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子西

原《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老干部老作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全过程。从2005 年 7 月，他根据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开始写作一本书——《让事实作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性思考（读《毛泽东传》“文革”阶段有感》。至2010 年 12 月，六改后定稿。后来，2011年《红色参考》电子版的编辑同志以“一位老干部对文革的反思”为题在第6期和第8、9期陆续全文刊登。鉴于作者自称是“文革”中的“老保”，也曾遭受过磨难。因此他今天的真诚反思便更有研究价值，更显得难能可贵。尽管有批评者认为其反思过头，又有批评者认为其反思不够，但我们敬佩作者现身说法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搜集资料进行论证的严谨作风以及维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赤诚之心。他认为正确看待与评价“文革”，必须具有三原则 ：

一是看本质、看主流、看全面、看大局，分清什么是毛主席路线，什么是走偏方向，什么是干扰，不以具体事件或某个阶段覆盖全面；

二是站在历史高度和人民利益高度，站在理想、信念、宗旨的崇高价值观的高度来看问题，不以个人利益得失，不以自己和家人挨过多少批斗为标准 ；

三是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改变人云亦云的习惯思维方式和不敢讲真话的胆怯心理。

这三条归结到一点还是个立场问题，没有正确的立场，云遮雾障，就产生不出正确的评价。

为此，把这篇文章呈现给大家，供研究参考。

第一节、“文革”为什么还要研究？“文革”问题能否深入研究？

一句话，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认识“文革”的条件也随之成熟。

第一、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多年，无数发生发展的事实证明 ：毛泽东对发动“文革”的初衷、主旨是正确和必要的。事实早已推翻了“错误发动”的早期结论。毛泽东对于发动“文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系列的论断，有的指导思想是反复强调的。

早在 1965 年 1 月，在农机部部长陈正人的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毛泽东传（1949—1976）》第 1406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下同）

1965 年 5 月对陪同毛重上井冈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 ：“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对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工业所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在对陪同的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卓超触景生情地说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存在，甚至比较严重。”“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期间，毛主席还问王卓超他们认真读过“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上的教训》）没有？并告知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重上井冈山的谈话，均引自《前奏——毛泽东1965 年重上井冈山》，马社香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版。）而该段文字的内容是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带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毛泽东传（1949—1976）》第 1406 页）。

又在 1965 年 8 月 5 日对法国总统戴高乐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谈话，谈到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是代表一个阶层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国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同年 8 月11 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战备问题时插话“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后来又一次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毛泽东传（1949—1976）》第 1406 页）。

毛泽东对于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方式以及实施的紧迫性，随着时间而加深。1966 年 5 月 5 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中指出 ：“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有点急了。”“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在往后的另一场合，说得更直白、更透彻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传（1949—1976）》第 1468——1770 页）

……事隔三十多年，几乎所有预言，都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有些地方还大大超过了当年的预警，一贯强调“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谁还能说毛泽东这些论断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事实作证，“文革”不是“错误发动”，而是出于毛泽东的洞察社会的政治预见性，思考问题的历史前瞻性——这在整个国际共运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 ；在取得政权和经济建设巨大胜利面前，正视自己干部队伍的黑暗面，对身后的人民前途的责任感、使命感，更是无前人可比！什么“错误发动”？除非现今不存在大范围私有化，不存在穷富两极化，不存在工人阶级边缘化，不存在农民散沙化，不存在老板做党员、党员做老板的党建特色化，不存在前赴后继的官腐化，不存在高官高管巨额收入制度化，不存在财富掠夺规范化，不存在局部地方政权黑白混合化，不存在黄赌毒偷抢诈骗拐的常态化，不存在损人利己、金钱万能、享乐至上人生观的病态化……否则，一锤定音，何于服天下大众之心？何于服百代后人！

第二、按照“事实作证”的原则，重新评价“文革”，符合我党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符合陈云同志一再所强调的“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真正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原则。我党曾有过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此冲破了固有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获得了思想大解放。任何正确的规章制度、决议条款都是历史阶段性与相对真理性，惟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最长命的。如果肯定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那么它将永远管用，也自然管用于对“文革”的重新检验。何况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能完成的，认识真理、掌握真理，直到真理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但要时间，讲早了有可能被嘲笑、碰壁、甚至付出生命。哥白尼的日心说，付出布鲁诺等科学家的生命，几百年后才告昭雪；中国共产党人早年说“社会主义好”曾有多少人坐牢、掉脑袋？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要靠时间、实践和对照——比如在苏东解体后再回过头来看“文革”就会得出和过去不同的结论。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同志说得很坦白 ：人们总是明白得太晚，我就明白得太晚，当若干权威法学专家为沈阳黑社会老大甘效犬马之劳出卖一切的时候，当权威经济学家嚎叫“中国贫富分化不够大”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位张“学者”说什么“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吐唾沫 ；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了”。出这种主意的人，还能是怎样的“学术权威”呢（引自 2005 年 12 月齐卫东文章的大意。后一节引自2005 年 8 月《经济学家，三张论腐败 ：润滑剂、买路钱、吐痰论》一文）。

