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宪文：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最近（1962年）地委派人两次来和我查对材料，对每个问题都很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对我的思想教育很大。地委整理的材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个别问题在情节上又不够确切的地方，我向来查对材料的同志谈了我的意见，供领导上参考。

看了地委所写的材料，使我心惊肉麻。我的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比我原来估计的要大得多。真是罪恶滔天，残酷毒辣。使我更深刻的认识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我的错误思想腐蚀了信阳地区党的组织，使它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走上了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也是惨痛的损失。同时也更进一步的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经过贯彻党的九中全会决议，在信阳地区开展的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群众彻底的清算了我的错误和罪恶，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纯洁了信阳地区党，在信阳地区重新树立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保卫了三面大旗，把信阳地区党的工作引向正确的轨道，恢复发展了信阳地区的生产，救信阳地区人民出水火，使信阳地区人民重现真理，再见光明，过幸福的生活。回头看我的错误和罪恶遗臭万年，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也难以弥补。每想至此我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向前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前途无限光明。每思至此我又看到了自我改造立功赎罪，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前途，鼓舞和增强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决心从错误和失败中站起来，用流过血泪的经验和教训把自己武装起来，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效犬马之力。

过去的两年，使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到的极大困难的两年。外有帝国主义的破坏，现代国际修正主义的压迫，内有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我的错误给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两年也是我们党取得伟大胜利的两年。在国际上我们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彻底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阴谋，保卫了马列主义，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了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组织了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大大提高，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深入世界人心，成为世界人民的旗帜。在国内我们党的九中全会总结了大跃进的宝贵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和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使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政策更加完善，使国民经济建设走上更健康的发展，胜利的进行了整风和（宣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改造了党的作风，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两年的进步实在是巨大的。我由于犯了错误使我长期离开党的政治生活，离开了群众队伍，我思想上落后了一个时期。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材料，一切都是新的。过去自己不敢想不敢做的事，自己思想上认为我错误的曾经加以反对的事，现在都成了正确地为党所提倡的事；过去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按在都成了坏的东西，加以反对的东西。今昔对比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对比，更深刻的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深深感到自己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远远的离开了党的原则。在大跃进的胜利的声浪中自己在思想上已经不自觉的僵化了，变质了。自己的头脑怎么能不犯严重错误呢？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了。越想越后怕。

1959年冬至1960年春，信阳地区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主要表现在：把特大的灾年当作丰收年安排工作，不搞生产救灾，大搞征购，大搞工农业基本建设，在工作方针上完全脱离实际脱离了群众。在争购粮食工作中错误的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大搞反瞒产运动，把灾情引起的一切社会现象（逃荒、杀牛、丢小孩、破坏尸体）都归之于两条路线斗争、或敌人破坏，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混淆，用专政的办法加以处理，在一系列上的政策上脱离了党的原则，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在反右倾斗争中之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方针和方法，打击了坚持正义意见的同志，纵容了错误思想，打击了正气，发展了邪气，发展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作风，特别是以错误的办法打击了用书面或口头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更完全堵塞了党内外言路，造成了恐怖情绪。大刮共产风，把群众私有的一些财产也收走浪费了，陷人民于死地。在错误发生以后又不敢大胆正视错误，采取彻底的坚决的措施加以纠正，反而顾虑重重，多方面隐蔽错误，使错误长期不能纠正，一错再错，就不能不给党的事业造成骇人听闻的惨痛的损失。致使大批群众死亡或身体遭受摧残，大量牲口死亡或瘦弱，失去了生产能力，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有些严重的地方妻离子散，绝户灭村田地荒芜，房倒屋塌，十室九空，弃尸山野，使人民群众遭受极其惨痛令人寒心的损失。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失则更是无法估计的。实在痛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使人民群众遭受如此严重怨痛，是不能容忍的。

信阳地区1959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经过全党全民的斗争，仍然取得了一定收成。如果正确的分析形势，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的进行分配安排群众生活，认真的组织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困难是可以渡过的，这样严重的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我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离开了马列主义原则，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执行了一套完全错误的方针政策，错误的工作方法，严重的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人为的扩大了灾情，制造了紧张和混乱。我是信阳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错误思想起了主导作用，因此，对信阳地区的错误我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一个党员的地位越高，他所担负的责任越大,他的错误的影响和造成的恶果就越大,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给党和人民造成了罪恶，万分痛心。

