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巍《东方》和都梁《亮剑》（小说）

文/阿镭

 

 

《东方》是魏巍的经典小说作品，1982年，魏巍凭借该小说获得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相比起《东方》，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无疑影响力更大，也更广泛地为人熟知。因此，我们今天，不要说学生没怎么有读过《东方》的，连我也是第一次读，读了以后颇感震撼。

《东方》属于长篇小说，整部作品七十余万字。主要内容分两条线索演进，一个是抗美援朝战争，以连长郭祥、团长邓军、团政委周仆及战士乔大夯、王大发、刘大顺、小牛等人在朝鲜战场上的事迹为主线，另外还有个由正面走向反面的人物，即营长陆希荣。再一个线索是凤凰堡村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以杨大妈、小契、金丝为正面人物，李能、谢香斋及谢家骥等为反面人物。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

我以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很好的历史资料。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历史课本上看不到的生动具体的历史。

小说的视野是极其宽广的，其写作人物上至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下至普通的干部战士，旁及村里的各色人等。出于小说写作的需要，除了彭德怀为真名以外，志愿军其他领导人都作了化名处理。作者用生动的笔触和气势恢宏的语言，选取一些典型的战役，以点带面极其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的战争形势和经过。在作品中，作者以饱含感情的笔墨，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爱憎分明的人物。

主人公郭祥被人称为“嘎子”连长，“嘎子”是当地方言，大概有“聪明”的意思（语气中又有喜爱和调侃）如果不是聪明伶俐，也不至于十三四就离家出走还能参上军，更不用说25岁就已经当上了解放军的连长。郭祥为人谦和，快人快语，颇得战士们拥戴。用兵打仗方面，郭祥也常常能身先士卒，出奇制胜。

郭祥的父母深受同村地主谢香斋、谢清斋兄弟的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全家饥寒交迫。他十一岁，为了报复地主的欺压，杀死谢家心爱的黄鹰，外逃流浪。先是跟着人做了两年的学徒工，后来算是“死皮赖脸”地要参加八路军，十三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直至新中国成立，郭祥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此时的他已经成了解放军的连长。本来请了一个月的假，但是，正好朝鲜战争爆发，而且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公然干涉，形势对朝鲜人民军不利。当然，给中国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作为军人的郭祥和杨雪，以及久经风雨的杨大妈，对此都极为敏感。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郭祥和杨雪都极为踊跃，想尽快结束休假，返回部队，了解情况，参战热情高涨。当然，他们也没有料到，出国作战居然那么仓促。刚刚返回部队几天，就要入朝作战。

作为连长的郭祥，几次负伤，最艰难的一次是面临绝境，和自己的战士乔大夯以及小牛，跳崖也不投降！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死去，被一位朝鲜老人救了，休养了几个月，又恢复了过来。在一次战斗中，乔大夯耳朵几乎被震聋。

小说以化名的形式，写了战争中最惊心动魄也最可歌可泣的上甘岭战役，小说中叫白云岭。战役极为惨烈，伤亡很大。作为小说主人公的郭祥，最终也付出了失去一条腿的代价，而不得不离开部队复员。身体残疾的伤害还是其次，精神的打击则是尤其巨大的。十几年的军旅生涯，已经让郭祥把部队当成是自己更亲近的家，让他离开军队，自然极难接受。好在政委周仆最终成功地做通了郭祥的工作。最后，郭祥复员转业到自己家乡凤凰堡，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去了。

郭祥的领导，团长邓军和政委周仆，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邓军是老红军了，周仆作为三十年代后期的大学生，参军革命要晚一些，但是经过多年的战争考验和历练，也成为了坚强勇敢的革命战士。团长邓军，在建国前打兰州的时候，不幸负伤，最终丢掉了一条胳膊。但是即使如此，他还是想方设法地甚至违规地来到朝鲜战场，可见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邓军作为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打起仗来豪气冲天，甚至不要命。

政委周仆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他当时是大学生出身，在当时自然是凤毛麟角了。周仆本职工作做得好，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擅长战前动员。周仆不仅工作干得好，还很平易近人。在下级干部和战士面前，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官兵平等的风气，是让我们今天颇为感慨的。普通战士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建议，合理的都会被采纳。尤其是女战士，经常可以很不客气地“批评”一些领导，杨雪就曾不客气地批评团长邓军。女战士徐芳曾和政委周仆有过一次深入的交流，说自己思想进步，曾经要过三关，即生死关、劳动关和名利关。显然，可以理解为周仆已经经过了这三关的严峻考验，看淡了生死和名利。

 

周仆，大概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和代表。他们有着崇高的愿望和远大的理想，受到革命思想的感召来到延安参加革命。他们坚决彻底地革命，不消除剥削压迫制度誓不罢休。他们又能谦虚谨慎、脚踏实地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经常被普通战士们崇高朴实的奉献、友爱精神感动。他们是幸运的，赶上了伟大的时代，有幸亲身经历并见证伟大的变革。周仆的身上，或许还有作者魏巍自己的影子。

杨大妈是坚强伟大的革命女性的代表。其最初同样遭受谢家极为严重的剥削压迫，后来八路军共产党来了，宣传革命主张，杨大妈逐渐走向了革命道路。更多的是支援革命，掩护八路军进行抗日斗争。她极为机智聪明，做事冷静果断，因此又被称为“五员”（炊事员、护理员、情报员和侦察员、指挥员）。杨大妈有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决的斗争精神，是坚决革命的代表，他和李能形成鲜明的对比。李能作为村长和代理支部书记，在建国后只在意自己利益，继续买地卖地，不愿意搞合作化，不愿意帮助其他穷苦老百姓致富，甚至还剥压迫他们。在杨大妈提出合作化搞共同富裕的时候，他明里暗里地阻挠反对（后文还有详细介绍）。

