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批判】封建大一统前夕的舆论准备（上）

文/工人理论学习组

原编者按：荀子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荀况的生卒年不详，主要政治，学术活动时间约在公元前298年-238年间，曾到齐国的稷下讲学，后又做过楚国的兰陵令，晚年在兰陵著书。战国末期，随着各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和通过长期的兼并战争，逐渐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政治局面，荀况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启蒙思想家，也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统一的要求。他总结和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各派学说中的精华，全面批判了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唯心论思想；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代唯物论的优良传统，成为先秦时期唯物论哲学的集大成者。今存《荀子》一书是研究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资料。荀况的学生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是战国末期各家学说（主要是法家学说，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的总结者之一，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著作，保存在《韩非子》一书中。战国末期，建立统一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秦国最后打败齐国，统一了全中国。韩非的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地主阶级建立统一封建专制政权的要求。他代表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在政治上主张通过暴力统一地主阶级政权，宣扬政令、刑法、赏罚都只能出自君主一人之手的极端专制集权制，反对孟子所鼓吹的“仁政”。在经济上，他主张“重农”，大力保护和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在思想上，则主张排斥各种矛盾、抵触的学说并确立统一的思想。韩非许多主张以后都为嬴政所采用，成为秦统一封建政权的理论基础。

唯物主义自然观

荀况在总结先秦唯物论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唯物论体系。他首先批判了传统的“天命”决定人事，“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要区別自然界的规律与社会人事的变化，即所谓“明于天人之分”(《天论》)。直接把天解释为自然界，认为天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就是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万物等自然变化的现象。因此，天没有意志，也不可能主宰社会。他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这是说自然界的变化有它自己规律，自然界是离开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它不受人们的意志或愿望所支配。但是，荀况认为人对于自然界也不是无能为力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去改造自然。他反对把自然的天当作一种神秘的力量去思考，去歌颂，提出了光辉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 意思是说，不要把天看得非常伟大，而要把天看成是一种自然的物畜养起来；不要颂扬天，而要掌握和控制天的变化规律来利用它。荀况还明确指出:“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就是说，要是放弃了人的力量而思慕天道，那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真实情况的。荀况这一朴素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与天命论和消极无为的天道观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它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况还进一步解释了人是怎样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充分利用自然力的。他说:“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万物役矣”。(《天论》)这就是说，只有使头脑(天君)保持清醒，使感觉器官(天官) 遵守正规，具备了用自然物类养育人(天养)，顺应自然规律(天政)，培育喜怒哀乐的感情(天情)，因而完成了自然的功用(天功)，这样就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就能使天和地各尽职责，而万物也就都为人服役了。这就明确地否定了天的神秘性，并且对“形”与“神” 的关系也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精神是不能离开形体而存在的，精神是形体的产物。他说:“形具而神生”。 (《天论》) 

荀况依据这种唯物论观点，进一步否定了西周以来的宗教迷信思想。他认为人的吉凶祸福不是天所决定的，而是由人自己决定的，他叫人不要安命听天。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天论》)说明加强农业生产(强本)，又节约用度，天就不能使之贫；反之，天也不能使之富。这是荀况对孔丘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唯心论观点的有力批判。荀况用唯物主义观点把“天”解释为自然，便认为自然界发生的一些怪现象，如星坠、木鸣、日蚀、月蚀等，由于不常见，因而感到奇怪是可以的；但对之惧怕就错了。荀况的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在向奴隶主阶级作斗争中，力图按照本阶级的面貌来建立和维护封建统治的要求和利益。荀况的唯物论，对我国后来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当时科学水平和他的阶级立场的局限，他的唯物论还没有摆脱循环论的影响。比如他说:“千岁必反，古之常也”(《赋》),“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王制》)这是认为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复归于原初状态；这一点自古以来就是不可改变的。他还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永远在一个循环圈内终始往复。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荀况虽然反对天有意志，但还保留有一定的神秘主义残余。如说:“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荣辱》)这就是以为世界上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天”所生的，而且“天”对他们还是有所要求的。另外，荀况还残存着一种“天”为人而生万物的思想，并且人们对“天”所生之万物，各得多少，总是不会平均的。这就是他说的:“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齐均”。(《赋》)这些唯心主义杂质，在荀况哲学中不占主要地位，因此不能改变他的唯物论哲学的本质。荀况在以上的论述中虽然还不能科学地解释那些自然界发生的特殊现象，但他反对把那些自然界特殊现象看成是“天”的有意识的活动，“天”对人事的干预等“天命论”思想，而把它看成是自然界天地、阴阳等本身变化的结果，这正是朴素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他有力地批判了孔、孟等所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决定论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也批判了老庄消极无为，不可知的神秘主义自然观。

