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为何左右不逢源？

文/愚公移山

三月下旬伊始，知名网络大V司马南因“涉嫌偷税”被彻底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社会各界人士都争相表达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其中一位公众号博主对司马南进行了阶级定性，并且指出了司马南所代表的这一阶级的困境。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他（司马南）本质上属于小资产阶级左派，支持国家主义经济模式，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资本市场生存。这种身份，使他始终处于左右不讨好的尴尬境地。他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但他的言论却深深伤害了资本的利益。资本不会放过他，而某些体制内的保守势力，也不会为他提供庇护。于是，他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目标，成了资本围剿的对象。这正是小资产阶级左派的最大悲哀——既不属于 无产阶级阵营，又始终被资本当作敌人。"作者的这一阶级定性和分析是非常准确的。在此，我想接过作者的话头，进一步深入分析为什么司马南始终处于左右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即左右不逢源。

首先来分析一下，为何司马南为"右"所排斥。

司马南之所以被网络大众所熟知，主要是源自于他对某想集团涉嫌贱卖国有资产一事的揭露。从表面上看，司马南的这一次揭露似乎仅仅得罪了某想这一集团，至多不过是得罪了以某想集团为代表的被他们称之为"买办资本"的这一势力。实际上，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某想集团不过是某个特殊年代的缩影，在这个特殊年代里，大大小小的国有资产被贱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生产资料主要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编者注：国营），在国家垄断了生产资料的前提下，资本家这一事物是难以诞生的。要催生出"资本家" 这一事物就必须让“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手段占有归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将其转化为私人所有，为私人所支配，为私人所谋利，让私人拥有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开启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而正是在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为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被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贱卖给了私人、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悄无声息"地变更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早已被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的"资本家"通过一番改头换面，重回了中国大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死灰复燃了。这是马克思主义（逆向）中国化的一次具体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描述又在中国重演了。只不过在英国表现为"掠夺教会地产，期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 盗窃公有地，用剥夺等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 "，在中国则表现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掠夺，将其转化“现代私有财产”。因此，司马南揭 露的不仅仅是某想集团，而是一个时代，以及在这个时代里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各个利益主体，还有那些发家路径与某想集团并无二致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们。因此，司马南得罪的不仅仅是某想集团，更是那些共同加入这场“化公为私”盛宴的人们，尤其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主导者和施政者。由于司马南对某想这一集团的揭露影响了这么多的利益主体，揭开了他们不为人知且竭力想隐藏的历史，那么这些利益主体必然在反对司马南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等多个层面对他进行斗争，因而司马南为"右"所排斥便是必然的。

接下来，再来分析一下，司马南为何也不被"左"所接受。

第一，立场错误。司马南在日常的言行中表露出的是一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立场是相冲突的。之所以说是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无产阶级立场和国家主义立场是否能等同，要根据国家的阶级性质来判断。只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才能在无产阶级立场与国家主义立场之间画等号。那么这里便涉及到了一个判断国家的阶级性质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从较为直观的角度说，判断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最为直观的做法是通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来判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说，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其性质要由经济基础来决定，而在经济基础之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便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当一个社会主要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生产资料归资产阶级所有、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大生产模式时，建筑在此生产方式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便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属性。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立场、民族立场便不能与无产阶级立场划等号。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立场、民族立场出发思考问题，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立场。因而，不管是司马南也好，还是其他的民族主义左派也好，必然要被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致力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马列毛左派或无产阶级左派所批判。同时，也正是由于司马南（主观抑或客观）对国家阶级性质的判断有偏差，因而在他选择揭露某想集团并诉诸国家时起，他今天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众所周知，我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为市场经济的，政府对社会各方面的管控力极为强大。如果某想集团的行为没有得到政府的默许或支持，很难顺利进行，即使由于偶然的管控不力或者疏忽，遗漏了这一行为，也可以在事后快速进行补救。而某想集团不仅进行了这些行为，并且还能持续地在国内进行宣传与销售，尤其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当多的政府部门还对其产品进行了采购。这些现象不能不说明某想集团与政府部门的密切联系。如不忽略这些表象，就能知道，司马南诉诸国家对某想集团进行制裁，只能是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行为。而国家对他的这一次" 敲打"，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梦。别看你整天表现得多么爱国，当你侵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时，该刻裁你就制裁你。

