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还田让农民多花了哪些钱？

想种地，先碎草

“村里说，搞不过来了！给它打田里吧！”

赵海回忆去年秋收后，他曾跟村干部表示，希望秸秆离田处理，即请农机手来打捆带走稻草。他帮人种着几百亩水稻，认为这样摆脱秸秆最省事。但他许的愿还是落了空——村委没能为秸秆找到买家，村里大部分秸秆只能被迫还田。

今年6月，食通社走访湖南三个县，了解秸秆还田如何影响农民种地。我们造访的A村，就在去年刚刚经历了史上最严禁烧季。上级政府要求不能有任何火点。突然被强制要求还田，赵海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大半年，见识了以前种地没见过的奇事，也增加了许多支出。

A村位于湖南洞庭湖区腹地，村中耕地历史上由湖沙淤积而成，地势十分平坦，是水稻和油菜的主产区。围堤将村里的沟渠与外河水系隔开来，再以电排引水的方式进行灌溉。这几年里，村里开始发展小龙虾养殖业，稻田间分布着养虾沟，浅水映照着天空，时有白鹭在田埂间觅食。

往年水稻秋收后，农民都是听上级指挥、有序焚烧秸秆，然后直接把油菜种子撒到地里。也有人往地里放水养小龙虾。面对突然而至的禁烧令，农民首先要面对的是田里一层厚厚的、乱糟糟的稻草。

蹲下细看，这层“草”既有已经粉碎的稻秆和叶子，也有还扎在土里的稻茬（即根系和露出地表的短茎）。它们被专家形象地描述为“海绵层”。如果不能充分地翻入土壤并及时腐解，它们会阻碍油菜细小的种子扎根、长苗，造成减产。

根据农业农村部《2022年秋收农作物秸秆科学还田指导意见》，湖南北部水稻-油菜轮作种植区域建议选用带有秸秆切碎抛撒装置的联合收割机，在收获时，同步切碎秸秆，均匀抛撒，平均留茬高度小于15厘米。

但实际收割中，农机手为了省油和抢工时，留茬高度往往远高于15厘米。2023年第二轮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显示，80个水稻种植农田中，留茬高度都在40-60厘米之间。

而且随机抽查的下田收割机中，超过一半未安装秸秆切碎抛撒装置，这是因为带上一组用于粉碎的刀片意味着机器负荷更重，费油，一亩地至少多十块钱成本，作业时长也会增加。因此农机手往往会偷偷让它闲置，或抽掉一部分的刀片，只进行部分粉碎。

当地农口官员也无奈承认：外地农机手流动作业，利润本来不高，也赚不了本地还田补贴，肯定不愿意增加负荷和油钱。本地政府也很难管理他们。

因此农户们就出现两种心态：自己拥有农机的种地大户愿意割低一点——稻茬低，后续农事操作就更方便，因此他们不惜花费油钱和时间来整地；但对于小农户来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不愿意为了粉碎到位而再给农机手额外加钱，宁愿顶风作案偷偷烧掉。

A村村书记也承认，大部分村民的秸秆甚至连粉碎都没做，还是留着长杆，如果村里不给打捆运走，他们就伺机而烧。

如前所述，A村没能给秸秆找到买家，只能想办法解决这些长杆，于是和镇里协调，由镇里调来的农机再碎一遍草。当地人说，给农机手每亩的补贴或工费是30-35元。

碎草是把水稻秸秆再粉碎一遍。当地人在拖拉机后面挂上一节机头用于碎草。如果旋耕，再更换相应的刀片。

草太厚了，即使镇政府出钱，调度碎草农机，效果也不尽人意。

又因为这些农机是镇上派遣，也不一定听农户指挥。赵海的感受是：也就核心区认认真真剁碎了，其余地块，农机手“跑（干）完了就拉倒”。

至此算是完成了还田第一步，碎草。接着，A村农户如果下一茬要种油菜，还要再把粉碎了的秸秆旋耕到地里。旋耕机刀片深10厘米以上，更费油，但这个环节不再有补贴了，雇农机手80元/亩。以前可以焚烧的时候，只有种水稻前才用旋耕，油菜只需要开沟（30元/亩）。多出来的50元，需要农户自己出。

又叠加雨水而大幅减产，A村的农户们反映油菜不扎根、不出苗、易倒伏，许多人一亩地只收100-200斤（正常产量是300-400百斤）。

多花了80元

为了保产量，A村的解决办法是多播种。原本一亩地两包种子，有的地块能增加到三、四包。虽然作为油料作物，油菜种是国家出钱，但在A村村书记看来，也是花了纳税人的钱。此外政府配的种子不一定够，比如赵海就总还得自己再买一点。

他们也考虑应用前述《还田指导意见》中所说的秸秆免耕覆盖法，这样可以免去旋耕成本。但是撒到地表的稻茬薄厚不均，还是会影响扎根和发芽，许多农户并不看好这种方法。

而长沙附近的B村从2021年就开始还田了，并不旋耕。他们的经验“更丰富”——或者用本地人的话说，反复想了各种办法来解决还田带来的问题。

此前是先犁田，再起垄开厢、人工撒种，油菜扎根效果也不好。

如今他们摸索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稻茬割得更低。然后大户自己购入可以碎草、灭茬的刀片装置，悬挂在自己的拖拉机前部，补贴后一台大约5000元。这款刀片不仅能碎草，还能灭茬，也就是把埋在土里的水稻根茎也刨出来切碎。

