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不负责任的写作——《惹作》在凉山内外的回声

文/小结knottie

 

·  原编者按  ·

 

2025年1月出版的《惹作》，被誉为近年来以“深入田野调查”为名的“非虚构”力作之一。作者试图通过间接访谈和“苦难写作”的写作议程，重构惹作——一位凉山女孩1995年-2013年间的人生，包括她成长和生活最微观的细节和脑海里的挣扎与抉择。这样的田野和写作难度极大，并不在于旅居凉山的辛苦，而是因为负责任的调查和写作需要对当地语言与文化有充分的了解和尊重，对自己的身份不断反思，并随时做好重塑写作议程的准备。在动笔和收笔时，还需要聆听彝族人民和凉山女性已卓有脉络的声音与写作，和关于凉山的大量研究成果。即便以调查记者的标准，如果要区别于游记，也需要在事实层面多方佐证，与当地人一起工作还原文化细节。

本书的出版在凉山内外引发了广泛的批评与讨论。凉山本地的读者、彝族研究者、长期在地工作的公益人士，以及对凉山、女性、民族志写作和非虚构文学有所关注的学者与读者，都对本书提出了诸多质疑与反思。本篇文章汇集了来自不同背景的批评意见，既包括对书中事实错误的质询，也涉及对作者文化理解偏差的指正，深入探讨了凉山及惹作本人在文本中的形象如何被塑造，本书调查和写作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文字也是众多凉山女性声音与生命体验的直接表达，并带出了几条被遮蔽的彝族写作研究的脉络。对本书的评论之外，这些文字也提出了和一系列今日田野调查，非虚构，和写作都必须直面的问题，如“苦难叙事的意义，如何理解地方社会的复杂性，田野调查和非虚构写作的基本伦理，写作者与写作对象的权力关系，如何书写被遮蔽的主体/何种书写（权力）会再一次遮蔽对象的主体性，平视与共情如何区别于作者自以为是的同情，文学的责任和真实（不仅是实证的真实）”。

我们将这些评论编为三辑：第一辑偏重文化事实上的纠错；第二辑以凉山本地人的视角出发，汇集彝族读者及长期在地工作的公益人士的感受和批判；第三辑则汇集了各族读者对于民族志写作与非虚构文学的反思。

 

发起人 / 阿西阿呷、罗木散 & 关心该议题的彝汉青年研究者与写作者们

编辑 / 毓坤

 

 

 总论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文化商贸通道——“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军事势力很少能控制凉山，因此西方人曾称之为“独立倮倮”（Independent Lolos）。自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学者、探险家、殖民者、传教士频繁进入凉山进行考察，写出了不少见闻和探险记录。20世纪20年代以来，杨成志、林耀华、马学良、庄学本、马长寿、刘尧汉、岭光电、曲木臧尧等一批又一批的本土学者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出发，勾勒出凉山这片曾被认为是“封闭”“野蛮”区域的多元社会文化图景。可以说，今天的凉山作为一种方法、经验和范畴，在不同学科的研究和书写中受到重视，进入凉山田野调查者不胜枚举。

2025年1月，易小荷女士出版了非虚构文学作品《惹作》，再一次将凉山故事呈现在世人面前。易女士将自己的写作过程视为是一次成功的田野调查（后记中写到她找人类学者做向导、获取凉山资料，以及接受他们的指导），这似乎遵循了以往的凉山书写传统。然而，易女士的田野初衷建立在凉山一定是一片苦难之地的价值判断上，这大大削弱了其对凉山的整体性书写。据一名在昭觉日哈乡（注：易女士在书中提及这是她最初到达凉山的“田野点”，后来因无法寻得合适对象，才去了雷波县瓦岗镇）与易女士相遇的年轻大学生说，易女士在初次与他相见后，便迅速表明了进入凉山的目的：“你知道这里有苦难女人吗？一定要是女人，苦难的。”

在其“寻找苦难”这一预设目标下，这本书的内容充斥着作者对凉山的“想象”和价值判断，受到不少读者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1. 将“苦难”、“底层”作为先行议题，再到凉山找素材的做法，加强了系统暴力和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

2. 该书对彝族女性的书写，一方面以对苦难、落后的凝视，让阅读成为一场对异文化的猎奇，迎合流量密码，另一方面，作者将凉山彝族女性的苦难归咎于文化宿命和历史宿命，使“惹作”等女性的真实生命在书写中被再一次地消声，被当做填充叙事的符号。有人文素养的写作者，书写他者时，会尽力让读者感受、理解他者与自身共通的处境和情感，来避免被书写的对象仅仅成为一种景观。然而《惹作》与之相反，女主人公“惹作”的视角和想法在书中几乎是空白的，该书不断强化着读者与被书写对象的距离，以供读者安全地凝视甚至消费“苦难”。更甚者，作者填补“惹作”内心世界的空白的方式，居然是由自己代理已去世的惹作，称自己为“这世上最懂她的密友”。

3.书中存在大量的基础性知识错误和认知错误，让人质疑作者对凉山彝族文化的知识和理解是否足以支撑她的认知和判断，例如将“哈呷”解释为“土匪”，将“莎库博”译为“命苦”（实意为“命好”），不知彝族婚礼没有“洞房”环节，“阿普瓦萨”只依附于神职人员和世袭神职家族（且一般不是良性的），等等。尤其书名标题所用的彝族女性名字“惹作”，作者称其意思是“再来一个男孩”，也有较大争议（见下文读者评论）。

4. 模糊历史年代，突出当地社会风俗、文化、观念的“原始”和“落后”，暗示读者，彝族地区的文化与作者（城市读者）所处的文化，不属于同一个历史时空，而且是静态的，从未改变的。这种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将“凉山”钉在“落后原始”、“非现代文明”的一端，几乎复刻了几百年前白人殖民者、人种学家们对其殖民地原住民的书写逻辑。这一视角，不仅不承认凉山彝族对自身文化具有自我阐释、自我实践的能力（比如作者吐槽当地人“没有求医的习惯”，却不知彝族有自己对疾病的理解和治疗方式），同时也对当代大凉山地区的基层工作者、公益组织、支教教师等行动者多年来的投入与工作一笔勾销，对该地区经济、教育、女性权益、卫生医疗等诸方面的改善视而不见。

5. 由第4点的错误延伸而来，书中几乎看不到一位人物有内心挣扎和思考。人物成为作者的符号工具，被动而没有自主性，其生命经验的复杂多样被抹除，似乎仅仅在对传统习俗无条件地适应。尤其是彝族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人支配，几乎没有任何主体性，而且是哪怕读书受教育也不能改变。在媒体采访中，作者这样阐述彝族女性的现状：“读大学的只要回来，一样是嫁人，不过是彩礼拿得多点。”

6. 作者写作视角的单一和局限。作者在书中不断强化自己的主观视角和问题框架，且常常插入强判断、总结，和各种负面暗示。比如接生场景被作者描述为“在尖叫声中，触目惊心的鲜血和臭烘烘的婴儿”，暗示一种野蛮、污浊的景观；比如作者称法力高强的毕摩和苏尼也说不清灵魂丢失的原理，如果追问，他们就回答“这个吧，因为我们是彝族人啊”，暗示彝族对自身文化无法做出解释。事实上，彝族文化精英和学者们都可以条分缕析地解释彝族信仰中的“三魂说”，相关研究和著述也已很多。作者每每遇到这类异于汉族文化的现象，基本都止步于给出浮浅、主观的解释，意识不到是自己采访能力和思考能力的缺陷。很遗憾，书中完全看不到自反性视角，作者的个人认知一以贯之，是僵化的，而且被她当做文明的唯一标尺，去“丈量”彝族文化。

7. 作者自身的伦理盲区，导致其对书写对象缺乏基本尊重和中立态度。例如作者在书中和媒体采访中，多次表达她不能理解的凉山生活和彝族文化的方面，甚至对这些地方性表现出明确的厌恶。在描写当地人的劳动生活时，认为彝族女性日复一日的乡间劳动是“一种苦难，令我感到痛苦”。此外，作者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与凉山彝族女性的生活进行对比，先入为主地认为自己的日常是幸福的，而彝族女性的生活处处充满了苦难，并心安理得地表明自己深谙苦难之道，也就有资格书写她们的苦难。