杨雪是杨大妈的女儿，也是郭祥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早年跟着杨大妈积极参军，也是十几岁就参军了。在建国之时，已经是护士班的班长了。杨雪受到母亲的教育影响，和母亲一样，也是坚强伟大的革命战士。小说里更多的是通过一些侧面描写来体现杨雪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精神的。例如，新来的女兵徐芳。在徐芳的眼里，杨雪无疑是个值得崇敬的人。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朝鲜战场上，护理伤病员也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比如没有大小便器，徐芳很着急，但是又没有办法，杨雪就想出个办法，找到美国士兵丢弃的罐头盒和钢盔来当大小便器。

 

再有，女护士，护理男伤病员，更面临很多心理上的挑战。杨雪劝导徐芳，把战士们看成自己的阶级兄弟亲哥哥，也就不嫌脏了。杨雪说，“世界上只有脏的思想，没有脏的工作。”父母给小孩擦屎擦尿，没有人说父母干的活是下贱的，父母也不会嫌孩子脏，那是因为父母发自肺腑地爱自己的孩子。这给徐芳的思想上巨大的影响，徐芳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开始变得坚强勇敢。

 

杨雪和郭祥本是青梅竹马，从小一块长大。甚至，长大参军也在同一支部队。郭祥对杨雪怀有很深的感情，不过一开始杨雪对郭祥倒没有多深的感情，至少没有爱情。杨雪喜欢的是郭祥的领导——营长陆希荣。当然，我们可以说，单纯的杨雪，不是世故的陆希荣的对手，因此在感情上，成了陆希荣的俘虏。杨雪对于陆希荣的认识是不够深入的，何止是杨雪，甚至政委周仆和团长邓军都是在最后关头才看透陆希荣的本质。因此，在陆希荣被处分后，杨雪是极为痛苦的，不过还是决绝地和陆希荣断绝了关系。此后，杨雪对于郭祥，是怀着深深的愧疚之情的，她也才明白郭祥对自己的一往情深。可是，此后，他们虽然同在战场，却未见一面。在杨雪牺牲前，郭祥已经和乔大夯等人跳崖，后来小牛回来了，却误以为郭祥已经牺牲，在杨雪这里，郭祥一直是生死未卜的。在杨雪临死前，她把自己用的一面小镜子和一支钢笔托徐芳转赠给郭祥，并让徐芳转达她的话：“你对他说，他是一块真金，我，我对不起他…”

 

那个时代的爱情，是熠熠生辉的。革命年代，到处弥漫着战火和硝烟，仿佛是缺乏爱情和浪漫的。然而，这不过是一种错觉。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年代的感情，比今天的感情，要单纯可贵太多。郭祥对于杨雪一往情深，但是却长期无法表露。到了朝鲜战场，虽然离得不远，但是却未能见上一面。然而一面镜子，一支钢笔，大概就可以让人怀念一生。这样的感情，是多么地可贵啊！革命年代，可歌可泣的故事又何其多！杨开慧烈士在就义前，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说“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毛主席听闻妻子去世消息，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大风大浪中的搏击，血与火的考验，才能锻炼出真金。没有这些考验，仅仅是废渣而已。

最后，杨雪为了救一个朝鲜儿童小英子英勇牺牲，被朝鲜授予国际主义战士称号。杨雪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这样伟大的战士有千千万万，每一个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都当得起这样的称号。这的确是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乔大夯是郭祥所在连队的战士。这个战士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朴实、厚重。乔大夯高大魁梧，是个机枪射手，是个敏于事而讷于言的典型。一开始让他发言，好多人动员了几次，才勉强说了一句，但是很实在：“共产党叫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这朴实的话语，感动哭了政委周仆。乔大夯是机枪射手，射击技术很高超，在朝鲜战场上，多次用机枪打下来飞机，顽强勇敢。周仆让他谈个经验体会，还是讷于言，不过最后算是谈了一些。

 

乔大夯非常善良，由于体型高大，力量大，饭量也大。但是他在部队上却一直吃的很少，每次吃饭都不吃饱。甚至在团长政委专门请他做经验介绍、给他炖鸡吃的时候，他随便吃两口就不吃了。甚至，他会为自己饭量大而感到内疚。这让政委感到眼热，也让我们这些读者感到眼热。

在黑云岭狮子峰战斗中，在连续七天打退敌人的激战后，由于身处绝境，郭祥和乔大夯还有通讯员小牛等八人壮烈跳崖。所幸，郭祥、乔大夯还有小牛在别人的救助下都活了下来。

刘大顺在书中，尤其是前半部分，并不算是很突出的人物，但是后半部分当中，这个人物绽放出光彩。刘大顺是解放战争末期，郭祥亲自解放过来的。打仗倒是勇敢，但是在入朝作战之初，表现并没有很好，甚至有一回还退缩逃跑，遭到郭祥的严厉训斥。但是，此后，他就越来越勇敢顽强，立下不少功劳。后来，还作为志愿军代表回国，接受祖国人民的高度热情的礼遇，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精神上的激励。再次回到朝鲜战场，团长邓军和政委周仆亲自接待他，这更激发了他的报国热情。他主动找连长郭祥领取最艰巨危险的任务，最后紧要关头，为了炸掉敌人的地堡，两次爆破都没有成功。第三次刘大顺进行爆破，但是爆破筒老是被敌人从枪眼里推出来。几次失败之后，他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枪眼。地堡被消灭了，刘大顺壮烈牺牲。看到这里，让人感觉这刘大顺很像黄继光。

