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够工资，再谈爱国！

文/党人碑

 

1938年3月的某天，北平燕京大学。

教授经济逻辑学的英国籍讲师迈克尔·林赛（林迈可），在一张英文报纸上，读到美联社记者霍尔多·汉森的一篇报道，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在冀中有一个有趣的组织在发展。”

此时的汉森，刚刚结束第一次冀中之行，而林赛则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兴趣，准备开始第一次冀中之行。

 

不久前，来华途中，在日本“皇后”号海轮上，林赛偶遇加拿大医生、世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白求恩向林赛介绍了共产党，两人在日本横滨分手时约定，将来在华北根据地相见。

也许林赛和汉森，都不会想到，未来他们将成为人民的老朋友，同时见证一个伟大民族的涅槃重生。

1938年3月，汉森来到我冀中根据地进行访问，他惊奇地发现，这里竟然有着一家军服生产厂，而且是清一色的美国singer缝纫机，足足60多台！

这个厂子，一天能为冀中八路军生产1100套草绿色的军服，包括外套、裤子、衬衣、帽子、袜子、绑腿。

 

singer这个牌子，当年在中国叫“胜家”，据说是美国第一家跨国公司，行销全世界，甚至连搞手工纺织机的圣雄甘地都认为它是伟大的发明，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最火的缝纫机。

冀中的八路军，怎么一下就搞到这么多世界上最好的缝纫机和与之配套的熟练缝纫工人呢？

汉森满怀疑惑地问军服厂的政委：你们怎么做到的，而且这些技术工人还如此任劳任怨？

要知道，农村的裁缝，日子通常都过得比较好，他们性情非常高傲，一般不会志愿替军队干活。

 

言下之意，你们给了他们多少钱？

政委笑了，说：“我们从内部解决问题。

我们提出向所有愿意带缝纫机来我们工厂工作的人，每月支付10美元薪水。我们老老实实按这个价格付了两个月薪水，但我们在车间墙上贴着‘裁缝工资是吕司令员的两倍’、‘爱国公民不要工资’、‘游击队战士无偿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妇女无偿地为军队做鞋’等标语。

我们教裁缝们唱为国家而战斗的歌曲，我们又组织了裁缝工会，工会制定了自己的工作规则。两个月后，就没有一位裁缝领工资了。”

 

不知道大家看出来门道没有？

当年我党我军的做法，其实就跟现在只谈情怀的资本家完全不同，总结一下，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先给足工资，说好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许画饼充饥，不许坑骗老实人；

第二，给足工资的基础上，再谈情怀，而且这种情怀，是大家伙的情怀。从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到晋察冀的聂荣臻司令员，哪怕是延安的毛主席和朱老总，大家一样拿津贴，不管多高的干部，跟普通干部战士区别不大，毛朱拿5块钱，普通干部战士一两块钱。

 

可是技术工人，却往往拿20元左右的起步价，换了你，心里落忍吗？

再看看那些标语，那不是忽悠人的，那是事实，而且你在后方，无数的干部战士在前方流血牺牲，你咋想？

人心换人心，长此以往，你就不愿意拿了，你愿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大写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让你这样，你还不干，非要如此，玩了命也要这样去，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第三，也是关键一条，物质奖励是必须的，精神鼓励也是必须的，两者不可互相替代，但关键是你得来真格的，而不是欺骗。要求别人做到的，你自己得先做到才行。

1938年7月，第二次来到我根据地的汉森，结束了冀中根据地的访问后，深入了山西东北部的五台县。

这里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也是抗战爆发后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汉森也认为这里是太奇妙了，因为作为佛教圣山的这一区域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竟然带领着基督教徒、佛教徒、喇嘛、爱国大学生以及不识字的农民，重现了一个柏拉图想象的理想国。

对我党我军评价如此之高的，并非汉森一人，他在五台还遇到卡尔逊，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海军助理武官，后者对游击队、农会和战争未来的进程有更深刻而专业的了解，并告诉汉森，你应该到延安去，去采访毛泽东和朱德，毛泽东是“我见过的最无私的人，一位社会梦想家．一位生活在他的时代前50年的天才”。而朱德则是“将军中的王子，一位具有林肯般谦逊、格兰特般坚毅和罗伯特·李般善良的人。”

 

汉森发现我党我军的根据地，的确有种特别的魅力，比如有两位荷兰使馆的外交官，愤世嫉俗，对共产主义心怀恶意，声称要去延安，揭穿俄国人关于中国的阴谋，但回来后两人都像换了个人似的。

因为他们被延安征服了！

在延安城门迎接他们的两万民众，又是欢呼又是歌唱。他们被带到服装厂，每人做了一套游击队制服，又被带到一家鞋店，每人换了一双游击队员穿的草鞋。然后又被匆忙地从一个会场带到另一个会场，为军事学院、艺术学院和政治学院演讲，为红小鬼们唱荷兰歌曲。