经过两年来的学习和反省，我深刻地认识了使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我脑子里非无产阶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统治了我的头脑。区别干部队伍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个人和集体和群众的关系。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行为应当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尊重客观真理。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无条件的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利益，忠心耿耿的全心全意的为群众服务，当群众的公仆，一刻也不应该脱离群众。而我的错误正集中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从小娇生贯养，过着较富裕的生活，养成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主观片面，好大喜功，看不起劳动人民。入党以后一帆风顺，未受挫折，我的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未得到彻底改造。大跃进以来，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喜欢表扬，怕受批评，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不敢也不愿正视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誉，不顾客观可能，不顾群众利益，不听群众意见，根据主观愿望，站在群众之上发号司令，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强迫命令群众去完成任务。这样就使自己的思想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逐渐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品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一旦僵化了，停止进步了，在政治上就必然变成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鼠目寸光的庸人，就难于接受新鲜事物，识别方向，明察真伪，就不能虚心倾听群众意见，不能关心群众生活，正确的领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必然走上脱离党的方针路线的错误道路，犯严重的错误。尤其这种错误反映在一个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身上，就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的这些错误思想表现在工作上：

首先，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我的思想方法上是极端严重的主观主义。我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恰合在一起，就发展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迷信主观想象，一点也不相信群众的荒谬绝伦的程度。把自己看做高于群众的所谓“聪明人”，总认为自己比群众觉悟高，经验多，是革命的，而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则看做一群庸俗无知、思想落后自私自利不可信任的人。口头上叫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实际工作上则要求群众听自己的，一旦工作遇到困难，不检查自己的思想计划方针政策是否脱离实际，则即不加分析的责备基层干部和群众右倾保守落后，尤其在粮食工作上表现的最突出，这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对待群众的观点和态度。

大跃进以来，信阳地区刮起了严重的浮夸风。这种浮夸风所以能在全区范围内刮起来，长期不能得到纠正我应该负主要责任。1958年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在工家业生产上制定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指标，号召下边去完成，只要报成绩大就不辨真伪盲目相信加以表扬，或开现场会加以传播，完成不好的就批评其右倾，光看缺点，否定成绩，给群众泼冷水。逼得下边弄虚作假，不敢反映真实情况。1958年罗山县委小麦估产低，认为其右倾，忽视两条道路斗争，错误地批评了罗山县委。西平县委组织部长反映西平小麦七千三百斤有虚假，地委支持了西平县委，批评了反映真实情况的组织部长。这些错误的作法，促进了浮夸风，起了极坏的作用。党中央毛主席早就提出了纠正浮夸风，但是信阳地区始终没有认真的进行过纠正。一方面我错误的认为怕纠正浮夸风打击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错误的认为，许多数字已经公布，甚至开了现场会组织了参观，公开纠正觉得不好讲，不好看，自己也怕强调反浮夸犯错误。这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我脑子的反映。由于许多数字没有落实，迷糊了自己的眼睛，思想上长期不摸实底，浮夸风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

1959年秋季反右倾斗争以后浮夸风共产风发展到了最高峰，是造成信阳地区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在反右倾斗争中执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把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打击了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打击了执行党的政策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保护和发展了浮夸风、共产风。

首先我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对信阳地区夏季粮食征购工作做了错误的保证。1959年信阳地区夏季征购没完成任务主要是浮夸产量估计过高，脱离实际，当时强调贯彻分配政策，超产奖励，妥善解决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矜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却错误的认为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片面强调照顾群众利益忽视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夏季有些地区已经透底，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而我却认为群众私分瞒产，麦收后多吃浪费了粮食。夏季没有完成任务，我思想感到有压力，不好看，不好向省委交代。因此，强调秋季要早下手抓粮食征购，注意两条道路斗争。要保证完成任务。

其次在我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斗争了曹铭同志，认为平舆县夏季粮食征购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曹铭同志思想右倾，忽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实际上曹铭同志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对群众情况是关心的，对曹铭同志的斗争是错误的。对黄德功、息县农场张场长的批判也是错误的。由于对曹铭同志的斗争主要是以粮食征购问题为中心，对造成信阳地区的错误影响极大。曹铭同志反映西洋店有灾情，主张早搞生产救灾计划是正确，批判曹铭同志不积极抗旱，及早提出生产救灾也是错误的。