我一般都了解黄继光的英雄事迹，即用胸口堵枪眼，但是鲜为人知的（至少是我们现在的人）是，黄继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曾经遭受惨不忍睹的剥削和压迫。黄继光父亲被地主欺压至死，黄继光从小给地主打工、割草放牛。有一次，黄继光还被当地甲长诬陷害死了对方的狗，而在大街上背着狗游行，让黄家花钱请道士念经超度亡狗。黄家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压迫中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所以，黄继光为什么能在关键时刻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那是在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因为那都值得。

同样，我们看到小说中的刘大顺，甚至比黄继光还惨。主要是通过三封信，我们才了解到刘大顺的身世。

可以说，这样惨无人道不给人留活路的的社会不灭亡，那就真是没有天理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在当时并不是个例。不是说只有黄继光个别人少数人有这种悲惨的遭遇，无数的人都有这种遭遇。王大发如此，乔大夯如此，郭祥、杨雪如此，甚至邓军、彭德怀莫不如此。我们读《红星照耀中国》和《彭德怀自述》，都曾读到过彭总小的时候，也曾经过着饥寒交迫甚至走投无路的生活，也是因此才走向革命的道路。共产党的队伍，除了极少数高级领导人出身富贵家庭外，大部分都是这种饥寒交迫的“泥腿子”穷苦人，因此说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革命的基础、原因和动力都源于此，即“万恶的旧社会”。

建国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开始淡忘了那个时代，要告别革命，甚至质疑否定当时的革命，好像是一撮亡命之徒故意搞破坏似的。这实在是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不了解历史，甚至忘记历史的恶果。建国后一段时间，我们曾经搞“忆苦思甜”，现在还有不少人诟病。实际上，也是不了解历史的缘故，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新中国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新中国。仅仅是断章取义，抓住建国后发展水平低（相对的来看，建国前发展水平当然更低，战火连年，朝不保夕）这一点来否定全局否定革命。改开以后，当然连“苦”都不敢忆了，“甜”更不敢思了，无他，没有自信，因为自己也堕落了。所以，四十年来，否定历史诋毁革命的论调思潮甚嚣尘上。一言以蔽之，这些人非常缺乏历史知识。当然，也有一些人或许并不是缺乏历史知识，而是故意引导人们忘记历史。讲历史的人，又不得其法。试问，课本上那么几句教条，哪怕是“控诉”，能触动学生吗？相比起刘大顺的这两封家书，哪个更能触动人心，是明摆着的。

王大发，是郭祥所在连队的一个战士，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一开始，由于他比较有个性调皮，被人们戏称为“调皮骡子”。在郭祥回家探亲刚回到连队时，王大发居然已经“开小差”脱离部队准备回家种地了。郭祥把他追回来，关了他的禁闭。不过后来政委周仆问战士入朝签名的事，提到王大发。周仆让战士把王大发放出来，结果王大发说不出来，谁关的他，谁放，因为连长违规，关禁闭已经超了12小时。郭祥没办法，就亲自去“请他”，还得赔礼道歉。政委周仆和他谈心，最终发现了，王大发开小差的原因主要是他母亲一个人在家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要饭了。由于他父亲生病，重新分的地也被迫又卖掉了。王大发实际上是对革命没有信心或者说认为革命没有前途，自己革命这么多年，发现境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周仆借机给他解释了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以及革命的尚未完成，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只能通过互助合作来克服，这很好地和凤凰堡搞得合作化衔接起来。

这让人看到那个时代的风貌之一，即官兵平等的风貌。生活中工作中有问题有矛盾，但是官兵平等，谁都有发言权。领导做政治思想工作，和风细雨，细致入微，又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而完全没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祟。

后来王大发到了朝鲜战场上思想觉悟有了很大进步，可以说是质的飞跃。实际上在建国前的革命战争过程中，王大发打仗也是很勇敢的，只不过就是思想上比较“调皮”而已。经过政委的开导，思想上转过弯来了，上了朝鲜战场，经过战争的锤炼，进步很大。在战争中，为了掩护同志，他一个人和三十几个敌人战斗，自己多处负伤，肠子都流出来了，还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获得了“钢铁战士”的荣誉称号。

徐芳也是一个成长型的战士。她刚参军时，只有16岁，也就是现在初中生的年龄。而且她参军，她母亲并不同意。徐芳想办法瞒着母亲，才一个人走向前线踊跃参军。最初，她作为一个学生，还颇有些文艺气息，来到朝鲜战场也是成了文工团的战士。文艺气息，在当时看来，也就是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是需要改造进步的。到了朝鲜战场，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又受到杨雪很大的影响，徐芳进步很快。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徐芳和政委周仆有过一次深入的交流，说到自己的转变。周仆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会，说知识分子要想锻炼成合格的革命者，至少要过三关，即劳动关、生死关和名利关。这大概是对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精辟概括。徐芳说，自己还未到第三关，但是第二关，是有切身的体会的。有一回，她要过类似于泸定桥的一座危桥，显然是巨大的挑战。但是咬咬牙跺跺脚也就过去了。“就是得有这股狠劲”。周仆解释说，自己从工农中成长，感谢人民的教育，自己名字中的“仆”就是鞭策自己要真正做人民的公仆。二人聊天，娓娓道来，推心置腹，感人至深。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战士和首长之间，真是具有平等精神。下级和上级聊天谈话，如话家常，轻松愉快，多么好的氛围啊。这与官僚主义者当官做老爷是截然相反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最为缺乏的。

