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

文/工人理论学习组

【原编者按】16世纪末，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了。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早已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这个革命是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17、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因而它们还能够以自己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来冒充整个社会的利益，也有能力领导这次革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当时资产阶级为了切身的利益，必须维护科学，而维护科学实际上就是维护唯物主义。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成就的主要标志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与这一时期适应的资产阶级哲学，主要还是针对传统的经院哲学与宗教神学的。当时在英、法等国等形成了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各种进步派别。

一

英国是近代唯物主义的故乡。适应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产生了培根和霍布斯。培根和霍布斯的共同特点是反对经院哲学和传统的宗教教条。恩格斯指出:“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培根(生于公元1561年)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时期，出身于英国的封建贵族，政治上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但主张国王应当依靠国会；他害怕人民群众，叫嚷群众是动乱的原因，但又认为群众动乱是由于饥饿和不满；他提倡改革，主张发展工商业。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培根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上进精神。热情地颂扬科学知识，赞赏技术发明。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为此他曾猛烈攻击经院哲学，说它像献身于上帝的修女，是不能生育的。它生殖的不是胎儿，而是像刺那样令人厌烦的争论。等等。 

培根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物质是生动的、可感的；马克思指出:在培根那里，“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不像后来的机械唯物主义那样把物质看作是死的、抽象枯燥的，使物质世界失去了感性的光彩。培根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而且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永恒的，并有各种形式。这些观点都是有别于后来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但是他把运动看作是有限形式的不断重复，否认运动形式的无限多样性。培根反对远离自然，向往“天国”，反对所谓“神的启示”。 但是他又承认“二重真理”。认为真理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种是从神的启示与信仰中所领悟来的，一种是从自然与咸官经验中得来的。前一种属于神学领域，后一种属于科学领域。各自独立，互不干扰。在热情宣传唯物主义的同时，在科学日益倡新的形势下，仍要容忍宗教，这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对封建势力和宗教神学的妥协。

继培根之后，英国资产阶级的哲学代表是霍布斯(出生于公元1588年)。霍布斯是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奠基人，在霍布斯的时代，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被人看作是逻辑思维的典范，伽里略的力学是自然科学的榜样。人们企图用纯粹机械的、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研究一切，哲学也不例外。霍布斯还是英国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利益的代表。他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激烈进行的年代，国家政权问题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也是霍布斯十分关心的问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农民和城市平民，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害怕人民，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一直怀恨在心。因此，他们不是同人民而是同“新贵族”结成同盟，依靠君主专制进行这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霍布斯就是这场革命的舆论制造者。 

霍布斯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在国家出现以前，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从自私自利的目的出发，要求保存自己，排斥他人。从而一部分人的私欲与另一部分人的私欲发生冲突，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霍布斯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剥削、竞争、人压迫人、人掠夺人的历史真象，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但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国家出现以前的所谓“自然状态”，人类处于原始社会时期，为了同自然斗争，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协作的。只是后来出现了剥削，形成了阶级，产生了国家，才有掠夺、压迫、战争等社会现象。霍布斯把资产阶级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原则的相互关系，看作是整个人类唯一的相互关系，甚至在原始社会里就有了，而且是永恒不变的。这是形而上学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主席指出:“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霍布斯的观点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

霍布斯的这种观点是反对“君权神授”的，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是为保护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既然是天生的仇敌，在无人管束的“自然状态”下，相互厮杀，普遍战争，人们就无法保存自己。为了“和平”、“福利”，即为了“保存自己”的自私目的，人们必须达成协议，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一个人或一个议会。根据相互同意的“社会契约”，结束自然状态，建成国家。契约是“臣民”彼此之间订立的，国家“元首”不是订约的一方，他没有违反契约的问题，他的统治权力是绝对的，人民起来革命，推翻统治者，就是破坏自己最初订立的社会契约。据此，霍布斯认为当时处死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是不正义的。不过霍布斯认为，“元首”有责任把国家管理好，使人民得到安全。实际上是要求保护资产阶级的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就是霍布斯拥护君主专制的目的。

霍布斯对英国人民群众运动一直怀有敌意。他把英国人民看作是“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并且号召通过君主专制镇压这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因此，他主张国家必须有超越一切的力量，就像基督教神话传说中的巨大海兽“利维坦”一样，凭着它的“权力与力量引起的恐惧”，对内维持和平，对外防止侵略。这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绝不是维护“和平”的，更不是根据人们之间“相互契约”建立的。国家不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不是为整个社会谋“福利”的，而只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只是为统治阶级谋“福利”的。霍布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当然无法了解国家的真正起源和国家的阶级本质。霍布斯在自然观方面是一个无神论者，认为宗教产生于人们的无知和恐惧。但是他认为宗教对国家有利。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国家应该制定一些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像苦味的丸药，只宜吞服，不宜嚼碎。霍布斯的主张露骨地反映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宗教麻痹人民的企图。