其三，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奖励生产队开荒、副业下放生产队，把大队猪下放给生产队食堂和群众喂养，等都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以后，提倡大搞集体养猪，大办百头猪场，普遍试办穷队过渡，共产风又刮起来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违背了中央关于执行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政策的精神，共产风给群众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破坏了群众私有的一点家庭副业。其四，对张树藩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张树藩同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是正确的，春季在遂平县拨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是关心群众的，对秋季粮食产量的估计较接近实际，我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胡友录同志反映生产中的问题是正确的，我认为胡友录同志思想右倾，只看缺点不看成绩，因而批判胡友录同志是错误的。信阳地区在反右倾斗争中，突出地批判了对粮食问题和浮夸伤风有意见的同志，认为对粮食征购有意见是右倾思想代表富裕中农叫喊，否认农村两条道路斗争。认为对浮夸有意见，是否定成绩否定大跃进。现在看来这些同志绝大多数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对这些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其结果就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堵塞了党内言路，保护和发展了浮夸的不关心群众利益的坏思想作风。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错误的以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领会和执行中央庐山会议的精神，结果就把一些反映真实情况和反映工作中错误缺点的同志不加分析都认为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的右倾思想，把一切反映粮食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意见都认为是替富裕中农叫喊，是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在干部思想上的表现。这些都集中的反映了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不关心群众的痛苦，不敢正视工作中错误缺点。由于我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使许多正确的同志受了打击，忍受了冤屈，现在想起来实在痛心。

首先，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我的思想方法上是极端严重的主观主义。我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恰合在一起，就发展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迷信主观想象，一点也不相信群众的荒谬绝伦的程度。把自己看做高于群众的所谓“聪明人”，总认为自己比群众觉悟高，经验多，是革命的，而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则看做一群庸俗无知、思想落后自私自利不可信任的人。口头上叫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实际工作上则要求群众听自己的，一旦工作遇到困难，不检查自己的思想计划方针政策是否脱离实际，则即不加分析的责备基层干部和群众右倾保守落后，尤其在粮食工作上表现的最突出，这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对待群众的观点和态度。

大跃进以来，信阳地区刮起了严重的浮夸风。这种浮夸风所以能在全区范围内刮起来，长期不能得到纠正我应该负主要责任。1958年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在工家业生产上制定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指标，号召下边去完成，只要报成绩大就不辨真伪盲目相信加以表扬，或开现场会加以传播，完成不好的就批评其右倾，光看缺点，否定成绩，给群众泼冷水。逼得下边弄虚作假，不敢反映真实情况。1958年罗山县委小麦估产低，认为其右倾，忽视两条道路斗争，错误地批评了罗山县委。西平县委组织部长反映西平小麦七千三百斤有虚假，地委支持了西平县委，批评了反映真实情况的组织部长。这些错误的作法，促进了浮夸风，起了极坏的作用。党中央毛主席早就提出了纠正浮夸风，但是信阳地区始终没有认真的进行过纠正。一方面我错误的认为怕纠正浮夸风打击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错误的认为，许多数字已经公布，甚至开了现场会组织了参观，公开纠正觉得不好讲，不好看，自己也怕强调反浮夸犯错误。这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我脑子的反映。由于许多数字没有落实，迷糊了自己的眼睛，思想上长期不摸实底，浮夸风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

1959年秋季反右倾斗争以后浮夸风共产风发展到了最高峰，是造成信阳地区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在反右倾斗争中执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把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打击了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打击了执行党的政策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保护和发展了浮夸风、共产风。

首先我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对信阳地区夏季粮食征购工作做了错误的保证。1959年信阳地区夏季征购没完成任务主要是浮夸产量估计过高，脱离实际，当时强调贯彻分配政策，超产奖励，妥善解决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矜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却错误的认为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片面强调照顾群众利益忽视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夏季有些地区已经透底，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而我却认为群众私分瞒产，麦收后多吃浪费了粮食。夏季没有完成任务，我思想感到有压力，不好看，不好向省委交代。因此，强调秋季要早下手抓粮食征购，注意两条道路斗争。要保证完成任务。

其次在我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斗争了曹铭同志，认为平舆县夏季粮食征购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曹铭同志思想右倾，忽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实际上曹铭同志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对群众情况是关心的，对曹铭同志的斗争是错误的。对黄德功、息县农场张场长的批判也是错误的。由于对曹铭同志的斗争主要是以粮食征购问题为中心，对造成信阳地区的错误影响极大。曹铭同志反映西洋店有灾情，主张早搞生产救灾计划是正确，批判曹铭同志不积极抗旱，及早提出生产救灾也是错误的。