没有本身就完美的人，甚至没有本身思想就很先进觉悟就很高的，只有在革命战争中、在斗争中、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战士。就像郭祥所说，没有天生的勇士也没有天生的懦夫。只要他肯真正为人民大众着想，经过锻炼，一定能成为勇士。

小契是当时凤凰堡村的治安员，就是负责村里的安全工作。这大概属于当时时代背景下特有的一个工作岗位。由于刚建国、土改刚完成，阶级斗争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不少人依然怀有反攻倒算的险恶用心，甚至搞严重的破坏活动。于是，就需要有些人来专门负责安全工作。这个安全工作不像现在的保安那么清闲自在，像小契就需要每天后半夜在村里巡逻，不是挂个名睡大觉就完的。小契这个人也有意思，生性大大咧咧，仗义豪爽，但是有点“不治生产”的意思，好像《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玉亭。但是，没有孙玉亭那般浮夸。

 

小契工作上很用心，对党忠诚，对人实诚，豪爽仗义。比如打了几十只野兔，回到家能分没了，“分文不取”。在他看来，什么东西都要钱，还怎么体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所以，“人不能把东西看得那么值重”。所以，小契的人缘也极好，平时理发都不用花钱。这和李能形成鲜明的对比，李能千方百计就只想着自己的“生产”，什么东西都得 用钱来衡量，可谓无利不起早。作为村长兼支部书记，心里只想着自己发财，这怎么能行？

不过反过来说，小契生性豪爽疏放，不治生产，家里也是每况愈下，因为老婆生病看病卖地，没钱花卖地，马上要把地卖光，膝下还有几岁的儿子衣食堪忧。所以在杨大妈的激将和动员下，也开始参加合作社工作。

 

郭祥一直喜欢着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杨雪，却不敢表白。当然，也是由于当初杨雪有意中人，即陆希荣。陆希荣是郭祥的直接领导——营长。打仗或许也是有两下子的，不然也不至于年纪轻轻当上了营长。但是在建国后，思想却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逐渐变成了贪图个人享受的个人主义者。在入朝作战前夕，无数战士们都在争先奋勇地为入朝做准备，包括杨雪。而陆希荣却希望杨雪能够先和自己结婚，再入朝作战。这自然遭到杨雪的果断拒绝，陆希荣逐渐走向了变质。在朝鲜战场上，他甚至临阵退缩逃跑，遭到组织的严肃批评，居然还不思悔改。最终还自导自演“自伤”，想要逃离战场，结果被发现，开除党籍遣返回国。

陆希荣这个人物是具有典型性的。我们看小说，或者看史书，看到当年红军队伍的良好风气，应当说大多数革命军人的觉悟和品质都是极高的，否则不会打败国民党，革命不会取得胜利。但是，这并不是说革命队伍的所有人都是完人，觉悟都高品质都好。自然，也有觉悟不高、品质不好的。例如，刘青山、张子善这种，就是典型。如果没有这种人物，毛主席在建国前夕也不用发出两个务必的警告和号召了。

 

这种人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们很多人在革命年代曾经有过功劳，有些甚至还劳苦功高。

最初，他们也遭受极为严重的剥削压迫，于是，他们有革命的动机。但是，他们革命的动机并没有那么纯正，他们的理想并没有那么远大，即并不是想推翻三座大山，解放穷苦老百姓，铲除剥削压迫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他们参加革命的主要动机，其实不过是改善自己的处境，自己吃饱穿暖罢了，至少别人能不能吃饱穿暖不在他们考虑之列。再远一点说，自己能够吃好喝好享受好，就可以了。陆希荣是这种代表，是党内军内的代表。还有另外一个基层干部中的代表，就是李能。

李能这个人，最初受的剥削压迫是极为严重的，甚至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最后，还是八路军救了他。还是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是有觉悟有干劲的，甚至立下汗马功劳。但是革命成功以后，他们的革命意志就没有那么坚定了，慢慢开始发生蜕化。由最初的大公无私，慢慢蜕化到了个人享受。甚至由个人享受，到了不顾他人和集体利益，因而反对革命的地步。比如后来反对合作化，因反对合作化而和反动余孽谢家勾结，来迫害杨大妈。

陆希荣和李能两个人，是两个很好的典型，是革命意志衰退，由革命走向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典型。革命是为了什么？最初，是为了吃饱饭，报仇，这当然没啥问题。但是当众多穷人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以后，如果还仅仅是为了吃饱饭或者报仇以及贪图个人享受，如果没有远大的目标和理想，那这一群人是称不上革命队伍的，这不过是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李自成或者梁山好汉式的流寇或者啸聚山林的山大王罢了。

 

革命当然要改善革命者和被压迫者的处境，但是，不仅仅如此，尤其是不应该仅仅改善几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处境，而是要广泛地改善被压迫人民的处境，要消除剥削和压迫，彻底消除产生剥削和压迫的恶劣的制度，取而代之以平等的制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社会，而不是重复一个旧社会。

为什么在建国前夕，毛主席要发出“万里长征只是走了第一步”的伟大警示？为什么要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这就是在告诫大家，打败国民党，推翻三座大山，仅仅是革命的第一阶段罢了。如果革命到此为止，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队伍，和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封建政权及其军队就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是改朝换代罢了。用不了多久，还是剥削和压迫照旧的局面。国民党最初不也是很革命的吗？几十万八旗子弟横扫千军如卷席，可是，到了康熙时代，五位大学士，不得不罢免四位，六部尚书不得不罢免三位。“才几年啊，那棵老歪脖子树还在皇宫后面天天地盯着你们啊！”徒唤奈何。

