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一般的陈永贵

文/佚名

 

陈永贵是新中国最著名的农民之一。他从山西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开始，社会地位逐渐上升，最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文革结束后，他辞去国务院的职务。

上面的简述重点在于陈的政治经历。实际上陈自称只是一个农业行家，而不是搞政治的。就任国务院副总理，也是在周恩来的说服教育下，他才同意的。回顾陈领导下的大寨发展，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和发展方向，都有重要的意义。

山西解放后，陈所在的昔阳县进行了土改。农民得到了共产党许诺的土地。那时陈还是一个普通农民，但是县里有名的庄稼把式。当时农民还是各自经营。各家的本事能力有大小，所以收入情况差别挺大。村里有一个共产党员姓贾，组织了几家农民搞互助社。由于这种互助是自发的，所以经营挺好。村里有几家劳动力差，老老小小的，总是吃不饱。想加入互助组，人家却担心受他们连累，不愿意带他们。1948年，陈永贵本来也要加入互助组，看到这种情形，陈决定带领这几家农民搞另外一个互助组，而且公开和第一家互助组比赛农业成绩。那时的党区委书记听说此事，特意去看他。书记问道：

“永贵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跟这些娃娃老汉互助呢?”

他说：“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叮叮当当，真是人们说的放倒一根茭格栏，立起来一根粟粟秸，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

陈是这样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懂得农业生产，肯下力气干活的人。他是互助组里唯一的壮劳力，因此所有苦活重活都要多干。那些少年和老年人受他的激励，干活分外用功。结果当年他们组的成绩果然超过了第一个互助组。这下村里人都轰动了。这说明了在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农民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这两个组不久合并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进来。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现实问题，即农民在得到土地后，也不会马上消灭贫困问题。对于劳动力状况不好的家庭，这个问题尤其严峻。中国北方尤其是山区，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贫困，生产资料及其贫乏。有的地方连用来犁地的牲畜都很少。土改时地主家的牲畜不能平分，只好一家一条腿，几家共用一头。这个背景是农村家庭互助合作的基础。

【昔阳县的大寨位于虎头山的一个坡面上，村中间是一条沟。在人民政权建立前夕，全村有约800亩耕地，64户人家，190多口人。这些耕地如果平均占有的话，每户约合10多亩。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按照大寨展览馆提供的数字，当时全村约800亩土地，有60%，也就是大约480亩为1户地主和3户富农所占有；另有22%，即170多亩为12户中农所占有；而其余48户贫农、下中农一共才占有不到150亩耕地。太行山区的耕地十分贫瘠，生产条件又极为简陋，粮食产量很低。1亩地1年能收获70公斤粮食就算不错了。广大农民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大寨人说他们过去有三穷、五多。三穷是：人穷，地穷，村子穷；五多是：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后来使大寨闻名天下的陈永贵，他的母亲和姐姐就被卖掉，而他的父亲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就是上吊寻死的。由于人穷，大寨村的住宅也十分简陋。人们多在山沟的两边土坡上挖土窑居住。只有少数有钱的人家盖得起砖房或用石头垒起窑洞。

1945年8月，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昔阳县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大寨的贫苦农民盼来了翻身解放的一天。在随之而来的土地改革中，大寨35户贫农和下中农分得了土地400多亩、房屋41间、窑洞32眼，还分得了一些牲畜和生产工具。为了巩固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防止农村出现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互助社的基本原则，与现代公司制度的精神是一致的。农民以自家的土地入股。土地股本占总股本的比例预先约定好。陈永贵他们的做法是，土地股本占总股本的55%。人工占总股本的45%。

【互助合作的基础是自愿，一方愿意参加，另外一些人也愿意与他合作便可以互助到一个组里。因此，各村开始成立的互助组，组里各家各户的劳力、牲畜和其他生产条件大多比较接近。因为只有彼此相接近，各方面才都不会感到自己吃亏。但是在大寨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些缺乏"整劳力"的人家也想加入互助组，但组里有人不同意接收，因为如果让他们加入进来，别人就感到吃亏了。身为党支部书记的贾进财此时似乎也爱莫能助，他总不能违反自愿互助的原则强行吸收他们入组吧。

