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为正义与真相而举行的大规模集会，不可逆转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尚未能诞生的新事物”

文/帕纳吉奥蒂斯·索蒂里斯（Panagiotis Sotiris） 译/Alex 

2025年2月28日，希腊经历了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全国罢工期间，希腊各个城镇都举行了大型集会，几乎所有有希腊人小区的国外城市也同时举行了抗议活动。单是在雅典，参加示威的人数就高达四十万至八十万，各方都认为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这次行动是继2025年1月26日星期日另一次抗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行动，当时希腊各地的示威活动已是自201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

要了解这波抗议浪潮，我们得回溯两年。2023年2月28日，一列开往塞萨洛尼基的客车与一列开往雅典的货车在坦皮山谷附近正面相撞。客车以时速150公里行驶，货车则以近90公里的速度行驶。这场悲剧造成57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许多是返回塞萨洛尼基的学生，是希腊多年来最严重的火车事故。大部分死者死于碰撞，但有些人在碰撞后幸存，却在随后的火灾中丧生。这场火灾是由尚待确定的易燃碳氢化合物引起的，这些物质可能是货车所载但未列在清单上的。

悲剧的直接原因是两列火车在同一条线路上行驶，因为拉里萨站站长未能正确设置转辙器。但真正的原因在于多年来对铁路网络和基础设施的忽视、预算削减、维护人员大幅减少以及客运和货运服务的私有化。目前，希腊每公里铁路的维护和基础设施人员最少，每公里铁路的支出在欧盟中最低。事故发生的线路是个“盲点”，没有实时显示列车位置的远程系统，而本可防止事故的ECTS系统虽已建设多年，却未投入运行。当班站长犯下了未将线路开关恢复正常配置的错误，他独自工作且承受压力，必须处理多项通信，而且刚被任命到这个岗位不久。更糟的是，因为线路经常出问题，火车司机习惯被派往相反的线路，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客车司机认为在下行在线往上走不是问题。

新民主党政府立即试图控制舆论，暗示悲剧只是“人为错误”，主要是站长的错，并拒绝为远程监控和紧急安全系统的延误负责。更恶劣的是，他们向媒体泄露了站长通信的录音，后来证明这些录音被篡改过，目的是进一步强调“人为错误”的说法。交通部长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希腊最大政治家族之一的成员），在火车事故前几天，曾称提出铁路安全问题是一种侮辱，尽管铁路工会多次提出与铁路运营相关的危险。他辞去部长职务，但被列入新民主党下次选举名单，并如期再次当选。

尽管当时有大学生领导的重要抗议浪潮，新民主党仍在2023年选举中获胜。它得到40.56%的选票和舒适的议会多数席位，而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仅获得17.83%。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辞职，激进左翼联盟陷入深度危机，随后发生卡塞拉基思事件和分裂。

同时，对火车事故的司法调查成了对正义的嘲弄。事故现场几天后就被夷为平地，理由是要使地面更稳定以便起重机作业，但证据也因此被销毁。验尸过程草率，没有对死因进行深入研究，收集的生物样本很快被销毁。

更重要的是，初步调查基于一个毫无根据的理论，认为事故后安全摄像头画面中清晰可见的巨大火球来自电力机车变压器中的硅油。更糟的是，希腊国家航空调查和铁路事故与交通安全委员会（HARSIA）只是纸上机构，几个月后才开始工作，无法以原始状态检查事故现场。

然而，与此同时，遇难者家属协会开始了一场艰苦斗争，要揭露事故的真相，争取公道。米佐塔基思政府自认为无人能撼动，冷酷地拒绝承担任何政治责任，也拒绝追究相关部长和政府官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问题不断浮出水面。有证据表明收集的土壤样本中含有碳氢化合物，特别是二甲苯，这引发了货车是否载有未申报的易燃物质的疑问，很可能是油漆稀释剂，这些物质常与汽油混合以获取非法利润，因为它们不受燃料税约束。找不到货车装载过程的任何画面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关于事故现场平整和销毁证据的司法调查和正式起诉姗姗来迟。希腊议会调查委员会沦为闹剧，新民主党多数派拒绝关键证人作证，并通过了基本免除政府责任的决议。就连欧洲公共检察官办公室也抱怨希腊当局不配合，该办公室对23名嫌疑人（包括18名公职人员）提出了指控，罪名涉及执行欧盟共同资助的“717合同”，该合同本应恢复希腊铁路网络上的远程交通控制和信号系统。

