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讲反抗的《阿凡达》却成了献给帝国主义的情书

文/茴香豆a

 

 

《阿凡达》是詹姆斯·卡梅隆构筑的影史奇观。作为2009年上映的巨制，它凭借革命性的3D技术、宏大的世界观设定和强烈的视觉震撼，迅速成为全球票房神话，一度占领全球票房冠军宝座至今，也成为了当代文化工业中最具有标志性的符号之一。

 

 

影片构建了一个名为“潘多拉”的星球，其自然环境极为丰富壮美，生物多样性充满奇幻色彩；而土著居民纳美人则被塑造成敬畏自然、具有灵性联结的种族。他们的生活方式被呈现为原始却和谐，落后却高尚。在这幅如梦似幻的生态画卷中，影片讲述了一群人类军工复合体为掠夺稀有资源“Unobtainium”而对潘多拉发动战争的过程。

 

表面上看，这是一则再典型不过的反殖民寓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资源侵略异星球，对原住民实施暴力与征服，而最终反被正义、自然与团结所击败。

 

这种模式观众早已熟悉，从《与狼共舞》到《最后的武士》，再到《勇敢的心》《风语者》，西方文化工业反复用“反殖民”包装白人英雄个人成长的故事。

 

而卡梅隆的《阿凡达》在美术、技术与叙事层面将其推向极致，用更加绚烂的视听包装、更加流畅的剧情节奏和更加浓烈的情感刺激，为这种意识形态输出披上一层进步的、环保主义的、甚至“革命浪漫主义”的外衣。

 

然而这种包装之下其实隐藏着更深刻的意识形态控制。电影中的纳美人，被高度理想化地塑造成一种“高贵的野蛮人”形象。他们尊重自然，崇尚武德，有某种集体意识，但缺乏真正的政治系统。他们是一个“未经历史打磨的群体”，没有阶级结构，也没有社会矛盾，似乎一切都在“部落共识”中自发维持。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纳美人的反抗，是被动的、感性的、神秘主义的。他们并没有自己产生“阶级革命意识”，也没有组织政治斗争的力量。影片中没有纳美人建立自己的委员会、群众武装、战地宣传小组，也没有内部分化和对自己文化的革命性反思，他们只是等待一个外来者——杰克·萨利——来唤醒和引导。

 

 

杰克的身份极具讽刺性。他是帝国主义机器中的一环，是地球军队的前士兵，是殖民势力派来穿越族群、从内部瓦解敌人的特工。他的觉醒并非来自群众教育或阶级斗争的洗礼，而是源于个人情感的转变：他被纳美人文化吸引，被他们的自然美学打动，最终在爱情的牵引下叛逃。

 

这种“背叛帝国的浪漫英雄”塑造方式，在西方文化中非常常见，它避开了集体政治路线的复杂性，而将社会历史问题简化为个人选择问题。这种叙事深受自由主义影响，将压迫关系抽象化、情感化，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误解”“文化冲突”“人性良知”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强调群众路线、阶级分析、政治组织，而《阿凡达》的叙事将这些彻底掩盖。潘多拉的胜利不是群众斗争的胜利，而是个别精英带动群众的胜利；不是阶级组织的胜利，而是自然意志的胜利；不是改造世界的胜利，而是回归自然的胜利。

 

电影最后，整个星球的动物突然联合起来攻击人类殖民者，这种神秘的“自然之神”介入，使胜利变成了一场宿命的奇迹。这与毛主席讲的“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截然相反。

 

它不是人的觉悟，不是群众的组织，不是政治路线的正确，而是一种神话化的自然之力，这种处理方式实则是资本主义对人民政治主观能动性的彻底抹杀。

 

我们还必须指出，《阿凡达》极其巧妙地将帝国主义自身的罪恶通过“反帝国主义”的形式进行自我清洗。在现实中，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世界各地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武力推翻别国政府，以经济手段控制他国市场，以文化手段腐蚀第三世界的思想自信。

 

而这部影片却通过“反派军官”的脸谱化描写和“良心士兵杰克”的主角化处理，把帝国主义罪恶归咎于个别将军、坏蛋公司，而非整个制度和生产关系本身。电影没有也不敢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被推翻”，它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良心资本家”“内部改革派”“生态反思”，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像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时所说的那样，它对压迫现象表达了同情，但绝不提供改变结构的路线图。它用一种感性的正义感中和了人民的阶级愤怒，防止群众把愤怒上升为系统性革命意识。

 

更进一步，从全球传播的角度看，《阿凡达》是典型的美国文化软实力输出。它以环保、反战、反殖民的“进步价值观”打动了全球观众，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年，但它传递的却不是解放的方式，而是幻想的出口。

 