其三，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奖励生产队开荒、副业下放生产队，把大队猪下放给生产队食堂和群众喂养，等都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以后，提倡大搞集体养猪，大办百头猪场，普遍试办穷队过渡，共产风又刮起来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违背了中央关于执行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政策的精神，共产风给群众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破坏了群众私有的一点家庭副业。其四，对张树藩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张树藩同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是正确的，春季在遂平县拨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是关心群众的，对秋季粮食产量的估计较接近实际，我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胡友录同志反映生产中的问题是正确的，我认为胡友录同志思想右倾，只看缺点不看成绩，因而批判胡友录同志是错误的。信阳地区在反右倾斗争中，突出地批判了对粮食问题和浮夸伤风有意见的同志，认为对粮食征购有意见是右倾思想代表富裕中农叫喊，否认农村两条道路斗争。认为对浮夸有意见，是否定成绩否定大跃进。现在看来这些同志绝大多数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对这些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其结果就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堵塞了党内言路，保护和发展了浮夸的不关心群众利益的坏思想作风。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错误的以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领会和执行中央庐山会议的精神，结果就把一些反映真实情况和反映工作中错误缺点的同志不加分析都认为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的右倾思想，把一切反映粮食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意见都认为是替富裕中农叫喊，是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在干部思想上的表现。这些都集中的反映了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不关心群众的痛苦，不敢正视工作中错误缺点。由于我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使许多正确的同志受了打击，忍受了冤屈，现在想起来实在痛心。

在平兴开会路过息县包信，到街上散步发现街后一个死人，当时一个群众在旁说是饿死的。我叫秘书叫这个人到公社谈一谈，他半路逃跑了，我当即找公社（住）队人工作组的书记问死人情况，他说这个人生痨病好几个月，公社给他治病花了六十元，医院说他是慢性病，把他送在她亲戚家里，昨日病重他亲家迷信害怕死在自己家里把他抬到街后去了。并说那个队生活暂时没有问题。我说那个群众吃的肥胖可能是富裕中农造谣挑拨党群关系。路过寨河在公社上看到一个青年妇女抱一个小孩坐在一个大车上，看见汽车过去了跪下叫喊要钱，我未停车就过去了。路过明港在街外修理汽车，一个妇女引一个孩子找我要粮票，我问她哪社哪队 姓名，她说粮食少她引孩子来拾菜，丈夫在家犁地，省些粮食叫他吃饱好劳动，我没给她粮票叫她回家去。不要在外乱跑，把情况告诉公社党委书记叫去查。路过潢川付店见公路上两个人拉一死人，我未停车走了。路过罗山竹点桿店有几个外流群众拦车要坐车到信阳去，司机把群众轰走开走了。不多远又看见稻田有两个尸体，未停车过去了。当时我感到问题严重了。到罗山慌忙下车告诉罗山县委，提出解决问题的三点意见：一是派人掩埋路旁尸体。二是信潢公路两旁有灾情，派人把生活安排好。三是把外流人员收留起来，每人每日半斤粮食，实报实销。我看到群众挤买点心，我叫停卖点心，在街后设摊卖稀饭，在大街上挤着不好看，也容易发生车祸。回地委后向地委常委作了汇报，晚上又开了电话会。第二日根据省委的指示，宣布征购结束，全面安排生活，地委开电话会提出收容外流、治病、安排生活等八大措施，拨了五百万斤粮食给各县安排生活。当时认为停止征购紧张情绪即可缓和。除少数灾区外（估计百分之十）多数地区可安排好生活仍大搞反瞒产。

当时情况已经万分严重，到处发生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丢小孩、破坏尸体等严重情况，我为什么不停止反瞒产，反而把这些现象都归之于敌人破坏富裕中农进攻，用专政办法处理呢？回忆起来主要是：主观主义不承认灾情那样严重，认为下边有粮食。思想上有粮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敌我矛盾必然紧张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观点。反瞒产搞出的一些粮食迷惑了自己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反右倾后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粮食征购未完成任务，感到不好看丢人，怕省委批评，冬季就要粮食搞统销怕批评右倾。对一些弃小孩、食堂停伙严重情况，不敢正视，怕犯右倾错误。由宁左勿右的情绪。当时看到这些问题，思想上急躁，害怕，顾虑重重，慌手慌足，束手无策，本来开锁钥匙只有一个，拿粮食安排生活，但自己又不敢向省反映情况要粮食，总怕犯右倾错误。我思想上这种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已发展到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誉地位，不顾人民死活的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程度。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在我脑子里的反应，根本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害了群众也害了自己。

