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干部对文革的反思（二）

第二节 对于“文革”言错，还不如言败

“文革”真的是“十年浩劫”？如果让事实作证，得出的结论是：对“文革”言错，不如言败。

“文革”是毛泽东对党和人民作出的意义最深远最重大的预警与实验，对社会发展发出最具哲学思辨的箴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已从错综复杂趋向简约化，简约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让事实作证。如今人们只要亲身感受一下现实生活 ：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立党为公”了，“执政为民”了，还是满脑子为私了，更特权化了？城乡经济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巩固了，还是私有化了，资本化了？工农大众和普通知识分子扬眉吐气了，还是被边缘化了？是我们把英国紫石英号打跑了，还是我们飞机在自己祖国上空被美机撞下了，我们的大使馆被炸了？是大批留学国外高科技人才回国效力了，还是大批高学历青年跑出去争绿卡了？是思想文化、人生观价值观健康向上，社会生活文明有序了，还是倒退、腐朽、混乱了？……。如果是前者，说明“文革”真是无的放矢，真的搞错了 ；如果是后者，证明“文革”不能“言错”而只能“言败”。

 “文革”是真正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民参加的，为着现实、更为将来而开展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政治领域里的一场大搏斗。在参与群众之广泛、进行时间之久长、场景之壮阔，不亚于全民总动员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一场在新形势下没有硝烟的反修防修的全民总动员。诚如毛泽东自己对别人所评述的，“我一干了两件事 ：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 ；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前者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后者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者的继续革命只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没有达到前者那样的胜利，而是遭到了失败！

 “文革”又是一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有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为证），有全民参加的继承、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同时也是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将革命进行到底，作出最大的努力，付出最大代价、最大牺牲的大胆探索与科学实验！诚如毛泽东在 1974年 12 月 26 日关于理论问题，同周恩来语重心长的谈话中，所表达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探索 ：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土壤和条件，始终是他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它尽管悲壮地失败了，但它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却是巨大的！我们这些后人，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此深刻的理论课题，总结其成败得失，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文革”的失败，可否大体归结这样几条 ：

第一、毛泽东的深刻思考与超前意识，在党的高层中除了与少数人的路线分歧发生阻挠与对抗，在大部分人当中没有真正理解，在思想认识上跟不上。

我们这支党的干部队伍是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理想主义不强烈，奋斗目标不明确，缺乏继续革命，特别是要不断革自己的命的思想准备。因此对这场体制内的反修防修的革命，较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更难达到共识，所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革革命者的命”，不少人就消失了原先革命者的那股灵气和锐气。他在 1966 年 1 月 12 日与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感叹地说：“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毛泽东的卓越超群，遭受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当“文革”发动起来，他既是感慨又是批评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们“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表白过自己的心迹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 1389—1390 页）

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统治的习惯势力，即便到了新中国，虽然比旧中国大有变化，但领导者们也还习惯于权力垄断，对老百姓只是“给民主”、“被民主”（一种不充分的民主），而不是由人民民主来实行监督，因此没有接受一场以触及自己灵魂革命的思想准备，

运动一旦以空前规模发生，即便在道理上拥护“文革”的人，也会困惑、意乱，本能地抵触。毛泽东因而认为中国共产党内真正懂得马列的人不多，就连中央委员里也很少，因而多次提出要认真读马列原著。这里面有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居功自傲者，满足于现状者，求稳怕乱者，本能使然地不会认真领会、积极响应的。也就是说毛的发动“文革”，看起来响应者不少，而真正理解者不多，在普遍存在着“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下，可以说从上层一开始，这场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却没有真正的到位。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革命理主义者、创新者，在高层中，除了周恩来配合最为得力，余者至多是感情上的忠与感性上的信，真正的知音者很是寥寥，即便最早依靠的“中央文革小组”，多个成员也因极左添乱而陆续出局，毛主席实质上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事态的复杂化就在所难免了。最先是遇到内部右翼反对力量“偷梁换柱”式的干扰，企图重复 1957 年“反右扩大化，整风走过场”的那一套，被毛泽东识破，这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一类的严厉批评（同年 7 月）与《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特殊表态下而息鼓。同时又教育干部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不料，接着就是被掌权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极左派所混淆。于是中央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被架空，所谓的“最高指示”被用来打派仗……于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无政府主义泛滥”。毛主席发觉了，大力提倡学哲学，并强调“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毕竟干扰太多太大。这就是说，“文革”一开始就阻力重重，思想政治路线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是造就“文革”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一大批基层老骨干、老党员、老积极分子和工农基本群众，同样的在思想认识上跟不上。有的还作了相反的理解，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反应。

