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到其巨著《资本论》（1867）出版之时，马克思已经将现代性概念化为一种统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商品形式全面统治社会总体，工人被贬低为一种商品，生产则以商品生产为导向，以获取利润与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现代社会是由资本所统治的社会，是由抽象的社会力量所支配的社会，这些力量对现代个体施加了一种统治体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而现代性则是一个围绕商品生产而组织起来的历史时代。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崇拜对象往往是树木或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拜物教则将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价值——即人的发展——被降到最低程度，价值主要不再存在于商品的占有与使用之中，而是体现在商品本身的价值以及资本家通过商品生产与流通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之中。

因此，在文明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其基础在于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对马克思而言，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胜利密切相连。然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动态且发展性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倾向将不可避免地推动社会走向社会主义。

这些趋势正在推动现代性走向与资本主义之间一种不可避免的断裂或决裂。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倾向正导致社会动荡、危机加剧以及最终的崩溃；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现代性所包含的积极特征——例如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之间日益增强的合作、大型企业将联合的生产者集中于同一工作场所（从而使他们能够被组织起来并增强其社会力量），尤其是趋向于自动化的发展，这种发展将消除社会必要劳动——将会扩展自由的领域，从而为一种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构成了现代性的两种形态，是现代性内部的两种发展模式。

在他们的设想中，社会主义代表着现代性的更高阶段，是现代性得以实现其潜能的前提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牢固地扎根于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传统之中，这些传统致力于描绘社会的演进与发展。然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包含着反现代性的主题，而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则包含着前现代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也蕴含着反现代性的要素，因为现代性不仅意味着持续的批判与否定，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前现代的怀旧情绪，即回望那些在现代发展洪流中某些人认为应当被保存的事物。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同时融合了现代与前现代的思想，并不足为奇。

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及民主共和国作为革命目标，并列举了十项在不同国家或多或少具有适用性的、可谓具有现代性的纲领性主张之后，却使用了一种颇具前现代色彩的语言来描绘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这种关于无阶级社会、自由联合体以及政治权力自行消亡的设想，实际上重现了古老的共同体理想——一种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压迫者的社会形态；而这与现代性的发展趋势形成了某种矛盾，因为现代性的方向往往指向日益复杂的官僚制国家形式，以及更加分层化、差异化的现代社会。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性统一以及由“联合生产者”构成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期待，指向了一种类似于前现代团结形式的共同体与共识。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唤起了一种现代观念，即自由联合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体性的发展，使人们在社会与个人层面上的能力都得以充分实现——正如约翰·杜威（Dewey 1944 [1916]）及参与式民主的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中国家将会消失的论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他们名义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却演化出了复杂的现代官僚体系与国家权力，而且这些权力极具政治性。[2]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拥护民主作为最高政治组织形式这一点上同样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在马克思早期关于黑格尔的评述中，他将民主视为国家的最高形态：

（民主制）对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关系，同类对自己的各个种的关系是一样的。然而，在这里，类本身表现为一个存在物，因此，对其他不适合自己的本质的存在物来说，它本身表现为一个特殊的种。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就像对自己的旧约全书的关系一样。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法律是人的存在，而在其他国家形式中，人是法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3]

此外，马克思还倡导一种激进民主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与黑格尔不同，主权属于人民，而非国家或君主。在其对黑格尔的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民主制度下的宪法是“人的自由产物”，体现了“人民的自我决定”。因此，人民主权意味着——如下文所示——人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自我治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拥护现代国家形式，号召工人“赢得民主的斗争”，并为建立民主共和国[4]而奋斗。然而，在其最为激进的解放社会设想中，马克思则设想了一个由现代技术与工业发展所促成的自由领域。在《大纲》中，他勾勒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可能发生的断裂的理论，这种断裂将如同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断裂一样彻底。在他的论述中，资本催生了工厂、机器化生产，并最终发展为一个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在其著名的关于自动化的分析中，马克思描绘了一幅大胆的图景：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自动化的生产体系的发展，将终结资本主义，并为一种全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奠定基础。

在马克思的设想中，“知识与技能的积累，即社会大脑的一般生产力”，被资本所吸收并物化为机器，而这些机器“随着社会科学的积累以及总体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进步”。随着机械化与自动化的发展，工人日益变得多余，在日益强大的机器和大工业面前愈发显得无力。另一方面，机器又将工人从艰辛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境之下：

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5]

对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Ausübung），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7]

因此，资本主义为一种以非异化劳动为特征的新社会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社会中，个体将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以充分发展其人类能力；而劳动本身也将成为一个充满实验性、创造性与进步性的过程，在其中，自动化体系生产出社会所需的大部分产品，个人由此得以享受闲暇以及创造性劳动的成果。这样的社会将构成一种与以劳动和商品生产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马克思承认，这一新社会将拥有一种完全“改变了的生产基础”，一种“由历史进程首先创造出来的新基础”。[8]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以“自由王国”来描绘这种激进的新社会秩序，写道：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

因此，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激进构想，便是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次在历史上同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产生现代性那样同样剧烈的断裂。资本主义是一种围绕劳动与生产组织起来的商品生产社会，而社会主义则将成为一种围绕个体人类全面发展而建构的社会秩序。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将这一激进的新社会设想表述为向共产主义更高阶段过渡的结果。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中，“从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长期阵痛”将限制社会与个人发展的水平；然而：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0]

关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的潜在可能性根植于现代性自身的历史轨迹之中。他们摒弃了道德化与乌托邦式的构想，认为正如历史力量曾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一样，历史本身也将提供建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然而，这样一种转型必然涉及政治选择与斗争。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对能够催生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与物质条件的分析之中，并探讨能够促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开辟一个在历史阶段上如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那样发生激进断裂的新阶段的政治策略。

