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左派如何拥抱国家？

　　去年5月，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位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我抱怨：“中国已经没有左派了，那些自称左派的人，实际上都是极右分子，甚至有点儿法西斯。”

　　以美国的参照系来看，这位知识分子算是伯尼·桑德斯式的社会主义者。他也谴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在美国的语境中是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但作为一名左派，他更关注的是在他这一边发生的事情。

　　根据他的分析，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成功渡过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导致许多左派人士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已经从“早期”阶段进入了“先进”阶段。这些新左派以前对社会和经济中的不平等现象持批评态度，现在却逐渐成为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者，随着新时代的左转趋势，他们的立场也日益成为主流。他们中的许多人深信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真正化身，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世界和国内那些怀疑中国制度的人解释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无论中国处于何种社会主义阶段，根据官方理论家们的说法，中国意在经济发展，而工人们几乎没有反抗老板和平台的力量。尽管“人民”一词常被谈论，但无论在左派那里还是在右派那里，“人民”都很少有真正的拥护者，可以说，在中国当前的思想话语中，“人民”基本上是一个被遗忘的主题，因为中国的思想话语已经从无产阶级权利转向了国家权力。在过去一二十年，他们以往以人民的名义展开的实践逐渐变为大国政治的一部分，并指向对美国霸权的批判。

　　中国的新左派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其他主要知识分子群体：自由派和新儒家也是如此。一系列历史因素的交织导致了这些团体的出现，它们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巨变。1976年毛主席的离去标志着革命中国的完结；20世纪80年代带来了自由浪潮，导致中国迅速拥抱西方思想（以及儒学复兴和诸如气功一类的新宗教运动）；……1991年苏联的解体表明中国也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

　　20世纪90年代，这些新知识分子是在相对自由的氛围和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中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但与毛时代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工作受到的限制较少，他们（通常）不是体制的代言人，而是相对独立的声音，试图左右公众舆论，甚至政府决策。……苏联的黯然失色意味着必须弄清楚 “改革开放”——苏联终结的开端——在中国的新现实中究竟该如何运作。

　　新的群体捍卫的是真正不同的可能性。在西方，我们倾向于将自由派与持不同政见者混为一谈，但在中国，自由派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他们关注的是改革而非体制更迭。例如，经济学家刘军宁代表了一大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者，他们将市场视为改变中国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中颇受欢迎。任剑涛等人大声呼吁小政府大市场，秦晖则标榜捍卫人权，尤其是农村人和农民工的人权。

　　与此同时，新儒家则更关心文化和地缘政治的问题。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是塞缪尔·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蒋庆和陈明等人认为，回归儒学将解答中国的主体和身份认同问题，并通过文化更新使民族再次伟大。

　　反过来，中国的新左派反对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的观点，此书认为，自由民主已在思想战场上取得了永久胜利。新左派决心挽救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他们试图重拾毛主义的某些方面（这也是自由派称他们为 “新左派”的原因——这个名称原本是一种侮辱，暗示他们想回到纹革时代），但放弃了其它方面。新左派们梳理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寻求可能适用于中国当前国情的思想，同时也拥抱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西方的其他思潮（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方获得了博士学位），即使他们从根本上是反西方的。在更为实际的层面上，当市场取代了经济上的五年计划，他们在改开的一些关键时刻谴责新自由主义。

　　崔之元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新左派思想家，他是一位政治学家，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数年，回国后担任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正如 2011年一篇文章的标题所示，崔的写作展现出一种折中思想和西方社会主义的广泛影响：山城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与葛兰西。

　　汪晖是中国最著名的新左派成员，他试图解构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等人的论点，后者在1958年出版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中国前现代文明的重压阻碍了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汪晖的反击最终促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思想史》，探讨了从宋代至今的中国思想。他在书中对西方和日本历史学家强加给中国的历史叙事进行了拷问。当时，汪晖并未提出反叙述（在他看来，国家叙事是意识形态的事后工程），但中国的崛起最终给出了答案。

　　起初，一些人认为新左派是一群专为少数博学者而写作的扶手椅作家。然而，包括崔之元和汪晖在内的许多新左派思想家，也包含甘阳、王绍光、胡鞍钢、姚洋等人，都对中国的时事有着深入的联系。就其对社会的影响而言，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转型与1949年的革命一样具有变革性，颠覆了中国人生活的基本激励机制和机会结构。中国对效率的极度追求让新左派大为不满，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导致约4000万享有稳定生活的工人下岗。看上去，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衰落，需要复兴。

　　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与新左派思想发展相关的最重要的现实事件之一是 “山城模式”（如崔之元文章的标题所示）。这是2007年至2013年期间在西部大城市重庆进行的社会和政治实验。山城是中国西部一个巨大的直辖市，面积与奥地利相当，人口超过3000万。这种模式实施了一系列解决贫困、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犯罪和腐败问题的举措，同时，也在一些重要方面偏离了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鼓励这种地区实验）。重庆模式包含利用政府资金和债务投资于经济适用房、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并用地票制度帮助农村居民进城，同时也包含唱红歌一类的用以动员群众的文化项目，这被诋毁者贴上了毛主义的标签。