这种文化输出是“进步式迷药”，让被压迫民族在“遥远的幻想中获得精神慰藉”，而不是在现实中走向组织、走向斗争。它让资本主义通过对自己的“批判”而获得新的合法性，它让无产阶级通过泪水和共情消耗了愤怒和斗志。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将《阿凡达》看作一部“进步电影”。它是一部披着环保外衣、包装成“反帝”的意识形态产品，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高明手笔。

 

它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提供了希望；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提供的希望是虚幻的。真正的反帝必须以人民为主体、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以组织为基础、以彻底革命为目标。

 

而《阿凡达》所展现的，是帝国主义幻想出的“可控的反抗”“无害的反殖民”“柔性的生态浪漫”，是在严密筛选后的“政治安全区”内制造的替代品。

 

真正的蓝色，不是潘多拉的奇幻光辉，而是阶级压迫下人民身上未愈的瘀青。真正的反抗，不是白人英雄的良知觉醒，而是无产阶级拿起自己的思想武器，组织起来，改造世界。

 

 

《阿凡达》的续集于2022年以《阿凡达：水之道》之名重返银幕，这部作品延续了第一部对潘多拉星球生态与部族文明的浪漫描绘，同时加重了家庭叙事与情感纠葛，在技术上再度刷新特效水平，尤其是对水下环境的表现，被誉为“定义新一代影院体验”的标杆。然而这部续集的意识形态构造不仅没有突破，反而更深地陷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陷阱，成为更加隐秘、更加温和、却也更具毒性的统治工具。

 

《水之道》大幅弱化了第一部中尚且具备一定批判性的“反殖民”主题，将焦点集中在家庭保护与代际情感上。这种转向，本质上是对“现实矛盾”的规避：在现实世界里，美帝国主义的掠夺从未停止，对资源、文化、土地和人的剥夺依然赤裸；但影片却将压迫的描写收束于“追杀逃犯家庭”的私人仇怨之中，进一步模糊了阶级压迫与制度暴力的集体特征。观众看到的不是一场“人民反抗帝国”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家人“躲避迫害、寻找避风港”的家庭流亡叙事。

 

这种处理方式有其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逻辑。家庭，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压迫再生产单元之一。它既是情感的庇护所，又是父权制、血缘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将政治斗争个体化、家庭化，是一种典型的去政治化手法。当斗争变成了父母保护子女，子女寻找自我，兄弟姐妹和解，影片就可以避免让观众产生“斗争即组织、反抗即阶级斗争”的认知冲动。这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中常见的“情感替代政治”策略，把所有社会性问题压缩为情感伦理问题，用泪水、亲情、和解代替愤怒、抗争、改造。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水之道》中对潘多拉“水部族”的描绘，进一步深化了那种带有东方主义与自然浪漫主义色彩的“高贵野蛮人”神话。这些水部族有着优美的肢体语言、神秘的精神文化、与自然的高度融合，但同样没有阶级结构、没有社会组织、没有历史矛盾。他们永远是统一的、宁静的、纯洁的，就像资本主义对“他者”的理想化构建：你可以是异族，但你必须是驯良的、无害的、脱离历史的存在。

 

这种虚构的乌托邦，其实是一种“去阶级化的文化美学收编”。它让第三世界人民在文化层面获得“自豪感”，但在政治层面彻底失语。它承认你的文化“值得尊重”，却否认你有组织革命、改造历史的主体性。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好莱坞文化中，甚至连反抗都是由统治阶级来设计和编排的。《水之道》中的纳美人并没有真正提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只是回避战争、逃避灾难，最终依靠外来者的牺牲和奇迹性的胜利来获得短暂的喘息。

 

这种叙事模式固化了“受害者的被动性”，让观众习惯于一种非政治化、非历史化的救赎逻辑。人民不是历史的主人，而是等待救世主的儿童；反抗不是阶级自觉，而是自卫性的退避；胜利不是群众路线的胜利，而是神秘宿命的眷顾。这一切都高度符合当代资本主义需要的文化氛围：让你看到痛苦，但不要追问根源；让你感动于抵抗，但不要组织起来改变现状。

 

而回到现实，《阿凡达》系列的成功恰恰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持续深化、生态灾难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实现的。影片中呈现的反殖民、反掠夺主题，正好回应了人们日益增强的不安全感与失落感。它不是挑战系统，而是利用系统制造出的危机感，再以“幻想替代方案”来安抚大众情绪。这是最高级的意识形态运作形式：用幻想的反抗遮蔽真实的斗争，用美化的边缘民族遮蔽中心对边缘的压迫，用感性与美学遮蔽暴力与革命。

 

我们要特别警惕这一点：越是技术先进、视觉震撼、叙事动人的影片，越可能成为文化统治最隐蔽、最强效的武器。技术不是中立的，技术也在阶级斗争之中。

 

《阿凡达》用数十亿美元、最顶尖的工业流水线、最精密的视效手段，制造出一个“环保的乌托邦”“文明的他者”，表面上是反抗者的幻想天堂，实质上是资本的美学地狱。

 