以下是质疑这本书的读者的具体观点，这些声音不仅来自凉山，也来自凉山之外。我们希望这些声音不至于在主流媒体的出版宣传惯性中消失，此外，这份回应从《惹作》开始，但我们更重要的意愿，并非局限于对这本书及作者的批评，更希望以这些讨论，引出长期在公共空间讨论中被遮盖的相关话题和回声，例如：苦难叙事的意义，如何理解地方社会的复杂性，田野调查和非虚构写作的基本伦理，写作者与写作对象的权力关系，如何书写被遮蔽的主体/何种书写（权力）会再一次遮蔽对象的主体性，平视与共情如何区别于作者自以为是的同情，文学的责任和真实（不仅是实证的真实），等等。

 

彝族女性写作自有传统，比如彝汉双语作家阿蕾曾获得骏马奖的这本《嫂子》，讲述一名彝族女性的遭遇与“死给”。“死给”也是《惹作》的核心情结。与之不同的是，《嫂子》充分描写了这一生命决断背后的社会变迁，让读者更有思考和触动。图源：HxopluPoetry

 

 第一辑 

阿西阿呷，女，彝族，写作者

1.关于知识性错误。作为彝族人，首先要指出的是易小荷的这部作品，译误（彝译汉）处处，不胜枚举。比如篇首将“哈呷”译为“土匪”（实意为“汉族”），将“拉莫”译为“母老虎”（实意为“老虎”），将“莎库博”译为“命苦”，（实意为“命好”）等等，低级译误与民俗文化的错误解读几乎遍及全书，尤其作为此书宣传语的“‘惹作’的意思是再来一个男孩”也存在较大争议。既是作非虚构，在这些基本词汇的处理上理当恪求严谨，一两处译误尚可理解，但如此大面积的低级谬误，令人十分质疑作者田野调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作者在宣发文及书的致谢部分均提及曾拜访彝学专家寻求指导，不知此书面世前，作者是否有请这些彝学专家对其中的翻译、传说、唱本等部分作过严格审校？

2.关于非虚构。易小荷将此部作品归为“非虚构”，但从“引子·百草枯”起就已经开始想象叙事，并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将“想象”进行到底。一位逝者，哪怕从亲近之人的叙述中了解到了一些生平过往，也只是其人生的大致轮廓。但作者显然不满足于只书写轮廓，她欲以个人意志捏出惹作的一生，以她所谓“这世上最懂她的密友”这样的身份，清清楚楚分毫不差地将一个具体的“惹作”再现给世人。无法从逝者口中得知，那就索性意淫，由此就有了书中惹作洞房的细节，她的神态、心理、行动.....无一不在掌控之中。读至此段时，我感觉自己的阅读是在帮凶，是在同作者一起扒开一位可怜女性的身体。但作者似乎沉浸在自己和惹作已经融为一身的幻想中，自认与她拥有共同的记忆和心魂，因而在书写惹作的隐私时，才那样地无所顾忌。个人认为对惹作最好的记录，应当是给她的人生留白，那些片语只言的，存在在人们印象里的模糊记忆，才是最真实的“惹作”。不要以自己的理解去意淫一个已经无法开口讲述的人，这有悖非虚构也有悖写作伦理。

3.关于苦难叙事。书写苦难和弱势群体确有必要，但以什么样的姿态写，为了什么目的而写，写出来会造成什么社会影响，这都需要纳进我们的创作考虑中。易小荷的凉山行奔着苦难故事而来，奔着苦难女性故事而来。手法上，将苦难作为预设议题，刻意以各种恐怖传说、故事以及悲剧文本，蓄造当地阴森可怖，荒芜人气的蛮荒景象，为惹作的悲剧故事渲染出一种必然发生的叙事氛围，为写苦难而造苦难，意图未免过于明显。内容上，作者习惯以类似“这里的死亡太过卑微，而惹作的死亡更是轻如鸿毛”这样罔顾事实的语句来达到其最终一定要呈现苦难的目的。其实恰恰相反，彝人极重死节。一个人无论生前如何潦倒，死时必定亲朋远来相送，纵使涉水跋山，风雪无阻，其间情义贵重几何可想而知。没有任何死亡是卑微的，也没有轻如鸿毛的死亡，即便有极端个例，以偏概全的传播也是不负责任的。此外，作者在措辞用句上丝毫不加节制，习惯性张口就来，以绝对主观罔顾发展事实，如原文“她们在这样的歌声中长大、嫁人生子，忍受着永难摆脱的贫穷、侮辱和虐待”。在其笔下，凉山似乎有着一种冥顽不改且将恒久不变的贫穷与落后，凉山女性的命运已被其定论。

4.关于民族志。有人称此作品为“民族志”，我不认同这一说法。民族志的记录工作，理应秉持一颗平等、包容、谦逊的求学之心，以平视“姿态”看待和书写异于自身的文化，并思考和呈现这些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与立场。固然难以做到局内人视角，也不应带着先入之见。易小荷显然没有做到这些。她的田野调查看起来像一个没有任何生活阅历和生存经验的无知者的闯入，对凉山的一切都表现得“大惊小怪”、“一惊一乍”，她将“城市”姿态贯穿在山地中，并始终以现代文明的受益者视角俯视和点评彝区日常。

比如，书中有这样的话：“她没见过可能也没想到过汉语叫作“土豆压泥器”的东西、“没见过现代文明的人潮汹涌”。也许深山中的农民没有见过作者口中的“土豆压泥器”和“现代文明的人潮汹涌”，但作者又能否区分大麦、小麦、燕麦、荞麦，是否认识春耕秋收的每一副农具，知道每一个流程呢？每个人、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生长处境，生活方式，生存手段，我想，没有什么文明是绝对的中心，也没有什么文明完全地落后。如能在记录过程中摒弃一切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比较，以一个更加平等、包容、理解的视角看待他者文化，并从中审思自身，看见文明的多元性，也许凉山的生产生活图景就不会是作者笔下那般的“炼狱”了。

5.关于女性主义。作者自诩“女性主义”，其对女性的书写却是毫无怜悯，肆无忌惮。在她的书写中，不论是“惹作”还是其他女性，都任人摆布，任她摆布，一切只为作品服务，类如原文：“她们终生劳作，常常被侮辱、斥骂和殴打，她们几乎不享有权利，不拥有财产，事实上，她们自己就是财产，是父亲、兄弟和丈夫的财产，是可以售卖、可以转让的财产，是牲畜，或者奴隶”、“她是苏家的儿媳妇，就算婆婆熊尔各让她吃下一头活的小猪，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做”......在其笔下，女性恰恰是最丧失主体性、能动性，最没有尊严的群体，这样毫无生气的机械性的刻画，真的站得住脚吗？“女孩们唱着这首歌长大、出嫁、成为母亲，在火塘边教会自己的女儿，最后唱着这首歌死去，烧化成灰，不留半点痕迹。”——这种浪漫化悲剧的写法，实则是对悲剧和这位悲剧女性最大的不尊重。

最后，将寻找苦难故事作为目的，以猎取的个例组成专题，极易产生个例覆盖群像的问题，给外界造成“那里都是这样”的错觉和误判。个人认为非虚构写作者应时刻警惕这类问题，避免因自身的书写引起社会对当地和当地人不公允的评判甚至是审判，尤其对于凉山这片本就被打上了诸多污名标签的土地，在利用它作为创作资源的同时，于情于理都当将创作可能引发的社会性影响审慎考虑在创作内。

曲比伊尼，来自书中所写地区的彝族女性，历史人类学在读博士生

我作为与“惹作”同一地区的彝族女性，在书中描述的社会背景中出生、成长，对书中大面积存在的对彝族文化、彝族女性的认知谬误无法视而不见。我的母亲与书中所写苏家同一家支，父亲与书中所写的熊家是同一家支，父母双方家支与书中阿苦（苦家）家支是世代姻亲，对书中这些家支的历史也较了解。作为一名历史人类学在读博士生，因撰写论文需要，曾几次前往“惹作”嫁入的瓦岗地区进行田野采访。书中提及的受访者，我在两、三年前也采访过。虽因学科不同，我与《惹作》作者关心的问题不同，但我作为和“惹作”生活在同一片地区的人，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当地社会文化背景与作者所写大相径庭。

