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卢晖临 刘圆圆：田野调查的“道”与“术”

文/卢晖临 刘圆圆

作者简介：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变迁与发展、劳动社会学、城镇化。刘圆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社会学史、晚清和民国的社会变迁。

原编者按：开展田野调查的一项重要挑战是研究者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取得研究对象的信任。本文基于卢晖临教授接受学生访谈的材料整理而成，讨论田野调查中的“道”与“术”以及学术生产者的成长问题，供读者学习和思考。

受访人：卢晖临（简称“卢”）

访谈人：刘圆圆（简称“刘”）

一、田野调查的“道”与“术”

刘：老师，接下来我们进入田野调查中的“道”与“术”的讨论部分。以您自己的研究为例，刚才您也提到刚开始进入田野，主要是靠老师带着学生去跑，先把局面打开。但是后面持续、稳固关系的维系，不仅要依靠老师，更多的是依靠学生以老带新。从刚进师门到现在，我一开始跟着师兄师姐做调研，如今也开始作为师姐带新生调研。我自己在带队调研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困惑，比如在没有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我如何能够带着大家深入田野？

卢：是的。因为今天在中国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其实是挺困难的，不管是进入农村还是城市社区。看门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不愿意让你长期深入地驻留当地。你浮光掠影地观察两天倒是可以，但如果是被安排到某地去完成一项调研任务，你要像翻家底一样地去调查农户本身也好，调查一个村庄也好，调查一个乡镇政府也好，未获取信任的话是很难推进的。所以在前期要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关系，毕竟我们前来并非进行一次单纯的调查，不是单纯地来索取资料。我们要和当地人建立信任关系，这很重要。前面有良好的关系基础，后面我们再精心维护，整个田野调查工作就能顺利推进。如果大家都能够掌握这一原则，即使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瑕疵，也可以去弥补。

刘：我理解这种信任关系建立的基础，关键在于，在田野中，我们应怎么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首先是要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也就是说，我跟田野对象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卢：是的，就举一个小例子。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可能一个地方就去一次。但是我们的课题是持续性的，这不是一次性地和人打交道，后面还会再来。甚至很多同学都已经毕业，到了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和一些接触比较多的当地对象，其实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印象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珠岙村的余章龙书记，他到广西南宁时，念及有同学在这里，比如李莉萍，于是他便萌生了看望莉萍的想法，就在南宁安排了一场聚会。

刘：对。我理解您的意思，田野和生活是一样的。它不是做完这一次田野，关系就结束了。跟田野中具体的人建立了一种生命上的联结之后，这种关系便会一直持续下去。他们在我们以后的生活当中，也会扮演一定的角色。我很好奇的一点是，根据您多年来指导学生田野工作的经验，您觉得您的学生辈和您那一代人，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特点？

卢：和我们那一代人吗？

刘：对，可以说是“90 后”，甚至是现在“00 后”的同学们。这些同学在田野中所展露出来的心智品质也好，行为特点也好，跟你们那一代人去做田野的时候相较而言，有没有差异？

卢：这个肯定有。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成长环境也不一样。首先，从出身角度来讲，大家可能很多都是城市背景。即便是农村背景，也是在一个物质相对比较丰裕而不是匮乏的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19） 60 年代的人基本上都是农村背景，经历过匮乏时代的生活，所以大家可能和我们的田野对象在生活经验方面的差别会更大。尤其是去相对贫困的地区，比如说西海固地区的河东村，对你们来讲就需要进行一番重新调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其次，是在研究选题的选择上。实际上，学生可能会很自然地就根据自己熟悉的舒适区，或者自己相对比较了解的领域来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如果缺乏有意识的引导，顺其自然的话，可能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所选取的有关农村的选题数量会越来越少。但其实一旦给予有意识的引导，学生调适起来也并非那么困难。这与他们所处的青年阶段也存在关联。当青年人认识到农村地区的特点，在调研的过程中看到乡村、农民、农业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后，原来我们讲的对农村的陌生感和落差感，以及第一反应中可能有的不适感，这些都会逐渐被他们克服。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对此我深有体会。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固原，印象颇为深刻。河东村的冬天很冷，夏天很热。那个时候农户家里几乎没有配备洗浴设施和空调。我们当时是住在村子里面的农民家里，有些同学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在农村的炕铺上留宿过，或者之前从来没有和别人合住过，这些困难都需要一一克服。

