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观，不该被辜负遗忘的抗日烈士

 

文/党人碑

 

1937年9月21日，未满15岁的少年张连云还记得，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七。

中午，连云提着篮子，给正在村西头地里干农活的叔叔送完饭，正往家走。忽听西白城村内，鸡飞狗跳，孩子哭、大人叫，什么情况？还在纳闷，就看到手拎三八枪的鬼子兵，三三两两，叽哩哇啦，到处追逐年轻妇女，把人往棉花地、玉米地里堵。

小心翼翼地往村里走，就遇到一个鬼子兵，让连云扔掉手里的饭篮饭罐，给拉炮车的大洋马，去地里薅萝卜缨。村里都是鬼子兵，有些还拿他寻开心，吓唬小孩玩。还有个挎东洋刀的鬼子军官，为表“亲善”，拿了把糖块，丢给连云，说：“你的，米西，米西！”

那时候的连云，面黄肌瘦，个子不高，鬼子以为这就是个不懂事的农村傻孩子。别人，一粒糖都能收买一辈子，老了还念蝗军的“好”，给你一把糖，还想怎样？但是真正的大写的中国人，能被外寇内贼的一点蝇头小利，所收买吗？

 

 

殊不知，连云是个懂事的孩子，读过小学，语文老师李九德，从不死讲课文。年入古稀后，张连云同志还记得：有次放学，李老师送他们几个同学时，大手拉小手，一个个拽到校门口的高台上，欣赏傍晚的美景。校园东侧池塘，葱芦岸柳，随风摆动，腰柔袅娜，夕阳彩霞，映入粼粼池面，真是五彩斑斓，金蛇万道。紫燕疾失，擦地掠过，把大家的目光引向前方。极目远眺，麦浪浮动，碧海接天。

李老师说：“你们看，眯缝着眼看，面前的景色如画吧？我们的家乡多美好！你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稍停片刻，忽然又问：“如果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故土，同样此时风光，你们的心情又是什么？你们要在日记本上回答！”

这是张连云他们，接收到的最初的爱国主义教育。直到后来，张连云同志参加了儿童团，又入了党，才知道李九德同志是1933年入党的地下党员，当然这是后话。

 

 

李老师的不经意的一番话，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所以日本军官的一把糖，并不能收买有良心的中国人，哪怕他还是个孩子。张连云深深地知道，从这一天起，自己和乡亲们，都成了亡国奴。这把糖抓在手心，稍稍走远，就被扔到了茅坑粪堆里。

连云没敢回家，就近躲到了附近一位老太太家。这里有个破院子，一间破土屋，住着位八十多岁的孤老太太。推门进去，发现屋里躲满了左邻右舍的高龄妇女，鬼子无恶不作，畜生不如！

次日清晨，鬼子走了，临走时还把一位叫张成尔的农民，打死在村边。

回到家，一片狼藉，耕地的两头大驴和一辆大车，都被鬼子兵赶走了。鬼子住过的那些人家，糟蹋得就更不成样子。猪被杀了，鸡被宰了，到处是骨头和鸡毛。箱子柜子砸碎当柴烧，盆盆罐罐，弄了个底朝天。有的面缸油罐里，鬼子还拉屎撒尿……

 

 

这是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啊？！

不过，我们这个民族，苦难深重，忍耐力极强。有些群众学会了自己骗自己，觉得日本人不过如此，过去就过去了，日子该咋过，就咋过，大不了，照章完粮。俗话说，抬手不打笑脸人，我都当顺民了，还能咋样，老辈子清军入关，杀来杀去，最后不该咋样还咋样？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但是很快，日本帝国主义就将“教会”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组织起来，形成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才能取得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人民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当然这也是后话。

1938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四，鬼子又来了！

 

 

天刚亮，鬼子就在汉奸的带领下，挨家挨户搜人。妇女是一堆儿，男性青壮年是另一堆儿，全村一百多老少爷们，在两挺歪把子机枪的威逼下，光着膀子，跪在地上。这可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

附近，还有挖好的大坑，周围垒满了玉米杆。

一个戴着墨镜的汉奸，点头哈腰在鬼子那里领了命令，转过头颐指气使，对老乡们说：“皇军说，问你们想怎么个死法？是活埋、火烧，还是用炸弹炸死？你们挑！”