就笔者而言，也是从“文革”开始的“很不理解”，到“文革”结束时“彻底否定”，直至后来在事实面前的变化过程。“文革”之初，我不相信在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当中会有一批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存心反对毛主席更不可能，看他们的讲话、文章和著作，无反对之意，言谈之中也都是信誓旦旦的。于是有人“造反有理”，我则“保守有理”。加上我作品最早上省报批判，在单位里最早靠边，不服冲击外逃时，造反派发出的《通缉令》贴遍了全国的车站、码头……粉碎“四人帮”，我也“人心大快”，头几年无异议地接受“彻底否定”的结论，还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而自负，偶尔听到个别人谈及“文革”的别样观点，便认为此公的思想太离谱了！不料，随着历史时钟的走动，人民共和国真的（一点不假的）从经济制度、阶级地位、社会时尚、价值观念、公仆本质和职责，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特定地位的人群中真的有一批人，对毛泽东翻了脸，批判毛泽东比试“大胆深刻”，比“造谣力度”，通过新闻媒体、视屏舞台、文学书刊、课堂讲坛，形成了“非毛化”大合唱，令常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议——这时，我才和一些对“文革”结论持异议的同志，达到了这般的共鸣：“我们终于深切懂得了主席发动文革的良苦用心”，“一切都是毛泽东当年早就预见到的，谆谆告诫过的”，“一切都是毛泽东晚年倾尽全力加以防止而未能成功的”。总之，人的做“事后诸葛亮”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第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研究“文革”并没有下过禁令。也只是说要找一个适当的时机。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样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有必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要经过更长的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段，可能会比今天我们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149 页）。邓小平说的是“有必要总结”“需要认真的研究”，至于“不必匆忙去做”“要经过更长的一点时间”——那是他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讲的，距今已三十多年了，就按他老的意愿也不再是研究“文革”的禁区了。

第四、 被党中央全会通过的，上了《决议》的“经典”，有几多被严肃地遵守着？而“文革”早就被人爱怎么一直被淋漓尽致地描绘着，而且是借题发挥什么离谱的话都在说，什么离谱的文章都在发。且不说受媒体热捧书店畅销的名人及名人子女回忆“文革”的小记、杂记、札记以及“沉思”、“随想”之类的谴责文字也已比比皆就是以“彻底否定”为主题的大部头专著也早已及时问世了。

如1986 年有高皋、严家其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只是在书的封底印有“内部发行”，明眼人一看这不过是幌子，初版 62 万 5 千册，还能是“内部发行”吗？事隔 12 年即 1998 年 7 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这年头已无须遮遮掩掩地标上“内部发行”的标记了，而且也真够“伟大”，不但是大批判，而且持有的见解竟处处事事都比毛泽东“英明”，在“非毛化”的同时对整个共产党也不看好，如说：“这本身可以说，是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水平的一次最实际的检验。其结果应该说，成绩是相当糟糕的。”（见该书第382 页）。

若为印象还不够深，有个最简便的办法，只要随便翻翻《炎黄春秋》即可，远的不说，单是就近的09 年第 6 期还在声嘶力竭地号召 ：“每个能拿起笔的人士都应该拿起笔来，记下那十年大动乱的一切的一切，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记下那在冠冕堂皇的革命言辞下所有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记下那在唬人画皮后边的妖魔面目，记下那‘到处莺歌燕舞’的虚伪宣传后面的饥饿、贫困和混乱，记下那‘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五七道路’等等庄严口号下种种迫害干部、蛊惑青年的政策和措施，写成文章，编成书籍，用文字和图片把一切记载下来，白纸黑字，洗不清也擦不掉的。”仇恨之深，决心之大，无以复加。笔者引文至此，恍惚间，真误以为是国外的敌特机关在攻击我们。可见“文革”问题是捂不住的。与“文革”结论写在同一历史文献里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与当前的现实相对照，究竟还剩下了多少？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与当前的现实相对照，究竟还剩下了多少？《决议》写道：“‘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工作，否定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回顾这多年来，不同样地否定了十七年的成果吗？比如农业集体化式的耕者有其田，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与“文革”中也在发展着的国营工厂，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与生老病死的保障体系，公费培养大学生，文艺领域和整个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统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普遍学雷锋的社会风尚，被国际友人极力称颂的治安环境……所剩多少，到哪去了？《决议》中又写道 ：“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说得何等好呵！

可是迄今在现实中被遵循、坚守了多少，被淡化、歪曲到了什么程度，还所剩何几？至于《决议》中的“帝国主义”“阶级斗争”这样的词眼，在多年又多年的报纸上、广播里、电视新闻中消失得干干净净了！难道惟独让“文革”的结论，因为已上《决议》，就这样的在铁板上钉死了？！

第五、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文革”历史的研究不但开始松动，而且已经引起国家的关注而在进行之中。据 2005 年 5 月 26 日新华社发的一条被报纸做题《我国收集“文革”资料，将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的统稿消息称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昨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收集‘文革’资料有助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孙家正说，对于历史，包括‘文革’的历史，有关文物资料是有人在收集的。现在，有些‘文革’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散落的很多，我们现在能够收藏的，包括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都进行了收集，将会有助于对这段历史进一步的研究。”2006年的5 月正是长达 10 年的“文革”发动 40 周年，孙家正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记者的提问披露了这方面的动态的。

总而言之，作为内部研究是应该而且是可以的。

待续……

编辑：飞舟

来源：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