刘：所以我理解，其实每一名学生最后确定的选题和选择的田野点，跟自己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好、性格也好、心智品质也好，是具有一定的亲和性的。

卢：是。刚才讲了人才培养，尤其是在青少年阶段，实际上，主题就是成长。成长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怎么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在与你原来最熟悉的、最舒服的环境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迅速地适应，这其实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始终身处自己最为熟悉的环境之中，并长久生活于此，那实际上，他的成长是缺失了一些重要内容的。其中就包括最基本的适应不同物质生活环境的能力。

刘：说到适应，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就您自己多年的田野实践地点而言，既有东莞的“大工地”，也有后来三村调研中遍布东中西部的“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等不同类型的村庄。实际上，在您的学术生涯中，不但面临着因研究的转向而带来的田野场景切换，更重要的是，您在进入不同类型的田野时，需要对自身进行调适。那么，对于需要面对不同类型田野工作地点的学生，您有什么进入田野的相关建议？

卢：你刚才讲的这些例子中，有一些环境对我来说肯定是陌生的，比如建筑工地。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建筑工地，没有去过工棚，至少在我开展研究之前是没有的，对此我不甚熟悉。我刚才说我是农村出身，在农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期，但是对于建筑工地，我其实是完全陌生的。第一次去工棚里面，有没有紧张？肯定是有的。进去之后，他们会对你友好吗？建筑工地里会有一些什么人？工棚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一切都是未知的。如果纯粹从个人角度出发，你可以选择去或不去，但是做研究就不一样。哪怕你觉得陌生，哪怕是让你心生紧张、恐惧情感的地方，在你评估总体安全的情况下，那你还是应该抱有一种积极的心态，毅然前往。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年我去北京西北部的一个工地。当时我们敲开门，从工棚一进去，里面的人都光着膀子。然后一个人给我递过来一小瓶二锅头，我们平常中午不会喝酒，可见生活习惯就不一样。我浅尝了一口，觉得不错。也就是说，你会面对各种不一样的生活习惯，这种情况应是常态。对于从事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的人来说，要有一定心理预期。有了心理预期之后，才能谈及如何应对。你说有什么技巧，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真正的技巧，超越了技巧本身，如我曾提及的田野中的“道”和“术”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以诚恳之心来平等地对待对方。田野调查就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一种平等的对话。秉持这一原则，抱着这样的心态，后续相处过程中所谓的技巧问题，便显得相对次要了。

例如，你和一名建筑工人打交道，你和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打交道，你和一名拾荒者打交道，当然也可能和一名不识字的农民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彼此之间极为陌生。但是你能否以这种诚恳之心，用一种内在的平等意识相待？你可能多读了十二年书，而对方一个字都不认识，这确实是你们之间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对方不是鲜活的生命吗？你不也是一个生命个体吗？作为社会学研究者，你应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对方当年或许家境贫寒，在那个年代要养活一个家庭，根本不可能去上学。你能读书，恰恰与你自己特殊的家境有关系。如果你当年没有去上学呢？说不定易位而处，你可能还达不到对方现在的境地。所以在建立这种认知之后，我们在进入各种场景的时候能不能自我调整，反而是在这之下的问题了。

刘：是这样的。其实除了不同田野场景的切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在不同的田野场景中，无论遇到何种类型的访谈对象，您总是能够将对话持续进行下去。“让对话发生并可持续”其实也是田野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同时也是深度访谈的基本功之一。您觉得这种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吗？

