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干部对文革的反思（四）

文/长子西

第四节 举世公议文化大革命及其否否定与反反思

不论怎么说，在相当长的时期，直至目前特定的人群里，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是多数。这是为什么呢？除了因有红头文件的定论之外，还有长年来的舆论导向，主流媒体一边倒三十多年的灌输，而且话语权成霸语权，右派刊物更是“民主、自由”地造谣不断，不同意见根本上不了版面，以及存在诸多复杂的社会原因。大凡有这样几类人：

一是在“文革”中挨了整以至个人与家庭成员受过伤害甚至损害，有怨气，认识上受到影响——尤其是一些担任领导职务和据有实权与有实力影响的人，平时老虎屁股摸不得，以往整的是别人，这回却挨了整，而且整他的人又是普普通通的群众，其中还夹杂着被自己整过的“不纯分子”，心里特别的纠结，但毕竟是受党教育多年，不会记恨——其中有不少同志，在“事实作证”面前，调整了原有的看法，开始理性地理解“文革”，对毛由“埋怨”转向“怀念”；

二是也有一些人是为了趋时附势赶时髦，把自己原本一般性的受冲击（或称“受迫害”）视为“荣耀”而夸大其词故作“惨烈”的表述，同时显示出自己在“文革”中表现是正确的，但这类人也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真的放到心里去，而且觉得如今再说已经不时髦了；

三是在思想方法习惯于看事物的现象而不看本质，习惯于人云亦云而缺乏理性思考，有水平问题，也有着“随大流”做人稳妥的处世哲学，这类人属于“附和型”的，并不存在明显的成见，原本声贝不高且在逐渐减弱中；

四是仍是出于不理解、不满的则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一时的乱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现实的教育，会重新认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义，从而会对“文革”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评价；

五是名流中的极少数，自持“名士”风度，不断猛写（做报告，接受采访）虚实并举的文章，大讲真假混合的遭遇，有着哗众取宠获取政治资本抬高身价的“小九九”，但因水份太多，前后矛盾，容易被人看穿，身处尴尬；

六是由走资派组成的官僚资产阶级、新生富豪、洋奴买办及其政治代表和文化附庸，即是“文革”的对象们利用“文革”中的错误，利用上述几类人曾有或尚有的心态，着意夸大事实、不惜以点代面，或莫须有、或无中生有、或把对的也说成错，借以“非毛”、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寻找“理由”，为“和变”、“复资”谋取“合法”——更有极少数原本是国内外反共反人民的仇恨分子和敌对势力，借机进行阶级的政治的报复与攻击——

这第六类和上述五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上述五类共同的特点是多数人仅止于对“文革”的谴责，一般不会延伸到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以至对整个共产党的否定，而这第六类虽是少数，却形成了一股凶恶势头，发出的却是强音，“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成了沛公！这第六类人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恩怨与认识问题。他们非常懂得“不破不立”，不破除“文革”理念，就立不起他们需要的理念，不能为他们既得的特殊地位、特殊权力、特殊利益进行辩护；他们出于本能的厌恶、本能的害怕，当他们变了质骑在人们头上时，如果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贬损毛泽东思想，就会成为一面照妖镜，单是一句“资产阶级在党内”就足令他们招架不住，就会原形毕露；又比如对于重新出现的资本剥削与阶级压迫，工人由企业主人沦为雇佣劳动而重吃二遍苦，党内真的有了资产阶级，“三名三高”膨胀得比“文革”预警高出千百倍，

货真价实的“四旧”泛滥成社会病态……这一切怎么解释？如果不向“文革”的理念进攻，就会守不住阵脚。某些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们的思想认识远比广大善良的人们要超前，如同一位“精英”一语道破：“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泽东晚年是非为是非，各级领导干部现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这第六种人的态度，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发展与激烈化的表现！善良的人们，大家可要理性思考啊！

前五类（主要是前四类）与最后一类的根本不同处，是因为善良，善良的标志是正视事实、实事求是，凡实事求是就不会反毛。善良的人们三十多年来的思考在逐渐深化，认识在逐渐提升。他们当中有的人曾经十分惋惜地说，要是毛主席“文革”不搞，他老人家就十分完美了，就是第二个列宁了，甚至说哪怕早死十年，来不及搞“文革”，虽少活了十年，但伟大领袖的形象可以完整无损了。