二

“唯理论”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对抗经院哲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武器。它以“理性”为标志，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所谓“理性”，笛卡儿标榜为“正确的作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似乎对社会上各个阶级都是适用的，实际只是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理想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一种表现。“唯理论”不承认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割裂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之间的联系，它认为只有理性靠得住，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笛卡尔(生于公元1596年)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是 17世纪法国卓越的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同时也是近代欧洲第一个唯心的唯理论哲学家。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力量本来软弱，又被遍及法的群众起义所吓倒，它没有勇气和力量推翻法国的封建统治。法国的封建君主国家也希望依靠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于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君主国家相互妥协了。同时，那时法国天主教会的势力特别强大，资产阶级还不敢公开冒犯它。因此，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带有妥协性的。它的哲学代表就是笛卡尔。 

笛卡尔主张“永远只许听从我们理性的证明”，并且反对仅仅关在书房里读书和进行思辨推理。这反映了笛卡尔对经院哲学、对传统的宗教教条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这是笛卡尔的进步方面，它反映了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但属于次要方面。最主要的是:他对封建秩序和天主教会不敢有任何公开的触犯。他说:“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笃信上帝恩赐我从小就领受到的宗教信仰”，笛卡尔主张“明哲”、“中道”，不走“极端”，实际上是反对社会变革，反对破坏旧有的封建秩序。这是他的保守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它反映了行将没落的封建主的利益和愿望。笛卡尔政治上的这种二重性格决定了他的哲学也是二重性的。

他从唯心的唯理论出发，认为对凡是未经“理性”审查的一切，都应采取怀疑态度。一切都可以怀疑，但是，“有个正在怀疑”、“正在思想”的我却是无可怀疑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我思故我在”。就是说，我在怀疑、我在思想，所以“我”存在。从思维引出存在，从思维的“我”的真实，引出存在的“我”的真实。但是，这个“我”还不是肉体的即物质的我，而是做为理性即思维的“我”。因为照笛卡尔看来，怀疑是一种思想活动，这时的“我”只能做为心灵，即精神实体而存在。这就是说，笛卡尔通过怀疑，首先肯定了思维实体的存在。做为思维实体的“我”的存在无可怀疑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明白地想到我在思想，我在怀疑。但是，客观事物是否存在，尚待证明。笛卡尔认为，如果在观念中找不到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以证明客观事物的存在，就不能保证它的存在。笛卡尔认为这个观念就是“无限完满的上帝”。他觉得既然上帝存在了，就可以保证我的观念真实。因为我清清楚楚地咸觉到物质世界的存在，如果它不存在，那就是主宰世界的上帝欺骗了我，但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是不会欺骗人的。所以人们见到的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按照这种说法，世界有两个实体:一是精神实体-灵魂，它能思想，不占有空间，没有体积，一是物质实体-物体，它不能思想，占有空间，有体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各自独立的实体。精神实体不依赖物质实体，物质实体不依赖精神实体。这就是说，世界有两个本原，一是精神，一是物质。这就是哲学上所谓的“二元论”，其认为两个实体或本原都是最高的精神实体-上帝所创造的。因此，“二元论”归根结底仍然是唯心论。

和笛卡尔一样，伽桑狄（生于公元1592年）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具有法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过他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中较为激进阶层的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制，拥护当时法国正在发展着的中央集权制；伦理道德上，他从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人生最高美德是追求幸福，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哲学上虽然反对宗教神学，还反对笛卡尔唯心的唯理论，但是很不彻底。

斯宾诺莎（生于公元1632年）出身于荷兰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7世纪的荷兰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的势力还很严重。荷兰的资产阶级在镇压人民上与封建贵和天主教会是一致的，在发展资本主义上，却还存在着矛盾。因此，它还表现着上升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斯宾诺莎就是它的杰出代表。

斯宾诺莎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受自然的必然性支配。表面看来，人是自由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事，实际上是受情感、欲望支配的。这些情感、欲望又都是服从自然的必然性的。因此，人并不是自由的，为所欲为的，而是受必然性支配的。人们为了获得自由，必须使理性认识必然性，按照必然性行事。当认识了必然性以后，必须用理性控制感情，使自己的情感服从自然的必然性，否则就只是情感的奴隶。这样，认识必然性就成为获得自由的前提，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照他看来，这是理性知识中最高的知识，是人们获得幸福的知识，也是保持高尚情感的知识。但是，斯宾诺莎认为，这种境界只有少数“智人”才能达到，人民大都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这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卑视。当年的斯宾诺莎所以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同他以“智人”自居，孤傲于众是有联系的。 

