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拒用海归”争议的实质为资本逻辑与劳动力控制的博弈

文/屠富全

董明珠在格力股东大会上的“拒用海归”言论引发了一场超越企业人才策略的广泛社会辩论。这场争议表面上围绕人才选拔标准展开，实则深刻揭示了全球化退潮背景下东大资本集团的内部分化与合流，以及劳动力商品化进程中的新动向。本文将从经济环境变迁、资本策略分化、劳动力控制机制和意识形态包装四个维度，剖析这场争议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最终揭示不同资本派系在劳动力压榨本质上的一致性，为劳动者认清自身处境提供批判性视角。

一、民族主义的“安全”叙事与劳动力市场现实

2025年4月22日，格力电器临时股东大会上，71岁的董明珠在成功连任董事长后发表了一番引发轩然大波的言论：“格力不招海归，怕有间谍”，“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她明确表示格力将坚持在国内高校自主培养人才，因为“忠诚是格力最核心的要求”。这番言论迅速分裂了舆论场：一方以《新京报》等官媒体为代表，批评其“背离常识”、“涉嫌就业歧视”；另一方则赞赏其“维护国家技术安全”的立场，甚至将之上升为“民族工业的底线守卫者”角色。

争议的表面是人才策略的分歧，但深层折射出的是东大经济下行时期的劳动力价值重估。2024年智联招聘数据显示，海归求职人数同比增长20%，达2018年的两倍，其中79.3%为硕士以上学历，但平均求职周期延长至6.8个月，15%的北京海归年薪不足12万，与动辄百万的留学投入形成尖锐对比。与此同时，国内高校毕业生人数在2025年再创新高，预计达到1222万，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质变。在这种背景下，格力等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才选择权”，而董明珠的言论实质是资本对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强势宣言。

格力的人才战略具有典型的民族资本特征：一方面，它通过“格力班”等校企合作项目，每年投入2亿元培养“嫡系”技术骨干，形成封闭的人才供应链；另一方面，它强调“忠诚高于能力”的价值观，2022年解雇涉嫌受贿的技术骨干事件，就展示了其对员工道德审查的严苛标准。这种策略在经济上行期可能被视为保守，但在全球化退潮时期、民族主义抬头的今天，却获得了“维护产业安全”的道德正当性。

反对者认为美的集团销售额已达格力的2倍多，且大量使用海归人才；华为更是以“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的开放姿态广纳全球英才。这种对比揭示了资本策略的谱系分化——跨国资本倾向于利用海归的跨国网络实现全球化布局，而民族资本则通过本土化培养强化控制力。但无论哪种策略，其根本目的都是最大化压榨劳动力，差异仅在于风险偏好和成本结构。

二、经济下行期资本策略的分化与合流

东大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下行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迫使不同性质的资本集团调整其劳动力管理策略。2024年东大GDP增速降至5%，制造业PMI连续6个月处于荣枯线下方，这种宏观经济环境极大增强了企业对劳动力成本敏感性。格力电器2023年财报显示，其研发人员离职率上升8%，但人力成本占比下降1.2个百分点，反映了“减员增效”的明确导向。在这种背景下，董明珠排斥海归的言论，本质上是对“高成本、难管控”劳动力的排斥——海归平均期望薪资15440元/月，比本土毕业生高出37%，且更可能挑战企业的管理模式。

民族资本的防御性策略在格力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分析格力2015年以来的“造芯”运动可以发现，其自主研发的1.2万名技术人员全部来自国内高校，形成了从芯片设计到空调组装的闭环生产体系。这种垂直整合模式降低了对国际人才网络的依赖，但也创造了特色劳动力控制机制：格力工厂实行“技术保密终身追责制”，员工离职后仍需遵守保密协议；其“董明珠学院”通过军事化管理培养“服从性”，学员需背诵《董明珠语录》并参加晨誓。这种体系下，海归带来的多元文化反而被视为管理成本，而本土培养的“标准化”人才更符合生产纪律要求。

与格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国资本（其中大部分为买办资本）的适应性策略。美的集团在东南亚设立研发中心，雇佣当地海归攻克文化壁垒；华为则通过“天才少年计划”以年薪200万吸纳全球顶尖毕业生。这些企业看中的是海归的“制度转译”能力——他们既理解东大企业的运营逻辑，又能对接国际规则。但这种策略同样服务于资本增值：华为的“奋斗者协议”要求员工放弃带薪年假，字节跳动的“大小周”制度都证明，国际化不等于劳动条件改善。两类资本的根本目的惊人地一致：最大化剩余价值攫取，差异仅在于路径选择。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为资本策略提供了实施条件。2025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24岁青年失业率仍高达14.3%，而海归与本土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日趋激烈。一个典型案例是：某新加坡本科、香港硕士的海归，花费百万留学后仅获6000元月薪offer，被迫接受薪资“腰斩”。这种供需关系逆转使企业能够推行更为苛刻的用人标准——格力在2025校招中明确要求候选人接受“价值观测试”，而某国企甚至规定QS前100名校海归需董事长特批方可入职。董明珠的“间谍论”不过是将这种买方市场优势推向了极端表述。

三、劳动力控制的隐蔽机制与意识形态包装

董明珠“拒用海归”争议不仅揭示了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控制，更展现了意识形态如何被巧妙运用来合法化这种控制。格力长期打造的“自主培养”话语体系，将经济决策转化为道德要求——“忠诚”被塑造为比技术能力更重要的员工品质。这种话语的运作机制在于：通过将企业利益与国家技术安全捆绑，使控制劳动力获得超越市场的正当性。2024年格力获得珠海市政府20亿元“芯片自主研发补贴”，恰印证了这种“安全叙事”的政策变现能力。