见大家不吭声，一个伪军窜过来，把根刚从坑边大柳树上锯下来的，茶杯粗细的棍子，双手献给一个鬼子兵。鬼子兵拎着棍子，气势汹汹走进人群，劈头乱打，然后拽出来两个人。

 

 

连云心头一紧，这俩都是自己的同班同学，一个叫陈增福，一个叫刘锡绶。

抓人的鬼子，上去就是两脚，把他们踹翻在地，又上来两个鬼子，用刺刀逼着胸口。接着，没头没脑，一顿痛打，还不准动弹，只要一动，刺刀就往心脏的位置招呼。

都是本村后生，亲戚套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敢怒而不敢言。

连云也在想：“亡国奴的味道，真不好受！我们都是有血气的青壮年，谁无爱国之心？但在这样的阵式下，手无寸铁，反抗也是白白送死。”

还好这次鬼子只是吓唬吓唬，要求大家，今后都要老老实实当顺民，扶保蝗军，与八路军作对，否则统统死啦死啦的！

 

 

当然也不能白饶中国人，鬼子最后绑走了二十多名青壮年，送到东北和日本当劳工，基本有去无回。为了立威，又在村边杀了几个老百姓，其中就有连云的叔叔张伏尔，就是连云下地送饭的那位。一位老实本分的农民，一辈子没招过谁惹过谁，连说话都不敢大声。

不久，鬼子又来了，直奔张连云家。

此时，家里只有卧病在床的母亲，还有给母亲熬药的连云。

鬼子兵凶神恶煞，端着三八大盖，上着明晃晃的刺刀，闯进门就喊：“花姑娘的，花姑娘的！”

看到床上有病人，床下有个少年。先抓着连云的手摸摸，有没有老茧，如果有，就可能是拿过枪，打过它们的八路军，当场就得抓走。一看没有，断定不是八路，就去看病人。一看张家妈妈，脸色蜡黄，面无血色，完全的病态，屋里又都是中药味，没法打歪主意。

 

 

心有不甘的鬼子，上去就是一刺刀，挑翻了药汤，锅碗都摔在地上，又在妈妈的枕头上扎来扎去，也没搜到什么，就反手用枪托，向妈妈身上戳探，想看看随身藏了什么宝贝没有？

穷人家能有啥，被祸害得早就是家徒四壁了。

妈妈身体虚弱，哪经得起惊吓和折腾，连云突然想起在北平（今北京）学徒时，学会的两句日本话，连连哀求道：“阿里阿刀，锅多以马司（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翻译过来就是‘非常感谢’）！阿里阿刀！锅多以马司！”

鬼子一愣，鼻子里一哼，这才悻悻走开。

惊吓之后，妈妈的病越来越重，水饭不打牙，请来郎中只摇头，让准备后事。三天后，人就走了……

 

 

什么叫国恨家仇，从这天起，张连云就都明白了。此后，张连云参加革命，弟弟也参加了八路军。

至于李老师，据说也参加了抗日工作，却总联系不上。

1939年秋末，已经是我党交通员的张连云同志，有次从北平回保定送情报，发现鬼子、汉奸，还有各路特务，在前门火车站，突然加强了戒备。到了保定，站台上到处是敌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十多个检查员，相对站立，排成一条巷道，上下车的旅客，只要是中国人，都得从头至脚，摸上一遍。仿佛要迎接什么大人物，或者缉拿朝廷钦犯？

还好空着手，这趟啥也没带，所以顺利通关。回交通站的路上，一辆米黄色日本军车，拉着警笛，疾驰而来，上面还架着一挺歪把子机枪，沾满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差点撞着连云同志，吓得他一身冷汗。回头看，车已远去，车上仿佛有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稍稍沉住气，连云走过南关府河上的天水桥，老远就看到泰来客店门前，老刘叔迎着他走过来。二话不说，老刘叔扯着连云，拽到后院偏房，压低声音，问道：“刚刚往北过去的那辆军车，你见到没有？”

“见到了，还见车上，绑着一个人！”

“对，绑的那个人，听说就是在咱村教书的先生李九德！是在冉庄被捕的，由张登炮楼日本鬼子解来保定的。乡亲们都急坏了，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正花钱运通翻译官，还不知怎样？那可是个大好人啊！”

老刘叔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不是地下党员，并不知道太多情况。

连云心头却有许多问号，李老师是什么人，敌人为什么抓他，怎么如此大阵仗……

 