斯宾诺莎朴素地认识到了自由与必然是矛盾的统一。但是，这种认识是消极的、直观的。它离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只是要求人们达到“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认识”。自由就是认识了的自然必然性，而不是去积极地影响这种必然性。因此，它只能对人起一种限制作用。实际上，自由不仅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且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离开了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人们既不能获得自由，也谈不到对必然性的认识。斯宾诺莎脱离了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仅仅承认自然的必然性。人在自然的必然性面前就只能控制情感，听命自然了，人就成为自然的必然性的奴隶了。这种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但却是反辩证法的。马克思曾指出他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

莱布尼茨(生于公元1646年)是德国封建专制的辩护士。17世纪的德国还是一个有许多封建诸侯割据的封建国家，经济上分散落后，政治上各自独立。封建地主的势力特別猖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刚刚萌芽。德国的资产阶级希望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还不敢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他们希望通过封建君主，实行“开明专制”，发展资本主义。莱布尼茨就是当时软弱而新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17世纪的唯物论把物质看作是自己不能运动的，它的运动只能来自外力。莱布尼茨利用了这一缺陷，指出物质既然是不动的，就不能成为最后的实体。同时，构成世界的最后单位，必须是真正单纯的，不可分的；而物质性的“原子”，不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可以分割的。于是，他提出了唯心论的“单子论”。所谓“单子论”，简单地讲，就是:世界是由无限多的、客观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精神性的单纯实体--单子构成的。单子是不可分的实体，是绝对单纯的；它不能有部分(有部分就能分开)。因此，不能从量上设想，不能像物质的东西一样来分；只能从质上，即从精神方面来着眼。正像圆可以分，圆的性质不可以分一样。由于单子没有部分，所以不能按自然方式产生与消灭，它的产生与消灭，只能由上帝决定。这是纯粹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最后，莱布尼为了替德国的封建秩序辩护，提出了“预定的和谐”。单子彼此各自孤立，但又相互和谐统一。这种和谐与统一，是上帝创造每一“单子”时预先安排好的。因此，整个世界是必然的，德国的封建等级制也是必然的，不能破坏的。莱布尼茨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基本上是属于形而上学的。他力图证明上帝万能，等级制度合理，则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投靠封建势力的软弱性格。

三

“唯理论”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对抗经院哲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武器。它以“理性”为标志，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所谓“理性”，笛卡儿标榜为“正确的作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似乎对社会上各个阶级都是适用的，实际只是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理想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一种表现。“唯理论”不承认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割裂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之间的联系，它认为只有理性靠得住，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笛卡尔(生于公元1596年)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是 17世纪法国卓越的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同时也是近代欧洲第一个唯心的唯理论哲学家。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力量本来软弱，又被遍及法的群众起义所吓倒，它没有勇气和力量推翻法国的封建统治。法国的封建君主国家也希望依靠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于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君主国家相互妥协了。同时，那时法国天主教会的势力特别强大，资产阶级还不敢公开冒犯它。因此，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带有妥协性的。它的哲学代表就是笛卡尔。 

笛卡尔主张“永远只许听从我们理性的证明”，并且反对仅仅关在书房里读书和进行思辨推理。这反映了笛卡尔对经院哲学、对传统的宗教教条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这是笛卡尔的进步方面，它反映了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但属于次要方面。最主要的是:他对封建秩序和天主教会不敢有任何公开的触犯。他说:“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笃信上帝恩赐我从小就领受到的宗教信仰”，笛卡尔主张“明哲”、“中道”，不走“极端”，实际上是反对社会变革，反对破坏旧有的封建秩序。这是他的保守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它反映了行将没落的封建主的利益和愿望。笛卡尔政治上的这种二重性格决定了他的哲学也是二重性的。