唯物主义认识论

荀况认为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客观世界具有被人认识的规律，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他反对天赋观念的“生而知之”，反对主观内求的“良知”、“良能”。他认为人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蔽》) 荀况认为认识客观世界，第一步必须是感官与客观世界接触。人的知识或技能都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离开人的感觉器官对外界事物的接触，就不能认识客观世界。第二步必须是用头脑进行思维。由于当时科学条件的限制，荀况误把心当作思维器官。他认为不进行思维活动，也不能有认识。因为心对感官有支配作用，如果心不起这种作用，那就是:“黑白在前而不见，擂鼓在侧而不闻”。 

荀况看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他强调心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天论》),即思维器官(心)是支配感觉器官(五官)的。但是，他认为心的活动，必须以感觉为基础。他说:“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正名》)这就是说，荀况强调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只有思维器官的作用，才能产生理性的认识(征知)。但是这种“征知”，则是根据耳朵才能知道声音，根据眼晴才能看到事物的形象。理性认识必须是感觉器官去接触具体事物(当薄其类)以后才能获得。思维离不开感官，但是只凭感官去认识事物，则容易发生错觉。有了思维(心)的作用，就可以避免感官所造成的错觉。如站在高山上看山下的牛和羊一般大，但是人们并不把牛看成羊，因为人们经过思考，知道这是“远蔽其大”所造成的错觉。荀况认为只凭感官去认识事物，就要受到事物假象的蒙蔽，而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因此他主张，在认识中要充分发挥理性思维的作用，而不要“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理蔽》)。即满足于片面的感性认识，而不了解事物的本质。荀况重视理性认识，看到理性认识要比感性认识更深刻和正确，这对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同时也就克服了墨子认识论中经验主义的缺陷。但是，在这里荀况又不免过分夸大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了心对感官的统率作用，而轻视感官对心的基础作用，表现出唯物主义唯理论的倾向。

认识是否正确，荀况认为还必须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并且能够实行。他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性恶》)意思是说凡是善于谈论古的，必须有现今的事物作验证；善于谈论天的，必须有人事作验证；凡是有价值的言论，都是有分析有综合，有客观事实作验证的。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坐下来可以讲，到实际中能够实行的。荀况还认为，认识的目的是:“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理)矣。”(《解蔽》)就是说认识是要了解世界万物的实际情况，研究治乱的根源，控制自然的规律和治理社会。他认为人的认识和实际活动的关系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儒效》)即不听不如听，听不如看见，看见不如理解，理解不如实行。荀况的认识论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利益和要求，对新兴地主阶级打破奴隶主的精神枷锁，起来向奴隶主夺权并摧垮奴隶主的统治，建立封建制社会具有进步作用。荀况用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理论，批判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家思想的片面性。例如，他批评墨子是:“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解蔽》)，即只强实际内容的用处，而不懂得礼乐形式的重要。他批评庄子是:“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即盲目崇拜天道的作用，片面强调自然无为，而不懂得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荀况对“名”“辩”家的唯心主义诡辩论的批判，进一步用唯物主义观点发展了古代逻辑理论。荀子对诡辩论者制造各种奇谈怪论，混淆是非，造成人们认识上的疑惑和混乱十分痛恨，认为诡辩的罪恶十分大。所以他提出，必须根据事实使概念含义明确，并为此研究了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总的来讲，荀况认为诡辩论的根本错误是在于唯心主义地颠倒名实关系，只重视概念的抽象逻辑推理，而看不到客观事物的实在性，不知道用客观事物来验证概念、推理是否符合事实。荀况认识论的缺点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正确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在强调理性认识的重要性时，不免夸大了“心”的作用，认为“心”可以“出令而无所受令”。另外，他还把封建礼义看成是认识的一个标准。这是荀况所处时代和他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社会历史观