十二月省委扩大会议，我向省委汇报了信阳地区的情况，估计灾情百分之二十，透底百分之二十。向省委要了三亿五千万斤粮食。省委给了二亿八千斤。杨书记讲了在粮食工作上不能搞反瞒产，不能搞两条路线斗争，我思想上才明确了。在地委扩大会议上和二次潢川会议上我检讨了三条教训。但由于思想上有怕犯错误右倾错误的个人主义情绪，总是强调成绩，对问题不敢深挖，不敢严肃批判。因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同时看到省委粮食已不多，省委又表示不向中央要粮，因而自己仍主张作工作，搞一部分粮食安排生活。反瞒产变为做工作实际上仍未停止。

其三、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反映在我的工作作风上是：简单粗暴，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斗争曹铭同志时，曾发生过推拉等违法乱纪行为，由于我没有采取坚决认真严肃的态度加以纠正，对造成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中普遍发生违法乱纪行为起到了开导作用。在斗争曹铭同志最初两天，采取摆材料讲道理的方法，一个人发表一套道理，互不交锋，在小组长会上研究改进斗争方法，我错误地认为会议开的不严肃，不紧张，不像斗争会样子，提出了分析批判和逐项追根相结合。在闲谈中我又讲了斗争潘复生时的一些情况，使大家思想上发生了错觉。在最后几次斗争会上曾发生推拉等现象，我当时让大家坐下来一个一个的讲，叫曹铭坐下纪录。在小组会上我提出不要指手动脚，没有严肃批评这是一种错误。在会议结束安排工作时，我又讲了回去要注意防止违法乱纪，你们都是县级干部还老想动手动足，基层干部就可想而知更难避免。同时告诉大家既不要给基层干部泼冷水，又要防止违法乱纪现象发生的指导方法。在斗争形成相持顶牛局面时，就主动停止会议帮助干部研究方法等。由于我对这种违法乱纪现象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当作一个大问题严肃地纠正，结果使大家思想产生错觉，在各县扩干会议上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一级比一级严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在反瞒产斗争中，我强调两条道路战争，逼着下边搞粮食，三天一个电话会议，五天一总结，对搞得好的，成绩大的，不辨真假，不问政策方法就加以表扬推广，对搞不出成绩的就批评右倾，推广了许多错误的反瞒产经验，领导上强迫命令，逼着下边违法乱纪，形成了反瞒产中的逼供信。造成了普遍的打人吊人甚至打死人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听到有些同志反映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我在电话会议上讲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不能允许的，但不要简单的批评处分基层干部，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主要帮助继承干部总结经验，告诉基层干部方法。同时我认为在群众运动中发生一些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死个别人是难免的。在我这种极端错误思想支配下，对违法乱纪现象没有认真检查处理，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造成违法乱纪成风，逢会必斗打，打人合法的极其严重的现象。阶级敌对分子乘机实行阶级报复，残害群众。各种手段千奇百出，残酷毒辣。马龙山打死了张福洪向地委报告是畏罪自杀，地委虽然派人检查了，但没有查出问题来，没有认真的继续追查，使冤案长期不能处理。