1.对彝族文化常识误解、曲解之处甚多。

全书误解、曲解之处过多，以下随意举几点，简要阐释。如书中惹作父亲苦友古，是当地势力强大的阿库家支，但作者写到惹作的母亲姓氏不详。“苦家人不记得她到底姓‘龙’还是姓‘苏’，丈夫叫她‘嗳’‘喂’或‘嗯’。”（P16-17）这句话中，值得探讨的有两点。首先根据全书内容来看，惹作的父系家支阿库家支，与惹作丈夫家支斯子即苏家，都是沙马土司社会中等级最高的家支。既然惹作父亲家支等级高，其父亲，不可能娶一个姓氏为“龙”还是“苏”都不详的女性为妻子。退一步讲，万一惹作父亲因家境贫困等原因，娶了一个姓氏不详的女子为妻，那苏家这样赫赫有名，讲究门当户对的家支，不可能娶母亲姓氏不详的惹作。所以，作者对惹作母亲姓氏的判断，并不符合当地的通婚习惯。

再如：惹作父亲称呼其母亲为‘嗳’‘喂’或‘嗯’。彝族夫妻羞于示爱，在公共场合几乎不会称呼彼此名字，更不会使用昵称称呼对方。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旦生育孩子后，以孩子姓名加阿母或阿博，即某某的母亲或父亲，称呼彼此。这并不是丈夫不知道其妻子名字，是因为直接称呼妻子名字，是不得体的。作者不理解彝族人名称意涵，以及称谓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微妙之处，更不能理解彝族夫妻之间情感的微妙表达方式。

此外，作者多次提到“惹作”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向丈夫要“零花钱”去赶集，这也让笔者怀疑。沙马兹莫地区，女性传统服饰都有装针线、钱的小包包，通常缝在内衬衣服，不管是七八十岁的奶奶，还是年轻的女性，都有自己“装钱的小荷包”。许多家庭中，较小的钱财都由女主人保管、支配。提及此处细节，只是想让大家重视，彝族文化中，女性是有个人“小金库”概念的，并非是只会空手向丈夫索要零用钱的“小孩子”。作者的此段描述是真“非虚构”吗？

凉山彝族社会内部结构多样，在《惹作》一书中社会背景属于沙马兹莫（沙马土司）文化地区。阿苦家支是沙马兹莫地区四大家族之一，地位并不比苏家地位低下。据我的生活经验与田野采访，沙马兹莫从没有在阿苦家支中“抽丫鬟”的历史。作者写的“苦家必须出一个陪嫁丫鬟，苏家不必出。这是两家的区别。”（P51）不知来源何处？还写道，“苦家仰慕苏家。”（P50）若是阿苦家支的人看到作者此段论述，估计要笑掉大牙。这两个家支等级身份一样，“脑壳”一样大的家支！从这一部分就可见，作者带着猎奇的心态，其论证的根基不稳。

2.刻意塑造“异域想象”，引导读者的猎奇心理。

作者提到灵牌——“上面用彝文刻着先人的名字”（P28），据我生活经验和田野经验，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作者提到的“玛都”代表祖先，而不是灵牌，并无汉文对应翻译。“玛都”上面用彝文刻着先人的名字实属闻之未闻！此外，“三代不作毕，婚姻等级受影响。”（P157）这种说法也不知作者从何得来。三代不举行作毕仪式，至多被认为，子孙后代经济能力不足或是不够孝顺，但绝对不会使子孙后代的身份下降。

作者在结语部分写道：，“我试图理解她们的处境和生活，要求自己不要像有些人那样，用那种所谓现代的、城市的视角来评判，‘不要只是听说凉山，要听凉山说’。（P265）”讽刺的是，作者的落笔与自己所说的截然相反。

我并非否认凉山彝族社会诸多的历史与社会问题，以及一些女性的悲剧命运。但其中的复杂性需要的正是更严谨和省思的研究与写作来面对。如果仅仅怀有“拯救者”情怀，不但难以理解他者苦难，更无法真正走入他者世界。甚至无意或有意的一些行为，将对他者造成再次伤害。就如这本自称为“非虚构”的作品，为了论证惹作的苦难来自彝族社会的落后，存在对彝族社会大量不实的描写、曲解和想象，这让作为彝族女性的我格外愤慨。

巴莫阿伊老师是彝族女性学者的代表之一，这本《彝人的信仰世界》基于她十数年的调研。图源，豆瓣 

黄阿鸽，彝族女性，瓦岗人（瓦岗即《惹作》调研地点）

之前看到了这本书的推文，里面虽有部分不恰当的描述，但也说不上让人排斥。直到看到书内容，才发现这是一本充满偏见与歧视的书。阅读过程中，我开始怀疑这个作者所做的田野的有效性，好巧不巧我就是瓦岗人，她描述的比如大学毕业也只能接受安排回去结婚之类的内容，至少与我知道的许多故乡的当代年轻女性的人生是背道而驰的。可以看出这个作者是带着预设来做的田野调查，她所有的调查大概只是为了印证自己所预设的答案，而此类书的出版，最大的伤害在于，人们会全然接受她通过零碎的、一知半解的田野所写内容，而不是这个民族用千百年的努力想要告知世人的。

 勒尔学华，凉山彝族

作者写道：“（这家彝族人）儿子的名字被赋予美好意义，四个女儿的名字毫无意义。”（第17页）事实上，没有一个彝族人的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彝族人取正式名字，一般会按照出生方位来，把大地分为：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东南8个方位，每一个方位都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例如主人公惹作的另外一个小名“日洛”并非书中所说的“青色的豹子”，而是出生方位，是北或南，和水有关，用汉族的话来说，大概是五行属水的意思，这个和作者写的男女地位没有关系。

书里强调凉山“没人记得女人的出生年月”（第17页），彝族的出生年龄一直是个官方问题，脱贫攻坚的时候，修订身份证和户口本，以及普查人口、控辍保学、16岁以下孩子必须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在这些行动中暴露出很多年龄和出生问题。书里写到了这一点。但是这里可能是作者偷了个懒，也可能是在刻意制造阅读效果。实际上，确定不了出生日期不只是女人的问题，男人也一样，这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出生日期，而是他们不会把彝族历法换算成公历。说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彝族人不知道出生日期，这就很扯淡。因为彝族最大最重要的仪式“尼木措毕”，要用到出生日期和名字、出生方位。只是毕摩用的是彝族历法，要确定这个人公历的年月日，需要精通彝族历法、公历，还得有一定的数学基础。显然同时满足这三点的毕摩或者老者不多。

一位彝族文化研究者，凉山彝族人

作者在书中第62页引用了传统彝族民谣《妈妈的女儿》中的一段词“穷了就卖女儿吃，女儿身价不抵用的吧?叔伯父兄们呀，女儿的血已换成酒喝，肉已换肉吃尽了，骨头换钱用了”，作为惹作出嫁前其亲属为其所唱的哭嫁歌。显然，作者想通过这段哭嫁歌强调彝族女性家庭、社会地位低下。但这段词用于哭嫁场合的真实性却令人质疑，存在刻意节选之嫌。

首先，《妈妈的女儿》是有原型人物的一部叙事诗，并不是哭嫁歌，就算里面有很多关于婚姻故事的部分，也不是婚礼上唱的歌。其次，哭嫁歌彝语叫“惹达”，指的是“抓住、拉住”的意思，所以哭嫁歌更多承载的是对离别的不舍、对新娘未来生活的祝福与担忧，而非如歌词中所述的极端情境。至少在我所在和所知的彝族地区，以及我所见和所参与过的哭嫁场合中，从未见过有人用这样的词为新娘哭嫁。这样刻意节选的处理，恐怕会引发外界读者对凉山更多的误解。

这里有一段哭嫁歌词，或可辅助读者理解彝族社会的“哭嫁”行为：“不是穷了卖女儿，不是饿了吃狗肉（彝族忌食狗肉），种子散向了土地，为了希望的田野，姑娘嫁给了亲家，为了希望的日子。”

彝民的仪式与歌曲丰富且感人肺腑，但要精确描述与捕捉里面的情感与意义，则需要严格的语言田野训练与经年累月的研究，比如穆尔克（Erik Mueggler）的这本Songs for Dead Parents。

 

 

 第二辑 

胡佳琼，女，彝族，29岁，盐源县人

作为一名大凉山土生土长的彝族女性，书中的一些描述与我的亲生经历及所见所闻大相径庭！

1.文章描述的接生场景简直让我瞠目结舌！什么“在地上铺一层蕨基草，让她躺在地上生产”，这不是彝族人家里猪的生产方式吗？！哪怕是最贫穷的彝族妇女，生产都会铺上羊毛垫子！

