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晚年是极其孤独的吗？——纪念列宁逝世101周年

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临终著作引发了许多不同的解读。尽管这些解读意见各异，但大家普遍认同一点：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正在探索新领域。他不仅扩展了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批判，还深化了对新经济政策（NEP）的理解。

关于列宁新思考方向的具体内容，大家几乎无法达成什么共识。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列宁总是被认为最终拒绝了那些特定作者不喜欢的布尔什维克原始主张中的内容。

尽管列宁在其临终著作中增添了一些新细节，但它们的主题和关注点仍然忠实地映照出他一贯的远见。在这些文字里，我们找不到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批评，也看不到对新经济政策的深入探讨。这种原创性的缺失，并没有减少它们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了它们作为列宁政治遗言的地位。

列宁在病榻之上，口述了他的临终著作。这些著作显得缺乏焦点，内容重复，结构松散，这无疑是他健康状况的反映。因此，我们不能一篇篇单独地去解读这些文章；而应该将列宁提到的每一个主题，放在全文的各个部分中去综合考量。我将探讨的三个主题是：改善国家机关、加强党的权威，以及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列宁反对“官僚主义”，是因为他希望建立一个有效且集中化的国家机关。这一国家机关应该成为工人国家手中的高效工具。关于“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格言，并不意味着要废除行政机构。而是要消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隔离。这种状况正是罗伯特·塔克所称的“二元俄国”。  克服这种二元性将通过实现全面民主来完成，从而使得国家机关摆脱其“官僚主义”缺陷。

因此，列宁在临终著作中所关心的，不是要废除或限制国家机关的范围，而是想要改善它。根据列宁的观点，国家机关的缺陷完全源于革命前的历史。那些缺陷来自沙皇时期的官僚、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投机者。官僚主义是一种“пережиток старого”，即旧时代的遗物。

尽管列宁警告布尔什维克们，在五年内，他们不能期待在消除官僚主义方面取得太大进展，但他从未暗示战时共产主义或内战强化了官僚主义。实际上，在一段话中，他着重强调了官僚主义的加剧与新经济政策（NEP）的联系。

列宁确实提到，党内也存在官僚主义的问题。但他整个计划的重点是利用党来净化（或整肃）国家机关。受到官僚主义影响最小的机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它正好体现了某种（整肃）预期的结果：

列宁改善国家机关的提议是招募最优秀的年轻工人和农民，加入工人和农民检查人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俄语中用其首字母缩写称为Рабкрин（工农检查院）。需要注意的是，与剥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农民应不予申请加入工农检查院。

列宁方案的演变可以追溯到《给代表大会的信》、《如何重组工农检查院》的初稿，以及最终发表的文章。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最初提到这一方案时，有两个目标同等重要：防止领导层出现分裂，以及改善国家机关。随着列宁对这一方案的进一步完善，第一个目标几乎逐渐被忽视，而第二个目标则变得至关重要。

起初，列宁希望将招募的工人纳入中央委员会。但在初稿和正式发表的文章之间，他将中央委员会替换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列宁并没有解释他为何放弃扩大中央委员会的计划。不过，我认为这是因为他觉得在中央委员会中，有些人“享有完全权利”，却同时被限制于特定任务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转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做法，与放弃选举、改为通过考试招募工人是一致的。无论如何，这一突然的转变表明，列宁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改革某个特定的党组织，而在于招募新生力量。

列宁方案的关键在于招募到的工人所具备的人性特质，甚至可以说是超人的特质。在首次提到该计划时，这些工人的主要特点是没有新苏维埃公务员的偏见。然而，既然列宁希望他们精通现代行政科学，那么被招募工人的来源就必须发生改变。

在最终版本中，列宁寻找的是经验丰富的官员和学生作为候选人。招募的工人将是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他们要忠诚、尽责，并团结一致。他们将无所畏惧——不怕权威，并且从不违心发言。他们不轻信任何事情。他们将赢得工人阶级、党以及整个社会的信任。

有时，被招募来的工人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国家机关效能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官僚有意无意地破坏。因此，采用情报工作的手段是合适的。这些手段有时会“指向比较遥远的来源或采用迂回的方式”。因此，列宁建议反官僚主义的斗士们制定“特殊的策略来掩护他们的行动”。列宁呼吁使用非常规的方法来对抗由反动阶级支持的的破坏活动，这或许是这份遗嘱中最接近斯大林主义观点的部分。

列宁的目标是“在工农检查院中召集真正符合当下需要的人选，也就是说，能够与最好的西欧模式相媲美。”在“高素质专家”和党领导的培训下，被招募的工人将改善工农检查院。通过工农检查院，他们也将改善整个国家机关。

尼古拉·布哈林将他们称为改革国家机关的杠杆。这个恰当的比喻让我们想起列宁在《怎么办？》中广为人知地，对阿基米德杠杆典故的化用：“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在他临终著作中，列宁重申了他对“职业革命家”的理想。这些职业革命家的全身心投入和英勇的领导能力将会创造奇迹。

“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它的威信不相称。” 尽管列宁在这一方面的许多言论涉及提高行政事务的效率，我们将重点关注他在更广泛的政治意义上的观点。最重要的考虑是防止出现分裂。

对分裂的恐惧和对团结的坚持，可能是布尔什维克心态中最难让美国人理解的方面。布尔什维克深切地感受到，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革命的生存依赖于他们自身的团结以及对手的分裂。

列宁从两个层面讨论了分裂的可能性：一是高级领导层之间的分裂，二是更根本的层面，即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分裂。

列宁并不认为农民与工人之间会出现很大的分裂的可能性。他提到，阶级之间可能缺乏基本的理解。对此，列宁评论道：“这太遥远，太不可信了，我甚至不想讨论。” 他也不认为最高领导层出现分裂的危险是因为担心同事们会低估工农联盟。他也并不为其他可能的严重政策分歧而担心。