最后，为了让油菜更好地扎根，他们使用条播机播种。碎草灭茬后，这款机械能一条龙完成施肥、播种、旋地和开沟——农业部门专门推广过，补贴后大概2万元一台。

不过，和A村相比，B村的碎草没有人出钱了，还田补贴一亩不到10元。大户碎完草后，向上申请补贴，能填平这一项作业的小半开支，但拨款现在还没批下来。

在两个村子多位农户的估算里，还田后，一季油菜多出来的碎草、旋耕和打药成本，大概在60-80元。而油菜每亩利润一般也就200多元。

有人直接弃耕了。A村一位大户有200亩地，偷偷烧了十几亩后就决定放弃——他的田块分散，旋耕机来回跑20公里种一点油菜不划算，又因为是刚改好的高标准农田，田土表面不平，旋耕成本比别人高，要120元/亩。最后，他把200多亩地都留给村集体种绿肥了。

虫害与酱油水

在B村走访过程中，前述农口官员不断在强调：秸秆还田能还肥于田。“不还田，打同样的肥料，产量肯定低些。”

但访谈中，没有一位农户真正减少了化肥使用。当着官员的面，还田了五年的一位B村大户只能委婉地说：是不是现在化肥肥力不如从前了？

或许是他们太担心产量会减少，而从不敢减少化肥用量。但A村一位小龙虾养殖户是亲眼看见，秸秆“肥”了水的——小龙虾吃的饲料明显减少了。他使用一款以植物乳杆菌为主的复合菌剂产品给虾池“改底”，配合红糖、菜籽饼，有助于池塘里的微生物、浮游生物生长，并间接促进池底有机物（比如残饵、粪便）的分解。

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按往年用量买的饲料，还远远未用完。小龙虾并不是能吃秸秆，但菌剂可能促进秸秆表面微生物的繁殖和有机物的分解，使秸秆形成可供小龙虾摄食的生物膜和有机碎屑。

但也有坏处。秸秆腐烂后，田里马上变成了黑不拉几的“酱油水”，又臭又脏，只要稍一搅动——“我的妈呀，臭气全出来了。”赵海说。

前述养殖户虽然省了饲料，但也承认，三天就得换一次水，在A村这个每家每户用水靠电排往沟渠里抽水的平原水乡，他的田地就在水沟旁，近水楼台，“一变色就换。”一季至少换了十几次水。

但更多养殖户不一定有这个条件，这几年，村里都存在外河没存水、无水可换的情况。小龙虾会得病、死亡，甚至还没意识到需要换水，幼虾苗已经捱不下去了。而增加泵和抽水设施，也都是花费。事实上养殖户也能得到每亩10元的“过腹还田”补贴，但快一年过去，仍未到位。

有得有失之余，所有人有目共睹的，是疯狂增加的农田虫害。

A村村书记回忆说，秋收时晚上开车到田里，一打开手电筒，密密麻麻都是虫。

一位A村种植户说，自己增加的80元种植成本，一半都用在了除虫。无人机按20元/亩收费，飞了两次。往年，他的油菜从来不用打药。

虫子不仅影响冬季的油菜，更影响春天至夏天地里的水稻。B村两位大户回忆，七八年前，二化螟（俗称钻心虫）虫害还不那么严重，不打药，虫子顶多吃掉几株稻，之后几年，却能让水稻颗粒无收。稻蓟马也越来越多，以前只祸害秧田，现在有稻草的地方，就有虫。

打药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以前，水稻灌浆时才开始需要打药，到稻穗“点头”时就不再钻进稻茎了。现在，插秧起半个月，就必须开始打品质较高的进口药，一路打到收割前，一季稻共打3-4道药。甚至有小农户一季稻打了八次，还没防住虫。“什么概念呢，20多天打一次，浸在农药里！”帮他收割的大户感慨。

农民和农业技术员还发现一些虫子好像发展出了抗药性，仿佛已经“变异”“升级”了。

农民们分析，秸秆不烧了，过冬时，虫子可以藏在稻茬里，就永远无法被根除。另外，当地田块分散，且一季稻、早晚稻田混杂，属于“插花田”，这边打完药，虫子又从另一边飞过来，“辗转为害”，难以联防联控。

他们都记得，湖南省长沙市一位官员曾亲自下乡掰开“禾头子”（即稻茬），看见一个头子里就有十几条虫。

前述农口官员确认，二化螟虫害，在湖南“出过事”，一些地方甚至绝收了。2024年起，湖南农业农村厅连续使用“攻坚战”“重发”“大发生”等措辞描述稻田二化螟灾害情况。2025年4月，农业农村部专程赴湖南调研二化螟防控情况。