然而，随着思考的深化，认识的提高，就感到“文革”结束之初的那种想法是非常的幼稚。苏联垮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照样被否定。道理很简单，若是毛的身后还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真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么他搞了“文革”，也会实事求是作出正确评价；反之，即便不搞“文革”，也照样会寻找到别的“突破口”来否定毛泽东。不搞“文革”的苏联斯大林、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民主德国的昂纳克、南斯拉夫的铁托及他的后人，等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并没有搞中国式的“文革”（相反是持保留或反对态度），何曾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见谅了？还不是更早地被“妖魔化”了！

阶级斗争的特点，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竭尽全力、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诋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人，对于帝国主义势力来说，摧毁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领袖人物的人格，是一以贯之的总战略，抛假材料、搞“反间计”是应有之义；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获取权力搞资本主义复辟是总目的，其余均为手段，从何下手，只是依据各国各自的特色而已。并不取决于搞不搞“文革”。不搞“文革”的苏东诸国，亡国亡党开了个“直通车”，势如多米诺骨，真所谓“一朝覆灭，顷刻瓦解”，而且是改旗移帜，十分彻底，连到“社会主义尾巴”也息数割光。

中国“文革”尽管失败，但人们受到十年反修防修的教育，使资改派无法“开直通车”，只能缩手缩脚、若明若暗、渐进式的推进，用“精英”的话是“先提出到廊坊，再提出到天津”，而且犯了急性病冒进的两任领导受撤换，以平息事态、稳定人心，而且至今还保留着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和坚守着毛泽东式的政治框架。要不然，方励之、刘宾雁们早已当头了，“08宪章派”、《炎黄春秋》们早已得逞了，哪还有今天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时间与空间？！

若毛泽东不搞“文革”，或早离我们十年，那就意味着遭遇苏东诸国的“直通车”，社会主义的因素和毛泽东的基业荡然无存，科学发展观也将无所依托，无从施展！毛泽东早离开人们十年，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的被砸碎铁饭碗，大批国企私有化与领导权力私有化，工人下岗、退养、工龄买断等等状况也得提前十年，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阶级（也就是最后一批主人翁）不可能善终，不可能在政治地位边缘化的同时还能获得正常退休，保留着社会主义制度承诺下来的养老金（本人死亡对有抚养关系的配偶的生活津贴）！健在的老工人不能安稳度日，缺乏生活保障的子女没有条件“啃老”；而与此同义，那些踢翻工人“铁饭碗”的强者，就要提早十年获得“金饭碗”，那些砸碎“大锅饭”的能人，就要提早十年得到“小包厢”！

这里要说的是，上述几类情况，也只存在于遭遇过“文革”冲击的机关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和上层社科类（文史哲）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以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人。对于绝大多数工农大众、所有自然类科学家、多数一般干部、中下层知识分子，没有受到直接冲击，其中有几部分人即便参加了某一派也是作为主体力量参与的，因此感受自然不同。他们对于由境外对大陆发行的某周刊，对于北方由显了原形的老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无产阶级专政叛徒们开张的某月刊，坚定不移地刻意造谣与恶意攻击，距离真是甚远甚远。他们觉得这些人在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同时竟会有这般发泄不完的怨气、恨气、怒气，真有股隔世之感。他们的注意力已不在这里。他们关注的焦点已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

有人说，那时（“文革”）再怎么乱，共产党的威望没有乱，人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没有乱，做人的基本价值观没有乱，不会乱到公然办起右派刊物鼓吹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要把共产党赶下台、要共产党交出军权，不会乱到公开为大汉奸和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头面人物翻案，不会乱到街头劫运钞车、大白天抢珠宝店，不会乱到故意开车撞死人、银行门口敲昏人、拐骗妇女儿童卖给人、破门入户刀捅人、公众场合针刺人……他们关注的乃是切身的现实，右派们越是起劲攻击共产党的历史，适得其反，反而是提醒人们越发觉得毛主席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的好，永远地怀念永远的毛泽东！

当年“文革”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如今的评价“文革”则是灵魂的拷问。作为共产党人、国家干部、进步知识分子，对“文革”如何正确评价，与普通老百姓有着不同的要求与不同的责任，面对的是对一个人的灵魂的拷问。正确看待与评价“文革”，必须具有三原则：