　　山城模式得到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崔之元还从清华大学请假来到山城，伸出援手。山城模式产生了国际影响，导致美国和欧洲左翼思想家认为这开创了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 “第三条道路”，这可能是未来的浪潮，并可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推广。可以说，山城模式及其后来的命运是一个转折点，通过它，新左派们逐渐从体制批评者转变为体制支持者。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取得的相对成功是另一个转折点，因为它让许多人相信，中国的崛起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创造了一种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 “中国模式”。随着中国在新时期加倍推进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新左派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拥护和跟随。当前的新时期比较反对知识分子的多元化，并加紧意识形态管控，这也构成新左派赢得与自由派和新儒家斗争的一种路径。

　　新左派知识分子拥抱国家的新近案例不胜枚举。政治学家王绍光在其职业生涯的前半段是体制的忠实批评者，他从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尊重出发提倡 “国家能力”。然而，自从中国的影响力在过去十年中不断上升以来，他现在将他所认同的中国 “人民民主”与西方 “代议制民主”（或 “选举民主”）的失败做比较，并写了两本书——一本关于五年计划，一本关于农村医疗改革——介绍了新时期的群众路线是如何运作的。另一个例子是清华大学的鄢一龙，他出版了《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等书，赞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就，以及中国如何成功地运用资本和资本主义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最好的例子可能是强世功。他以前是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但最近调到了中央民族大学担任副校长。强涉略深广，但其所有著作都基于两个核心观点。第一，西方的普世价值并不普世，而是基于西方自身利益的历史的偶然产物。第二，中国社会主义当前的成功使其能够挑战西方价值观，并在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主张自己的价值观。

　　和众多中国新左派一样，强世功也受卡尔·施米特的影响。施米特的思想很复杂，但对强来说，这通常被当作玩弄强硬政治的借口，明确区分敌友，以实现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就是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这往往意味着斥责其敌人。

　　在一篇题为《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的长篇学术论文中，强试图根据特朗普和拜登领导下中美关系的恶化来重写中美关系的历史。许多中国人怀念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当时中美关系的升温让中国变得富强，同时也让美国文化在中国拥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强认为，事实上，中国被蒙骗了，特朗普和拜登的政策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从一开始的目标：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而中国则是其从属性伙伴。强的大部分文字都是针对自由派的，认为他们被美国的文化和金钱迷惑，指责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忠诚所在：捍卫中国社会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的斗争。强最后说，令人欣慰的是，新的领导人认识到了危险，并在正确的时刻站了出来，为中国和世界拯救了社会主义。

　　强不属于任何宣传机构，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会把他的文章当作宣传文本来读。宣传文本通常是充满口号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精通这套语言，但很少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强一般不使用宣传语言，但有时也会涉及到。

　　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时代以来，官方一直试图通过物质改善和宣传来巩固其合法性。然而，许多中国人认为，在过去四十年里，改变中国的是市场、企业家精神和全球化。换句话说，大多数中国人是爱国的，并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我不确定在金钱时代，还有多少人真正相信社会主义。

　　强世功反驳了这一点，描述了当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如何在以往的基础上建设的。他认为新时期完成了一场反对美国霸权和中国国内资本势力的胜利斗争，不仅要让国家回归社会主义传统，而且要创建新版社会主义。为了回答 “社会主义”或 “共产主义 ”对于现在富强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他在《哲学与历史》一文中写道： 

　　强暗示，在这个富强的中国，工人们没有必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再有任何枷锁，他们将得到受过良好教育又忠于职守的精英们的关怀。同样，强也认为，通过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目标也已实现：

　　换句话说，现在的中国就是社会主义，不必再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并将其汉化。相反，既然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富强的社会主义体制，那世界上其他国家自然会学习中国的经验。强知道中国并不完美，他也在文章末尾的几句话里承认了这一点。但与失败的苏联和摇摇欲坠的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他认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问题只是细枝末节。

　　强和今天的新左派们当然是在中国崛起的浪尖上冲浪，想象着浪潮会永远向前——我们每个人在形势好的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出生率都在下降，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妇女们对父权制怨声载道。清零政策及其突然终止让中国泄了气。凶猛的美国对华政策让很多人感到气愤，也因此觉得强的观点有道理——至少，在他们意识到不平等和阶级斗争才是国内问题之前，他们是这样想的。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中国的新左派们可能不得不考虑自己是否真的在效忠社会主义。他们知道，大学校园里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仅仅由于为工人权利发出的强烈抗议而关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崔之元和汪晖等早期新左派都是体制的批评者，因为他们担心后毛时代的中国可能会追随新自由主义。然而，现在中国强大了，新一代左派思想家却无视中国的成功乃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之上的这一事实，他们对国内社会主义的憧憬也是对民族自豪感的憧憬。新左派听起来已经有点自鸣得意了。

　　去年春天离开北京之前，我与几位左派知识分子在圆明园的一个华丽宴会厅共进了丰盛的晚餐。他们喝着白酒，谈论着毛经久不衰的智慧。但他们谈论更多的是税收（如何避税）和优质红酒（如何买到物美价廉的红酒）。当时如果还有雪茄的话，我就能想象自己身在美国的一家豪华乡村俱乐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