全中国广大“翻身得解放”“旧社会的奴隶，新中国的主人”们，对于毛泽东高瞻远瞩与深思远虑的深刻思考和战略步骤，对于全面的从揭露党和国家的黑暗面着手的“文革”，没有打好思想基础。尤其是老工人们更习惯于和旧社会对比。这当然和长时期教条主义式的、简单化的肤浅的宣传教育分不开的。长时期在“忆苦思甜”、“不翻身忘本”教育的同时，却把树立“继续革命”、“居安思危”的观念忽略了。阶级感情始终停留在感恩报答的层面上，没能进一步深化。

在这种意境和语境下，对于要否定新中国建立起来的一些事物，要造自己政权体制内部的反，要批判那时在总体上还相当清廉的领导干部，普遍缺乏精神准备。不仅自己不起来造反，而且反对那些最早起来造反的人（笔者就是其中之一），认为这些人忘了本，或者是有私心、野心、别有用心；甚至错误地理解成又一次更大规模更彻底的“反右派”运动，是要暴露坏人。善良的人们就这样的“吃错了药”，一开始就不自觉地成为了运动的阻力。毛泽东如果事前像以往一样做深做细调查研究，对这种现状有深切的了解，上上下下的准备工作（包括统一思想）做充分，运动的范围由点到面，由浅入深，逐步总结经验，步子慢一点，不一哄而起，或许就不会犯这个战略性的错误了。毛主席犯这样“急性病”的错误，也许是当时国外的形势（苏东变修）把他逼急了 ；也许是历次运动总有人表面服从背后走样而犯急了 ；也许是考虑自己已年逾七十，时不待我，使这位“只争朝夕”的革命家着急了；也许这三种因素都有——这是笔者的妄加分析，不足为信。

第三、由“左”倾的文艺批判导向“文革”运动的“左”倾，运动的“切入口”不准，采取的方法有误。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建国后毛主席在文艺问题渐趋“左”倾，发展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断语，以及“两个批示”的过火批评，不幸“文革”正是从这里起步。把评《海瑞罢官》作为点燃“文革”之火，缺乏准确性。把学术争议一下切入到政治化斗争，牵强附会的批判，不仅不能说服人、调动人，反而容易伤及好人，也容易在上层产生分歧。把明朝海瑞迫使封建官僚大地主退田给老百姓，上纲为“鼓吹单干”，把海瑞平冤狱与“翻案风”挂上钩，把海瑞反豪强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相类比，不伦不类，作者难有这种主观动机，观众引不起这般联想。

《海瑞罢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新编历史剧。不久，又通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十七年文艺领域归纳为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说得如此的绝对化，十七年的成果彻底被否定，使得文艺界这个庞大的群体很受伤。毛泽东具有超常的科学预见性，但若把“预见”和“现实”混淆，把“预警”和“政策”等同，就形成了斗争的“扩大化”。把“评《海瑞罢官》”引向政治批判，开了“形而上学”的先河，捕风捉影的思维方式和“影射说”的死结，对庄严的“文革”后患无穷，如在后期对待电影《三上桃峰》（影射为“桃园经验”翻案）、《创业》（所谓为刘少奇树碑）、《园丁之歌》以及对一批所谓“黑画”的无限上纲，屡屡伤及无辜，都是承沿了这股思想脉络（毛泽东出面纠正，批评江青的“帽子公司”、“钢铁公司”，但为时已晚）。

