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和所谓“左圈”人士(六)

文/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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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革命和所谓“左圈”人士(二)

无产阶级革命和所谓“左圈”人士(三)

无产阶级革命和所谓“左圈”人士(四)

无产阶级革命和所谓“左圈”人士(五)

列宁当初对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批判，是不局限于列宁那个时代，而适用于一切在工人运动中扎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我们可爱的“左圈”分子们从一时的革命冲动出发，对无产阶级自发性的崇拜，对阶级矛盾的扭曲性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解释，在网络上到处进行毫无意义的网络暴力，这些都是由“左圈”的阶级基础乃至整个社会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所要求的铁一般的纪律，高度严谨的社会分析，对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紧密联系以及对艺术斗争手段的灵活运用，和小资产阶级的冲动、妥协、软弱、无组织无纪律无原则之间的矛盾，注定了“左圈”是不能够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

有人提出，“不！“左圈”中也有无产阶级出身的！”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左圈”的定义，其次，个人不对阶级关系负责，有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依旧可以通过学习以及现实的斗争实践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也有无产阶级出身的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规律）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必须承认这一点，不然就是在犯出身论的错误了。我们之前提到，小资产阶级因为反抗官僚资本主义的需要会亲近无产阶级，也有部分无产者受到资本的豢养，加入到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中来，与小资产阶级们一同关注起这个阶级的状况与命运。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和受到豢养的“工人贵族”又作为表面上的无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担忧的情绪倾注到无产阶级身上。而重新回归到自发力量这一阶段的无产阶级，便及其容易受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所影响，小资产阶级就这样得到了无产阶级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的支持。因此，无产阶级中有人选择支持“左圈”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事实上“左圈”分子他们所规划出来的策略和路线，只是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出于保护自己利益、财产、地位和生活条件的需要，而妄图消灭垄断、消灭投机，重新回到自由竞争、自由交易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罢了，无论他们口头上怎么说自己是“左派”，他们确实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这一不触碰私有制的革命要求本身就是无聊的幻想，因为资本的发展趋势本身就必然是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而这一结果偏偏正是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结果（列宁《帝国主义论》），任何要求倒退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呼吁都是更有欺骗性和危害性的反动，因为这种呼吁本质上就是出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是扼杀革命的。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列宁《帝国主义论》）所以这也决定了为什么“左圈”分子会盲目混淆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区别，说什么统一战线，相互交流学习，甚至有的“左圈”分子完全倒向了帝国主义的一边，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帝国主义。他们说道，当在反XX问题上，我们（指“左派”）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无非是当年考茨基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所谓社会党人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个论调的拙劣复制品而已，在这里我们是看不到“左圈”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只是在掩盖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而抱着改良主义的纯真愿望而已。我们不难想象，当无产阶级革命真正爆发时，也就是假设无产阶级运动真的有什么神奇的东西使他们能团结并组织起来成为一支自觉的革命力量时，“左圈”分子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最危险的反动力量。这个神奇的东西，只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队伍，而无产阶级队伍形成并发展至成熟的每一步，都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突破性胜利。

在盲动的“左圈”分子眼中，我在《分歧》中提出的策略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逆不道”，因为他们只看到并且夸大了我所提出的策略中的保守部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进行革命斗争活动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必须结合现实阶级斗争形势。

历史上每个阶级因各自的阶级地位和状况不同而导致逻辑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斗争运动陷入低潮时保存实力，革命机会到来时抓紧时机，越战越勇，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逻辑；不合时宜，盲目运动，面对现实时又倒向反动的一方，这是小资产阶级自发的逻辑；死守旧制，害怕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形而上学。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明白，条件不是说有就有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及其变化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会否认这样的情况的存在，即革命在今天还不具备条件，那我们就不应当盲目行动，而明天条件又能够迅速地形成的时候就应该果断地抓紧时机，并英勇无畏地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完全且应当可以说，《分歧》里面所提出的策略的保守性，本质上却是为革命性服务的。

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要制定当前的斗争策略，那么我们就当明了当前中国的形势。资本主义目前还处于它的上升时期，尽管它所造成的一系列恶果和弊病正在社会各个领域爆发出来，它在上升的同时就已经暴露出自己的腐朽和黑暗，但日益牢固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官方的部分改良措施吸收了这些恶果对于制度根基的相当部分的冲击，使得由它造成的矛盾分散化和变得间接了。统治阶级用地域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个人发展的因素分化了工人阶级。统治的意识，是一种处于昏睡状态的混合着民族主义的、庸俗和市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不仅赋予市场经济制度以灵光，同时也提供以民众对的幻想。这不仅在大部分国民那里是这样，在无产阶级群体中同样是这样。因此，当务之急，并不是立即付诸实践，还不具备那样的条件。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巨大的艰辛努力而一砖一瓦地为通往革命的道路扫除障碍、铺垫地基的革命的准备时期。并且，我们还处于这种准备时期的最开始阶段。不应该好高骛远，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适合当前我们队伍中大多数人的行动方案。当务之急，是澄清和重新厘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并且将这些原则传播出去。制造舆论，争取人心，这是在任何一个变革的前夜都必须去做的事情。

