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温】正确理解恩格斯晚年的革命策略思想（一）

文/红贝

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导言》是恩格斯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献，发表于1895年2—3月间。恩格斯逝世以后，《导言》相关思想引起国际共运的激烈争论。围绕《导言》对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恩格斯晚年肯定合法议会斗争的策略，同时也并未否定暴力革命；第二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前后认为暴力革命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到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仍然坚持暴力革命与合法斗争两种策略，但侧重点已发生了变化，即以合法斗争为主、暴力革命为辅；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恩格斯晚年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对他和马克思早期的暴力革命思想进行了反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顽强扩展力、无产阶级失败的历史教训以及新时期武装起义条件的恶化，基本上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实现了彻底转变，逐步确立了合法斗争的战略。

这篇《导言》的发表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生产和资本的日益集中，资本主义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剧、劳资矛盾恶化，工人运动日益高涨，资产阶级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改变其统治方式，对工人阶级进行适当的让步，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治权利。这种情况下，欧洲普遍出现了工人阶级政党利用选举权等“合法”斗争方式进行斗争的新趋势。这样，如何利用选举权进行“合法”斗争问题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重大问题。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正是作为对这种时代变化的回应而问世的。恩格斯这篇文献中的合法斗争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利用合法斗争，但不放弃暴力革命。恩格斯认为，普选权从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的工具变成了工人阶级用来开展的工具之一，在当时的环境下，利用普选权作为斗争策略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中的普遍做法。然而，这并不表明要放弃暴力革命，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利用普选权只是一种积蓄革命力量的手段，是为将来夺取政权做准备的；二是街垒巷战已过时，虽然不能完全放弃巷战这一斗争形式。恩格斯认为，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1848年革命时曾经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条件不允许进行巷战的时候，无产阶级千万不能发动巷战。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要把眼光放长远，要保存好力量，寻找更有效的方法。在将来斗争条件再发生变化时，巷战这一斗争方式可能仍将起到重要作用；三是在资本主义和平、稳定发展时期，不应急于同资产阶级“决战”，但要为“决战”做好准备。恩格斯认为，形势的变化已经证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储存革命力量，为将来的“决战”做好准备。

恩格斯肯定了选举权的运用和议会斗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但这绝非颠倒原则和策略的主辅关系，更不是所谓“恩格斯晚年逐步确立了合法斗争的战略，这时的暴力论是作为议会斗争的辅助手段加以阐释的”。

恩格斯从未期待“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而是强调无产阶级只有靠“决定性的搏战”即“革命”才能夺取政权，坚信“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在他看来，利用议会和选举固然非常重要，但其作用，也仅仅是为最后的革命行动进行理论宣传，使无产阶级能够凝聚更多群众、获得更多“道义上”的支持，甚至使政府军受到“道义上”的影响；积蓄革命力量，不做“无准备的攻击”，避免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使作为暴力革命准备的“突击队”在“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之前，“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否则，“决定性的战斗就会被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本段引号中均为恩格斯在《导言》中的原话，这些论述无疑体现了原则和策略关系的辩证法。

甚至，恩格斯并没有认为，只要参加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工人阶级便可以自觉运用这个武器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因为这要看具体某个时期、某个国家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例如，恩格斯晚年曾特别关注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他在1887年1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中指出，在美国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三种多少已经确定的形式中，第一是支持当时著名的美国左翼活动家亨利·乔治竞选纽约市长的运动，第二是劳动骑士工会运动，第三是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出现。但是，同年3月，他在给美国工人活动家左尔格的信中指出：“美国的工人不过刚刚开始参加运动……由于他们一般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本性和特殊的美国人的本性，以及过去的训练，他们还是很浅薄的，特别是在理论上非常落后。”1893年，恩格斯再次致信左尔格，指出了外来移民对美国工人阶级团结的阻碍作用。他说：“更特殊的，是外来的移民，于是把工人阶级分成两类，土生土长的工人和外国工人，外国工人又分为许多小团体……资产阶级只需消极地等待着，工人阶级中不同的分子又会分裂开来。”可见，恩格斯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是恰如其分的。