陆希荣和李能两个人，是代表是典型，这种反面典型比例可能不高，但是绝对人数不会太少。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环境的影响下，大部分人革命意志还不至于消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会受这种人的影响，革命意志消退，忘记了自己当初的远大目标和理想，沉溺于个人的享受和名利富贵之中而不思进取。于是，像陆希荣和李能这种人会越来越多。

小说还有几个彻底的反面人物，即谢家人。谢家老大叫谢香斋，其弟谢清斋，谢香斋的儿子谢家骧，谢清斋的儿子谢家骥，谢家是当地的大地主，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剥削压迫势力的总代表。小说最初就交代了地主阶级是如何残酷剥削压迫劳动百姓的，以郭祥家为代表。郭祥的父母长期在谢家打长工，饥寒交迫。谢家放鹰践踏郭祥家的庄稼，还害死了郭祥家的公鸡，郭祥看不过，杀了潜入谢家，杀了谢家的黄鹰并连夜出逃流浪。谢家找不到郭祥，便让郭祥的父亲为老鹰披麻戴孝修坟。这种事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是人为宠物披麻戴孝并给宠物修坟这种混账事历史上确有发生过。解放前，黄继光就曾被人诬陷因而背着狗游街。更多的可以参见乌鸦校尉的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谢家更是当了汉奸，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谢家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可谓恶贯满盈。

但是，这种恶贯满盈的人在抗战胜利后，居然还当上了县长。直到后来解放军来了，才抓住了谢香斋（跑了谢家骧）愤怒的百姓举行了公审了谢香斋，并且打死了他，推平了鹰坟。可是，在解放前夕，被还乡团残酷杀害。现在，很多人大概已经不知道这个还乡团是啥了。但是大概还听说过胡汉三这个名字，还有他的一句名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胡汉三当时就是还乡团成员。还乡团，即在战争的某些时期，趁共产党或者解放军部队不在，对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还乡团，曾经在多地给普通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在淮北地区，王化东在《洪泽湖上红旗不倒》中回忆：仅一个县，被残害的共产党干部和农民就多达1200余人，“安河两岸，遗尸累累；洪泽湖畔，血水滔滔”。据临朐县志记载，还乡团进行了残酷复仇，“全县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1993人，其中96人被填到县城文庙井里，造成骇人听闻的文庙惨案”。此类惨案，不胜枚举。郭祥的父亲，就是这样被还乡团势力残忍杀害的。可见，反动势力，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等到建国，国民党大势已去，地主阶级也已经被打倒在地，败局已定，公开的反革命行动自然少多了。但是，躲在暗处的反动势力，却并不少见。这种人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多在暗处，不易被发现。他们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就喜上眉梢，阴阳怪气。他们见朝鲜战争爆发，以为时机已到，处心积虑地腐化拉拢一些党员干部，企图翻天。苟延残喘口蜜腹剑的谢清斋就是这种代表。好在近死之鱼，已经翻不起什么大浪，谢清斋勾结李能的反革命活动，很快被识破并被清算。

然而，这仅仅是个典型代表罢了。重要的是，它说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新生的人民政权还没有那么巩固，还面临诸多的反对势力。由此，抗美援朝、镇反和土改三大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三大运动，那么新生的政权就不会得到巩固。有些人讲历史，是很擅长断章取义的，例如他们攻击说镇反土改这种杀人太多，仿佛是专门杀人的一样。但是，他们从不讲这些被杀的地主，之前曾经杀了多少人。

这部小说很好，好就好在它生动地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什么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什么要继续革命，这就是当时历史的原因和大背景。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是残酷的，代价是巨大的。

为了支援朝鲜战争，杨大妈首先送女儿杨雪上战场。其实，在建国前，杨雪就已经参加革命多年了。杨雪英勇牺牲后，杨大妈忍住悲伤，把自己唯一的儿子杨春又送上朝鲜战场。整个朝鲜战争，我们牺牲了十九万七千多多革命战士，哪个战士不是爹妈生的、养的？除了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毛岸英等烈士外，其实还有千千万万知名不知名的伟大的革命烈士。这些伟大的革命战士背后，是千千万万伟大的父亲母亲。除此之外，后方支援战争的还有伟大的中国人民。

黄继光牺牲以后，毛主席三次邀请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到自己家中作客。主席一见到她，立刻上前紧紧握住邓芳芝的手，动情地说：“黄妈妈你好哦，多亏你把黄继光教育的好，教育他为人民服务。”

邓芳芝也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毛主席教育的好，培养的好。”毛主席又说，“你生的好，养的好。”

随后主席和邓芳芝说起了话，毛主席对邓芳芝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得光荣，我们都是烈属。”

她曾经给前线的志愿军写过一封信，其中说：

英勇的志愿军同志们，我是黄继光的妈妈。继光是我心爱的三儿。去年12月26日我去赶集，知道光儿在朝鲜前线牺牲了。当时我身上像割了一块肉，天下母亲谁不疼他的儿女？我记起光儿离家时说的话：妈妈，这回我志愿到前线去，要保卫我们翻身的胜利果实，保卫祖国和世界的和平。现在，光儿是做到了他自己说过的话了，他为了多数人的幸福日子，牺牲自己。很多很多地方的青年学生们，都写信慰问我，要我接受他们做我的儿女。我失掉了一个儿子，现在却有了千千万万个儿子。我虽然已经61岁了，但我觉得我并不算老，还有很多力量要献给祖国。我准备把慰问金用到生产上去，为国家多打些来支援你们。我还要把我的小儿子继恕教育好，教他学哥哥的样子，争取当英雄和模范。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这就是当时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缩影。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勇敢顽强的毅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把不可一世的美军逼到谈判桌前。美国人的飞机大炮，也没打过中国人民的炒面和步枪。美国用了三位司令官麦克阿瑟、李奇微和克拉克，这几个人都是在二战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将领，可是他们也没有打过中国的一位元帅彭德怀。那是因为美国钢多气少，中国钢少气多。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克拉克说：“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军将领。”那也是因为不得不签了。彭德怀元帅在战争胜利后总结说：它（抗美援朝战争）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人民的力量啊！