第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司马南以及以司马南为代表的一众群体，经常会把资本分为好的资本和坏的资本。尽管他们会大力地批判某些无良资本，但同时他们也毫不掩饰对"优秀的民族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歌颂与称赞。这也就是说，他们所设想的并不是消灭资本、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保留其中好的部分，消除其中不好的部分，这是典型的庸俗辩证法、折衷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对于这种错误的社会主义观，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以"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为名对其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写到："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 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认为，要想彻底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实现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就"必须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且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正如当初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全民所有制那样。作者 注。），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让我们从理论回到现实，探讨一下为什么以司马南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走不通。这是因为，无论是“好的资本”也好，还是“坏的资本”也好，都是建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因此如不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生产方式，用更高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这一腐朽的、垂死的生产方式，那么这一生产方式必然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形式制约整个社会生活。这种规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也就是说，主导着整个社会进行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绝不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无休止地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为了获得更多落入资本家口袋里的 "利润"。我相信，尽管在理论上，理解起来可能有些许的困难，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各种食品安全事故和日用品安全事故（如卫生巾事件）中，大家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那些资本家们是为满足人民的需要而进行生产活动的吗？不是，他们只是为了赚钱而已。为了赚钱，他们可以完全不顾产品品质的优劣，并且也仅仅是为了赚钱，他们才需要开始注重产品的品质，因为如不提升产品质量，就没人购买他的产品，他们也就赚不了钱。因此，在这一生产方式之下，社会必然就会存在"好的资本”“坏的资本”，“好”与“坏”的并列会永远持续下去，那些想要保留“好的资本”，消除“坏的资本”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同时，在资本中间根本无所谓“好坏”，他们只会以拥有的财富量作为最为直接的划分标准。

其二，资本就是资本，资本只有靠“吮吸劳动”才能生存。资本之所以能成为资本，必须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货币只有在购买到劳动力，并且无偿占有其创造的剩余价值之后，才会成为资本。这也就是说，无论是"好的资本"也好，"坏的资本"也好，都只有通过996的工作方式拼命地榨取劳动者的生命才能发展壮大，因而他们都有统一的名称——剥削者。无论司马南之流怎样美化这些“好的资本”，那些在这些“好的资本”旗下工作的劳动者，都能在日常的工作领域内切身体会到这些“好的资本”对他生命的汲取和透支。

其三，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大资本不断挤占和吞并小资本，大型连锁店不断取缔各种个体工商户，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小企业主和小资产阶级成为雇佣劳动者，进一步加剧劳动者内部的竞争，以往仅需一般劳动者就能从事的职业，现在则对求职者提出了更多的限制与更高的要求；新的生产工具不断取代各个领域内的劳动者，从而创造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失业人口的增多再次加剧了劳动者内部的竞争，以往要花一万块请两个人干的活，现在只需要花5000块请一个人干就行了。而劳动者内部竞争的加剧，不仅仅只反映在工作领域，这一压力必然向社会各领域扩散。在毕业生领域内，它表现为巨大的就业压力。如果那么多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劳动者都找不到工作，更不用谈这些没有多少工作经验的毕业生了；在初高生领域内，它表现为不堪重负的学业压力。在中国，绝大多数人 “努力学习”根本目的并不是在于“学习知识"，而是"考上个好大学，找到个好工作"，其中 "找到个好工作"才是最为根本的目的。因而在"好工作"不再如当初那么好找时，它必然要反映在学生家长的头脑中、反映在学生群体的头脑中、反映在教师的头脑中，多重压力的叠加，使得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过早过重地承担了连成年人都难以承受的巨额压力。学习，就业、工作这三大项活动囊括了普通中国人的一生，而这也正是很多人普遍感觉到中国人从小到大一辈子都不轻松的原因。当这种压力迷漫于整个社会时，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的时候，开始寻找这些压力的根源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发现，尽管他们一辈子都在当牛做马，但却存在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替”他们进行享受，这个阶级基本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却仅仅依靠着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而过着腐朽、糜烂、奢侈、寄生的生活。而阶级矛盾会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而愈发尖锐化。

此外，这一生产方式的规律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形式，由于离人民群众的生活较远，在此我就不赘述了。我相信，通过以上的分析，大家应该都能认识到以司马南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质，都能认识到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我们所能直接接触到的社会问题都不过是这一生产方式的规律在社会各个领域内的反映。而彻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法绝不是司马南之流所谓的保留“好的资本”、消除“坏的资本”，而是从根本上铲除一切资本。

综上所述，司马南之所以左右不逢源，是因为他在批判资本时，他以为他批判的仅仅是那些“坏的资本”，而“好的资本”应该不会对他进行斗争。而实际上资本间虽然存在竞争，但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即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因而司马南被整个资产阶级集团所排斥。同时，他的立场和他的解决方案又并非是无产阶级的，因而又被左所批判。这种小资产阶级左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来回打转，这种投机主义的行为终于落得了一个两边都不把他当自己人的结局。

编辑：悠悠我心

来源：人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