同年，湖南植保植检站《病虫情报》预测，水稻病虫总体将偏重发生，多种病虫发生面积3.1亿亩次，其中二化螟发生面积6200万亩次。此外，二化螟全省加权平均亩虫量9773头，比近十年平均增加了67.6%，比2024年增加20.9%。

受访者们担忧，随着秸秆持续还田，虫害将愈演愈烈。

生态稻农的解法

秸秆焚烧，是不是高强度集约化农业的必然产物？

首先，连种或密集的茬口，无法轮作、休耕的土地，为害虫提供了持续繁衍的温床。我们访谈的多位湖南村民回忆，小时候，村里冬天不种地，集体组织“晒土”，冬天把底土翻上来，霜冻时总能晒死一部分虫。

如今，只有种烟草的土地依然享有这种“烤土晒胚”的待遇，因为3、4月份烟叶苗才需要移栽过来，秋收后，土地在冬季可以休耕。

此外，水稻若不机耕，农民手割，也总能把稻茬割得更低，只有一寸，“就像剃头”，虫卵也无处可逃。前述《病虫情报》也写道，全省水稻机收面积比例达到90%以上，而机收田的稻桩普遍比较高。

最重要的是，当农村逐渐通气通电，养殖场走向规模化，低热值的稻秆也没用了。曾经，它们被垛起来，堆在猪圈上的阁楼里，用来烧火做饭、喂猪喂牛、铺在屋顶、床铺，甚至早稻稻仁挑出来，还能扎小稻草人…….

在同属于洞庭湖区另一个镇子的C村，丁勇包下的十几亩水稻田长期使用生态农法，进行秸秆覆盖，却表示去年稻飞虱集中爆发，对自己的影响不算大：村里其他人已预防不了，但自己的产量还在以前的浮动范围之内。他认为田地实现了的生物多样性是重要原因：二化螟每年来来去去，但其天敌隐翅虫、蜘蛛等也是田里常客，后者将二化螟的为害程度控制在可接受范围。

此外，丁勇说，冬天地里种绿肥紫云英，是在收割中稻前10天、地里还湿润时就播种。收割后秸秆直接覆盖在土表，反而帮助紫云英防晒保墒——9月底、10月初，湖南的秋天并不凉快。这样子种子依然能发芽，旋耕的钱也可以省掉。

让A村农民头疼的秸秆，丁勇却嫌不够用。为了给温室菜园的作物做覆盖，他自己割草，晒干。就连革命草这一顽固杂草也有多种用途：除了覆盖，还可以用来发酵做液体肥。“覆盖有很多好处，我把它叫‘五保户’，保水，保土，保湿、保肥、控草。”丁勇娓娓道来。最重要的是，还肥于地，符合他“能量循环”的种植哲学。

为了处理秸秆，丁勇也花4000元（补贴后）买了粉碎机头。

当我们参观当地秸秆收储厂，发现无人想要的发潮、发芽，甚至是霉变的草垛被丢弃在厂房外面时，他也发现，这里有稻草，又有稻壳，其实是免耕覆盖，来种土豆的理想环境，“覆盖免耕方法不挑土。”

而另一些打捆过程中形成的混着土块的碎稻草，在他看来，也都是放错了地方的宝——可以拿回去给自己的菜地增肥。

虽然丁勇把秸秆当成宝，却不是政府的支持对象。政府优先补贴和支持万吨以上秸秆利用的规模化主体。丁勇也明白，老板要调度区域内大量秸秆，联络卖家，赚取补贴，看不上、也没法有余力在一亩三分田里精耕细作，形成生态循环。

我们在丁勇所在村走访了其他常规种植农户。他们也曾偷偷拆掉收割机的粉碎装置、甚至烧秸秆（尤其在早稻收割、晚稻待播的短暂茬口）。A村和B村的秸秆还田崎岖之路，他们早就走过：曾获得政府派下来免费碎草灭茬机，然后遇到了更多虫害，如今也只能自掏腰包把秸秆旋耕到地里。

在同一个村子里，两套种植体系分别意味着不同的成本和收益账本：对种植大户来说，是一分一毛的成本计算、产量把控、农机投入，来保证年底能把粮卖了、有钱给农户交地租、给化肥商付款项。这种情况下，用赵海的话说：无论烧不烧，农药一刻不会少；但是不烧了，田间管理更方便，旋耕时耙也不缠草，总之就是更省事。

但丁勇看起来的游刃有余，自然也有相应的成本。作为一个生态农户，丁勇花多年时间建立一片局部生态系统，要投入更多人工来除草、对比实验、制作酵素肥等，人工成本高得多。如果承包权转变，或极端天气出现，生态多样性小环境也一样付诸东流。

因此，即使生态种植似乎提供了“无痛”秸秆还田的一种更好的可能性，我们很难轻飘飘说一句谁更可行、更“环保”。

归根结底，秸秆禁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账本，农户生计、生态后果、行政成本……都是这个账目表上的关键参数，但它们总是被空气质量这唯一目标所遮蔽。只有看见农民在禁烧令里的真实挣扎，才能真正为秸秆找到出路。

来源：食通社Foodthink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