对于当时的社会“黑暗面”的估计，同样是混淆了现实的问题和长远的危险，混淆了现实的存在与将来可能发展的界限，混淆了不同程度、不同广度和不同性质，犯了批斗“扩大化”的错误，把大量的各级领导人当成“修正主义”、“走资派”，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严重地混淆了两类矛盾，及至社会秩序混乱，各地党政机关无法正常工作，一时间的放任自流地由不同成分不同思想的群众去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即便这些上纲上线的“帽子”不算组织的正式结论，仅作暂时性的“冲击”、“考验”，但批斗面如此之广之猛，对运动一片迷茫、高深莫测的各级领导者们，自然难于接受。在打击面过大的同时，一开始采用了伤害感情、伤害尊严、伤害人身的斗争形式，不但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原有的教育人、改造世界观的主张，而且给运动抹了黑。这使得各级干部、包括他们的亲属和部属，更加情绪抵触——所谓“二月逆流”就是代表性的反应。以陈毅为代表这些老同志，对“文革”前期的批斗扩大化的不能忍受有着普遍意义。把这一批对革命劳苦功高，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偶像般威望的老革命家推到运动对立面，不但强化了运动的阻力，也在群众中产生了思想混乱。出现这种状况，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于干部的现状更为不满。状况的判断超过了实际，采取的措施也必然脱离了实际。这好比一个人生了良性肿瘤，虽有癌变的危险，但良性阶段毕竟不能当恶性来治——那就是错把有癌变的可能性当成患癌的现实性来治了。把“防修”作为“已修”，把“防病”作为“已病”甚至作为“重症病人”来对待了！尽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信条是上了“语录”本的，但一旦连这个“政策和策略”的本身也出了偏差，其意义也就无从谈起了。

第四、犯冒进必自乱。由于运动的面铺得过大、过急，犯了“一哄而起”的大忌。

对社会的复杂性，对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充分了解与把握 ；对出现的胶着状态，缺乏应有的分析与及时的化解。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毛泽东经常料事如神，但毕竟又不是神。假马列主义者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把早年毛泽东肯定湖南农民反抗恶霸地主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机械地套用到共产党自己执政的社会环境，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号角，无异是好枪乱射，误伤面极大。由于各学校各地区各单位出现了大规模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运动，在参加的人群中必然会有各种错误思潮，必然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必然会有投机分子、野心分子、不满分子混入其中，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因造反早反而显得非常主动、非常活跃，他们不可能正确对待干部，不可能不排斥后来才转过弯子来的基本群众，群众斗群众现象凸显，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的要求和行动也纷纷表现出来，掀起了界线不清的所谓扫“四旧”和恶作剧方式批斗所谓的“牛鬼蛇神”，以至“打、砸、抢、烧”的恶行也时有发生。于是一大批被批判的干部、包括他们的亲属和部属，一大批被说成“站错队”的基本群众，思想上进一步产生反弹，而这种反弹又刺激了毛泽东的思考，又产生反弹之反弹。

一切成功与不成功的措施统统出来了。或是出于形势逼人，骑虎之势的身不由己，或是出于过分自信的自负，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毛泽东凭借了在全国享有的崇高威望，个人的领导逐步代替了集体领导。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大的失误。——“文革”期间，进行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揪叛徒”，是偏了题（属于民主民族革命时期的遗留问题），加重了打击面的“扩大化”。