卢：肯定是可以培养的，这不是专属于某类人的特殊素质。我刚才说，如果纯粹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比如你们讲的“I 人”或是“E 人”，那么我见到对眼的人我就多讲话，见到不太合意的人我就不说话，这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要做研究的人，情况便大不相同。怎么可以使谈话持续进行下去，其实还和我前面讲到的内容有关。

首先你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生命。对方所经历的成长环境以及当下所处的境遇可能和你不一样，这很正常。但其同样是与你平等的生命，你要对其抱有真正的好奇心。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识，那么实际上你在面对任何一个人时，便不会产生和这个人我要多说几句，和那个人我要少说几句的想法。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一定非得这样做，但是当你想要好好做研究时，便需要培养这种能力。

但话说回来，在生活中，哪怕你不从事学术研究，如果有一种主动地培养自己这方面能力的意识，这对于丰富自己的人生、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你想想，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商务工作，不都是这样的吗？怎样才能从不同的人那里迅速获取相关信息，而不是单纯依赖我们个人内在的相近性程度。很多人在聊天时，选择对象的标准往往取决于和自己的相近性程度。若与年龄相近、经历相近、观点相近，便与之展开交流。若与自己的背景、年龄差别较大，观点上相左，便觉无话可谈。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就采用了这种模式。然而，当你要开展田野调查的时候，肯定不能这样做。因为在田野调查中，研究对象可能和你差别很大。如前文所述，如果你培养了这种习惯，哪怕将来不做学术研究，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也大有裨益。否则，你便始终生活在一个非常狭隘的个人世界之中。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可能就整天沉浸在中产阶级的生活模式里，把中产阶级环境中的行为方式、兴趣爱好都视为天经地义，对其他的东西则一概不看、不予关注。实际上，不论是所谓的底层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特殊群体也好，都有自身的一些内在逻辑。

刘：我能够理解您说的这一观点。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你要把自己打开。要用一种比较平等的心态，把这个过程看作两个生命之间的相遇。要想跟田野中不同的人开启对话，这是一个心态层面的调适。

卢：是的。我所讲述的并非仅局限于访谈场景，也包括其他情形，比如吃饭、坐车，甚至在等待的时候，我也和他人展开交流，然后持续推进对话。这既是伦理层面的要求，即把一个人当作平等的生命对待，但其实回过头来看，就田野调查而言，这也是打开自己、打开田野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例如，我们开展基层干部的研究时，不要以为只有村里面的书记、两委干部才是你的访谈对象，如此才能收集到信息。实际上，陪同你的组织部门的科员，或者中午接待你的乡镇的某部门的干部，你和他们聊天时获得的信息，和你从所谓的最主要的访谈对象那里收集到的信息，其实都有可能相互印证、呼应，都能够帮助你深化对前面那些材料的理解。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乡镇的一名普通科员陪你聊天，表面上看你只是在了解这名科员每天的工作节奏、工作收入和生活状态，其实这些内容就颇具价值。为什么？很多的村两委干部，在过去是没有渠道入编的。若工作表现出色，入事业编便是其发展的一种前景。有少数人可以打通这一渠道，进入乡镇工作。显然，你现在与乡镇科员的谈话，实际上对你了解村两委干部的职业发展前景有帮助，说不定能和前面那个主题建立一种关联。

刘：也就是说，针对同一个访谈主题，我可以从不同层级的访谈对象那里获取不同的信息，进而互相印证和补充。而跟不同的人聊天，所获取的信息其实也跟其他人息息相关。只有把它置于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中，我才能够在与不同的人访谈时，有意识地勾连一些拼图。

卢：田野中的这些信息都相互关联。我们时常对信息作出有关或者无关的判断，但很多时候略显草率。虽然我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与主要访谈对象互动，但这并非意味着让你整天都和相关人士交谈。当你与那些陪同你的人展开对话时，你会发现这些信息都是相互关联的。你接下来要针对村干部展开访谈，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估那些访谈材料？如何看待那些材料？或许前面陪同你的人所讲述的内容，都会对你有所帮助。没有这些信息，你根本无从判断。