今天的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崩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这一历史悲剧中再次被冲击成了受压迫、受剥削、不觉悟、在政治上处于被动的自发力量，我们的“左圈”第一时间不是思考如何锻炼无产阶级队伍，让有担当的人依据科学规划出的革命路线和方针去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重新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坚定的彻底的革命力量，同时自身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知，反而从承认这种松散状态的合理性出发，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并让无产阶级去当他们的跟随者，而不是反过来让无产阶级自觉去主导革命的方向，并以此为前提吸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去支持和拥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这种幼稚的判断没有看到如下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自由派与现制度的这种分歧，对于整个中国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言仅仅具有完全内部的意义，它们仅仅是资产阶级内部关于具体统治形式和“国家建设方略”的有限分歧，而决不会上升到威胁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秩序的程度。幻想依靠在这种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虚假分歧的投机，而为工人谋求利益，是荒谬的。第二，上述幼稚政论的簇拥们没有看到近二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那就是：在内外社会压力的推动下，它已经通过一系列“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和谐社会”等等自我调适的步骤，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己早期的那种封闭性和精英的体制性，采取了越来越多的保护和支持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而越来越试图将各类新生的精英群体和自由资产阶级因素纳入自己所构建的新时代统治的同盟内了。

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从第一点所述的统治集团内有限的分歧去进行投机是荒谬的，而且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旧精英与新精英的结盟，体制对于体制外资产阶级的收买，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也更换了自己的统治基因。“三个代表论”出台后，就已经为新生的企业主挤入执政党内敞开了大门。私营企业家在党内比例的上升、资本家在各级人大中席位的不断增加、国家权力机关与工商业资本的日益密切的联系、“非公有制”成分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法律地位的提高——这一切，都精确地记录着二十年来在新生资产阶级群体的积极社会活动和商业游说下他们所取得的对于传统统治集团的胜利。

时至今日，随着原本属于官僚资本的那些垄断行业的放开，过去曾与官僚鲜明相对的自由资产阶级与现存制度和权力体系的联姻和共谋也进一步加速了。

自由资产阶级与曾经被它想象为“敌人”的体制之间，已不再是泾渭分明和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了。随着他们自己工业的和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扩大，必然促使资产阶级谋求权力的后盾，当现统治集团主动向他们抛出橄榄枝时，谁又会不因此而心动呢？随着竞争的加剧，浸透了民族主义精神和懦弱保守的中国小市民习气的老板们必然感到：一个“强大”的威权和统制性的制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尽如意，但在当前背景下，却似乎合理地成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在国内和海外区域性的独断的统治地位或竞争优势的“秘密的源泉”。中国自由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革命性”的，它的政治思想体系曾经在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还在80年代后期被群众当做是“自己”的公开的“精神旗帜”。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纵深推进和结构的重组，自由资产阶级本身的分化、瓦解和演变也在上演。当今天自由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曾经独立的力量而越来越被既有体制所吸纳、越来越被统治集团的共同体而承认和扶持，它自身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也就日趋模糊了，它的革命性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对现实的辩护。

自由派作为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利益政治派别，它对于资产阶级群体的作用和意义，势必随着自由资产阶级在中国政治总体格局中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今天，作为一股反对政治力量的自由资产阶级不仅已经消失，代表这个阶级的特殊历史阶段的特定思想和政治的派别——自由派，其早期的激进色彩也已褪色。不仅左派作为一个共同体是虚幻的，那种认为自由派内部毫无分化的观点也是虚幻的。不要再空谈某个抽象派别来自欺欺人了。现实是：自由派的主体已经融入了现存制度，充当它的必要补充和“建设性的反对派”（例如茅于轼吴敬琏等人就是这样）；而那些少数继续坚持拒绝承认现制度的部分，则已经不同程度地蜕化为与政见或学术的小团体了（如贺卫方、江平等“法律党”）。即便在后一种情况下，自由派的小团体们也不再诉诸根本XXXX，而仅仅满足于“党的领导要在现代法律宪法框架下进行”这类小修小补了。各方面的事实均表明了，今日自由派身上已经不同程度地染上了特色病，它的主流已经被体制所同化了（曾经属于自由派的那些政治和经济的主张，现在很多已经在政府的措施中得到践行了）。而它的个别的激进团体（往往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既没有社会影响，也不可能在本阶级内争取到自己牢靠的基础。无数资本家宁愿付钱以换取到一本党员证、买到一个政府职位，宁愿匍匐在民族复兴的神像下，也不愿意冒着风险去听信某个网络座谈会的宣讲。这不是说自由派、自由资产阶级与现制度毫无矛盾和分歧，我所要指出的是，这种矛盾和分歧的性质从总体变为局部、从激烈走向相对缓和的趋势。这是过去二十年的总趋势，根据当前社会经济情况，有理由认为这一趋势将会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再沉湎于自由派的“革命性进步性”，这实际上是要求它去做与它的利益相抵触的事，已经是从一厢情愿出发、背对现实的可笑行径了。