从鸦片战争起到新中国建立，109年的时间，抗日战争是中国第一场取得完全胜利的对外战争。但是那还是国民党“领导下”的胜利，甚至认为是靠外援才取得的胜利。解放战争，共产党用三年的时间就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和蒋介石。至此，多数人已经不怀疑共产党的实力和能力了，但是依然有些人在怀疑，不死心，企图反攻倒算，“变天”。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一战，中国击败了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彻底奠定了中国东方大国的地位，中国以全新的形象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建国至今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离那个伟大的时代也越来越远，以至于我们都不清楚那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些人甚至还故意歪曲历史，抹黑那个时代。《东方》这部小说，好就好在它很好地再现了历史，再现了那个伟大的时代，再现了那个伟大时代的社会风貌。因此，《东方》虽是一部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但是完全可以当成历史书来读，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通过它，我们能发现历史的真实。

还有一点，《东方》的语言非常成熟，文笔极好，语言优美流畅，干净利落，不愧是大家的作品。初读《东方》的时候，让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再往后，就像艳阳高照，或者是阳光明媚的感觉。即使是看到无数战士流血牺牲时，也是极为悲壮而不是悲伤的感觉。这当然与环境与作者的经历、写作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读梁晓声的《人世间》就没有这种感觉。《人世间》给人的感觉大概就是娓娓道来，朋友间的聊天。以前，中国古人曾经用音乐来衡量当时的社会环境。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我们看小说，看诗歌，看作者的写作风格，不也是有这种感觉吗？我读《东方》，就是有这种温暖阳光的感觉。我们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其实读到的不是温暖，而是绝望。

看《东方》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以前看过的一本旧小说《亮剑》。十年前，《亮剑》这部电视剧火遍全国，万人空巷，到现在网上还有不少里面的老梗。看过电视剧的人太多了，但是看过《亮剑》小说的人大概并不太多，而且电视剧和小说的内容差别很大。

电视剧拍的比较早，大概在05年，我看小说大概在06年。那时候，还没看上电视剧。说起来，挺有年代感。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电视虽然普遍有了，但是还是那种老式电视，“大脑袋”那种。电视节目还很少，有线电视也并不普及。所以，看流行电视剧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言归正传。电视剧主要还是抗战的内容，建国后到55年授衔为止。但是，我们看《亮剑》小说，建国前的内容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建国后的内容是主要的，有建国初期的台海之战，去军事学院学习，组建特种分队，反右，三年饥荒以及文革。十五六年前看这本小说的感觉已经记不住了，最近重看，感受深刻，感慨良多。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东方》对比看。

看到小说前半部分抗战内容，觉得这本小说政治性很差，或者说没有政治性。但是看后半部分，建国后的内容，发现这部小说的政治性其实很强，偏向于伤痕文学一路。只不过，前半部分是隐而不发而已。

我们看建国前的李云龙，什么形象呢？

能打仗，口才也不错，但是文化不高，好骂人，粗话脏话连篇，讲义气但是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至于其他的好勇斗狠、睚眦必报，甚至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等，我们在电视剧里当然是看到的一个敢爱敢恨的汉子、爷们形象，很过瘾。但是那是经过加工美化的。说得通俗一点，大家不觉得李云龙像个“土匪”吗？当然，这个土匪没有那么邪恶。你看里面的土匪谢宝庆他们不也抗日吗？盗亦有道。但是，这个李云龙非常像梁山好汉了，而梁山好汉在中国历朝历代其实都不少见，算不上有什么特色。

我们看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实际上作者并没有很多感情和立场在里面，接近于“纯粹”的战争而已，所以对于日本人的战略战术反倒多有称赞。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李云龙不该仅仅是一个“土匪”，他是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团长，是一个职务不低的军事干部。仅仅是能打仗、讲义气，是算不上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的。例如，最基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李云龙多次违反纪律。这在小说作者看来，是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表现，但是实际上，就是封建雇佣军队也是讲究纪律的，更不要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人”这种新式军队新式军人。一次两次违反纪律，可以看成是不小心、冲动、觉悟水平低，但是要是屡犯不改，那么这是什么问题？这恐怕是压根就不认同这个纪律。

战场抗命，这首先违反了第一条最重要的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果说李云龙长征过草地时，纵兵抢了藏民粮食是为了吃饭保命，那么解放战争时期和兄弟部队大打出手，恐怕就不是一个师长该做的了。这是毛主席严厉批评过的游击习气，也是真的土匪习气。几百万军队，成千上万的将领，这种文化水平不高的大老粗，这种游击习气甚至土匪习气，不能说没有，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以及革命教育，应该不多了，否则如何能打败国民党？如何能算得上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战士的觉悟？南京路上好八连恐怕才是主流。实际上，按照作者写的建国前内容，李云龙政治上的东西确实少得很，那么如此缺乏政治头脑的人，怎么能那么得到战士们的拥护？是要打个问号的。当然，这倒不是说这种人物绝对没有。但是，李云龙不能说是当时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典型，最多是个异端。