“清理阶级队伍”事出有因，1970 年 12 月 17 日，戎马一生的昆明大军区政委谭甫仁将军，被混入部队、手染血渍的回乡团成员王自正刺杀，是惊天大案，但毕竟是个案，究竟有多大代表性，需要在全国清理？把历史上已经搞清楚并已按政策作了组织结论的，再来个“旧账新算”，反而显得党的政策“言而无信”，“此一时彼一时”缺乏连贯性。曾被捕过的同志，经过组织批准出具手续出狱的，只是向国民党当局假意保证从此不再干共产党，没有出卖同志和破坏党的事业（有的连党员的身份也未承认），出来后照干共产党，这在敌人看来是欺骗行径，在审干时不作“叛徒”论是正确的，而在“文革”又翻腾出来，更何况，有一些还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式的两派互抓辫子、互扣“帽子”的冤枉账。

第五、在中央产生林彪死党和“四人帮”集团，是使“文革”归于失败的主因之一。鉴于“整风”因横出“反右扩大化，整风走过场”；“四清”又发生“形左实右”大整不带薪的农村干部，推行所谓的“桃园经验”，直到毛泽东主持订出《后十条》才得扭转一部分 ；“大跃进”又被刮“五风”，等到他写信直接发到生产队才得以纠正……鉴于“文革”开始，就被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五十天带“框框”的工作组的镇压学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惯于破常规的他采取了打破常规，选择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织形式，给几个没有大权的文职人员予以直接发动群众的权力，“踢开党委闹革命”自然发生 ；在军队里找了军事上累建奇功但又心术不正、深藏野心的林彪来“保驾护航”，祸根由此而生。

毛泽东用人固有历史客观原因，可也应证了“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一切的”这一规律的不可违背性。有同志断言“文革”犯了组织路线的错误，不是没有依据的。在“文革”中遭遇了反革命集团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极左派，加上一贯“左得出奇”的康生等人，是“文革”的极大祸害。他们窃取了“文革”的重要权力，助长运动的消极面。于是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大掀极左思潮，推行无政府主义，一时间把运动推向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端。

毛泽东由于过分自信，犯有对事物主观判断有误、用人失察和偏听偏信之责 ；反过来，这些人又利用了毛主席的过错加以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把问题推向了极致。特别是林彪死党的横空出世，走得如此之远，做得如此之绝，致使“文革”进程严重受挫。毛主席承担责任而对未遂政变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清查面，这是很英明的。但他与周恩来在处理事态的过程中，精力的消耗和内心的伤痛，急剧地损害了身体健康。

毛主席原本不想把“文革”搞得这么长的，1966 年 8 月 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表示：大概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间“告一段落”；1969 年 3 月 3 日同“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谈话时则说：“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但总是欲罢不能。在党的“九大”以后，社会秩序已基本稳定，国内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6.9％，工业增长了 34.4％，毛主席认为经历三年“文革”可以收尾了，“中央文革小组”也无须存在了，不料又遭遇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新的政治风暴，林彪集团反革命事件打乱了所有的步骤。由此说明“文革”拖延十年是因为受到严重干扰而失控的结果，这也包含了“文革”的复杂性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想。

第六、“文革”打的是路线仗，毛泽东推行的路线始终遭遇路线性的干扰与对抗，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复杂因素，生前面临挫折直到身后的失败。

运动初期，是由领导层的不同方略，经由撤出工作组和《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批判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扭转方向 ；“文革”中期，林彪事件突发，打乱了毛主席原有的步骤。毛主席在被动中沉着应对，着手拨乱反正，纠正“文革”中的一些严重错误，情况渐呈好转 ；毛主席清楚“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产生的乱象与“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有关，在邓小平连续上书揭发林彪、表达忠心、检讨错误并保证“永不翻案”的情况下，重新起用了这位“绵里藏针”的“难得”的“人才”，主持日常工作，协助年迈病重的周恩来 ；“文革”后期，毛主席力排“左”的干扰，不断严厉批评起着特殊作用的代表人物——在“文革”初期立了“新功”有着特殊身份的江青，如评价她“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不大好”、“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如批评她“搞四人小宗派”、“四人帮”，“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限制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不当后台老板）”，当众申明“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最重的批评是“江青有野心”，毛在原则问题上没有私心，但他的批评江青是定格在内部分歧层面上的 ；“文革”的最后期，当毛主席在病重中觉察自称“桃花源中人”的“永不翻案”的誓言不足为信时，又断然收回任命（党籍保留、人保护），匆忙中推出了“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毛逝世，华等背离毛对“四人帮”的“批评教育”的原意，立马打倒了“四人帮”，而“四人帮”们也应证了“打倒一切人，最后自己被打倒”的哲理。其时邓又上书称颂华国锋，揭发“四人帮”为邓复出获得了机遇、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文革”十年的历程，充满了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从这里着眼，人们也就明白了“文革”命运的曲折和失败的原因！