 

次年元宵节（正月十五，1940年2月22日）的晚上，借着到附近南关大街路西，“春发祥”杂货铺老板樊子云家拜年，连云探听李老师的近况。

樊子云既是老乡，跟李老师又交往多年，还是保李老师的领头人。

说到李老师，樊子云泪如雨下，却不敢哭出来，好半天才控制住情绪，小声告诉连云：“唉！可惜呀！多好的李老师，被日本鬼子残杀了！”

虽然没能救出李九德，毕竟使钱了，所以樊子云从敌人那里，得知了不少细节。

李老师被捕后，先被押在张登（今保定市清苑区张登镇）炮楼，受尽酷刑，坚不吐口。接着就被解往保定，押在臭名昭著的“三警所”，即天津日本警察署派驻保定的出张所，属日本外务省领导的特高系秘密警察。

 

 

人都说：“三警所如同阎王殿，到了那里，九死一生！”

三警所要走李九德，可见鬼子对此案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所以不能轻易杀掉，要通过李九德，搞清楚清苑到保定，甚至北平一带，共产党的地下运作方式和相关组织的历史沿革，进而一网打尽，有针对性实施破坏。

毕竟是“专业人士”，上来先来软的，好吃好喝好招待，金钱美女，功名利禄，开价相当高。对此，李九德同志嗤之以鼻，闭口无语。接着是硬的，老虎凳、辣椒水、压杠子、疲劳审讯、电流通脑、剔刺指甲……各种酷刑，使了个遍，也问不出什么。对鬼子、汉奸，李九德同志反复就是一句话：

“要杀就杀，杀我一个共产党，有更多的共产党起来杀你们！共产党是杀不完的！”

 

 

后来，李九德同志又以绝食相抗争。

黔驴技穷而恼羞成怒的敌人，在1939年年底，将其押赴“老炮队”刑场（又称东关大校场，今保定市莲池区东风东路与军校街交叉口的保定军校广场一带）。被绑在木桩上的李九德同志，用尽最后力气，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先砍右臂，再剖腹，鬼子又放出狼狗，上前撕咬……

李九德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7岁。

不过，有一个细节，却让张连云始终不敢相信。樊子云还说，出卖李九德的汉奸，就是李九德的父亲，他父亲一口咬定他是共产党，又是县干部。要不是如此，当时士绅出面去保，张登炮楼的敌人打个马虎眼，可能就过去了，不会送到三警所，无可挽回。

 

 

四十二年后的1982年，张连云同志也退休了，他来到冉庄，访问烈士遗孀隋雅香同志，才了解到更多的细节。

1939年7月31日，李九德同志在冉庄被捕。作为清苑县抗日民政府的教育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正在检查抗日小学的办学情况。被捕后，家人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隋雅香同志也是抗战干部，她告诉张连云：

“真正的共产党员是硬汉子！是有骨气的，我认为他死得光荣，他虽然没见到新中国的诞生，但他的血没有白流，我和孩子们都感到光荣和自豪；你们做学生的，有这样的老师，也会感到骄傲。”

 

 

关于出卖李九德同志的人，师母也证实了当年樊子云先生的说法：

“你们老师的被捕，听说与他父李老忠有关，已被当时抗日政府处决。”

人说虎毒不食子，李老忠为什么要把儿子，出卖给鬼子呢？

这就要从李九德同志的成长经历说起。

李九德，字化民，清苑冉庄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父亲李老忠，绰号“李大刀”，品质恶劣，思想反动，横行乡里，名声不佳。原本老哥俩，弟弟、弟媳去世早，财产、土地被他吃掉，留下个孩子，叫九月。原本跟九德一起念书，大伯不让其念书，百般虐待不说，还逐出家门，让其另立门户，一个人过，却不分财产分地。等于是吃干抹净，丝毫不讲亲情。

 

 

九德看不下去，向父亲陈情，说宁愿自己不读书，不吃不喝，也要弟弟能读书，有个温饱和存身处。父亲大怒，骂儿子书白念了，不听老人言，是忤逆。从此，父亲恨上了儿子，不跟自己不一条心。

李老忠在本地是出了名的不好惹，只有他占便宜，别人吃亏，否则你惹了他，就跟你死磕打官司。三天两头往县里跑，整天是官司长官司短。九德学习好，文章好，又写的一笔好字，所以李老忠再不愿意，也供着儿子读书，因为需要儿子给他写状纸，好借此讹钱讹地！