他从唯心的唯理论出发，认为对凡是未经“理性”审查的一切，都应采取怀疑态度。一切都可以怀疑，但是，“有个正在怀疑”、“正在思想”的我却是无可怀疑的。于是他做出了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我思故我在”。就是说，我在怀疑、我在思想，所以“我”存在。从思维引出存在，从思维的“我”的真实，引出存在的“我”的真实。但是，这个“我”还不是肉体的即物质的我，而是做为理性即思维的“我”。因为照笛卡尔看来，怀疑是一种思想活动，这时的“我”只能做为心灵，即精神实体而存在。这就是说，笛卡尔通过怀疑，首先肯定了思维实体的存在。做为思维实体的“我”的存在无可怀疑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明白地想到我在思想，我在怀疑。但是，客观事物是否存在，尚待证明。笛卡尔认为，如果在观念中找不到一个“清楚明白的观念”，以证明客观事物的存在，就不能保证它的存在。笛卡尔认为这个观念就是“无限完满的上帝”。他觉得既然上帝存在了，就可以保证我的观念真实。因为我清清楚楚地咸觉到物质世界的存在，如果它不存在，那就是主宰世界的上帝欺骗了我，但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是不会欺骗人的。所以人们见到的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按照这种说法，世界有两个实体:一是精神实体-灵魂，它能思想，不占有空间，没有体积，一是物质实体-物体，它不能思想，占有空间，有体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各自独立的实体。精神实体不依赖物质实体，物质实体不依赖精神实体。这就是说，世界有两个本原，一是精神，一是物质。这就是哲学上所谓的“二元论”，其认为两个实体或本原都是最高的精神实体-上帝所创造的。因此，“二元论”归根结底仍然是唯心论。

和笛卡尔一样，伽桑狄（生于公元1592年）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具有法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过他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中较为激进阶层的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制，拥护当时法国正在发展着的中央集权制；伦理道德上，他从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人生最高美德是追求幸福，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哲学上虽然反对宗教神学，还反对笛卡尔唯心的唯理论，但是很不彻底。

斯宾诺莎（生于公元1632年）出身于荷兰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7世纪的荷兰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欧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的势力还很严重。荷兰的资产阶级在镇压人民上与封建贵和天主教会是一致的，在发展资本主义上，却还存在着矛盾。因此，它还表现着上升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斯宾诺莎就是它的杰出代表。

斯宾诺莎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受自然的必然性支配。表面看来，人是自由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事，实际上是受情感、欲望支配的。这些情感、欲望又都是服从自然的必然性的。因此，人并不是自由的，为所欲为的，而是受必然性支配的。人们为了获得自由，必须使理性认识必然性，按照必然性行事。当认识了必然性以后，必须用理性控制感情，使自己的情感服从自然的必然性，否则就只是情感的奴隶。这样，认识必然性就成为获得自由的前提，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照他看来，这是理性知识中最高的知识，是人们获得幸福的知识，也是保持高尚情感的知识。但是，斯宾诺莎认为，这种境界只有少数“智人”才能达到，人民大都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这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卑视。当年的斯宾诺莎所以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同他以“智人”自居，孤傲于众是有联系的。 

斯宾诺莎朴素地认识到了自由与必然是矛盾的统一。但是，这种认识是消极的、直观的。它离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只是要求人们达到“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认识”。自由就是认识了的自然必然性，而不是去积极地影响这种必然性。因此，它只能对人起一种限制作用。实际上，自由不仅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且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离开了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人们既不能获得自由，也谈不到对必然性的认识。斯宾诺莎脱离了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仅仅承认自然的必然性。人在自然的必然性面前就只能控制情感，听命自然了，人就成为自然的必然性的奴隶了。这种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但却是反辩证法的。马克思曾指出他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

莱布尼茨(生于公元1646年)是德国封建专制的辩护士。17世纪的德国还是一个有许多封建诸侯割据的封建国家，经济上分散落后，政治上各自独立。封建地主的势力特別猖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刚刚萌芽。德国的资产阶级希望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还不敢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他们希望通过封建君主，实行“开明专制”，发展资本主义。莱布尼茨就是当时软弱而新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17世纪的唯物论把物质看作是自己不能运动的，它的运动只能来自外力。莱布尼茨利用了这一缺陷，指出物质既然是不动的，就不能成为最后的实体。同时，构成世界的最后单位，必须是真正单纯的，不可分的；而物质性的“原子”，不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可以分割的。于是，他提出了唯心论的“单子论”。所谓“单子论”，简单地讲，就是:世界是由无限多的、客观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精神性的单纯实体--单子构成的。单子是不可分的实体，是绝对单纯的；它不能有部分(有部分就能分开)。因此，不能从量上设想，不能像物质的东西一样来分；只能从质上，即从精神方面来着眼。正像圆可以分，圆的性质不可以分一样。由于单子没有部分，所以不能按自然方式产生与消灭，它的产生与消灭，只能由上帝决定。这是纯粹的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最后，莱布尼为了替德国的封建秩序辩护，提出了“预定的和谐”。单子彼此各自孤立，但又相互和谐统一。这种和谐与统一，是上帝创造每一“单子”时预先安排好的。因此，整个世界是必然的，德国的封建等级制也是必然的，不能破坏的。莱布尼茨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基本上是属于形而上学的。他力图证明上帝万能，等级制度合理，则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投靠封建势力的软弱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