一是看本质、看主流、看全面、看大局，分清什么是毛主席路线，什么是走偏方向，什么是干扰，不以具体事件或某个阶段覆盖全面；

二是站在历史高度和人民利益高度，站在理想、信念、宗旨的崇高价值观的高度来看问题，不以个人利益得失，不以自己和家人挨过多少批斗为标准；

三是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改变人云亦云的习惯思维方式和不敢讲真话的胆怯心理。

这三条归结到一点还是个立场问题，没有正确的立场，云遮雾障，就产生不出正确的评价。

如今大家注意到，随着事实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在变化中。人的认识往往不是静止的。有一些在运动中持保守立场的，甚至受过猛烈冲击的人，在事实面前开始了重新思考。也有极少数者，从极左转向极右。但两者变化，前者是多数，后者是少数。令人欣慰的是党的许多老同志，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都具有理性的认识。据新华社高级记者李尚志提供的情况，他在1978年第一次采访在“文革”受打击仅次于刘、邓的彭真时，使人意想不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计较个人恩怨不是共产党员！”；1987年跟随彭真去井冈山等地，向彭问起：“文化大革命整你那么厉害，你怎么对毛主席还这么敬重？”彭说：“你不懂这些，毛主席说过，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也是大家的。现在他不在了，我要替他补上这些话。搞个人迷信是毛主席的本意吗？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我彭真在历史上大大小小错误不少，都是毛主席纠正的。”（引2000年第11期《纵横》）。

在“文革”中冲击最大，伤害最重的莫过于王光美一家了，然而王光美在一部《访谈录》中，说得十分平静，字里行间告示了一些真实，对有些过程的“青红皂白”颇分得清楚。如：“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时，有意去掉了毛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到刘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谈到因工作组问题去清华大学检讨“周总理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谈到7月18日的一次批斗会：“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见《文汇报》转引《王光美访谈录》，黄睁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初版）。

年届93岁的革命老人武光同志，说得更是入情入理。他说看待“文革”要两分法。他讲了自己在“文革”十年中，因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进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三年。但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已无怨言，还说那时北航两派红卫兵都是保护他的。这段过程中他始终充满信心，“党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后总会有个甄别，别人不了解我，但我了解我，坚持到底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只要有毛主席在，有共产党在，我总会得到公正的评价。在监狱的七年半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有充足的时间学习毛选和马列原著。”武光老人的可贵处，是跳出了个人的圈子，站在从党的远大理想、人民的长远利益的历史高度来看问题。他认为毛主席与一些人的分歧就是，是否继续革命，是否彻底为群众，是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的晚年对中国、对世界、对未来的贡献就是“不断革命”思想。

吴冷西同样受到严重冲击，“文革”后用了十年时间写了《十年论战》一书，坚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国际修正主义。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在“文革”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但他仍能深明大义，仍在“文革”后的1977年毛泽东生日时，吟诗缅怀：“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及至1978年在临终之日，他叮嘱家人：“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思想去做，就少犯错误……我死后把骨灰撒到大寨肥田。”（《毛泽东与郭沫若》季国平著，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年近90岁的老革命林伯野同志，针对社会上借“文革”把毛泽东妖魔化，赋诗回应：

创业无双中外颂，探索有误古今同。

需从大局认豪杰，莫自瑕斑贬玉龙。

从这些老人的谈话和倾诉与实际表现中，能使我再一次领悟到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叫“高屋建瓴”！