刘：听下来，感觉您在田野工作中的态度，其实和您研究作品中的体会是一脉相承的。读您的经验研究作品，从之前的农民工问题，到当下对村庄未来的讨论，都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着非常强烈的、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但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想做出好的研究，我们需要与田野对象产生情感共鸣。然而，在步入写作阶段之际，某种程度上又要跳脱出当时的那个情境，与我们当时的访谈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究竟该如何训练自己在田野中“进退有距”的能力呢？

卢：首先在于，你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除了将其视为一项任务，内心是否抱有关心、关切之情，这便是你所提及的共情问题。举例来说，我们开展与建筑工人相关的研究，你背后是有一定内在关切的。作为一名工人，其怎么能够凭借出卖劳动力来过上体面的生活，进而养家糊口？工人可能拿不到工资，经常被欠薪，不要说在城市，甚至难以维系城乡之间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此时你便发觉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你关心它，你觉得这不合理，理应改变，那么这便成为你内在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这份关切也会传递给你的研究对象，那他们才能真正予以配合。你不要轻视这一点，不要小看田野对象。就很多访谈对象而言，你要让对方提供什么材料，提供何种层次的材料？如果只涉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强度、工作内容等看似简单的内容，对方持诚实态度，便可予以回应。当然，有些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只透露部分信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其他的东西，如对方的感受，对方的希望，对方的有力或无力感等，他们凭什么要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怀有内在关切，也具备这种共情能力，他们会有所感知。对此，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我之前做流动人口研究的时候，曾有过一次访谈经历。当时北大校外有一家邮电疗养院，它门口有一家理发店。我有一次偶然去理发，为我理发的是一名女士。那次理发过程，回想起来，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

刘：理了这么长时间啊？

卢：对。她其实手艺不太娴熟，刚学会这门手艺，很紧张。我刚跟她聊天就感觉到了。因为那时候我正好在进行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自然而然遇到她，便一直和她聊天，这也化解了她的紧张情绪。后来我们要邀请各行各业的流动人口来北大参与访谈，我就邀请了她，和她聊了很长时间。和她的那次访谈持续时间很长，后来我还将其整理出来，并通过微信发给了她。在我印象中，她当时还在朋友圈里分享了这次经历。她说自己从学校毕业后，再也没有读过篇幅这么长的内容，但这次非常认真地读完了。因为那项研究涉及外来人口在北京的方方面面。她其实也了解我个人的关切，但这种关切能立即惠及她吗？所有的理性之人都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在我们与她访谈的时候，她知道我们关注的是在北京的像她这种自雇的或者在工厂上班的群体，关心这个群体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她觉得这件事情她其实是能理解的，她觉得有意义。直至现在，我仍在那家理发店理发，当然那名店主已经返回家乡了，她的弟弟接手了她的工作。这种共情建立在你真正想要关注并解决他们的问题之上。实际上，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里也提及，他经常去浙江村调研，有些人可能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他的一个提议能够给自己带来某种帮助。当然很多人其实也明白，他的研究不可能马上就能解决浙江村的问题。但是仍有很多人持续关注浙江村，并且愿意讲述自身的经历。他便提到了所谓的“历史感”的问题。浙江村的普通商贩、小老板都会关心，你不要以为普通人就没有这种历史感，他们同样有这种历史感。就是作为浙江村的一分子，作为一名商贩，我在北京打拼，你来讲述我的故事，关注我们的问题。尽管不一定能马上解决我个人的问题，不能对我的商业活动有什么直接的助力，但在这个进程中，我作为这个进程中的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分之一，我的这种努力，我的这种挣扎，能被人看到、被人听到——他们是有这种历史感的。

