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思想（下）

【原编按】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他们不仅未因改良失败而改变主张，反而组成了保皇党。改良主义思潮到20世纪初已经趋于没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潮则开始发展。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同盟会”，标志着在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前，资产阶级以民主革命领导者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的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还创办了《民报》，宣传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政纲，介绍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歌颂国1905年的革命运动。从事这项理论工作的有章太炎、陈天华、朱执信等人。经过同盟会的宣传，许多人开始摆脱康、梁改良派的影响而转向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反，改良派继续坚持君主立宪，拒绝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合作，并出版《民丛报》鼓吹保皇。在这种尖锐对立的形势下，理论战线上必然要引起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主要是围绕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展开的: 第一，是否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问题；第二，是否建立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第三，是否改变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问题；第四，是尊孔还是反孔的问题。在以上这些根本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孙中山则是这场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

孙中山(生于公元1866年)，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他组织资产阶级政党，不断发动武装起义，于1911年(辛亥)推翻了清帝国，结束了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孙中山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主要活动是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社会政治言论反映出来的。他的重要著作有《建国方略》一书，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各方面的论述。孙中山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政治活动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他曾上书洋务派的头子李鸿章，以陈述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李鸿章不仅没有采纳他的主张，反而要逮捕他。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孙中山放弃改良主义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创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从而成为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当他成为成熟的革命民主派后，便与康、梁等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在革命过程中，曾屡遭失败，但他仍然坚持,表现出了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精神。（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大力鼓吹起人道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的表现。由于他提倡资产阶级人性论，竟然把革命政权让给了北洋军阀。他企图用“爱”的说教来感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呼吁他们放下屠刀，拥护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完全是幻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并没有发善心，而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卖国贼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国家的政权，又在中国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年张勋又拥护溥仪复辟，企图恢复清王朝。孙中山才开始觉悟到革命并没有成功，中国“有共和之名，无共和之实”。于是他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反袁斗争，领导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又举起了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为保卫民主进行了斗争。由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他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仍然遭到了失败。但是，孙中山并没有灰心，而是继续探索救中国的道路。）直到十月革命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才找到了真正的寄托。正如毛主席所说: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1924年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 

毛主席曾以高度的热情赞扬了孙中山的革命政治立场。毛主席说:“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纪念孙中山先生》) 又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所说的民族主义，开始时只是以推翻清朝政府，反对满清贵族统治为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影晌和帮助下，他把民族主义进一步解释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就实际上加进了一点反帝的因素。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核心问题。但在开始时，只提出了要“建立民主立宪的政体”，即把美国的共和制度，作为共和国的典范，十月革命后，他受到苏维埃制度的影响，认识到美国的共和制不仅不是典范，而且已成为一种旧的共和制了。因此，他曾指出:“俄国的苏维埃制，则是新式的共和制。”他要求造就新式的共和国。 

作为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核心的民权主义，也是不彻底的。他的民权主义仍旧是只想去掉一个皇帝，没有认识到必须打碎封建国家的全部机器，对封建势力实行专政，才能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结果打倒了一个皇帝，出来了许多皇帝（军阀）。后来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重新解释了民权主义。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孙中山批评了只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主张革命阶级的共同民主专政， 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他在“宣言”中说: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就是提出了争取一般平民民主权利的问题，显然是在原来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毛主席曾经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权主义，“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孙中山是不可能提出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的。因此，他的民权主义思想的实质，仍旧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他所说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实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他所追求的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显然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最初只是解释为“平均地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重新解释，便加进了“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内容。总之，由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孙中山在政治上不断进步，最后终于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情者。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上也同样有不彻底之处，如他始终没能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所以，孙中山虽然在政治思想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世界观虽有较多的唯物主义成分，但在总体上仍然是动摇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二元论或唯心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在孙中山看来，民生问题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他说:“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他的民生史观的主要内容。什么是民生呢？孙中山回答:“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是试图用人民生活等经济原因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这比起用“上帝”或“理”等精神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这是他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对现实问题的重视。但是，离开具体的社会条件来谈民生问题，这就会混淆人类社会的阶级差别，抹杀阶级斗争的实质，因而仍然不能说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孙中山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就认为“劳资两利”，即大多数人都能得到经济利益，就能推动社会进步。这显然是错误的！就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是社会进化时的一种“病症”。并且认为，人类的进化“以互助为原则”，以“仁义道德”为基础。这就明显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由此可见，一方面从经济原因来看待历史发展，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又把抽象的“仁义道德”看成是社会进化的基础，这就是孙中山的二元论的民生史观，实质上还是历史唯心主义。总之，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搞资本主义，不是搞社会主义。所以辛亥革命后他又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国家社会主义”，声称民生主义不是均贫富主义，也不是废除私有制，更不是消灭阶级，而是把铁路、矿山等大企业归为国有。

在宇宙起源问题上，孙中山把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和西方的科学知识结合起来，认为宇宙起源于一种叫做“太极” (以太)的东西。他认为中国传说的“太极”，就是西方科学上说的“以太”，它是世界物质的始基。他说:“原始之时，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建国方略》)这说明孙中山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这是他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但是他又认为生物起源于一种叫做“生元”的东西，而生元本身是有知觉的。这又是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二元论的表现。 

在认识论问题上，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反对古代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唯心主义观点。孙中山认为，“知”是在“行”中得来的，“行”在先，“知”在后，因此说“行易知难”。他以饮食、用钱、作文、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证，说明“知难行易”的观点。孙中山在进一步论证这个观点.时指出:说“知易行难”的人是不懂得后人的认识总是继承前人的成果缘故。他说:“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已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而后人之受之前人也，似于无意中得之。故有以知为易，而以行为难，此直不思而已矣。”(《建国方略》)这是说，因为后人是接受前人的成果，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前人的知识都是通过先行而后才得到的。因此他认为:总的来说，人的认识都是从行开始的，都是先行后知的。 

在认识路线上，肯定“行先知后”，这是唯物主义的。孙中山正是用这种观点去鼓舞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革命斗争，反对那种只是空谈革命而不付诸行动的口头革命派。但是，以难与易来论证知行的关系是不科学的。

知行的关系，不是难与易的问题，而是谁决定谁的问题。从难与易来看，知行各有其特定的难与易，片面地认为就是知难行易，这实际上还是反映出孙中山对于行的轻视态度。在认识论问题上，孙中山还把人分成三种类型:即“先知先觉”的人、“后知后觉”的人和“不知不觉”的人。他认为只有“先知先觉”的人才能“创造发明”；“后知后觉”的人只能“仿效推行”；“不知不觉”的人则只能“竭力乐行”。所谓“先知先觉”的人就是指少数伟人豪杰；孙中山认为他们对人类起决定作用。所谓“不知不觉”的人， 则是指的人民群众，孙中山认为他们只有在“先知先觉”者的教育指导下，才能发挥作用。他还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先知”的发明家是难得的。这都明显地反映出孙中山轻视劳动群众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认识论上承认“先知先觉”，这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这种观点又违背了他自己的“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理论。这证明，孙中山在认识论上也是一个二元论者。 

毛主席说:“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纪念孙中山先生》)所以，我们对孙中山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要给予恰当的分析和说明。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证明，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无数先烈，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但都因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而未能达到目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结果仍未能达到其目的。总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哲学，在“五四” 运动后，更没有能力担当起指导中国文化革命的任务了。毛主席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新民主主义论》)孙中山企图以唯心史观作为他的民生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他的民生主义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孙中山欢迎同当时我们党合作，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政治上他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新三民主义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它的宇宙观是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根本对立的。孙中山始终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