　　那些老的老、小的小不被互助组接收的人们找到了陈永贵。陈永贵没有让他们失望。他说：“咱们都是贫下中农，咱们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得来的。如果这些土地种不好，打不下粮食，那就等于白白放弃了革命的果实。所以我打定主意，给咱们这伙老老少少的爷儿们牵头，种好这些土地。他们不收你们，我们就再成立一个组。”对于陈永贵的表态，大家在高兴感激之余，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这样太让他吃亏了。而陈永贵却说："不要说吃亏不吃亏。我那时候给人家放牛，连条裤子还挣不下，吃亏不吃亏？毛主席给了我地种，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这么定了。但是有一条，要跟着我干，就要齐心。只要齐心，不次于他们那个组！"　他说了就干，一共联合了4个老汉和6个娃娃成立了大寨村的第二个互助组。】

关于人工的估价，是每个股份公司都面临的问题。现代企业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按照市场平均价格。农民的互助组可没有这样简单。他们通过记工分的办法来记录每个成员的工作量。年终就集体收入对总工分平均。如果集体收入高，工分值也高。否则反之。这种做法对于工作效果可能考虑不到，因此在后来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时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和懒惰现象。先不谈农业工作的性质，这种做法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面向市场的股份制经济了。工分值的数量是成员们共同决定的。在陈永贵的互助组里，陈有意压低自己的工分。这体现了他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领导才能。

【陈永贵率领他的小组，与贾进财的大组暗暗展开了竞赛。全组在患难之中，团结奋进，人人争先，谁都怕落在后面，谁都不愿意拖累大家。陈永贵当时已是村里的干部，是个忙人，夜夜有会开。他早上还没起床，老老少少们就已经下田了。贾承联是这个组年龄最小的，那年才14岁。按照现在人们的看法，这正是一个读书上学的年龄。但在当时的大寨却没有那个条件。贾承联入互助组前，母子二人种着几亩土改分得的耕地，度日十分艰难。加入互助组后，他总怕自己干在别人后面，每天早早地就起来干活。他往地里送粪，跑六个来回天还未亮。锄草时，陈永贵在前面，他就紧紧地跟在后面学习。几十年后，当年的孩子已成老人，但回忆起那段经历仍激动不已："我在'老少组'是最小的一个，比梁便良还小几岁。父亲很早就去世，家里就我和母亲，可是还耕种着土改分下的几亩地。当我刚进'老少组'的时候，一直为自己这么小，却种着那么多地而感到理亏。可是老陈却说，你跟着我干就行了，且不说几亩，就是20亩也保证你荒不了。从那时起，我就脚踏实地跟老陈干。他在前面锄地，我就紧紧地跟在后面。挑担子他担多少，我也担多少。我老怕老陈骂我不干，结果老陈不是骂我不干，而是骂我不听话。比如说，秋天往场里送谷子，老陈事先就把我们的担子安排好，谁担多少都由他来决定。可是我们把担子往肩上一搁，总觉得他装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一两把谷子。这事一旦被他发现，他就要批评一场，不让我们这样干。他说不仅要强调大干，而且还要保护劳动力。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他生怕担得多把身体搞坏。那时候有他掌舵，干起来比一个成年人也不差上下。"

　　春天往地里送肥，陈永贵挑着75公斤重的大担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两个抬着，有的背着，一路跌跌撞撞，虽说辛苦，却也充满了欢乐。后来陈永贵又想了个办法，将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满全程，一段一段地接。每个人每次少跑路，在接担时还可以互相说说话，将劳累的事情变个方式，加进欢娱的成分，便轻松了不少。

这两个互助组劳动竞赛的结果是双赢。两个组都提高了劳动效率，都表现出了组织起来 的优势，都增加了粮食产量，都获得了上级的表彰，也都使自身获得了大发展。当然如果细分析起来，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一些。他们的粮食产量增加得多，由互助前的亩产50多公斤，猛增到亩产100多公斤，个别地里还甚至达到了250多公斤。平均亩产也比贾进财的组多出了15公斤。特别是他济贫济困，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带领广大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宗旨。而且，经此一搏，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个组里的许多人后来忠心耿耿地跟着陈永贵干，即使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

通过组织互助组，陈永贵逐步显示出了他的高尚品德和杰出组织才能。他是组里惟一的壮劳力，可是在评分时，他才比一般劳力高一两分。大家都说他评得太低，他却说："行了，这也是数我分高。"像梁便良、贾承联这些娃娃们，他也要给到8分。娃娃们说，我们的分太高了，他却说，评分就是叫你们好好干嘛！】

 

 

 

编辑：雁回锦书

来源：人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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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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