 

三天访问结束后，离开延安时，他们感觉就像刚从人生最了不起的冒险历程中，回到学校的男孩，这也是所有外国游客在游击区的感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森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人是心理学大师。

汉森一路从北平走到冀中，再从冀中走到晋察冀。

他有个惊奇的发现：北平汉奸政权领导人的平均年龄，比晋察冀的中共领导人足足大了两倍，乃至三倍！

 

1937年12月12日，日本傀儡政权在北平首次亮相时，八位领导人都满头灰发，平均年龄64岁。这些人均在清末就开始政治生涯，在北洋政府时期掌权，属于是“老运动员”。

比如，被鬼子看好，却被国民党暗杀的唐绍仪，甚至已经76岁了。

相反，晋察冀的抗日干部就年轻太多了。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北京大学1934年毕业生，历史专业出身，时年28岁的宋绍文告诉汉森：“我们没有让白发‘哲学王’指导我们的模范政府，我们有一个年轻人组成的委员会，我们的行政委员会成员平均年龄32岁，我们的县长们几乎全是20多岁的年轻人。”

 

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宋劭文管理着1200万人，但他的月收入只有2.5美元，连北平傀儡政权老人家们，月收入的零头都不到！

1938年7月的五台根据地之行，美联社记者汉森还见到了两位加拿大外科医生，其中一位还跟他彻夜长谈，这就是48岁的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

汉森很好奇，享誉世界的著名外科大夫，怎么就放弃荣华富贵，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来到了完全陌生的中国。

 

白求恩告诉汉森，自己曾经起草了一份治疗肺结核的国家健保计划，由政府主导并负责财政支出。但该计划遭到了加拿大医疗协会的否定和政府的嘲讽。因此，他相信此类计划，只有在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于是，他辞去蒙特利尔圣·詹姆斯医院外科主任的职务，潜心研究、传播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疗服务。 

白求恩对汉森的政治光谱也做了分析，认为后者是一个自由派人士，虽然代表了世界上最大的资产阶级新闻机构，但长期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恶魔化的中国共产党人，期待外国记者进行据实报道，因为这会为世人提供一个平衡、中立的角度。

 

白大夫谈到了共产党宣传工作的不足，他认为这种不足显而易见，最大的问题就是报喜不报忧，所以希望像汉森这样的中立人士，把共产党的正反两面都展现给世人。

此外，白大夫还主动谈到了中共在五台地区的工作，他总结如下：

中共把所有的行政管理工作交给了国民党和非党派人士，尽量打消人们对中共有政治野心的疑虑。但实际上，中共已牢牢地掌控了群众运动，而群众就是中共未来的政治力量。

 

从这点来说，汉森对白大夫的访问，我个人认为极具史料价值，因为白大夫看到了我党未来的胜利之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

换言之，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就是我党预防“苏共化”和“国民党化”的底线，没了这个就难逃苏共（也包括苏共带出来的那些苏式化党）和国民党的前车之鉴，坚持这点我们就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

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和印度，曾经被英国人认为是世界上，卫生条件最差的国家。

 

汉森在晋察冀根据地，一个叫东黄泥（今属河北平山）的小村子里，也见证了当时农村极其糟糕的卫生状况。

“镇上的卫生系统令人作呕，每座房子前都有个厕所，更准确地说就是一个10 英尺见方的露天坑， 茅房在一个角上。在时常散发着铺天盖般地般恶臭的坑里，几头猪在吃人的粪便。我们从街道走过，成群的苍蝇从猪的身上飞过来，贴在我们的大腿、手和脸上。镇子里一半人患有痢疾，这丝毫不让我们感到意外，不到 48 小时，我们也生病躺在了床上。”

别说那时候了，即便是10年前后，我因朋友邀请，到豫东南扶沟县农村，他老家做客，那也是到处苍蝇，吃饭前不得不打半小时。

 

现在，很少能见到很脏的卫生环境和厕所了，后来为什么改了？厕所革命，改双瓮式和卫生厕所了，这才彻底解决了农村的厕所问题，工业化的成果，能够反哺农业了。

可这也只是表面，国家有钱了，也有技术了，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光看热闹，不能光看结果，更要看到历史背后的东西，这就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

卫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不打断传播链，只改善厕所，等于一样没改。所以要灭“四害”，打断传播链，改了厕所，但是你有没有药品和合格的医务人员，也白搭，所以要工业化，建药厂，要培训赤脚医生下乡。可是你不去宣传卫生知识，群众油盐不进，不打针吃药，建卫生公厕，不除四害，还是白搭。

 

所以卫生，归根结底，还是要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提高卫生知识的认识，这样人们才会自愿参加卫生运动，这样卫生情况才能改善。这是对一个政党组织度和协调度的严格要求，必须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修一两个厕所，建几个样板间就能把卫生搞好的问题。

 

 

 

来源：党人碑

编辑：雁回锦书，对原文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