2.此外，若是我妈妈那一辈的彝族女性，家里不让读研究生，让回家生孩子，我姑且相信，但是惹作是我们这一辈的彝族女孩儿，对我们这一代来说，父母不让读研让回家嫁人的事，我闻所未闻！

3.再谈重男轻女这方面，我就不得不说说我的亲身经历了！我出生在传统的彝族家庭，在弟弟不到一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我们一共四姊妹，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就算只有一个男孩，我的父母也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的大姐出生于1986年，在那个年代，我们周围的汉族邻居家的女孩儿几乎上到小学毕业，就因为各种原因辍学了，而作为生活拮据的单亲妈妈，我的母亲让她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全部供到大学毕业。相反的是，我们周围的汉族邻居比我们这个传统的彝族家庭重男轻女思想重得多！除了平等的受教育权，我的母亲并没有在生活费用上区别对待儿子和女儿，相反有时候给我的比给弟弟的还多，妈妈的理由是女孩子用钱的地方多……

4.关于包办婚姻这一块，我也有发言权，因为我刚要结婚，对我自己或我周围的彝族同龄女性来说，可能家里会给参考意见，或者帮忙介绍，但是你完全反对的话，家里不会强迫。我的个人想法是，有时家里介绍的，其实麻烦事还更少一些。

综上所述，我认为易小荷所描述的凉山彝族女性生存现状，尤其是教育和婚姻上，本人不敢苟同。如果作者想用“惹作”这样的个例，来概括整个凉山地区的彝族女性的生存现状，其见解有管窥蠡测之嫌！也落了追逐“凉山”这个流量热词的窠臼！

沙国媛（Sasha），彝族女性，凉山德昌县人，27岁，现在美国，硕士刚毕业

我自己就是一名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女孩。的确，我的成长伴随着贫穷，家里曾为交不起学费发愁，父母复杂而破碎的婚姻像一道深深的裂痕，而那些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确实给生活增添了难以言说的压力。然而，贫穷和破碎难道是凉山独有的吗？这些现象不也存在于城市的角落，或其他群体中？

我一直相信，命运是自己掌控的。我通过读书走出了山沟，通过坚持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那条路并不平坦，但它一直在那儿，等着我一步步走上去。苦难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并非生活的全部。总有人盯着这些苦难，把它们像一张网一样铺开，仿佛我们的生活只能是挣扎和无助。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看到阳光从山头洒下来，也不愿意看到我们笑着歌唱。

我承认，我们的社会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进步的地方。但让我无法接受的是，有些人打着“关怀”的旗号，却用一种俯视的眼光来写我们。他们预设结果，用先入为主的姿态，把自己的偏见强加到我们的生活中。他们选择性地看到贫穷、落后和痛苦，然后用这些东西去迎合外界对凉山和彝族的刻板印象。说到底，这种写作并不是为了真正关怀我们，而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对“苦难叙事”的需求。

我也承认，这里有难以言说的苦难，沉重到让人喘不过气的日子。但我知道，苦难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不是单向的深渊。只有向上的力量，才能带人走出泥泞。可某些作者的笔触却像泥浆，永远在找最脏的地方，挖最黑的洞，拼命把我们拖回去，按进泥里。

他们看似是在为我们发声，但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自己的影子。他们预设我们是“落后”的、“可怜”的，于是拼命寻找证据，写贫穷，写痛苦，写彝族女性只会生孩子和干活。自以为是在剖析，但她的文字没有光，没有温度。如果眼里只有苦难，就只能到处寻找苦难。甚至，为了让他们的“关怀”显得更深刻、更高尚，他们还要制造苦难，把我们的生活描写成一个巨大的苦难场。

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标签化、扁平化的描述。凉山女性不只是“苦难”的代名词，我们有力量、有智慧、有梦想。也在朝着更好的明天走去。请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去看到立体的我们，而不是从俯视的角度去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不需要被“代言”。

吉木尔布，彝族，男，德昌县人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视角的判定。我们摆脱一个牢笼，进入另一个牢笼，实际都没多大差别。

但适应一种生活的人，看另一种生活，某种角度会觉得对方悲惨。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住在城市里打工，被资本压榨，没有尊严的苟活，在亲人重大人生节点都没有时间参与，甚至父母病重也不能在身边照顾，不也是一种悲惨吗？

真正悲不悲惨，是当事人自己定义的，而不是其他人。否则就有居高临下的审判，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以为自己在写字楼里当社畜，较工厂里拧螺丝钉幸福、高级？

凉山彝族女大学生

花了几个小时读完了一位高举女性苦难叙事并“临危受命”的“救世主”写的一本关于凉山彝族女性的书。书中尽数扭曲的写作让我近乎“窒息”还有不实的笔译……她压根儿不了解彝族的婚姻、家支等制度，一切都可以“一锅乱炖”。作者试图通过她所谓的“田野调查”来窥探彝族女性的生活与内心世界，然而，她蹩脚的调查方式和对事实的片面理解，却导致千万个真实的“我”被主观臆断所书写。

打着非虚构的旗号，却充斥着大量的虚构与主观臆测。非虚构文学的价值在于其真实性，它应该基于事实，通过作者的笔触还原生活的原貌。而她压根儿没做到，作者将其个人的主观意愿强加于事实之上，大量虚构！让读者对彝族女性的形象产生了误解和偏见。她真的好像一只她笔下的“尼茨”！

斗布莫子敢，彝族，女性

我可以共情惹作的遭遇，和她的种种矛盾痛苦，但我无法理解作者为何在这样的故事样本下，还要极力地去扭曲这片土地的真实面貌，非要将大凉山变为你所构建的原始社会，把惹作和彝族女性变为你笔下的“牲畜”和“奴隶”，才能去找到你的创作灵感吗？仅仅依靠主观臆想呈现彝族女性的生存状况，这样的“同情”令人不适。

作者在书中所提及的彝族女性的生存方式和行为特征，与我的外婆、母亲和我本人都大相径庭，但你却大言不惭地描述着如同所有的彝族女性“像牲畜、奴隶”。惹作的悲剧“从古至今，从未更改”。诸如此类语句随处可见。我很想请问易女士，你踏足凉山土地，对所提及的彝族女性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以极少数的个例圈定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彝族女性群体，是极其不尊重的表现。在创作《惹作》的时候，请看一看凉山这片土地上其她的“惹作”，看一看她们如何从容面对生活以及她们身上的坚毅与光亮。我身边名为“惹作”的女性同胞们，在这个时代努力为自己正名，也为家乡大凉山正名，并不像你所构建的原始形态中的女性一样毫无能动性、主体性。

我是一位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彝族女大学生，我是百万分之一的彝族女性，我们拥有的是这片土地带来的生命底色，拥有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并不是像你提及的“终生劳作”或“任人售卖的商品”。

虽然也有颠沛流离，但凉山彝族的生活与生命也在往更大的世界流动，如《春去冬回》一书所言，图源：豆瓣。

凉山彝族女大学生

写女性苦难的非虚构作家的苦难三部曲之二出版了,今天看了微信多人转的文章我在想是在写女性还是说是在写苦难或者找苦难?女性依旧作为第二性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何应该如何被书写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又作为边缘的少数民族，如何被书写还是一个伦理问题，不论是知识生产还是文学的叙述生产都是一个权力关系的反映（谁拥有权力来书写谁，如何写）。看完易小荷的新书简介我满脑子就是印度女权理论家Mohanty(1988;1991)写的Under Western Eyes，关于来自全球南部的妇女如何被西方主流知识体系构建成他者，只强调她们的女性性别和她们的无知，贫穷，未受过教育，受传统束缚，受害者的形象。对标易小荷新书简直就是 Nuosu women under Han Chinese eyes.