第七、运动后期，毛泽东年老体衰多病，终使他亲自发动的“文革”成为未竟之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命题正确，进程中的政策性错误也是可以随时纠正的

（“文革”中后期，“六厂二校”的典型一抓，已优于运动初期的“一哄而起”）。本来像毛泽东这样世纪性革命伟人，能从井冈山星星之火燎原、到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般胜利，在抗日的延安基本形成毛泽东思想体系与确立全党的领袖地位，八年抗战胜利的同时壮大了党的队伍，小米加步枪面对美式现代化装备的四年解放战争获胜而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建立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以弱胜强打败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及其联军，领导国内战胜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向人民交出了第一份答卷，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真所谓所向披靡，从古到今，世上哪有这般美丽的画卷，哪有如此宏壮的史诗？

因此完全可以相信，凭着他的经验、智慧、魄力综合成非凡的雄才大略和神奇的指挥艺术，特别是建立在人民中的人格魅力与无比威望，最大的艰难险阻，最严酷的绝处困境，他都能逢凶化吉，力挽狂澜于既倒。即便是党内的极左思潮，只要被他发觉，最终必能克服，从井冈山斗争的反“左”倾，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康生主持一线）的赔礼道歉，建国后的“大跃进”中直接发信到生产队纠正“刮五风”，“四清”（刘少奇主持一线）收回“桃园经验”发布《后十条》……一路过来无不都是毛主席最先发觉最先解决，或取得最终胜利，或“由坏事变好事”产生正反经验、丰富革命理论。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根本反对神化，也无须别人把他神化，但广大人民对他的政治智慧充满了神奇感，对他的人格魅力充满了神圣感，在切身感受中自然产生。他在全党无以伦比的信任度，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人民对“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的共识，就来自这样的历史渊源。可是，万不幸的是毛泽东已面临晚年！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同样超越不了生老病死的辩证法，超越不了自然规律。衰老、体弱、多病的他 ：“剧烈动荡的现实已使他难于像从前那样到处巡视，更难于自己进行以往他提倡的深入调查研究，而主要是靠阅读文电、报刊以及从少数能同他接触的人员那里来了解国内外情况、指导工作。但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局势，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得来的情况十分有限，有些是虚假不实的。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见往往同客观现实有很大距离。”【《毛泽东传（1949—1976）》第 1499 页）。总之，大海航行的舵手，渐渐失去了驾驶的能力。——在衰老多病的状态中（周恩来也长期病重并先他而去），最不幸最无奈的是在人选问题几经挫折后，再也来不及物色理想的接班人。毛对“文革”来不及收局，但继承者不是有能力收局的人，更不具历史上的毛泽东能屡屡把“残局”变“善局”的智慧与魄力。两代“领袖”之间落差太大。“文革”的失败再也不能逆转！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根本目的，有个高度的概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里指的“巩固”、“防止”、“建设”可说是“文革”的“纲”，命题何错之有？最终是因上述复杂原因没有达到预期而宣告失败！

上述内容也说明，所谓言败不言错，乃相对而言。总体的结论，“言败”也包含犯有错误。

有人言称 ：“文革”好比做一篇大文章，题目是对的，主题是好的，但其中一些段落、句子没有写好，败笔不少。窃以为，此言尚不失公允。  

待续……

链接：一位老干部对文革的反思（一）（点蓝色字即可浏览）

编辑：飞舟

来源：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