实际上，在进行学术研究或者政策研究的时候，前面提及的 “共情”是很重要的。没有这项能力，宣称自己是一位高明的研究者，能提出很好的建议，能取得很好的学术发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根本就没进入对方的生活世界，怎么可能达成呢？很多人会忽略这一点，就好像我有一些很高明的方法、很重要的概念，然后我就可以和你保持相当的距离，我就可以将你的问题研究透彻，这其实不可能。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深入研究对象的苦恼与希望之中，而这恰是研究的根基所在。后面的工作当然也很重要，就是你说的“进退有距”的问题。当真正开展研究、审视这些资料的时候，当我想要提一些学术性、政策性的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距离。例如，在提政策建议时，若针对刚才所提及的建筑工人，你肯定不会说马上就要给出标准化的劳动保障和工资待遇。你肯定要考虑现实性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通过历史形成的，其现在的支付能力如何，等等。这些都需要多加考量。要做到你所说的这种“进退有距”，否则你就会提一些不切实际、不可操作的方案。

刘：是的，在田野工作中，除了要“进退有距”，其中也充满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您如何看待这种理论和经验材料之间的错位或者那种“疙疙瘩瘩”、不太契合的地方？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

卢：我们的田野调查，其实就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对话中推进的。田野就是研究对象的实践。作为一名研究者，你要尽可能地去接近这些实践。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回头想一想，你可能会认为实践最重要，这听起来似乎在理。因为实践中的人看似最了解自己的实践，作为当事人，其应该有所谓的真知，最大的真知应存于其处，但你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例如，一名帮伙成员，听起来应该是最了解帮伙的，是不是？但是又有哪一名帮伙成员对街头团伙的行为提出了真知灼见呢？暂且不论能力，毕竟有的帮伙成员可能也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是沉浸在实践中的人，即我们所谓的局内人，既没有“实践出真知”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缺乏这种能力，并不能真正做到“实践出真知”。所以这里就涉及理论的作用，即借助概念工具，以让我们接近实践。运用理论提供的视角观察实践。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套在课堂中学习到的理论照搬到田野里用它去裁剪实践，那就有问题了。我以前也举过例子，我学习了 “庇护—依从”模型，然后我用它来审视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实践是否与之相符。那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突出实践本身的独立性，你的田野工作就要做得非常扎实。如果你真正深入田野并开展研 究，便随处可以发现群众对干部表达不满的案例，那你就知道原来 的模型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此时你仍然采用之前的框架，其实你就在偷懒。因为偷懒的做法就是既然那个东西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型，那我就在实践中找一些材料贴上去，这很容易。你刚才提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我的看法是，田野调查需要理论。如果没有理论，你就是一名深陷实践的经验主义者，可能最终写出来的只是一些所谓的报告。哪怕你做得很扎实，其也只是由细致材料组成的报告，没有解释方向，也没有很好的解释资源。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的田野工作不够深入，或者你不能充分地尊重实践，只是用理论中的概念裁剪经验，最终你也只能得到一些比较浅薄的经验事实的组合，不能达到真正“从实求知”的目标。

刘：所以头脑中的这一套理论，要尊重当下实践的具体情况。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进行社会学研究，任意地裁剪现实。

卢：因为实践太复杂了，没有理论就没有方向。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靶子，你的研究结果或许能为其提供支持。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已有研究的概念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当下的实践。用比喻的方式来解释，就如同一艘船，我把这艘船置于河道之中，任其漂流。在有的地方它会面临倾覆的风险，在有的地方它会面临侧翻的风险，然而当这艘船倾覆、侧翻的时候，恰恰可能是研究最有意思的时候。

二、面向未来的学术生产者

刘：老师，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第一个问题是，在阅读您的经验研究作品时，可以感受到，除理性的学理论证之外，您的作品还有一种较为感性或者笔触细腻的部分。您认为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这一感性的部分的来源是什么？