钓鱼的人，彝族女性，28岁，凉山喜德县人

像惹作这种情况的事情，我真的只在故事里听到过，为她的生活和生命感到很惋惜。

这种事件在现在的凉山地区中应该是极少数吧？我相信汉族地区也有，阿依阿芝的事情，可能发生在每个民族。这个事情确实不能就涵盖了今天的彝族女性地位怎样。彝族风俗文化多种多样，针对女性的有好有坏。“随意打骂、售卖、转让、像牲口”这个描述，有点夸张，歪曲事实了。而且作者描述住宿的驿站似乎十分恐怖落后，但我看到的却不是作者所描述的这般景象。

方草，公益行业工作者，汉族，目前在凉山生活和工作。过往和目前服务对象为艾滋病重点人群、凉山地区困境儿童、流浪汉等。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硕士（MPH），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环境健康学士

作为一个生活在凉山的公益行业工作者，我想对于易小荷发布的《生死凉山，大数据上不存在的人》发表以下几点看法。我将从：1）作者的社会身份所带来的偏见是否在文中有坦诚的透明性？（称为positionality, 相信人文社科的朋友们都不陌生）2）基于作者的身份视角，其行文的目的及其伦理问题。

首先，我认为作者的身份与文本是无法脱离的。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常听一句话：“事实”都有可能有偏见的成分 all facts are biased。我从前是一个与数据，统计和医学事实打交道的人，但即使是那样的研究中都会有许多的“偏见”。既然自称为“纪实文学”，在调研过程中，与调研对象的权力和伦理问题是不可逃避的。而在权力不对等的对话中，调研对象传达出的信息就有被层层误读、扭曲的可能性。一个重要的伦理要求是，解读者（也就是作者）必须首先让读者清楚作者的社会身份，坦诚表明自己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凉山长期生活过的外来汉族，一个经济条件相对于自己的调研对象更优渥，且从来没有与彝族人长期共同生活工作过的“过客”，让读者自行判断话语的可信度和作者的盲点，而不是带着不自知的主观局限性和偏见，去解读和描述凉山彝族女性的现状。否则，缺乏背景知识和对凉山彝族社会深入了解的读者，更可能通过这篇文章，对凉山的情况产生误读和污名化的印象。

在这篇文章中我没有看到 1）作者非常明确地申明自己在不同社会身份中所处的权力位置（注：指明确坦诚地说明自己的身份）。2）完整明确地展现自己调研的方法，与调研对象之间的边界，以及自己调研的局限性和是否对于凉山具有可代表性，以便读者去三思她的文本中的信息的可采纳性。反而更多是强调自己的辛苦等，而非专业性。

第二点，关于目的与伦理我有两方面的疑问：第一个方面，以如此剥离个体的主体性的方式去讲述个人痛苦，它的意义是什么？作者从自己的角度认为，彝族女性被“遮蔽”，需要去讲述出这个彝族女性的故事。但首先，我认为结合其表达方式和上文提到的身份立场，如此的讲述是否能真的帮助推进彝族女性的实质性需求被看到和听到？还是更多只是为了引起舆论关注来帮助自己增加卖书的收入？我并不全盘否认描述这些故事去引发社会舆论对于推进改善社会问题的作用。但女性问题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词语，要落到实处，则会涉及婚姻等法律权益，医疗保障，教育保障，乡村基层的执法和医务人员的缺乏等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策的不断完善，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配合，公民教育的提升等多方面的进步，因此，改变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关注过后呢？实质性的改变，需要各界行动者漫长的沉淀和积累，也绝非一个“作家”或者“记者”的一篇文章就能够促使其发生的。

易小荷的书写缺乏精准的社会问题定位，所描述的女性问题直接倾倒而下，并且也没有仔细斟酌过社会问题发生的年代，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甚至对于积极的社会政策和凉山过去2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提及；更是完全没有表述出彝族女性本身的主体性。实际上，文中零星提及的关于产妇的生育危险，婚姻彩礼等女性问题，不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社会公益层面，都已在不断做出行动去改善：关于提升乡镇医疗条件（例：国务院2016年就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提及近年来关于孕产死亡率，五岁以下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到2030年的期望目标）；关于高额彩礼的管理（2023年11月13日最高法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以及移风易俗（凉山州人民政府2022年出台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3】）等政策都在不断发展。我个人认为这些发展至少已经在开始听到、看到和逐步改善彝族女性的需要。一个缺乏发展视角的人，看任何社会新闻和现实的时候都可能脱离历史和发展背景，只去谈论问题的“恶劣性”。西方人也曾以类似的视角批判其他全球南方的国家（不仅仅是非洲，也包含我们）。如今有特权的汉族群体，也已经在用同样的视角去看待民族地区。当然批判都是简单的，不需要去行动的人，总能站着就说行动的不足。你可能也会反驳，易小荷只是一个纪实文学作家，不至于必须去了解这么多政策法规和社会背景。但我认为其煽动性的文字背后，所忽略的是许多基层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基建工人，支教老师的日日夜夜。我认识的扎根在凉山大地上的工作者，可能牺牲许多个人的机会，为凉山的孩子和老乡争取更好的生活。他们一点一滴创造出来的积极改变，不应被一个外来作者缺乏斟酌和思考的文字直接抹杀。

俗话说，“不要让最好杀死更好”，（Don't let best get in the way of better） 。我无力“道德绑架”任何一个人，还恳求读者们更多关注如何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我们的同胞过得更好，而非“这个世界上的人究竟和我多么不同”。但其实，如果作者有诚意想去了解发生在政策上、民间、公益中为彝族女性在做出的努力和改变，我相信她的行文也不会如此。

第二个目的与伦理方面我的疑问是，作为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的社会舆论后果是否完全不需要考虑和负责？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呼吁大家深入思考，2022年发生在水牛城的种族主义枪杀事件中，施暴者在枪击之前写下了一份种族歧视的宣言，其中引用了一篇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科研论文，并且认为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基因上黑人具有劣势。美国的学者都对于该文章进行了抨击和呼吁学者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的表达进行高度反思，尤其是研究结果是否传递出的意思将会造成社会层面的污名化。

而易小荷的书和文章作为大众传播读物（考虑到她已获得的成功和关注），更应该有责任感，有更多自我反思。但我看到的是缺乏确切时间节点的，缺乏发展视角的，缺乏对政策或研究的实地了解的，对当地文化的过度简化的陈述。举一例：“我必须坦承，那种劳苦（我默认这个劳苦指的是家务，劳动和生育）只会让我疲惫和痛苦，但同时我也知道.……彝族女性，那些祖母、母亲和女儿，从出生到死亡，一直都过着这样的生活。”这句话中的女儿，我暂且默认为是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实际上，截至2020年，根据凉山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凉山州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4】的通知中，“2020年，全州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 85.02%，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82.85%”；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年10-19发布的《凉山蝶变的教育力量》：截至当时，“凉山录入系统60972名失学辍学学生已全部销号化解。如今凉山实现了2.2万名贫困户失学儿童全部回到学校。”

这些数据表明，大部分凉山儿童（不论男女）都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无论如何，我都难以从得到这些事实依据支持的、当地变化了的教育观念中，得出“祖母，母亲和女儿都过着一样的生活”这样简单潦草的结论。而作者的这些类似表达引起的舆论风向和污名化后果，从文章在各个平台下的评论也可以看到：“女性的缅北”（摘自凤凰网读书发表的此书宣传文下的某则短评），“不过这种地方，建议你还是别去了，安全很重要，你的命也是命啊”，等等。

茨威格说过，“理解别人永远比审判别人更让人快乐。”我们在看待与自己不同身份的群体经历时，如果首先是审判、割席、污名化，那社会作为整体便无法进步。同时，每个人都有许多重社会身份，在你自己作为少数群体而无助的时候（不论是经济，阶级上，还是受到地域歧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等等的情况下），最终这种审判和痛苦，也会反噬你自己。

作为研究者，我看到这样一部缺乏方法论和身份视角透明性，缺乏基本田野伦理，完全剥夺调研对象主体性的“纪实文学”的出版物，深感不安和愤怒；作为行动者，我看到同行们多年的工作和建设在这样一本描述凉山的书中似乎完全未被看到，感到不平。

这是一本关于珠三角彝族劳工的力作，关于彝族女工，可以关注马欣荣老师的研究。

 

 第三辑 

naga，研究者，暂居凉山的汉族

阅读的过程感到混乱，基于这两年在凉山调研和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认知，我对这本书感到许多不解：模糊的历史时空表述，有些地方我以为读到的是民国时期的表述，而下文又是惹作所生活的时代；似乎仅仅服务于悲苦命运这一意图而呈现的单一的惹作形象，遗憾读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认识这样一个鲜活的人；书中有不少切身累积的采访收集与文献参考，也援引了不少凉山彝族的地方性知识，但一些熟悉凉山彝族文化的朋友在阅读中发现了许多基础错误。可是，相较于知识性错误或文学写作层面的探讨，这本书更值得警惕的是一种整体的意识与认知上的问题。书的内容以及关于此书发布的相关采访与和文章，充斥着来自中心地区对所谓边缘地带的凝视和想象——这种想象里，既包含对绝大部分外界读者来说都非常陌生的凉山彝族的神秘化，也包含对这片土地“和一种绝对的进步概念背道而驰的落后”的怜悯和哀叹。而在这两种意识中，凉山和这里的人同样都如符号一般存在。