技术恐惧的操纵是另一重隐蔽机制。董明珠声称“无法辨别海归中的间谍”，将多个间谍案例（如某军工集团留学人员泄密事件）扩大为群体标签。这种论述故意忽略了两点事实：一是格力主营家用空调，技术敏感度远低于华为的5G设备；二是其使用的日本发那科机器人、德国西门子PLC系统同样存在“后门风险”，却未被排斥。选择性恐惧的实质是排斥成本更高的劳动力——海归通常更了解国际薪酬标准，且倾向于援引《劳动法》维护权益。数据显示，海归员工提起劳动仲裁的比例是本土员工的2.3倍。

争议中的民族主义包装尤其值得警惕。支持者将格力与华为并列为东大技术自立的标杆，却刻意淡化二者本质差异：华为2024年研发投入1412亿，47%用于全球人才网络；格力研发投入仅72亿，且集中于本土。这种叙事将资本策略差异简化为“爱国”与“卖国”的对立，掩盖了格力渠道改革不力、多元化失败等实际问题。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制造劳动者内部对立——本土员工被鼓励视海归为“特权竞争者”，而非薪酬同盟军，有效瓦解了集体议价可能。

政策工具的争夺反映了不同资本派系的博弈。格力积极呼应“中国制造2025”政策，通过“董明珠健康家”品牌重塑获取税收优惠；而美的则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布局时享受投资补贴。两类资本都在策略性使用国家话语：民族资本强调“国产替代”，跨国资本突出“国际循环”，实则共同目标是政策红利。这种分化在特朗普重启对华关税战后加剧——董明珠的言论恰发表于美国限制东大获取AI芯片的背景下，时机选择绝非偶然。

劳动力商品化的新阶段表现为从身体控制到思想规训的深化。格力要求新员工学习“奉献精神”，定期提交“忠诚度报告”；其“黑灯工厂”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员工动线全程监控。这些措施与“拒用海归”构成完整逻辑链：打造高度同质化、去个体化的劳动队伍。相比之下，华为的“蒙哥马利计划”允许科学家不打卡、不写周报，看似开明，实则更高效地榨取创造性劳动。资本控制艺术的进化，始终围绕如何更低成本地获取更高质量的劳动力。

四、资本的同质性与劳动者的出路

将董明珠“拒用海归”争议置于马克思主义下审视，表面对立的资本策略显露出本质的统一性。无论是格力排斥海归的“封闭模式”，还是华为拥抱国际人才的“开放模式”，都是资本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对劳动力商品的最优采购策略。格力2023年研发人员人均成本为21.4万元，低于行业平均的34万元；而华为虽然支付更高薪资，但通过“全员持股”将劳动强度提升至每周72小时。这两种模式恰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榨取，路径相异却本质相同。

劳动者的真正困境在于被资本建构的虚假对立所蒙蔽。海归与本土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内卷”，实质是资本刻意维持的分而治之策略。数据显示，2024年格力本土工程师平均月薪1.2万，美的海归工程师2.3万，但二者劳动生产率比值为1:2.5。这种差异反映的不是价值创造能力的差距，而是资本通过制造身份区隔阻止薪酬标准趋同。更严峻的是，国家政策在这种分化中扮演了保护角色——一方面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留学人才回国服务工作的意见》保障海归权益，另一方面允许企业包括国企在招聘中设置学历壁垒。

打破这一困局需要跨国界、跨身份的劳动者联合。德国IG Metall工会的经验表明，当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统一谈判时，薪资差距可缩小至15%以内。东大劳动者可资借鉴的路径包括：推动全国性劳动者协会建立，打破企业间“保密协议”壁垒；利用《劳动法》第3条提起集体诉讼，反对基于留学背景的歧视性条款；在知识产权诉讼中主张研发人员的集体权益。2024年深圳发生的“海归-本土程序员联合抗议996事件”证明，这种联合具有现实基础。

对“技术安全”话语的祛魅也很重要。格力“造芯”七年投入超200亿，但其碳化硅芯片仅用于空调变频模块，与英特尔、台积电存在代际差距。劳动者应当质疑：当董明珠以“安全”为由拒绝海归时，为何格力仍使用日本安川电机？这种批判性质询可瓦解资本构建的虚假二元对立。同样地，对跨国资本的“全球化”叙事也需保持警惕——华为的“狼性文化”证明，跨国资本同样奉行高强度榨取劳动力。

当前争议预示着全球劳动力价值重估的转折。随着东大制造业升级，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格力案例的启示在于：民族资本试图通过强化控制维持竞争力，但这终将遭遇人才瓶颈——其2025校招签约率已降至54%，低于行业平均的72%。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应是：劳动者通过技能认证体系（如IEEE标准）摆脱企业绑定；利用“数字游民”身份突破地理限制；推动行业薪酬标准透明化。这些举措虽不能一蹴而就，但为瓦解资本的绝对支配权提供了可能。

回到董明珠“拒用海归”事件本身，其真正价值在于暴露了全球化退潮时代资本策略的适应性困境。无论是封闭还是开放，资本始终在探寻最高效的劳动力榨取方式。而劳动者的觉醒，正始于识破这种“安全”与“国际”的标签把戏，认识到海归与本土劳动者被同一套逻辑商品化为“人力资源”。唯有跨越资本设下的身份鸿沟，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算法监控普及的今天，这一召唤比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

编辑：雁回锦书

来源：“平民角”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