“我没有氧气”，一位在紧急电话中被困的受害者说的话，已成为抗议运动的象征之一。某种程度上，希腊政府用的伎俩与窃听丑闻中如出一辙。2022年，一系列揭露显示，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领导人尼科斯·安德鲁拉基思、记者、新民主党政府部长、商人、高级法官和高级军官都成了以色列制造的非法间谍软件的目标——有些人还是国家情报机构“合法”窃听的对象。大量证据表明这是由总理办公室协调的，但政府不仅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最高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还基本宣称政府没有不当行为。

在整个期间，坦皮悲剧一直是动员社会的焦点。2024年10月11日，雅典举办了一场有五万人参加、数十万人在线观看的大型音乐会，而政府仍拒绝承担真正的责任。

转折点出现在2025年1月。遇难者家属聘请的专家调查报告公开了一段视频，该视频结合了对火球和火势蔓延的逐帧分析，以及iPhone自动连接到紧急112线路时录下的声音。这些录音清楚地表明，碰撞的幸存者是因随后吞噬氧气的火灾而死亡的。“我没有氧气”，一位受害者说。“我们要死了……马尔西，我爱你”，一名学生对她的朋友说。这与政府反复声称任何指出易燃材料导致悲剧的人都在散布“阴谋论”的说法相反。

这是个转折点。缺乏政治责任以及明显的掩盖行为引发了更广泛的愤怒。

遇难者家属协会决定在2025年1月26日星期日召集集会。呼吁于1月22日发出，很快引起了社会共鸣，民调显示超过70%的人认为有人试图掩盖真相。如前所述，雅典和其他城市的集会成为自201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这是个转折点。

政府试图通过表示相信希腊司法系统来响应，但同时，有人试图抹黑遇难者家属或重提“阴谋论”的指责。最终，他们采用的说辞基本上是说这些集会是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制造“混乱”和“不稳定”，类似2011年希腊广场运动的情况。然而，这一切都证明是徒劳的，政府预先破坏集会的企图失败了。

希腊国家航空调查和铁路事故与交通安全委员会（HARSIA）调查的官方结果公布后更加激发了民愤。报告详细描述了一个极度缺乏资金、人员不足且安全机制匮乏的铁路系统。它指出证据销毁使重建事故过程变得极为困难。它解释了为什么火球不是由硅油引起的，而是由其中一列火车载运的碳氢化合物引起的。2月28日早上，画面前所未见。人们涌向雅典、塞萨洛尼基和希腊各个城镇的中心。这是一次真正的总罢工，大多数商店关门，就连平常不参加此类集会的人也觉得自己有道德责任出席。工会、学生会、学校家长协会、商店主协会、市政当局和体育俱乐部都呼吁大规模参与集会。除了示威的范围和规模外，更令人震撼的是人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参加集会，这种“我也必须在那里”的感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被创造了。 

这些集会无疑对政府造成了损害。是的，它们不是反对派组织的集会，甚至不是“支持反对派”的集会。但它们是为正义、为安全公共交通这一公共利益、反对铁路私有化、反对社会认为是政府掩盖企图的集会。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政府最终选择了镇压之路，不仅是为了展示镇压的姿态，更是为了恐吓。

但这不能否认如此多的人走上希腊各地街头的意义。示威和集会并不时髦——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希腊社会本是分散而个体化的。“不要去，那里会乱成一团”常被人们说起，很多人也深信不疑。此外，政府及其“友好媒体”——就是社会很大一部分人阅读的媒体——明确表示：集会是一个“阴谋计划”，目的是“推翻政府”。

然而，尽管如此，人们仍以空前的数量加入集会，克服了所有集体行动的障碍。他们来到集会是因为他们不再信任被提供给他们的“政府管理”。而且不仅仅是他们来到了集会：他们将长久记住他们参与其中。他们会感到这段经历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痕迹。他们会感到那天他们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这将使他们从此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在希腊？表面上看，这个国家在欧洲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稳定”的典范。毕竟，单一政党拥有超过40%选票获得的安全议会多数席位，这是欧洲大多数中右翼政党梦寐以求的。特别是因为这不仅发生在坦皮悲剧和窃听丑闻的揭露之后，还发生在欧洲疫情期间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之后。