书内有非常多将凉山和彝族刻意营造和强化出“蛮荒感”的表述。例如“当地人也不在乎什么细菌微生物，像牛羊一样把头扎进去喝就是了。”（11）即使我最大程度上去理解作者只是想以此表达凉山卫生环境的状况（此处的描写也模糊了时期，用的是“数百年间”这样跨越巨大线性时间的措辞），但这样的比喻实在让人费解甚至不适。又例如“彝族女人的日常只有两件事：劳作和生育。”（30）“这大山的深处，世界的尽头，她们是年幼的惹作、年轻的惹作和年老的惹作，是女儿、人妻和人母，唯独不是她们自己。”（“世界的尽头”这样的浪漫化又景观化的表述原因是什么？）“彝族女人对于疼痛，有种惊人的忍耐力”（159）“就像山间随处可见的苦涩树叶，我只是浅浅地尝了尝，而她们必须终生以此为食。”（272）（彝族女性也许不会赞同和舒适于这类奇怪的说法。）将这些表述列举在此并非想断章取义，因为在读完书后，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叙事基本上是围绕这些夸张而妄下的结论展开的。

无法一一罗列的表述细节背后，是更值得探讨的写作动机与伦理。关于为什么将写作对象确定为凉山的女性，作者自述中提到最初缘于其前一本书出版后的读者留言：“谢谢你能看到那些底层的女性，中国地方之大，还会有更多被遮蔽的女性。” 一本书在开始前就先确定了某个抽象议题（“苦难女性”），再沿着长期刻板印象锚定的地理坐标（“落后的凉山”）四处寻获素材，仿佛将“苦难女性”的故事作为材料且越苦越好（故事意义上的精彩），这种看似在逻辑上合理的写作动机，实则潜含着长久以来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问题。多年来几乎只凭借新闻报道和平台传播的单一化凉山我们似乎都略知一二却仅止于此，借由刻板印象诞生的作品，又反过来与这些话语共同加固着这一粗暴简单的公共语境。

书内不乏对其写作合理性的自证：“从记载的角度来说，她压根没有曾经活过的记录，这个世界查无此人。”（201）“这无尽大山里的彝人...女性的身影却始终无来由、不可说，她们从前不会、现在不能，将来也不是这大山历史中被记载的一部分。”（228）这些表达让人疑惑，据我所知，一直有凉山内外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在做着记录和研究，身边的彝族友人也在写作关于凉山和彝族女性（并不将其作为自身的写作标签）的故事。并非如作者所言，她自己不写，不为此代言，这些记载就不存在（这样的表述是不是过于草率和傲慢了？）在凉山时，大家日常中也经常讨论着凉山的婚姻、彩礼、教育等问题，这些并不是什么被遮蔽的秘密，书中提到的《阿依阿芝》也是大家常常会听会唱的歌，她的故事一直在凉山流传。这些叙事，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被刻意抹去了，作者的表述像是彝族女性自己无法公开写作发表似的......怎么就“不可说不会说不能说”了呢？另外，许多公益组织和行动者常年在面对这些问题，并实际推进着具体问题的改善，许多学者也在通过长年研究将问题公共化，关于凉山的问题一直在凉山内外流动，反倒是《惹作》似乎选择漠视了任何带有能动性力量的部分，无论是惹作还是凉山，都像是没有生命动能的存在，只能要么被同情，要么被指责。

这两年，与几位长年关注凉山的本地/非本地学者和写作者交流的共识之一，就是凉山的复杂性。有位学者在凉山做了近二十年的研究，仍然在不久前对我提起这种感受，并坦言如果选择刻意不去面对这种复杂，而选择更投机的做法，论文可能比现在多发了一两倍（他玩笑说很庆幸自己没有这样做）。目前的环境确实不是乐观的，它存在各种“方便法门”的诱惑，热门议题的诱惑，创作标签的诱惑。如今，凉山与地理意义的“外界”距离也不过几个小时，并不是什么书中营造的神秘“世界尽头”。谁都可以来取材后转化为自身名利。

以上的问题本应该是每个进行有关凉山调研或写作的人都需要思考的，意识到文化认知会在现实层面对具体的人产生直接作用力，也许比讨论一本书写得是否“精彩感人”重要得多。三年前初到凉山调研时，在某镇遇到一个青年，他说希望以后我如果有机会向外界描述凉山时，告诉外界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的凉山，而不仅是这里有多么贫穷落后（网络上可见的关于这里的描述几乎都是一边倒的负面报道和抹黑），他说这些时坚定诚挚，这个初识凉山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想，没有人比凉山当地人更了解凉山被现代化单一标尺时贴上的“落后”标签，更何况，他们在外出打工求学时长年承受这种媒体传播结果（例如去年流传很广的凉山彝族身份证在外地住宾馆被拒等新闻）。所以，当《惹作》让并不了解凉山的读者产生了更多简化的负面印象，并留下了诸多类似“凉山是为女性存在的‘缅北’” 的感叹，阅读量上万的文化类公众号也选择以《读大学的只要回来，一样是嫁人，不过是彩礼拿得多点》这样极端的标题为书做宣传，并过滤掉提出质疑的评论，这本书已经产生的公共性影响，是不应被回避的。从网络上的评论来看，读者的普遍反应确实都是对于凉山苦难的社会现实的单一叙事和回应——这里除了苦就是苦。某种程度上，这与要求只能一味宣传“正面形象”的那种声音不正是一体两面的同源存在吗，它们长久以来共同塑造着此地既定而单一的现实。

在一篇推文里，作者贴上了与当地一位孩子的合照，并配文“她叫我汉族妈妈”，这种渲染与当地人的亲近以强化自身写作合理性的做法，似乎也是某种陈旧和惯用的书写策略。与此同时，作者在后记和采访自述里，却不忘反复提及在凉山调研的“艰苦”，可这些表述除了展示凉山的“落后”（交通和居住条件不好等等），除了显示出中心城市生活的人对其他环境的不适应，与书的内容有什么关系呢？以及“所有人都劝阻我，让我不要去‘那个地方’”（264）这种极度夸张的说法，至少在我真实的经验中没有听到过这种“劝阻”，这些话语都像是刻意将凉山塑造成了外人难以深入的神秘又野蛮的地方。这些做法，也让我想起这两年在凉山的很多情景中，一些刚认识的当地人会先跟外来人表达歉意：“我们这里不卫生，落后，你们受委屈了......”我逐渐意识到这些表达恰恰是由于多年来凉山被外界告知的“落后现实”而产生的结果，而作者在书的内容和宣传中，居然强化着这样的叙述。

希望这本书引发的讨论不会最终只是陷入了“凉山彝族女性到底是过上了好生活的多，还是如书中惹作那样不幸命运的多”这个简易的争论，也希望关于书的公共讨论可以不仅是作者视角的自述和采访，能够从书的内容出发，延伸出对相关诸多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并不新，也远不止有关《惹作》这一作品，而是不仅仅凉山在面临着的结构性问题。一位来自甘南的朋友在阅后告诉我她意识到这些问题在甘南也存在：“可以想象类似这样的写作者来甘南采风后，甘南和那里的个体故事也会以雷同的面貌呈现。因为和凉山一样，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些地方的复杂性。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很容易被都市目光片面汲取，并且帮助这些人获得至少文化名声上的利益。” 可惜将书籍作为文化产品推广的平台生态中，对相关作品的读后感，多是围绕故事本身的感叹，而非故事是如何被书写，种种问题并没有被充分讨论过。

最后，至少，希望相关的讨论也许能够让一些目光能够不以后记中那个“早上起来就被大黑猪吵醒，床单有霉味和跳蚤，晒脱皮的手臂......” 的单一印象去凝视凉山——那个长时间在舆论中处于被动位置的凉山。

Jan Karlach（柯扬），人类学者，来自捷克。约20年前来到凉山进行持续的田野与研究至今

在历史上，诺苏（彝族）女性是可敬的家族领袖，不少人更是骁勇善战者——她们往往能获得远高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在当代，若没有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李春霞、蔡华等杰出诺苏女性学者的卓越贡献，关于凉山的学术知识体系根本无从建立。然而本书作者故意忽视了这一事实，将凉山复杂社会现实中至关重要的积极面向消音。