而要破除这种文化幻象，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评好莱坞的虚伪”，更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体系。这种体系要以人民为中心，不再神化自然，也不贬低传统，而是从现实出发，把人民的生存状态与历史力量统一起来。真正的电影不应是“治愈创伤”，而应是“揭露伤口、鼓起斗志”。真正的文艺不是美化苦难，而是激发人民组织、团结、斗争，去推翻造成苦难的系统本身。

 

 

《阿凡达》给了世界一个绚丽的梦，我们要在梦中醒来，然后开始真正的战斗。唯有群众觉醒、唯有路线正确、唯有组织得力，唯有以阶级为纲、以革命为魂，我们才能走出潘多拉的幻境，建设属于人民的真实世界。真正的“水之道”，不是逃避压迫的退潮之路，而是人民怒涛的澎湃之源。

 

这一点尤为重要：电影《阿凡达》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文化产业对反抗精神的一次极高明的驯化。它并非否定压迫与掠夺的存在，而是将其包装成遥远星球上的“科幻寓言”；它不是不承认人民的苦难，而是将苦难浪漫化、美化，并最终通过“英雄牺牲”“家庭团聚”来中和一切反抗的火焰。在这里，反抗被艺术化，阶级被神秘化，历史被虚构化，而人民被彻底剥夺了现实斗争的能力与主体性。

 

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进入危机周期的当下，像《阿凡达》这样的电影扮演着一种“心理排毒器”的角色。它告诉观众：是的，你被剥削，你的自然环境被破坏，你的文化被侵蚀，但请你相信——正义终将到来，只要你守护家庭，保持善良，就一定会有人（也许是外来者）为你挺身而出。

 

而这种说辞，恰恰是维持现存体系最需要的精神鸦片。它不叫人思考现实的政治构造，不叫人检视自己所处的阶级位置，而是诱导人们沉溺于一种“非暴力”“非政治”的和平幻想之中。这种幻想最致命之处在于，它不是让人痛苦，而是让人温暖——温暖到不再想要改变。

 

而《阿凡达》无论是第一部还是续集，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展现群众自我组织、自我觉醒的可能性。即使纳美人奋起反抗，也是在杰克·萨利这个“白人救世主”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们没有提出自己的路线、战略、目标，也没有建设出任何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的社会形态。

 

这种“救世主式的反抗”模式，是殖民叙事最典型的变种——你可以反抗，但只能由帝国的叛徒带领；你可以斗争，但不能真正推翻主导结构。它允许你释放情绪，不允许你建立纲领；它允许你喊口号，不允许你建设新世界。

 

 

影片中对自然的描绘虽然美丽，却也高度抽象。自然被神化、人格化，以至于整个生态体系仿佛具有了宗教式的灵魂。这种处理虽然有助于增强叙事张力，却也回避了真正的政治问题：自然的破坏，不是因为人类“本性贪婪”，也不是因为“科技发展太快”，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无止境积累逻辑。掠夺自然、摧毁生态，是为了利润最大化，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必然结果。

 

而《阿凡达》的生态叙事，却把一切归结为“坏人类”和“好自然”的冲突，这无异于再次遮蔽了问题的本质，把制度性矛盾降解为道德选择。

 

电影最终的胜利，也是个人主义的胜利，是情感与家庭的胜利，而不是群众力量与政治斗争的胜利。这一设定本身，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一种封堵。

 

在《阿凡达》的世界中，纳美人永远没有政党，永远没有纲领，永远只是“天性善良的自然部族”；而当代第三世界人民要真正摆脱压迫，就必须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不是回归自然，不是依靠外人，而是从群众自身出发，通过组织与斗争，改造整个社会结构。这是马列毛主义的根本立场。

 

文化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电影是意识形态斗争最有效的武器之一。《阿凡达》系列凭借其超凡的视觉魅力和宏大的叙事架构，成功吸引了全球观众的注意力，也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了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又一次输出。它没有炮火，没有监狱，没有宣言，却可能比任何一种公开的压迫更有效地麻痹人民的意识、瓦解人民的斗志。

 

我们不能仅仅沉醉于它的绚烂美景，更不能被“替代性反抗”的叙事所欺骗。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只有真正从人民中生发、为人民服务、并敢于挑战现存制度的文艺，才是无产阶级需要的文艺。

 

革命文艺的第一要义，不是让人陶醉，而是让人清醒；不是安慰现实中的痛苦，而是指出通往解放的道路。《阿凡达》的美，是幻境之美，是统治之美；我们要建立的，是斗争之美，是人民之美，是那种在斗争中焕发的光，在创造中激荡的美。唯有如此，文艺才不至于堕落为资本的遮羞布，才可能成为推动世界真正变革的力量。

在影像的迷雾中，唯有革命者能看清前方的道路。

 

 

 

编辑：雁回锦书

来源：“小小的治愈”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