慢慢的九德开始反抗父亲，不但不给他写，还劝父亲得饶人处且饶人，乡里乡亲的，何必把事情做绝？

李老忠觉得儿子，这是胳膊肘往外拐，我供你读书，为你娶妻，你就这样报答我？一怒之下，李老忠就把李九德夫妻，还有孙子、孙女，都给赶出家门。

 

 

抗战初期，李九德同志担任二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长，本村士绅为了巴结他，就推举李老忠当了村干部。前者听说后，二话不说，罢免了父亲的职务，公开讲其父的性格脾气，为人做事，都不适合当村干部。

李老忠更加怀恨在心，扬言：“我就不信虎不食子！”

父子关系的破裂，让李九德非常伤心，却又无奈，毕竟他要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只能各走各路，与亲爹分道扬镳。

谁也想不到，李老忠真的出卖了李九德。当然作为汉奸，他也没有好下场，随后就被抗日政府处决了。

 

 

李九德烈士牺牲后，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学生，继续战斗，正如张连云同志所说的：

“我的恩师李九德烈土，牺牲半个多世纪了，但他那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高贵品质，严于利己、宽于待人、胸襟坦白、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尊重科学、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将载于史册，传流百世，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最后，我想以李九德烈士的一篇作文《我的人生观》（写于1933年12月），作为本篇结尾，也与大家今后共勉之。

 

“人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

这个问题，要从多数人来说，似乎很难回答；要从个人来说，却非常容易。因为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又有什么难解答的呢？

兹把我的人生观，写在下面：

入世的——

一个人自幼至长，所有的身体知识能力，都是多少社会力造成的。而许许多多未入社会，及甫人社会的人类，也正待我们去造成。人类交相成就，才有社会；社会交相成就，才有人生。人生与社会，是有极密切关系的。

 

 

那些居幽谷、隐林泉，自命清高的人，任凭他们怎样的，口口声声的，唱着出世的高调，任凭他们怎样度着，闲闲散散的，非俗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衣食住行，决不能跳出社会的圈子，结果不过成一个社会上的消耗者罢了。

他们嫌社会黑暗，嫌社会紊乱，便溜之乎也，安道社会有了病，不设法治疗，还会自己变好了不成？

人类如果都像他们那样消极，那样放弃，那样退却，社会早没有今日了！不定更弄到怎样糟糕呢？

我是绝对主张入世的人，只要在社会上活一天，就该努一天的力。

 

 

创造的——

人类的生活，是进步的，不是因袭的；是随时随地而易的，不是经常不变的。

社会好比一个平静的大水池，我们无论拿一块砖或一片瓦，向里面投去，多少总要受点影响，多少总要受点变化。我们如果看到那种生活不适宜、不美满，就应该从事改善与创造。只要我们认定有可做的必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任凭环境怎样作梗，都可置之不顾。

因为人这东西，大都是喜静恶动，安故习常。我们倘一努力，社会上发生许多直接间接的障碍，那是必然的反应，能说因此终止吗？

我们要知道人类生活，必有不断的努力，才会进化，才会美满。

 

 

乐观的——

我是整天假在嘻笑中过活的人，我无论遇到甚么灾难，或坎坷，总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找出路。什么咳声叹气啦，愁眉双锁啦，寝食不安啦，都是无济于事的懦弱表示，结果不过加一层厌世的观念，减一分建设的努力而已。

人在难处，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要在此时此地，创出一个新领域来。一个人能够努力职业，能够使职业进化，便是社会上最高尚、最有价值、最了不得的人，比那些高官富翁的人格地位，一点也不低。

因为人生顶荣誉的事，在能创造，并不是坐上汽车，住上洋楼，前护后拥的，才算威风，才算体面。虽然他们在物质上的享受丰厚些，精神上不及我们平安多哩！

 

 

不知自爱的人，往往盘算着做大官、发大财，不安于个人的职业。当逆境横前，便愁肠百结，又不能设法摆脱，故整日在愁城里渡生活。

我们倘能从职业中寻出趣味来，能从恶境中造出乐园来，必永远过着愉快的生活。

以上便是我的人生观的大概，小节目，我也不细说了。”

 

 

 

 

编辑：雁回锦书

来源：“党人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