可能有人会责问：你这篇文章是代表了“四人帮”及其各地爪牙的心声，是“文革”极左思潮的回潮。劝君莫扣“大帽子”。首先“四人帮”已经在肉体上消失，本文没有褒扬他们的文字，也没有采用他们的片言只语。至于“各地的爪牙”，其真实身份应是受过批判处分、判过刑的造反派骨干。要声明的是，笔者在“文革”中是造反派的对立面。其实，原有的“老造反”的人群，这么多年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化最快、变化幅度最大的是一部分笔杆子，有极少数已从这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名人。在工人造反派队伍里，由于本阶级的沦落，又因不会“善变”而风光不再，当年年富力强的如今也成了退休老工人，多半已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在不堪回首失去话语权的同时只能选择沉默或回避，对于如烟往事已无意顾及，仅有个别人或其子女在市场化经济大潮中“因祸得福”侥幸挤进了先富的行列——俱往矣！如今，引发对“文革”思考的已不是这一派哪一派，而是一个社会性的以至世界性的永久性的命题。对于人民大众，事隔多年，竟然会莫名唤起这般的“文革情结”，真是好生奇怪。细究起来还得归结于现实社会的不公，归结于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归结于新生资产阶级推动的干部队伍腐化和社会风气恶化，归结于工农从主人沦为弱势群体，归结于几多万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学生失学、妇女失身、官员失足、国企失血、病人失医、社会失控……。若没有一切，这就证明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纯属“无的放矢”，证明毛泽东对世人的预警全是“空穴来风”，那末就都会认为“文革”彻底错了，那末就很少有人会傻到产生这种怀旧情结。可能有人会责问：难道你还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吗？我的回答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历史只能借鉴而不可重复。我们思考的是“文革”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去芜存精，恢复毛泽东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对于毛在“文革”期间特定场合的个别插话、批示，也不作“凡是”式的肯定。肯定“文革”的基本精神，不等于要回到“文革”，如同肯定井冈山道路不等于要重上井冈山，肯定长征精神不等于要再去长征，肯定13年延安生活不等于要重过那种艰难岁月，人们要的是井冈山、长征、延安的伟大斗争精神与革命传统。劝君切莫揪住“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那句话不放，要知道这不过是毛泽东当时在强调“文革”的重要性，反修防修的长期性和针对别人的反对而表明决心罢了，如作机械理解，头一次就是十年，此话怎样连接？也许他深切地认识到反修防修的长期性与复辟的危险性，确有不止搞一次的想法，但头一次因受到“重大干扰而失控”和主观失误而长达十年，即便以后再搞，毛泽东自己也不会重复了。毛向来有“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有“不断革命”的思想，但他怀有大智慧最会总结经验，富于创新，决不会是革命形式的重复，连系到他指挥解放战争堪称世界战史典范的三大战役，在打法上也没有太多的重复。其实，个中道理多数人是心知肚明的。

“文革”既是毛泽东的未竟之业，更是他老人家的千古绝唱。毛发动“文革”有着他独特因素，主观因素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有真正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有超常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预见性，有不怕粉身碎骨的牺牲精神，还得有运筹帷幄的智慧和力挽狂澜的毅力与魄力！在他身后还哪能具备这等条件？别的不说，单说毛泽东那样高度的民本思想与立场而形成的领袖与人民之间如此这般的信任关系，那种所向披靡传递给人们的“战无不胜”的信心，不是不可重复也是较难具有的了。第二句话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有相似之处。因为历史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由不得人们任意摆布。社会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发展与激化，要避也避不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人民总是革命的。只要大方向对头，不必一定要走同一条跑道。就当年的“文革”时的无产阶级所处的政治力量，经济结构，更有毛泽东的存在，尚且失败，后人何必重蹈覆辙？后来的成大业者，完全可以按不同条件，审时度势，探索开辟新的跑道，这叫“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正确的方向、立场、原理必须坚持，“文革”中的某些成功经验不宜放弃。若能总结正反教训，汲取其精华，遵循其原理，后人当可比前人更聪明，人的智慧是不难“青出于蓝胜于蓝”，站在巨人的肩上可以看得更远，使革命大业“后浪推前浪”；若刻意否定，以至反其道而行之，反而会引发出否定之否定，弄不好，引发的可能已不是“文革”的重复，很可能是更难于想像的局面。

“文革”尽管看似失控，但它毕竟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牢牢的领导下政权巩固，国外反动派害怕着，国内右派、极右派翻不了天，受冲击的人虽惊心动魄，多数人仅止于触及灵魂，而今后弄不好可能是危及政权、国家分裂、洋鬼子二鬼子当道、人民的生命财产不保……不是危言耸听，许多过去想像不到的事发生了，今后想像不到的事也难保绝对不发生，重任在肩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一切革命者、一切善良的人们，可要百倍警惕啊！

链接：一位老干部对文革的反思（一）

一位老干部对文革的反思（二）

一位老干部对文革的反思（三）（点蓝色字即可浏览）

编辑：飞舟

来源：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