但同时，希腊也面临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尽管表面上增长比大多数欧元区国家更强劲，但这主要基于消费、旅游和房地产，而非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尽管名义上有所增长，但以购买力计算的工资是欧洲最低的，导致了生活成本危机。雅典等大城市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进一步加剧了问题，这些城市受到Airbnb和房地产投机的影响，同时公共卫生系统也面临人员不足、资金短缺和持续攻击。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不安全感和不满，过去两个月的民调中清晰可见。然而，尽管出现了更深层次的合法性危机，这种不满却找不到政治出口或替代方案。结果，希腊政治格局出现了矛盾：执政的新民主党虽有最坚实的基础，但只是少数派，仅限于那些相信事情正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人或信任司法系统的人。迄今为止，米佐塔基思政府的优势在于反对派分散且力量薄弱。新民主党的选票预计不到30%，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为14%，激进左翼联盟为6%—7%，希腊共产党约为9%，极右翼政党总计为15%—20%，视预测而定。

正是在这种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坦皮悲剧以及政府不仅对造成悲剧的政策负责，还对掩盖真相负责的感觉，成为了催化剂，也是更深层次社会不安全感的象征。此外，重要的是，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人们仍然深信政府应能提供铁路安全等基本服务。这种信任在火车事故后被违背了，政府拒绝承担责任，还企图掩盖真相。与窃听丑闻不同，在窃听事件中政府因为人们普遍的耸肩态度（“这就是掌权者的行为方式”）而逃过一劫，而这次人们认为政府违反了基本的社会契约。由于这场斗争是由遇难者亲属特别是受害者父母领导的，并被视为超越了传统政治游戏，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此外，这种对正义、真相和“氧气”的要求，为人们在示威中聚集创造了一个共同要求和愿望的空间。这个过程使一件事变得明显：新民主党政府确实处于少数派位置。因为现在反对它的多数不只是民调中的统计数字——针对这点它仍能说“我代表稳定”。这个多数现在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体现在大规模集会中。

换句话说，希腊政府现在不能说它代表混乱和分裂的反对派的唯一可能替代方案。不是因为反对派不分散和无效，而是因为示威和集会表明大多数人想要其他选择，现在人们感到必须公开表达这一点，他们明确不想要这个政府。这造成了一种不可挽回地失去真正合法性的局面。

显然，米佐塔基思政府将继续凭借议会多数席位执政。它可能会在下周的不信任动议中幸存。如果抗议持续，它可能会加强镇压。它将从反对派的弱点中获利。它将试图做出“让步”，总理已承诺到2027年铁路将完全现代化和安全。他们希望人们回到日常生活（尽管，日常生活的问题实际上助长了不满）。他们可能会提供一些替罪羊，例如让议会启动对负责平整事故现场的部长的刑事调查。

但它将是一个缺乏真正合法性的政府，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将越来越多地质问“你有什么权利为我做决定？”。政府的立法提案很可能在街头面临更大反对，因为人们在集会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

本质上，危险在于政府可能采取“前进式逃跑”(fuite en avant)的策略。也就是说，不回应社会的深刻变革要求，而是“加快政府工作”朝缺乏真正合法性的方向发展，这在社会眼中将如同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变。政府可能认为这是“争取时间”的方法，但实际上，这只会加剧合法性危机和政治制度声誉受损，强化人们对制度无法（且往往不愿）响应社会要求的感觉。

一个政治制度，在其现有安排和结构中（即在备忘录时代形成并在2019年后更加积极推进的结构），如今达到了极限，被证明“结构性地”无法做除了服务于特定资本主义利益之外的任何事情，无法激励社会或调动创造力，无法提出一个不同于强制复制现状的未来愿景。这确实是葛兰西所说的旧事物的死亡。

这意味着，只要“新的还不能诞生”，目前政府对权力的执着将导致多种“病态现象”，再次引用葛兰西的话。毕竟，政府事实上拒绝有效调查这一悲剧的责任，坚持对一切公共事物抱持奇特的敌意，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但同时，改变现实参数、形成新力量关系的关键，正是这种多数派回归街头，对正义和真相、对民主“氧气”以及无惧生活的要求。这里的问题当然很复杂，尤其是看看反对派或左派（无论如何定义）的状况。激进左翼联盟（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新左翼党）已失去了广大民众的信任，远未能提出替代治理方案。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名义上的最大反对党，未能提出真正的替代方案，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选举无结果时甚至乐于与新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希腊共产党在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出需要朝“反资本主义和反垄断方向”变革，但同时目前没有权力战略。激进反资本主义左翼更加分散，缺乏任何严肃的战略讨论。但政治始终是一个实验过程。如果有人想尝试如何将这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要求“转化”为领导权实践，前所未有的民众动员提供了土壤。不是“代表”它，而是从中学习。

这就是困难部分开始的地方。但变革何时容易过？

编辑：红日欲出

来源：乾乾文史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