拒绝的是以这种历史上的民族压迫攻击现实中的同胞，更别提这种压迫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延伸，是两个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对立在底层上的表现，而非底层在根本上的对立。

同时，我们还要明确：什么是民族矛盾。

到底是民族的矛盾，还是以民族形式展现出来的阶级矛盾，这在笔者看来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依笔者看，应当是后者。

假设一个汉族地主，雇佣一个汉族佃户，这毫无疑义的是阶级矛盾。

但如果将这个汉族地主换成满族地主或是其他民族，难道就会变成民族矛盾吗？这一两个字真的有如此之大的魔力，以至于改变了同一事件的本质吗？还是说这仍然应该是以民族形式展现的阶级矛盾？或更准确一些，有民族色彩的阶级矛盾呢？

正如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宏观的、社会的、历史的矛盾都是阶级的矛盾。如民族矛盾，就是一种有着民族色彩的阶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民族色彩较浓厚，呈现为民族矛盾，而当这种色彩淡化或者是观察者透过现象，其本质的阶级矛盾就会显露出来。

诚然，我们应当承认文化，宗教等等也是很大的力量，在某些时候，他是有相对的独立性的，虽然这种独立性并不影响到阶级因素的决定性方面，但是当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时，也绝不能单单的考虑阶级因素，应当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准绳，根据具体的文化、宗教、民族情况，进行具体的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特殊时期，这种民族色彩是比较浓厚的，此时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而在绝大多数时期，这种民族色彩是淡的。

那在当代的中国，阶级矛盾有民族色彩吗？当然是有的，这种民族色彩是私有制与阶级不平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那在当代中国这种民族色彩浓吗？当然不，企业家剥削剩余价值时，会因为你是什么民族而有所区别对待吗？

这种民族色彩哪怕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的，中国较为完善的民族政策，让这种色彩是很弱的，而这种色彩也必然会在未来会到来的人民革命中得到解决。

如果有人对此提出疑问，那么笔者想问：“不看身份证，你能够分清你身边的人都是什么民族吗？”当然是不能的，正如李大钊所说：“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在长期的融合中，中国各民族早已一体，身份证上的民族几乎只存在于身份证上，空谈民族矛盾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要说：“那我们的民族利益呢？就这么拱手让人吗？”

“所谓‘民族利益’与‘民族要求’，就其本身而说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这些‘利益’与‘要求’就其有多少值得注意，是要看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发展向前推进多少或能够向前推进多少而定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没有讨论的价值，因为它对无产阶级只能造成分裂而非团结，因为它对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只能造成损害而非促进，因为它对中国的人民革命只能延后不能提前。

因此，鼓吹中国民族矛盾的人，如果不是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就是有别的心思。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及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都会离开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所谓民族自觉，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列宁

民族自决原则是支持对人民有好处的“分裂”的，蒙古独立的背景。是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持续的对蒙古的剥削与压迫。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民族中制造一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就像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不信任俄罗斯是沙皇制度的政策所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蒙古不信任北洋政府，不信任清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新疆西藏信任人民政府，因为人民政府切实的为他们带来的改变，他们能看到解放军到来以后切实的改变，他们也因此敬爱“金珠玛米”，想要骑着毛驴上北京去找毛主席。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根据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的。”我们不是“双重标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深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可以承认民族有分离权，但这还不是说，我对他负有必须这样做的责任。一个民族有分离的权利，但是随着条件的不同。他也可以不使用这一权利。”

5.怎么办：对策与教训

120多年前，列宁写了一篇文章，告诉我们该如何去搞社会主义革命。笔者不敢自比列宁，但也许能为当今的互联网左翼宣传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

（1）.“必须长期的用最充分的民族平等和友爱的精神来教育工人”。我们要广泛开展宣传，这个宣传应当是多角度的，要覆盖尽可能多的方面，并且不要假大空，痴迷于宏大叙事，要深刻联系到人民的生活，例如引导人民思考他们遇到生活困难的原因是什么，万不要空谈定义，要巧妙的结合“例子”比如讲解“剩余价值”的时候，可以用工人为老板创造的价值和工人得到的工资举例，讲解为什么“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时，可以结合“光靠打工是富不起来的”的经验之谈讲原因。

（2）.“只有各民族自己才有权消灭或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某一方面。”“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一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方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外界干预是行不通的，只有动员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有权力与力量去解放自己，来自外部的干预者很容易做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

（3）.“科学老早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证明了任何‘民族精神’都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我们在宣传时，应当避免一切类似于“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一类的词语，民族特点来自于该民族的社会文化，而非血统。

（4）.我们必须将反对民族不平等与反对封建势力，反对帝国主义结合起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迟早也一定要和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维护封建的民族政策，那就是走了邪路了。

（5）.论战是不能丢，不能停的，这种论战的目的不是说服对方，而是说服第三方，这是一种宣传，一种战斗的宣传，一种宣传的战斗，那些坚固的反动分子已经把他们那一套价值观方法论深化于心了，仅仅依靠理论宣传或者是事实的批驳，是破不了他们的龟壳的，因此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摇摆的第三方与不坚定的敌人。

（6）.“如果私有制和资本势必离散人们燃起民族的纷争，加强民族的压迫，那么集体所有制和劳动就势必使人们接近，摧毁民族的纷争，消灭民族的压迫。”我们要在推动彻底民族平等的同时推动新的人民革命，只有集体所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想在保留私有制和阶级不平等的情况下，彻底使各民族解放平等都是不可能的，在私有制和阶级不平等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一切决策都只能是暂时的缓解。

（7）.我们必须要小心这一系列策略在实践上滑向民粹主义的风险，如何防范这一风险就不在笔者的能力范围内了，只能将其提出，留给广大同志讨论。

（8）.最后在宣传之外，我们还要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进行整理，对一些历史问题做出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议，这是应当是重要的一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我们的主张与机会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分别开来。

6.结语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当代中国互联网上所谓的“皇汉”或极端汉民族主义者，其本质并非是“民族觉醒”，而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数字资本主义双重挤压下的产物。它是一个缺乏稳定阶级基础、被小资产阶级“原子化”焦虑所裹挟的群体。他们试图用“民族/族群”的身份政治，去掩盖和替代深层的“阶级/剥削”矛盾。这种思潮对于社会革命、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联合，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它不仅瓦解了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石，更在客观上充当了统治阶级转移底层愤怒的“泄压阀”。

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们？因为意识形态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必然去占领。当前，极端民族主义、阴谋论、伪史论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话语在公共舆论空间被迫退场。一旦这些极端思潮占据舆论高地，历史将被篡改，阶级斗争将被虚无化，群众的怒火将被错误地引向异族而非剥削阶层，后果将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

声明一下，本文并非一篇学术文章，也算不上政论文章，笔者受限于精力，所搜寻的资料并不全面，希望广大同志给予补充。

最后，借用毛主席两句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哦，还有一个惯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来源：壹月社，略有删减

编辑：石凝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