恩格斯晚年的合法斗争思想与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指导思想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的不同、政权的所属阶级的不同和实现的最终目标的不同等方面。这些根本的区别表明，恩格斯晚年并没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他依旧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决不是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决不是一个放弃原则、反对暴力革命的“合法主义者”，而是一个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革命者。

“民主社会主义”一词，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1888年率先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同义词使用，后来这个词的含义就变了。伯恩施坦1899年重提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已是“社会改良主义”的代名词。它的哲学基础、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经济纲领等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原则性的区别，尤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途径这一问题上，宣称绝对地放弃暴力革命，幻想靠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继而改良资本主义，使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伯恩施坦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本人说他的“原理”同恩格斯的《导言》“殊途同归”，是一种硬把绝对放弃暴力行为的主张强加到恩格斯头上、以便替自己的修正主义找到权威依据的可耻行为。

恩格斯始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有人说，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抛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还有人称，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们立论的依据，仅仅是从恩格斯1893年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中摘引的这样几句话：“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28-629页） 

仅凭这几句话就得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结论，既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恩格斯这里谈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大目标。恩格斯接受采访后曾致信弗·阿·左尔格，其中谈到：“关于我对德国局势的看法，你可以从随信附上的《费加罗报》上的《谈话》里看出。”（《全集》第39卷第71页）可见，恩格斯接受采访的主题并不是论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是评析德国当时的局势。另外从这篇访谈的上下文来看，在恩格斯回答了“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后，记者追问道：“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最终目标呢？”（《全集》第22卷第628页）记者这里所说的“最终目标”，显然是同德国社会党人的选举斗争相关联的，而不是指共产主义大目标。这一点也可以从紧接着的谈话中得到说明。记者说：“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全集》第22卷第629页）恩格斯立即反驳说：“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如果说，恩格斯已经否定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即否定了德国工人政党所遵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他怎么还会对这个学说的实现满怀信心并作出如此乐观的估计呢？

第二，对恩格斯的话要联系上下文作全面的理解。实际上，恩格斯在这几句话后面，还说了对正确理解他的立场和观点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句话：“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恩格斯在这里强调要“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并把这一点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奋斗目标，这充分体现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个目标在当时是不可能达到的，这表明他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前提和客观条件具有清醒的认识。1847年，年轻的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中，对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这一问题作了这样的回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l卷第237页）因此他认为：“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选集》第l卷第237-238页）其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选集》第l卷第286页），“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选集》第l卷第298页）。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恩格斯73岁时所坚持的“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同他27岁时所指出的“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应当仔细考察恩格斯晚年的全部理论工作和实践活动。事实上，恩格斯晚年所写的论著及其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充分表明，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共产党宣言》理论原则的典范。这里仅举数例加以说明。

 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创刊的《新纪元》周刊题词，言简意赅地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答复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选集》第4卷第730-731页）

还是在1894年，恩格斯把他在1871年至1875年写的文章汇编成册。在序言中，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强调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全集》第22卷第489页）

1894年11月，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对法国工人党在其土地纲领中宣称要保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提出严肃的批评，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选集》第4卷第492页）因此他建议，在纲领中加上“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的惟一的主要目标”。（《选集》第4卷第490-491页） 

在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处理远大目标与当前运动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晚年始终坚持《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原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选集》第l卷第285页），“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选集》第l卷第360页）。在1894年1月撰写的《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中，恩格斯再次重申了上述原则，并针对19世纪末欧洲工人运动的现实状况进一步指出：“社会党人总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经历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首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党人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作是最终目的。”（《选集》第4卷第454页） 

以上说明，恩格斯始终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晚年绝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伟大目标，恰恰相反，他一直在用这个目标激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崇高理想而英勇斗争。

编辑：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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