卢：你讲的这个感性的东西，我觉得和前面提到的“共情”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其中，学者有没有真正地与研究对象共情，有没有真正地去深入挖掘田野，有没有进入我们田野对象的实践之中，从而立体地、多层次地呈现出研究对象的实践，呈现出研究对象的经验？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感性”就和“共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余下的便是文字处理的问题了。如果你根本没有这种感性的基础，虽然是在做田野调查，但实际上也就是用一套概念去裁剪它。我在这里访问了两个小时，在那里又访问了两个小时，中间提炼了一些和我这个概念相契合的内容。哪怕你文字处理的技巧很高超，你也没有办法让读者看到我们田野对象感性的那一面，看不到他们的希望、梦想、困惑、挣扎。如果你根本就没进入他们的世界，你就没办法将这些内容传达给读者。或许你的田野材料的篇幅也不一定很长，关键是在有限的篇幅里，能否将这些内容传达给读者？首先，你的田野调查应达到一定的深度，进入当事人的主观层面，触及他们的观念和情感层面。其次，作为一名研究者，你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实际上要保持一种平衡。你既是半个局内人，又是半个局外人。这也是作为一名研究者必备的理论素养和基本功。

刘：所以共情是前提。不过，文字处理的技术，我觉得可能和您阅读过的一些作品也有关系。如果让您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田野研究作品，您会推荐哪些呢？

卢：推荐《城中城》，是孙飞宇老师翻译的。还有项飙老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暂时先推荐这两本吧。

刘：好。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老师。当下是一个AI快速发展的时代，对于要进行田野调查的学生而言，从在田野中先浸润，最后到学术产出的整个过程显得更加漫长了。有没有学生跟您表达过类似的焦虑呢？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下，如何培养学生能够在田野中沉下心、坐得住的能力？

卢：焦虑肯定是有的。今天的学术生产也讲求效率，尤其是对年轻的学子而言。博士也好，将来要进入高校研究机构的学术工作者也好，都会面对这样的压力。你刚才提到，在当今的学术体制之下，研究如何基于真正的兴趣和内在的关切展开，并最终产生真知。我们没办法用纯粹理想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走上工作岗位的人而言，我觉得肯定需要满足一些最基本的要求。但如果说只是讲求效率，那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的研究或许已发表了成果，从学术效率上讲也是有效率的，但是它没有产生真知，背后也不能体现出你真正的关切，如此，研究者就变成了一台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身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你本来是有关切的，你应关心研究对象的真实处境。但目前的一些制度让你没有办法实现这一点，你就变成了一台机器，一台高效率的机器。从长远来看，这肯定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要追求的目标，所以平衡在这里就显得很重要。一方面，你要满足学术体制的一些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要时刻铭记自己真正的关切所在。

但是对于尚处于读书阶段的同学而言，实际上他们拥有更多的空间，能在前期开展一些工作。这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学术培养体制提出了一定要求。北大社会学系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了，例如，之前的博士培养方案设有明确的发表要求，现在已经没有明确的发表要求，这是一项改变。可是仅凭这一项改变，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现在很多学校在引进博士时，可能仍然更多地看重论文发表情况。即便顺利毕业，但是你在就业的时候仍然面临不利的局面。因此，这一点也对我们的培养体制提出了要求。培养体制在考查一名博士生的时候，如何切实考查其现有的能力和未来的潜力，各个高校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高校可能做得相对好一点，也就是说，哪怕是仅审阅一篇论文，也能看到其背后是否蕴含着研究者真正的关切，以及这种关切体现得如何，完成得如何，进而评估学生的潜力。

刘：谢谢卢老师。我相信这些建议无论是对在读的博士生，还是对未来要走上工作岗位的学术工作者而言，都是非常有益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便到此结束，辛苦老师了。

（为阅读和排版的便利，本文删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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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悠悠我心

来源：社会研究方法评论公众号（社会研究方法评论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