在第一次平兴会议上发现西洋店群众大量外流，我和宋书记专门召集五个外流严重的大队干部和公社书记开了一天座谈会。会议上除了统计外流情况外还反映了许多地富伪军官富裕中农破坏抗旱斗争，带头煽动群众抢秋，煽动群众等外流现象，以及一些贫农积极分子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保护耕牛，坚持生产，维护食堂的模范行为。当时有些群众回来感到上了当，当时强调安排生活，对坏分子破坏等情况稳定后再处理。回地委后召开电话会议。曾指出有些群众外流是灾情生活问题，有些是富裕中农瞒产私分逃避斗争，有些是五类分子破坏，有些是投机商贩。当时指出不论什么地方外流来的一律收容管饭吃，每人每天半斤粮食，实报实销，集中送回原地。每个收容所要拍三种干部，公安干部负责审查坏分子，民政干部管生活，卫生干部管治病，当时公安局长正在专区开会，我又给公安局长讲了一次。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强调有些农民外逃是富裕中农煽动的，有些是少数富裕农民干部瞒产私分不叫群众吃饭农民群众外逃，有些是富裕农民瞒产私分怕斗争外流，有些是敌人破坏等。因为当时苏联专家到信阳查矿，空军等部队开现场会，怕影响不好，要求各县在二三天内消灭外流，要深入各社队调查地富反坏右，富裕中农外流情况，揭发他们的破坏活动，开展斗争，斗后管制不准外逃，有犯罪行为的要法办。要组织民兵巡逻等。我曾经说过：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的话，我这种对待外流群众的错误分析，和极端错误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违法乱纪行为。群众外逃求生，我把他当作坏人，不准外流更堵杀了群众的求生之路，这完全是一种国民党对待群众的办法。反映了我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信阳五里店公社社员罗付业，贫农成分，十五岁，父母饿死。杀吃了四岁的妹子，我批准了法办，错误的认为杀人犯法行为。而不问犯法原因。实际上这种残暴行为应当由我负责，因为我反瞒产饿死了他父母，使他无饭吃，逼他杀人。在光山马畈公社时听了该县委书记刘文才的汇报还当场批准逮捕了三个破坏尸体的贫农。后来两人均死于狱中，我对这一冤狱应负直接的责任。

我的错误思想作风，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行为。我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混淆，用专政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提出的许多办法政策都是违法乱纪的。我对违法乱纪行为又熟视无睹，强调保护违法乱纪的积极性，怕给违法乱纪泼冷水，实际上就是支持纵容了违法乱纪，使之残害人民，打击了坚持正确工作作风的同志。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违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我这种对待群众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生死无动于衷，对许多政策问题采取信口开河，轻率了潦草的态度，说明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脱离了群众的土皇帝。对群众的呼声利益听而不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的错误实在严重极了，危险极了。

其四，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对待组织的态度上是不忠诚的，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信阳地区这样严重的情况，我没有及时向省委汇报，许多重大政策问题既没有向省委请示，也没有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就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进行了处理。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情绪，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讲好典型多，讲坏典型少，怕说看消极面多受批评。死人问题一直到省委指示时才向省委作了极不深刻的检讨。

我对待错误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想方设法掩盖错误。1960年元月十二日我到平兴开会，路过新蔡时见路旁村庄有群众扒树皮，我当时就认为那里的生活有问题，当即告诉县委书记叫他亲自派人去查明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又认为剥了皮的树留着不好看，叫群众砍了。路过万金店见村庄有五棵没皮的树，我将同样的话告诉了平兴县委宫书记。我在火车上看到信阳长台附近有一个村有几棵剥了皮的树，我又告诉余书记派人去查，看生活是否问题把树砍掉，我说火车上来往的各种人都有不好看。1959年春我和杨书记路过光山泼河南一个小店又一座仿倒塌了，那里已无人。我见了马龙山说，你那里破房不扒了，放在那里展览吗？我的各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助长了下边封锁消息。

1960年春因为告诉我毛主席要到嵖岈山，延炳玉、韩仁秉同志为此事省里开了会。延炳玉回来向我传达了省委指示，省委叫我准备死人浮肿病等材料向毛主席汇报。又叫延炳玉同志去了再检查一下生活的问题安排的怎样，把原来的展览馆再收拾一下，食堂土灶恢复起来，没有集中的浮肿病集中起来。我去了以后，听说韩仁秉同志把中央下放的干部都调离了，把群众也准备调到远地生产，只留少数干部积极分子接见 ，我和老延都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叫群众见不好。研究结果，叫中央下放干部的组长审查一下，把政治上可靠的留下，除把五类分子和对党不满的富裕中农调离以外，多数政治上可靠的群众留在公路两旁和村庄附近接见 。现在听说把浮肿病人调走了，把托儿所小孩调走了，只留下一部分胖的，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食堂吃了几天大米饭。实际上形成了布置假现场，对群众影响很坏。我的思想可能对延炳玉同志有影响，我应负一定责任。