他所担心的危险是，最高领导层之间若出现偶然且个人性的分裂，将导致党内权威的丧失。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忠诚的斗争中就会失败。因此，防止最高领导层出现分裂非常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具备领导者所需的所有不同品质。

尽管列宁对领导层的内部分裂表示关切，但他并没有提到派系斗争。这可能是因为他不再将派系斗争视为威胁，正如他在1921年时所认为的那样。另一种可能性是，列宁认为派系斗争是精英之间的争议引起的，而不是普通成员自下而上的压力所导致的。

无论如何，列宁招募优秀工人的方案也旨在增强党的团结。这些被招募的工人将通过改善最高领导层的工作流程，降低个人分裂的可能性。

他们还将为领导层提供与“群众的联系”。这些新加入的成员会因接近“党的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而获得权威。他们与那些领导党并通过党领导整个国家机关的人拥有平等的地位。 这一切似乎并不是在呼吁对党内高层领导施加民主压力。相反，目的是提升列宁在最后发表的文章中所称的“极具权威的党内精英”的效力。

在他早年与民粹派（Народники）的论战中，列宁主张资本主义是唤醒俄罗斯摆脱“亚洲式”沉睡的必要手段。在他生命的晚期，他依然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本身已不再必要，但这个文化任务仍然需要完成。他认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在其他地方引发的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列宁的担忧源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良知。这个良知告诉他，没有资本主义及其伴随的文化态度所创造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革命是无法实现的。这是通过尼古拉·苏哈诺夫和其他社会主义批评者的声音传达给他的。另一个引发他担忧的原因一个实际问题：如何处理农民问题？

这两个担忧的背后是许多共同的挑战：首先，如何使彼时的俄国达到西方国家在革命后的处境？其次，如何找到一种招募机制，以改变农民的观念，从而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

列宁对这些文化担忧的主要回应是合作社。尽管“шефство”（译者注：шефство指的是城市工人学生对农村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性无偿援助）和村庄教师在政治上也可以被视为处于类似的地位。 列宁并不特别关注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对他而言，合作社是回应从社会主义角度批评俄罗斯文化落后（以至于无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办法。合作社将作为资本主义在文化改造方面的替代品，改变眼下甚至未达到“有文化的小商贩”水平的俄罗斯农民。

列宁并不将合作社视为新经济政策（NEP）的延伸，而是将其视为克服新经济政策的工具：

换句话说，尽管允许私人贸易是一项必要的让步，但布尔什维克必须记住他们的目标。他们需要改变农民，使其不再依赖这样的让步。

要理解列宁政治遗言的本质，我们首先需要关注一些在临终著作中没有提及的内容。在那里，我们找不到对社会主义的新定义。如今，遗言中最受欢迎的句子之一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体观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列宁立刻明确表示，他所指的是从夺取政权的任务转向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他会对那些声称他已超越卡尔·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定义的说法感到非常反感。

遗言中没有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批判。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被提及。列宁始终将革命后的五年视为一个整体，偶尔提到干涉和饥荒减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所有罪恶的根源在于革命前的历史和小资产阶级环境。内战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腐蚀者，而是启发性榜样的来源。

遗言中没有对新经济政策（NEP）有更深刻、更广泛的视野。列宁以经济复苏的必要性为基础，为新经济政策辩护，并将其视为对农民落后观念的合理让步。然而，除此之外，他的态度似乎是消极的。新经济政策与官僚主义、低水平的经济生产力、“耐普曼”（нэпманы）以及布列斯特合约等问题相联系。

这份政治遗言并不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预先批判。尽管列宁本人对斯大林感到愤怒，遗言中并没有对强制性打击农民或对党的血腥清洗发出警告。这完全是因为列宁从未想到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他从未暗示要重新思考党的角色。列宁认为党的最高机关是有效且权威的，并希望确保它们能够变得更加有效和权威。

虽然这些评论可能会减少列宁遗言的戏剧性，但它们增加了这份遗言作为列宁基本观点表达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的一大原因在于它们没有经过严格的编辑，使列宁观点中固有的内部张力能够直接显现。这些紧张关系有时看起来像是矛盾，但它们反映了一个进入未知领域的革命政治家思想中的真实冲突。

这种紧张关系之一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关系。有时，西方象征着文明、先进的科学和进步，而与之相对的是沉睡、落后和“未开化”的东方；在其他情况下，西方则是压迫性的、沉闷的和恶意的，而东方则是一个刚刚开始感受到自己力量的革命巨人。

对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专家的态度也显示出类似的矛盾心理。列宁希望他的读者既能将专家视为知识的源泉和老师，又要对他们保持警惕，将他们视为潜在的破坏者。与这种态度相关的是对工人美德的依赖，以及对他们文化缺乏的怀疑。

另一种紧张关系是耐心与不耐心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到细致自律与革命冒险之间的矛盾。列宁在他关于将革命热情与高效交易能力相结合的公式中直接表达了这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还体现在对改善行政程序的关注与对“官僚主义”的谴责之间的分歧。这就是对耐心的呼吁与对对既定程序的胆怯的嘲讽之间的矛盾。

与资产阶级专家一样，列宁呼吁对必要的纪律来源保持一种心理上困难的蔑视态度。对集中化的渴望与群众参与的渴望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招募工人方案非常不稳定。有时强调选举，有时则强调任命；有时强调纯真的本性，而其他时候则强调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最后一种，或许是最本质的紧张关系，是俄罗斯的耻辱与骄傲之间的关系。对其落后和沙皇统治过去的耻辱，与对人民和革命未来的骄傲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