作者声称来到凉山是为研究与女性困境相关的社会现象，但可悲的是，在抵达之前，她心中早有定论——通过与当地人的对话，她只猎取那些极端个案，来佐证其先入为主的"诺苏女性等同牲畜"的偏见，并将这些扭曲案例塑造为整个凉山、诺苏族群及当地女性的集体画像。无怪乎此书激起了凉山当地读者（无论男女）的强烈不安，却恰好迎合了外界中产阶级对凉山的刻板想象。

这是一本危险的书。通过对“女性主义”标签的商品化，此书进一步将被污名化的“凉山”转化为作者快速攫取名利的资本。过去数十年间，外界持续将凉山及其居民塑造为文化经济双重落后的象征。一代代诺苏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始终致力于破除这种污名化叙事，而此书不仅无视她们的努力，更试图将其彻底抹除。

若您了解凉山，若您曾亲身踏访过这片土地，若您懂得阅读字里行间的深意，这本书将带来沉重的阅读体验——只是这种沉重与作者的预设意图截然相反。可悲的是，随着凉山基础设施的改善，未来必将涌现更多类似作者，企图利用这片土地积淀数十年的"少数民族落后性"文化资本——或其残留碎片——来实现私利。凉山人需要对此保持警惕。而外界读者更需要学会辨别研究的良莠，避免被这种导致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集体堕落的"道德优越感营销"所蒙蔽。【5】

李春霞老师是彝族女性学者的代表之一，她的《电视与彝民生活》也是国内媒介人类学的重要作品，图源：https://book.kongfz.com/723751/6988972824

遇静文，锡伯族，28岁，图书馆馆员，北师大历史系硕士

我感觉写作方式很像填空，把外界对彝族的一些stereotype（刻板印象）像命题作文一样写好，填在空里，然后加上苍凉悲苦的气氛和悲天悯人的视角，总能吸引一些读者。靠建构起的意淫来消费一个去世的人。

蒲虹豆，女，29岁，湖南侗族，本科新闻学专业

首先，我的直观感受是质疑这本书的非虚构性，或者说因为一个人的故事投射到所有凉山彝族女性的身上，让人多少觉得有点刻意。以我了解的凉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与其他地域无异。

读到“凤凰网读书”的一篇书籍宣传文《读大学的只要回来，一样是嫁人，不过是彩礼拿得多点》，读完就发现这句话是书中一个女孩说的，结合语境不难判断这其实有半开玩笑的状态。退一步讲，即使是现状事实，难道其他地方的大学生就不嫁人了吗？难道读大学回来嫁人的大学生就一定不幸福吗？结婚要彩礼这个事，在全国都很普遍，要彩礼的高低更是各人各家都不一样。提起生孩子更追求男孩的地方，凉山也绝对不是代表。

惹作的故事固然悲凉，但那不足以代表凉山，更不该因此让人对凉山、对彝族女性产生误会。归根结底，个人命运的走向和人生际遇是存在个体差异的，直白点说，要评判凉山彝族女性的处境，“惹作”的研究样本远远不够。如若不然，则磨灭了更多彝族同胞小到为自己为家庭，大到为民族为家乡奋力的成果。这让我想到一个好笑的事，目前定居云南的我，真的遇到过外地朋友问，云南真的安全吗？

龙慕寒，汉族，28岁，江西人，本科新闻学专业

我感觉易小荷就是以彝族文化为背景写了一个命运凄苦的彝族女性的故事，以惹作这个“悲惨”女性个体切入，难免会在某种程度上加深外界对于彝族文化“贫穷”“落后”的偏见，而这会让对自身文化有高度认同感的当地人非常敏感。许多人对自己的文化都有自豪与认同感，都不会喜欢外界总用充满偏见的“落后”“不文明”等等看待自己。

对我自己来说，我是比较厌倦这种“少数民族落后”的话题的，也期待看到更多彝族人书写自己的故事。

怀茨卡，汉族，37岁，人类学者、自由撰稿人

因为《惹作》上市，又想起之前在WSJ中文版读到过易小荷的一篇采访，文中写到：“易小荷一直知道自己关注边缘人物的故事，她曾在广东大襟岛住了一晚写出了《告别“麻风岛”-大襟岛上的老人们》，几年后她知道这篇报道曾帮助那些老人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她认为那是她做记者多年来一件“有意义的事。”

大襟岛上的麻风康复者后来搬往东莞泗安医院继续休养。易记者大概认为，是她的报道成功推动了老人们搬离孤岛。但我听知情者说，老人们的转移和她的报道根本没有关系。采访时易记者到底知不知道真实原因与她无关？我也不过多揣测了。

此外，长期关注国内麻风病人的一种重要力量，是有教会背景的康复协会。长期照料、陪伴各地麻风康复者的，是许许多多的教会人员，比如修女。易记者在媒体上的一句话，似乎把几十年来做事者的付出和贡献全部抹除了。就像《惹作》一书中，也完全见不到关于当地基层工作者、公益人士等等扎根当地的民间力量的任何描述，仿佛凉山这个充满“蛮荒的孤独”的地方（随书附赠明信片上的文字），从古代到21世纪的今天，在易小荷到来之前，在她开始讲述之前，一直是无人关心，充满铁桶一般的黑暗的。

将自己装扮成是为了正义发声，却在这个过程中削弱甚至剥夺他人的声音，这样的文艺从业者，从来都有；选择“边缘、苦难”的人和地区为写作题材，却以话语来为自己锻造光环，以便占据更多话语权和文化、媒体资本的人，也从来都有。但另一方面，世界上也一直有在行动、在做事的人。做事的人也不是第一次面对世界这一糟糕部分，但他们并不因此气馁。这或许是因为，能真正给人带来力量的，除了话语，还有沉默的志业。许许多多的人，在沉寂中做工，与令人疲累和痛苦的事物长期相处，与自身的局限相处，并且，不因为自己投身于这样的志业之中，就希望独占某种“意义”。而且，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人类历史中，辨认着真与善的力量，以做事来默默保护世界上这一部分力量的人，从不曾完全消失。这是我总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的一个小小奇迹。它让我想要发声，为受到不公正话语伤害的人和做事者鸣不平，更重要的是，让我和更多人确信，世界上这种坚韧的平静和沉寂，才是更永久、更坚定的心灵力量。 

yutong，云南长大，祖籍凉山，研究者和创作者

很难想象，作者的主角惹作，在整本书里形象竟是那么模糊——除了“天真”，通篇很难找到描述她本人或者性格的文字。她是个那么安静的人，似乎没有怎么说过话。我记得的她说过的话是在婚后，她回娘家时发问：“阿达，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回瓦岗了？”结果是：“引得大家一阵哄笑。” 仿佛只能被动地接受似乎一开始就设定好的悲剧结局——你眼里无法逃离的命运和死亡，那从出生就被标记了的死。

如果作者的目的是想要关注和讨论女性面对的不公正，为何你对她的书写总是闪烁其词，被你眼中的第三人称惹作所代替。在这个层面上，作者没有真地与压迫妇女的父权割席，假借“客观”之名，淡化了基于性别的暴力，女性在你的作品里是失声的，惹作在书里像是没有任何能动性的“工具人”。她被众人揶揄的时候，作者明明有机会展开讨论这一点，但是却没有，最终轻飘飘地一笔带过。在书写家暴时同样：“更没有人对打老婆这种事大惊小怪——千百年来，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为什么不讨论一下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我恰恰认为是需要挑明作者态度的关键阵地。

我的问题是（你）是如何知道自己有“资格”书写（实际上读完书感觉更像是完全的“想象”）别人的生命的？一个你觉得被所有人忽略，但（你）“看到”了的生命？这样的文字不仅没法松绑甚至一点点那些（你）以为的禁锢，反而在民族身份上加固了（少数）民族和（文明）的对立，成为持续的暴力的注脚，做的是助纣为虐的工作。

这些关于“文明”和“落后”“印象”并非只是简单的叙事，而是在复写的过程中，真实地发生着作用——可以是有人被拒绝工作和租房，可以是那些不怀好意的玩笑，可以是反复被提起的不愿再谈的过去，一遍遍被（你）又撕开来再编成一个不痛不痒、指向不明的故事。