我对死人数字的统计存在少比多好的个人主义思想，因而每次都强调叫下边划清正常和非正常死亡的界限。我这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1960年元月十号左右到潢川见了宋书记，他告诉我潢川已死人八千，固始死人一百多，并说老梁思想有顾虑，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省委工作来的一些同志不知道是否是党团员，到处统计死人数字，以后没有县委通知不准给他。潢川会议上我问老梁和老杨，他们都不承认有那么多。当时我批评梁德柱同志不改在县委会上批评省委工作组，因该和他们组长商量一下统计死的办法。我同意老梁注意保密的精神，所以我说工作组的组员有许多不是党团员，团员，给他们说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同时告诉他们对上级领导同志有什么说什么，对下要保密，不要乱发通报文件，叫敌人知道了不好。当前应集中抓好生活安排，不要忙于统计死人数字，以免发生消极情绪，结合安排生活摸一下底，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委写报告，张甫同志对老梁意见很大，当时我批评老梁不该和张甫顶嘴，固始死人多，对张甫招呼很好，张没啥意见，你死人少，你对张甫态度不好张甫对你意见很大。这是一种庸俗的错误观点，我的这些话促进了老梁对张甫同志不满，影响很坏。元月底我回地委，王达夫同志向我说，公安处年终统计全区死人二十三万，浮肿病死人八万，已叫各县委审核一下再报省。我同意了王达夫同志的意见，弄清楚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委写检查报告。在我错误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时向省委反映。二月初在省委开会，杨守绩同志和我说死人二万多，我说有那么多么，再审核一下，划一下界限。我也没有即时向省委写报告。只到三月初固始开始向省委报告死人四万多，赵书记电话会议上点了地委的名，地委才对固始死人问题向省委写了检查报告。三月下旬省委吴书记和我谈了话，我才把全区的死人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这样严重的人命关天的大问题长期没有主动向省委写书面的正式的检查报告，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是毫无党性的表现。

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对中央、省委派来的同志不够尊重。李坚（中央监委）同志在省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把信阳地区的死人情况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从固始、光山回来我找李坚同志谈了一次。决定第二天晚上向李坚同志汇报，下午正开常委会，邱进敏同志说李坚同志叫你谈话，本来因该停止常委会去见李坚同志，但当时我即借口开会未去见李坚同志。晚上地常委集体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对问题认真负责，态度严肃，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值得我学习，但当时我思想有顾虑，怕李坚同志批评，对李坚同志有些意见，说了一些不满意李坚同志的话。现在检查起来我对李坚同志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消极抗拒检查的态度，是党所不允许的。

1960年五月六日，地委扩大会议结束我把马龙山梁德柱留下，我问他们死人数字为什么一下由九千增到五万多。当时我思想上对这个数有怀疑。梁德柱说省委检查组逐户登记的，按工作组统计的数字，加现有人口比选举时统计的人口多一万七千多，死人没有那么多。我和梁德柱、马龙山说，你们再派县委同志亲自摸两个大队，核对一下看是出入，不要和工作组讲。到底多少心中也有个底。我对省委检查组统计的数字有些怀疑，怕统计得不准确，这是一种对工作组不但不尊重不相信的错误态度，严格说来也是一种抗拒检查的态度，我的这种错误思想，对梁德柱的抗拒检查起了支持作用。是党纪所不允许的。

我对人民群众的来信采取了违法乱纪的态度。光山白雀园公社民校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反映群众生活问题，当时我看了以后认为情况可能有扩大，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我不准备再去检查了，王达夫同志说还是查一下好，我同意了，王达夫同志就派陈正卿同志去检查。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我见了马龙山和黄文儒，问他们查的怎样，他们说没弄清，我说还是查清楚好一些。结果黄文儒回去就追查起来，并把来信人扣起来了，陈正卿同志回来回报才知道扣起人来了，我和王达夫叫他立即放出来，我虽未叫扣人，但我叫黄文儒查来信人是错误的我应负责。专署工程局党员干部邢贵良用地委信纸和名义给信阳县委写了一封信批评县委，我听说后认为借地委名义批评县委是违法行为。叫公安局破案，并进行批判斗争，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鸡公山会议后纠正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信阳县监委书记胡修玉同志向中央写匿名信反映信阳地区死人情况，转信阳地委处理，我同意王达夫同志意见叫公安处侦察破案，进行斗争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现在看来这些同志都是对党负责的，关心群众生活，同党如实反映情况的好同志，但是我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对这些同志的来信采取了压制民主，打击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是一种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

我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群众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我愿接受党任何严厉处分。我希望党给我留一个自我改造、立功赎罪的机会。

由于我长期脱离党的政治生活，我的思想落后了。再加我的错误对我自己精神上的压力很大，思想很混乱，因此我的检查写的仍不系统不深刻，有些观点还可能有错误。我热诚的希望省委、地委能给我以帮助，挽救我。

路宪文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编辑：悠悠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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