实际上，最后李云龙的悲剧，一个重要因素也在于其意气用事，缺乏政治头脑。毕竟已经坐到了军长甚至军区副司令的位置了，如果完全没有政治头脑，即使没有政治运动，恐怕也很危险。当然，李云龙由于出身贫寒，对劳动人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大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读小说建国前的内容，基本看不到作者写李云龙作为军队指挥人员的政治素质，实际上小说本身就有浓厚的“小说”风格，不能当作历史来看，例如和楚云飞闯日本人的生日。

但是建国后，小说的政治性逐渐显现出来，是伤痕文学的路数。这个显现出来倒不是直接通过写李云龙的政治水平来体现的，而是通过其遭遇以及其他人物来体现的。例如，李云龙的岳父田墨轩。作为旧知识分子的代表，田墨轩有文化有知识，在作者看来最重要的是“有风骨”，文人的风骨。

田墨轩由于自己的言论，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下放劳动，最终冻饿而死。小说甚至还写了田墨轩给了一个盗窃犯饭吃，盗窃犯感恩戴德，还神通广大，找到田雨通风报信，这大概是小说的虚构了，算不得历史的真实。这不过都是为了体现所谓文人的风骨罢了。右派分子很多，遭遇也比较悲惨，这是历史的真实，不知道这个田墨轩有没有原型。我读书有限，不敢妄加揣测。

相比李云龙，赵刚是个次要人物。但是在政治性上，赵刚的作用不亚于李云龙，虽然其篇幅少得多。赵刚是先于李云龙倒下的，作者甚至还给赵刚找了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即罗瑞卿的倒台，赵刚的被害是受牵连，是为罗仗义执言。赵刚认为，执政后的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于是最终选择了自杀这种方式来对抗当时的政治。

考察历史，明显的党内斗争发源于庐山会议，彭黄张周被批判，主角是彭德怀元帅，其他三人相当于仗义执言的角色，或者观点言论相同。尤其是黄克诚大将，此人生性耿直，敢当面指出毛泽东的问题。晚年在非毛化的环境下又坚持维护毛主席的地位，不因一己遭遇而丧失理性，实属难能可贵。在这种政治斗争中，其实往往是一边倒的形势，敢于逆潮流而动仗义执言的，似乎并不多见。罗瑞卿倒台于1965年，已经是“文革”山雨欲来的形势。赵刚这种颇有书生气的、以自杀来对抗的大概更属少见或者没有。网上有人说赵刚的原型是原公安部部长李震，此人毕业于清华大学，也是政工类干部，上过朝鲜战场，70年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可谓位高权重，但是1973年突然自杀，自杀的原因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成了谜。官方的结论是“畏罪自杀”，那么畏的什么罪呢？语焉不详。由此来看，李震和赵刚的这种经历可谓天壤之别，虽然都是“自杀”。

写赵刚自杀前控诉当时风气的不正常，作者之所以在建国前那一段没写八路军的政治风气，大概是埋伏在这里，如官兵平等、亲如一家、实事求是等。大概作者觉得以前的小说电视剧电影等等的，对这些东西渲染的太多了，没必要再说，或者本身就比较反感连篇累牍的宣传说教。因此，一开始我觉得这部小说没有政治性，或者政治性很差，是不对的。他的政治性很强，不过是伤痕文学的那个路数，是控诉建国后的某些历史。

再比如饥荒，写的当时全国人都很惨，包括李云龙这种高干家庭。这大概是事实，毕竟死了那么多人。这种控诉的确是应该的，但是很遗憾，没有写出原因来（例如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等浮夸现象）。

最严重的，关乎主人公命运的当然还是文革。文革的冲突点在于当时两派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都想抢夺李云龙所部的弹药武器。两个造反派头头还都是曾经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的军人，团级干部。作者没有把两个造反派头头写的非常低能可笑，能当上团级干部，也不是白吃干饭的。杜长海被段鹏的特种分队算计，死于非命。邹明的造反派死不悔改，和李云龙部队对峙。李云龙也忍了很久，而且他还请示了中央军委，甚至还请示了林彪，上面答复是可以反击。现场对峙，李云龙也忍了很久，最终下令攻击。但是小说写的是造反派先开枪，李云龙暴跳如雷下令还击。造反派当然不是野战军的对手，造反派死亡48，伤110，野战军死亡18，伤14。最终，造反派死亡者家属，一个老太太控诉李云龙，田雨又过来维护李云龙。孔捷派人来接应李云龙，想让他躲一躲，被李云龙果断拒绝。段鹏等人也想让李云龙躲起来，同样被果断拒绝。中央派黄特派员下来和李云龙的政委马天生一块调查定罪，李云龙强硬不配合，最后于1968底或1969年初自杀。武斗开枪的事件发生在1967年。

1967年中国很多地区的确发生了多起武斗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破坏，也是文革失败的一个因素。小说当中写的似乎是第一起武斗事件，而现实中的比较早的武斗，是1967年初西宁武斗事件，号称二二三事件，和小说情形有些相似。西宁的武斗原也有两派，一派是八一八，主要是由青海日报社一些工作人员组成，另一派是捍卫队，主要是由党政机关和军区机关人员组成。后来军队支左，本来军区司令员是刘贤权，结果由于刘贤权支持八一八，结果副司令员赵永夫把刘贤权软禁起来了，宣布其为“走资派”。赵永夫一派准备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实际上是围攻八一八，最终于2月23日，赵永夫下令强攻，派13个连武装接管青海日报社，造成347人死伤。

实际上，在赵永夫下达武装军管命令之前，兰州军区不同意军管，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也不同意，赵永夫实际上是违背组织原则的。事件之前，赵永夫也并没有再请示更高的上级。