荀况在政治思想上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作了理论准备。他十分注重建立新的封建等级制度。荀况自称是继承孔子一派思想的，也大讲“礼”制。但他讲的“礼”已经不是孔子所讲的“礼”了，而是经过改造，有了新的内容的封建等级制度。荀况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他认为，人生来都有物质欲望要求，这种欲望要求没有度量，就要发生争夺，造成社会混乱。统治者为了防止争夺、混乱，所以制定“礼义” 等社会政治制度。荀况把“礼”等政治制度，看成像检验尺寸的法度，检验重量的权衡，检验曲直的绳墨，检验方圆的规矩。因此，荀况认为，“礼的中心内容是“分”和“别”，即区别贵贱，长幼、贫富，知不知，能不能等等级。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礼”就是要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中都有恰当的地位。这种等级制度，不是奴隶制下完全按照宗族血缘关系的世袭等级制了，而是根据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按照地主阶级的政治标准建立起来的等级制。荀况明确地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这种“礼”，显然是反对奴隶主阶级的世卿世禄宗法等级制的，所以荀况在这里讲的“礼义”已经包含了法家按照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重新确定等级关系的思想了。这种新的等级制度对旧奴隶制残余势力是一沉重的打击，它保护和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法治的要求的。荀况还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比之为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他说，如果贵贱都一样，就不能制约、支使；权势都一样，不可能达到权力的统一。这样，必然产生争斗，造成社会混乱。所以说，社会贵贱等级是必须的。只有建立起这种社会等级制度，社会才能治理好，地主阶级的统治才能巩固。

荀况对历史的看法也比较注重当前的现实。他反对孟子言必称“三代”(夏、商、周)，盲目崇拜“先王”的倒退的历史观。虽然荀况所讲的“法后王”与孟子所称道的“法先王”一样都是指周的文王、武王。但荀况强调的是应该“以近知远”，“天地之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也就是说，要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出发，去考察过去的历史。他从奴隶制覆灭的教训中，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下层人民的作用。他引用古代的传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告诫封建统治者说，如果下层人民对政治不满，统治者的地位就不能安定了。这就像水一样虽能够承载船，但是一且掀起风浪，就能把船吞没。所以他说统治者要搞些小恩小惠，使下层人民安于统治，这样统治者的地位就可以稳定了。荀况这些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的整个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目的是要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例如，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王制》)。意思是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这样一些封建等级制度和道德关系，是至高无上的，永远循环往复，与天地同样运行不息，与万世同样长久。历史发展到了封建会就算到顶点了，不会再发展了。因此，在荀况看来，那些制定封建制度、道德规范的统治者，“圣人”，也就成了社会治乱历史发展的至高无上的决定者了。所以，他说:“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不仅如此，荀况还认为统治者的一言一行都是人民的表率和规范，人民只能按照统治者的言行去行动。他说:“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这是根本颠倒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荀子根据这些理论，最后作出结论说:“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王制》)。意思是说，天地生下统治者，就是为了要他治理天地，总管万物，做人民的父母的。“君子”(统治者)与天地是同等地位的(“君子者，天地之金也”)。荀况把统治者提高到与天地同等的地位，这是为封建统治等级制度、剥削制度的合理性，作理论上的论证。由此可见，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不管其如何进步，在自然观上也可以是唯物主义者，而在社会历史观上都超不出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性本恶”的人性论