有时候我们会以为（非虚构）写作是“客观”的，但我认为任何写作其实都是虚构而且主观的。在教育系统里习得的各种“价值”判断时刻主宰着观察的角度和伦理。在这样长期的浸淫里，要否定既定的框架，和打破“自（以为）懂了”这件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这是写作应该做的，写作者手中的笔所拥有的力，不要再反哺到那个你最初要反对的庞然巨物。

《大地中心的人》是一本兼具人类学关怀的小说，如作者所言，其中的“凉山”是她大量阅读材料和实地走访后的虚构，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田野、写作、社会的诸问题。

格布，四川人

该如何理解惹作的人生？是将她的命运当做一个串联各种“异域/原始奇观”的线索么？或者将她当做生而为”彝族女性“无意识的、被动的、可怜的受害者？或者，将她当做一本所谓“非虚构”作品中的符号化人物，她是所有彝族女人命运的镜子？阅读《惹作》的过程中这些疑问不断冒出来，但我没有在书中找到答案。

另外，阅读《惹作》的过程，也是对自己写作的警醒过程——警惕在任何写作中呈现那些全知全能的视角和可疑的细节想象。一方面，呈现全知全能视角是对“非虚构”写作的破坏，损耗了“非虚构”的力度和特点，一是因为真正的“非虚构”写作不可能是全知的，更因为这种视角会过度简化书写对象。就像“贫民窟”一词除了简化概括一个区域以外并不能解释这个区域。《惹作》中充满了对某一地方的人如何生活、如何思考的过度简化概括，加之语焉不详的社会时代背景，这不利于读者理解某一地方以及那里的生活世界，反过来有利于塑造一个被过度简化和他者化的标签。又以及，作者对甲哈毒瘾的写作同样是失败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时代，让作者笔下被歪曲为“与世隔绝”、“没有进入‘商业社会’”的地方和人们，偏偏卷入毒品市场？这一刻，作者的全知全能视角突然失灵了，什么也没讲，只是将一切归咎于个体的误入“歧途”上。

另一方面，可疑的细节想象不止是事实层面的可疑，而更多是写作动机的可疑。或许所有将“她者”对象纳入自己文字生产的作者都应该自问：我的写作，是否经受得住来自“她者”的反过来的注视？（由于女性常常被作为the Others和作为凝视对象，请允许我在讨论《惹作》时译为“她者”。）

或许这本书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写惹作繁重的家务劳动时突然出现的一页对酸菜制作方法的描写，作为酸菜爱好者当然开心看见酸菜被费这么多笔墨，尽管其中有句“酸菜是彝族人的美食信仰”这种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口水广告词一般的奇怪话语。又比如，书中对“比比皆是”的“两家家长随口定下来的婚姻”的婚俗的描写，这是我没听说过的，也未曾从彝族朋友那里听过，读来也让我错愕，但是，等等！由于作者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避免展示自己的调研过程和信源可信度，我无法做一个接受灌输的读者，也无法把这些描写当做严肃的作品来阅读，当读到让我感到陌生的描写时，我更多会掉进“诶，我会被潜移默化地塞进新的刻板印象吧？”这样的怀疑中。这不是好的阅读经验。

更让我感到混乱的是，书中到底写的是什么时候的凉山？作为曾拜访凉山的四川人，在阅读中体会到时空的混乱。这既然是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故事，为何充斥着“银子”“头人”这样的词汇？2000年的凉山人还在用着这些词汇么（这样的例子很多，随便翻出一两个：p.45，p.73）？凉山人现在还会管一个有地方威望或家族威望的人叫“头人”么？

牛慧敏，女，汉族，到过凉山数次，曾在民族大学就读

作者凭借着自己比旁人略多一些的对大凉山这个神秘之地的了解，讲述了远在深山之中的一个命运凄惨又早逝的年轻彝族女孩惹作的故事，无疑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于现在生活小康、生活幸福的现代读者来讲是很吸引人眼球的，从立意来讲，看见一些大凉山深处女性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当然是意义匪浅的。但是，大凉山的女性生存现状，当真是作者笔下所写的那样，“永难摆脱的贫穷、侮辱和虐待”吗？“没有见过现代文明”、“受尽欺凌，饭都吃不饱”，这样沉重的词汇和描述，刻意地营造出苦难和悲悯的彝族女人命运，很难不怀疑作者有通过渲染他人苦难，博取眼球、赚取流量之嫌。本人从民族大学毕业，身边有超过半数的同学是少数民族，并且曾经有机会在凉山旅行，我所见过的为数不少的彝族的年轻人以及中年人，他们除了有自己的语言和民族信仰习俗之外，思想认知、文化水平、个人情感，无论哪方面，都与大多数的汉族人无异，甚至很多人的家庭条件远超小康，比一些所谓的“凉山之外的文明人”生活条件还要好。当然，无论是我身边见过的，或是作者笔下命运悲惨的彝族女性，都不能代表大部分凉山人的现状，而此书过度渲染的“艺术化”的语言，刻意营销宣传惹作的悲惨故事，只会加深不了解大凉山的人对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

阿于阿英，女，彝族

时至今日，依旧有许多人认为我们对于这本书的不满，是源于一种不容许他人揭露自己故乡或民族负面现象的应激抵触情绪，并非如此。如果作者所言为真，我非但不会反对，还会感激她的发声以及此书引起的热度，我甚至希望这种热度能够促使凉山不再有吸毒者和高价彩礼受害者。但作者东拼西凑，蓄意将不同年代发生的事结合在一起，营造出当下的凉山现状仍是如此的错觉，同时又将她的见闻、别人的见闻、传说故事非常自然地杂糅，看似可信，实则一派胡言。若非我身为彝族人，有一定的彝族常识，恐怕也会像外界许多人一样，轻易相信书中描绘的凉山景象。作者自称深入大凉山进行田野调查，历尽艰辛，几乎丢了半条命，但其所谓的“田野研究”却是东拼西凑。这样的写作不禁让人质疑：外界读者如何能够分辨，书中故事究竟是发生在旧时代还是当下？更为严重的是，作者在整部作品中以惹作为主角，却连惹作为何服药都没有搞清楚，枉自自称“惹作”的密友。

 

注释:

【1】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20n/2020_zt11/sanqusanzhou/202010/t20201019_495483.html

【3】

https://www.lsz.gov.cn/xxgk/jbxxgk/tzgg/202204/t20220404_2193631.html

【4】

https://www.lsz.gov.cn/xxgk/zcwj/zzffw/202301/W020240612605960008557.pdf

【5】

Jan Karlach的原文：

In the history, Nuosu-Yi women could become respected clan leaders and in many cases were also able warriors - in many of these cases, they achieved a much higher status than men.  In the more recent times, the academic knowledge about Liangshan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take shape without the massive input of excellent female Nuosu-Yi scholars like Bamo Ayi, Bamo Qubumo, Li Chunxia, Cai Hua and many others. Yet,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purposely overlooks this, and silences a significant part - and precisely a positive one - of what is otherwise a very complex Liangshan reality. The author arrives to Liangshan in order to, allegedly, conduct a ‘research’ of a social phenomena connected to women’s hardships. However, sadly, the author already has her answers even before arriving to Liangshan; through her local interlocutors, she only looks for extreme cases to confirm her pre-conceived views about Nuosu-Yi women being equal to livestock. These are then made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whole Liangshan, the Nuosu-Yi and the local women. No wonder that the book made many local people in Liangshan upset - men and women alike -, and at the same time satisfied the stereotypes held by the mostly middle-class outsiders about Liangshan.

 

This is a dangerous book. Through commodification of the feminist label, the book further turns a stigmatisation of Liangshan into an asset that generates a quick profit and fame for the author.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Liangshan and its inhabitants were stigmatised by being constantly portrayed - mostly by the outsiders - as culturally and economically backward. For decades, the Nuosu-Yi scholars - and especially the female scholars - worked tirelessly to remove this stigma. This book not only ignores their effort, it overwrites it. 

 

If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Liangshan, if you have a lived experience with its mountains and people, and if you are able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then this is a really tough read - but perhaps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manner than the author intended. Sadly, with Liangshan’s improved infrastructure, more similar future authors will flock in to look how to exploit the decades-old local ‘capital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backwardness’ - or what is going to be left of it - for their own selfish purposes and interest. Local peopl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it and resist it. And the outsiders need to learn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ood and bad research, so they would not be deceived by this style of ‘virtue-signalling marketing’, which brings a degeneration to the fields of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s a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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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悠悠我心

来源：结绳志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