当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最大的疑问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将如何发生。在某些时候，他们设想唯有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一场激进的危机与崩溃，才能孕育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例如，在《大纲》中，马克思将这种断裂设想为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崩溃，并由此引发一场暴力性的动荡：

生产力获得最髙度的发展，同时现存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大，而与此相应的是，资本贬值，工人退化，工人的生命力被最大限度地消耗。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在更髙的程度上重复发生，而最终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11]

然而，在1872年向第一国际代表大会所作的一次讲话中，马克思指出，在诸如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家，通过“工人能够以和平方式实现其目标”的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同样是可行的。[12]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政治实践始终具有权宜性（ad hoc）的特点，取向于现实存在的政治力量与可能性；并且，与许多对马克思的批评相反，他的政治立场从来不是僵化与教条化的。在1843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一篇文章中——该刊物确立了这一事业的政治原则——马克思写道：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始终立足于现实（图为发售于1978年的一款名为“阶级斗争”的桌游，有趣的是这个游戏的开发与发行过程也很能体现出阶级斗争的无处不在）

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你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13]

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一生都遵循着这一原则。他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描绘——在那里，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反映了在马克思最终所坚持的共产主义形态出现之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理想。[14]

确实，《共产党宣言》所概括的原则与理想总结了新兴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如前所述，马克思曾与自由派和工人阶级并肩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将共产主义投射为一种未来的理想。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阐述了第一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时常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暂时搁置一旁；而在其关于巴黎公社的著述中，他则热情拥护这种公社形式的政府——在1871年法普战争法国战败之后，工人掌握了政权，占有了全部工业与资本，并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公社形式治理巴黎，直到普法联军重新夺回这座城市为止。[15]

因此，马克思努力将其政治理论同当时最为先进且激进的政治力量联系起来，并依据最激进的斗争与运动来阐述自己的原则。这种“革命历史主义”（revolutionary historicism）的立场，是从现实存在的力量与斗争中引申出政治理想，而不是预先投射出一种先验的蓝图，然后再将其强加于各种不同的运动与历史情境之中。相反，马克思认识到，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需要采取不同形式的斗争与不同的替代方案，因此他从未倡导单一的革命战略或单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始终根据现实斗争与潜在可能性来发展自己的理论构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以现实存在的斗争为导向，将其视为革命希望的承载者；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采用一种多阶级模式以及阶级联盟的分析框架，而非如《共产党宣言》中那种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熔化式愿景”。尽管其政治理论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侧重点，但阶级斗争以及阶级联盟始终构成任何革命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之后的大量著作中，将重心放在阶级分析之上。事实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表明，阶级在历史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其革命理论则指出，阶级斗争正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

例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运动及其在反革命力量打击下失败的分析中，他们特别强调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分化特征。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描述了工人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如何在1848年革命中击败了与金融资本结盟的统治贵族阶层。然而，资产阶级随后背叛了工人阶级，转而同先前被击败的反动势力结成新的联盟。随着路易·拿破仑于1848年掌权，农民阶级也进入了法国的统治联盟之中。[16]

因此，马克思在该著作中发展出一种关于统治阶级霸权的模型，即将其理解为各主导阶级部门联合起来对抗被压迫阶级的联盟。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进行了深刻批判，但他仍认为，资本主义新的“合作方式”内在地蕴含着自由与平等的新形式，并构成阶级意识觉醒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的核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力地主张，合作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强烈促进了自由与平等的理想。这种亲和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他们认为这些理想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处于社会最重要的愿望、矛盾与斗争的中心。此外，他们并未对这些理想采取中立立场，而是在自身的理论实践中热情地加以拥护。他们站在自己所理解的社会现代性的进步可能性一边，也站在那些其需求与希望正在被新条件所塑造的大多数民众一边。基于其隐含的、并有时明确表达出来的社会相互依存伦理观，他们对社会现代性展开了一种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表述其批判时方式略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社会相互依赖性的加深要求自由与平等得到更充分的实现，以促进自愿合作并加以限制，并且主张，同传统社会的断裂将自由与平等转化为更加普遍的理想，并首次使其在一种包容且公正的社会秩序中得以实现成为可能。他们相信，自己所创立的新科学正是服务于这些内在价值的，而现代性正引领社会走向社会主义，进而走向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现代性视为对传统世界的一种解放性否定，这意味着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克服传统社会那种在物质、文化、思想，尤其是社会层面的贫乏与匮乏状态。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农民的著名描写，典型地体现了他对乡村生活狭隘性的蔑视。他指出，农民极其简单且缺乏专业分工的生产方式使他们彼此“孤立”。由于缺乏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所蕴含的创造性力量，农民社会在社会与文化多样性以及物质丰裕方面均显不足。与此相对，资本主义将人们联结进庞大而丰富的社会网络之中，摧毁了“先前那种自然的排他性”。[17]

因此，马克思对现代性压抑性一面的愤怒，总是被他反复强调的另一观点所调和：资本主义在增殖需求、关系与可能性的同时，也创造了实现解放性断裂的条件，使自愿合作得以远远超出当前的限度而扩展。此外，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首先塑造了作为社会单位的个体，继而又孕育出一种“丰富的个体性”（rich individuality），从而使充分实现的人之全面发展成为可能。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社会关系与交换使人个体化，并使那种群居式的存在变得多余并最终瓦解：

一旦事情变成这样，即人作为孤立的个人只和自己发生关系，那么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就又变成使自己普遍化和共同化的东西。[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