荀况的社会历史观点，是以他的性恶论为基础的。他代表激进的新兴地主阶级，十分重视和强调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作用。他认为“礼义”等封建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都是由圣人、君主制定出来，教育、约束各阶级的人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阶级关系的，它是人为的东西。所以，他反对孟子宣扬的天赋道德观念的“性善”论，井且提出了与孟子根本对立的“性恶”论。荀况首先明确“善”、“恶”的含义。他认为，一般所谓“善”，就是一切行为都符合封建的道德规范，服从封建礼义制度；所谓“恶”，是用心阴恶，行为不正，犯上作乱，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因此，他认为，这种“善”的含义来讲，在人的本性中是没有的。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自然地符合封建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相反，人生来就好利、嫉妒、喜声色，如果不加克制，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争夺、犯上、淫乱，而辞让、忠信、礼义等这些道德也就没有了。

所以他说，事实上人生来的本性是“恶”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圣人、君主对臣民的教化，需要礼义等封建制度和道德规范去引导人们。他说，这就像弯曲的木头必须经过修整才能直，钝刀必须经过磨才能锋利一样。如果像孟子讲的人性本善，那还要君主、圣人和礼义等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什么用呢？ 

荀况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有“善”，那是人为的结果。他批判孟子没有把本性与人为两者区别开来，因此也就不能正确了解两者的关系，不能了解圣人、君子的重要作用。他在《礼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本性和人为两者的关系。他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这是说，人的本性，只是一种原始的质朴材料，而人为则是用礼义道德加工后的成品。没有原始的材料，礼义道德也就没有加工的对象；沒有礼义道德的加工，人的本性也不能自己变得完满美好。“圣人”的重要作用在于把“性”和“伪”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封建统治秩序就可以成功地建立起来了。 

荀子明确表示，封建礼义等制度和道德规范是与人的本性对立的，是由圣人、君主为了巩固社会统治秩序强加给人的。他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圣人”通过对自然本性的教化，而制定出人为的道德和制度，有了这些道德和制度，随之也就可以制定出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所以，荀况很反对孟子把学习说成是为了恢复人的“良知”“良能”，保持“善”性的天赋道德论。他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塞而欲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性恶》)。按照人生来的本性，饿了就想吃饱，冷了就想穿暧，累了就想休息，这是人的本性的真实表露。现在人们饿了看见长辈就不敢先吃，要有所谦让；累了不敢要求休息，将要为长辈代劳。这种子让父，弟让兄，子代父，弟代兄的行为都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所以所谓孝子之道，实际上是一种外加的礼义制度、道德规范的表现。荀况这种对人性和礼义等道德规范关系的看法，表明了他与孟子各自代表地主阶级中不同集团的不同政治态度，决定他们在人性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荀况站在地主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对改造旧奴隶制，建立新封建制充满自信，认为必须采取强制的手段，使各阶级就范，以巩固新的统治秩序。孟子站在奴隶制复辟派的立场，所以主张温和的自我反省，恢复“良知”，“良能”的善性，以“妥善”调整新的阶级关系。荀况的“性恶”论，在反对孟子的天赋道德观念，提出道德规范、礼义制度等是后天才有的，这种思想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他所谓的“性恶”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由于历史条件和地主阶级立场的局限，他同样不可能认识到人性的社会阶级本质。他把人的好恶欲望归结为人的生理要求、感官的自然本能，这是根本错误的，是极其荒谬的！

荀况和孟子一样，不可能认识人的好恶欲望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阶级的具体的好恶欲望是根本不同的。这个问题只有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后才给予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揭示了人的社会阶级本质。荀况也与孟子一样，想把他的人性论，说成是超阶级的。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况则讲“涂之人可以为禹”。但是这也只不过是把地主阶级的人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而已。孟子讲“性善” 只有奴隶主的圣人、君子方能保持，而荀况讲“性恶”只有地主的圣人、君子才能去掉。他们所谓“性善”、“性恶”的含义，其实都是剥削阶级的标准。荀况讲的“涂之人可以为禹”，是从人都有这种素质来讲的，至于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那不一定。“小人”可以成为“君子”，但荀况说，“小人”不肯去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同样，“君子”也可以变为“小人”，但荀况说，“君子”是绝不会这样去做的。这在荀况的心目中是有明确的阶级界限的。从政治上看，这种人性论掩盖了人的阶级性，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用来欺骗被统治阶级、调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仅此而已。

   编辑：悠悠我心

   来源：工农兵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