以上对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勾结以及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必然出卖的揭露，我在《分歧》一文中已经有所论述，然而“左圈”分子们却依旧不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由派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危害性，却依旧死抓住《分歧》中的“保守性”不放，还批评我死守“列宁主义教条”，然而偏偏是“左圈”分子自身就把革命教条化理想化了，认为革命的过程必须是激进的，只要这个革命足够激进，其他阶级便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便会主动支持我们了，偏偏是“列宁主义教条”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时刻认清反动派的真面目，偏偏是“列宁主义教条”教导我们必须依据局势灵活使用斗争手段坚持斗争。

“左圈”分子认为因为阶级的不成熟，所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要依靠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去争取工人阶级，事实上工人阶级不是靠马克思主义者出卖原则而争取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联合成一个队伍，并使这个队伍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理论水平高，立场鲜明且坚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展现毫不妥协和退让的坚决的斗争，才能真正把工人阶级乃至整个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羽翼”中争取过来。联合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这个论调它更为荒谬的一点是，事实上自由派的思想现在在工人阶级中是没多大市场的，相反，更多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采取无知和麻木的态度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依旧占据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时间，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只有比以往更厉害，对生存问题的忧虑也占工人阶级思想中的绝大部分，中国政治现状本身也没有为工人阶级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政治和工人阶级已经是对立了。因此，当今马克思主义者更需要做的就是重新激发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或者说是阶级意识，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中国工人阶级所展现的只不过是各种空洞而逻辑紊乱、词句晦涩又复杂繁琐、诱人又不切实际的蓝图而已，而马克思主义者要告诉工人阶级的，正是切实依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而揭示他们的历史地位及历史任务，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对工人阶级呐喊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与压迫，创造社会主义新世界！

不难看出，事实上“左圈”分子与当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一样，奉行“运动就是一切，其他什么都不是”这一机会主义教条，推崇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发性，它等待革命斗争能从群众被挑起的愤怒中诞生。然而，资本主义的文化规律就是知识、教养与智慧在资产阶级中积累，而无知、野蛮与愚昧在无产阶级中积累。固然，无产阶级群众的愤怒是革命的前提，没有这种愤怒，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空想，但单纯依靠无产阶级的愤怒而又不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教导无产阶级，宣告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让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让无产阶级斗争运动朝着无产阶级专政方向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也是空想。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自身本来就不可能得出系统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解放的学说只能是由主动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并时刻关注无产阶级利益及解放的非无产者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也是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哪一个不是非无产者家庭出身，但他们却能主动负起民族解放乃至是全人类解放的责任，探寻历史发展规律，主动站在资本主义掘墓人即无产阶级的一边，并指导无产阶级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同时自己解放自己。这些非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必须组织在一起，颁布立场鲜明斗争性革命性强且科学的纲领，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并推举出其中最有威望最有能力且最坚定的人组成稳定的集团，去亲近无产阶级群众，教他们马克思主义，有组织有计划地在群众中在工会中甚至在反动的议会中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做工作。而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能把它视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并能够主动去发展它，丰富它，使无产阶级变成自觉的有纪律有组织的彻底的革命力量。

至于“回到文革”的幻想，则更加显示他们对自发性的崇拜，他们理想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完全全依靠群众的力量去进行揭发、批判与斗争，他们只看到了文革的形式，而没有看到文革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环这一实质，从而忽视文革中所要求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尽管“左圈”分子喊红色口号喊得比谁都漂亮），脱离历史和现实事实谈文革，只看到了文革中由群众发起并进行的斗争，实际上这只是小资产阶级政治任性的体现罢了。这些“回到文革”的幻想家，甚至忽视了在文革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是依靠坚决的无情的斗争实现的这一历史事实。

必须明白，无产阶级群众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愤怒背后包含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而深刻的阶级矛盾，而这种愤怒以及由这种愤怒所引起的自发的行为也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但仅仅是萌芽而已。而无产阶级的任务则在于怎样抓住无产阶级群众的愤怒，把这种愤怒转化为革命的热情，主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离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蒙蔽与利用，而依靠自己完成解放自身的使命。

只有用“时髦”的小资产阶级概念和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观点去看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才会把“领袖”与独裁完全挂钩，把“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对立起来，用空洞而虚伪的“民主”、“自由”、“平等”来对抗无产阶级的纪律，这种论调只能反过来证明“左圈”分子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罢了，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编辑：红日欲出

来源：共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