事后，赵永夫在给中央军委报告这个事件时，军委的人说：你们打得好，打了一个很漂亮的仗。结果，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事实上，林彪根本没有说过这话，这个军委的人据考证应该是叶剑英。后来这个事最终上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研究了。于是，开了多次调查会，最终，各方当面，对质周恩来、江青、叶群、杨成武（代总长）等人都参加了，刘贤权、赵永夫等人也参加了。最终，证明八一八造反派手无寸铁，自然更不可能先开枪。于是，赵永夫被隔离审查。

这是西宁武斗的真相，但是十年后，叶剑英居然给赵永夫“平反昭雪”了，也就是说十年后的“中央”认为当年赵永夫是被冤枉的。

武斗事件很复杂，那么多武斗，现在连一件搞清楚也不容易。我们再看亮剑，也是把造反派推上了审判者的席位，说是造反派先开的枪。我们也无法揣测作者写这个故事，有没有现实的依据，我们也不能依据西宁武斗来直接否认作者写的故事的现实可能性。只不过如果我们以西宁武斗作为背景的话，小说和事实正好相反，却和改革后的基调相同。这就是历史的复杂之处。

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和《东方》不同，《亮剑》很多内容确实没那么真实。举个例子，李云龙下令开枪后，中央派特派员来调查，对照如上西宁武斗事件的调查，显然不会让人下去，而是让下面的人到北京去接受调查。而且，派员也不会只派一个特派员，也不会只让一个特派员和马天生来进行调查。再如，李云龙下令前曾被秘书提醒而请示中央军委，甚至还说林彪也回复了，这简直是无中生有了，且莫说以李云龙的省份，根本不可能和军委以及林彪对话，即使能对上话，对这么大的事，林彪能够这么草率地答复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赵永夫根本都不敢请示中央，而是事后报告中央，因为那个时候中央不可能同意他开枪。这说明作者对于当时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是比较陌生的。

我查阅了一下，文革中真正自杀的将军并不多，贺龙元帅是因病去世，当然也有迫害。彭德怀元帅也是长期的折磨生病去世，另外还有两个，一个还是福州军区副司令刘善培，其是遭批斗并且挨打自杀的，但是性格没有李云龙火爆。另一个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唐金龙，此人性格火爆，也是不堪遭受批斗，开枪自杀，倒是和李云龙性格比较像，但是与武斗无关。

虽然未必符合历史，但是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是比较成功的。除去主要人物李云龙等，作者塑造的杜长海、邹明，包括政委马天生，应该都是比较真实的。像马天生，没有多少军工，也不擅长，但是擅长政治工作，读书多，理论强。这颇有些张春桥或者姚文元的影子。比如被李云龙捉弄吃忆苦思甜饭，那么难以下咽，但是他还是吃了。也就是说，马天生和李云龙理念不一样，马是真诚的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进行革命的，其政治素质和水平比李云龙高太多。你可以说马是乌托邦，但是不能说马是虚伪的投机者政客。他自己也说，他和李云龙二人之间没有个人恩怨，只是政治立场不一样。而李云龙开枪自杀以后，马天生精神上似乎受到很大刺激，也没有再做官，到了安静的地方去教书去了，这是发人深省的。

几位将军的结局都不咋地，赵刚自杀，李云龙自杀，丁伟被一撸到底回家种地了，这大概还是好的，至少没有死于非命。孔捷是最好的，文革中仍然在职工作，李云龙最后还是把自己和赵刚的孩子托付给了孔捷。

总之，《东方》文学性很强，例如小说人物的安排、情节的构思、线索的铺陈等都非常缜密，语言如行云流水，优美流畅。但同时，它的历史性又很强，完全可以当历史书来读（形象化的历史）。作者本人就是军队领导干部（团政委，后上朝鲜战争做调查采访），写的战争和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非常真实，如果不是上过战场有过或者熟悉接触过这种生活经历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相反，《亮剑》这部小说的文学性很强，例如塑造的人物形象，情节的构思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电视剧能长盛不衰也能说明问题）语言一般，毕竟不是专业作家。但是它的历史性就比较弱，有那个历史背景，但是很多生活细节却未必能符合现实，很多故事情节并非出自历史的真实，而是出自作者的想象和演绎。应当说作者熟悉历史（读书或者听闻野史等），但是并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些历史，并且作者具有很强的演绎能力，很多情节更具有传奇性。例如，李云龙和楚云飞四个人闯入日本平田一郎生日宴会，硬生生干掉几十个鬼子，并且还毫发无损地逃了出去，恐怕就有些传奇性，而不一定有现实性。

团长邓军和团长李云龙还可以对比来看，都是团长，大概都是文化程度不高，大老粗，当时很多军事指战员都有这些共同点。但是在邓军身上，我们基本看不到李云龙身上的那些“匪性”。当然人是复杂的，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者，自然更复杂。不是说李云龙这种“匪性”极重的高级干部完全没有，但是到了建国时恐怕应该就不多了，至少不会是典型。

《东方》没有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应该是革命英雄主义，或者集体英雄主义。但是《亮剑》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非常浓厚，《亮剑》电视剧还有些配角，但是如果看小说，看完整部小说，除了李云龙外，其他人大概留不下太深的印象，李云龙的篇幅及重要性远远高于其他人。但是《东方》，虽然郭祥是主要人物，但是并不是唯一的主要人物，并没有那么集中突出。在表现主题上，其他人物比如普通战士和干部，其地位是比较平等的。要说英雄事迹，普通战士，甚至比干部更多，更翔实。而,《亮剑》里普通战士的英雄事迹，更多的是“花瓶”，是为了证明并不完全是一个人在战斗而已。

 

 

   

编辑：云开

来源：“阿镭闲谈”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