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关”，我要革命与八十一难

 

文/党人碑

 

 

登上十六铺码头的英国邮轮，七位年轻人多少还是有点小兴奋的。

终于可以脱离日本人的魔掌，即将奔赴革命的延安，仿佛下一秒，就能换上军装，拿起枪，跟鬼子真刀真枪，大干一场，岂不快哉？

然而，大家正在各自铺位上畅想将来的时候，忽闻舷梯响，接着进来三个凶神恶煞，端着三八大盖的日本兵，牵着一条龇牙咧嘴的大狼狗，还跟个点头哈腰的汉奸翻译。

笑脸对鬼子的汉奸，转脸对自己同胞就换了面孔，仿佛谁都欠它几百块似的。这家伙告诉大家，蝗军例行检查，要抓抗日分子，有的话自己站出来，别让太君麻烦！

 

 

通舱有近百人，逐一检查，三位壮实的中年汉子，两位年轻妇女，被它们没有任何理由，就抓走了。因为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不少人挨了汉奸的巴掌和鬼子的枪托。

临走，狼狗在一位乘客身边狂吠不止，汉奸过来搜查，这是位木匠师傅，随身带了只木箱，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几件工具，无非斧凿锛刨、墨斗和鲁班尺之类的。狼狗从中叼出一把有血迹的凿子，木匠解释，说是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手弄破，粘上去自己的血，没来得及擦干净。

不管青红皂白，鬼子上去就把木匠师傅也抓走了。

对此，船舱里的男女老少，所有的中国人，敢怒不敢言。这就是亡国奴的待遇，任人宰割的恐惧感和屈辱感，令人窒息，更令人胆寒。七位未来的“八路”，也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但这离开上海前，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却是最好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年轻人勇敢向前，终结中华民族被奴役、被虐待、被屠杀的厄运，创造自由解放的明天。

 

 

三声汽笛响过，1938年8月8日上午10时，轮船告别上海，驶离十六铺码头，顺黄浦江，驶向长江口。

陈剑飞拉着周三新、孙镇波，登上甲板，望着滔滔江水，以各自名字为题，畅谈抗日理想。

快人快语的周三新，先开了张，他说：“我的名字‘三新’，现在可有了新的解释，到了‘那里’，焕然一新的环境，能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了，这是‘一新’。”

孙镇波轻声插话：“将来我们打回上海，那时的上海就叫‘新上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第一个就给他砸了，洋人不论是哪国的，都不许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洋大人’横行霸道，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这是‘二新’。”

 

 

陈剑飞也凑过来，说：“奚老师讲过，赶走了日本鬼子，要建立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田耕，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衣穿，人人有书读……这是‘三新’。”

周三新笑了：“新环境、新上海、新中国，这‘三新’的含义太好了。为了这‘三新’，叫我干啥都行，死也不回去当亡国奴。有朝一日，中国的未来将被我们改造，为了这一天，粉身碎骨，又有何妨？”

陈剑飞接着说：“我名字，原来的含义是壮志凌云，做番事业。现在也有了新的含义，飞剑凌空，斩杀鬼子。日本侵略者欠上海人民，欠全中国人民的血债，要一笔笔算清楚，不把鬼子赶出中国，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我也绝不下战场！”

孙镇波说：“我想了很久，镇波，应怎样解释？日本鬼子兴风作恶，波浪滔滔，我要镇锁恶波，永保安澜，镇波的含义就在此。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想将来的中国，一定会是这个样子的。”

此时，轮船已经过了吴淞，驶到了长江入海口。

 

 

陈剑飞指着西面荒凉死寂的宝山县城，说：“去年9月，鬼子海陆空，坦克、大炮一起上，疯狂地轮番攻击宝山，姚子青营长率六百官兵，死战不退，全部壮烈牺牲，与宝山城共存亡，真是英雄啊！”

对此，大家唏嘘不已，感慨万分。

要是全中国的军人，都这么有种，上海会丢吗？东四省会丢吗？平津会丢吗？将来我们上了抗日战场，都别当孱头，如果战死沙场，那就是无上荣光。谁要活下来，再回上海，船过此处，如见波涛如山，那便是英灵归来，别忘冲着潮头喊一嗓子：

某年某月某日，日本侵略者被逐出中国；某年某月某日，中国军队会师富士山！

战死者，当含笑九泉。

 

 

三位年轻人，向宝山的方向三鞠躬。

船驶出吴淞口，驶入长江，在长兴岛以南，驶进东海。穿过杭州湾，西望舟山群岛，由福建海面通过台湾海峡，进入了广东沿海的南海海域。

第三天晚上，到达香港。

登岸时，刚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亡国奴“教育”的他们，又被英帝国主义继续“教育”，这一课叫“殖民地”。港英当局规定：华人上岸，每人要缴纳5块银元的人头税，外国人不用。

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人在中国自己土地上，凭什么要向英国人缴纳人头税？而且凭什么只向中国人征收，外国人就不用，这不是歧视中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人格吗？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和通融，不得不交，不交就不能上岸。

这是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是清政府卖国求荣，跟英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恶果。近代以来，从大大小小的西方列强到东亚的日本，几乎都曾经侵略过中国，侵略的同时中国人民也都先后进行过英勇的反侵略斗争，然而从1840年到1900年，所有的反侵略战争都失败了，并且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国家主权被一步步损害，国家利益被一层层盘剥，中国人民遭受的痛苦越来越严重。

如今，日本帝国主义又要灭亡中国，我们再不反抗，中国就要论为日本的殖民地，就要亡国灭种了。难得我们要像印度人、朝鲜人一样的命运？不！绝不相信，中国将永远沉沦于黑暗，中国终究有赶走一切侵略者和殖民者的那天，希望就在延安。我们将奔赴延安，成为光明的一部分，扫荡一切黑暗，还中国人民，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后代子孙，以胜利，以光明，以希望……

 

 

忍气交了人头税，进了香港，为节省路费，找了家条件最差的客店住下。赶紧问清去广州的路线，香港同胞说，日本人正在疯狂轰炸广州，那里死伤惨重，你们要多加小心，炸弹是不生眼睛的！

第四天，天不亮，大家赶到码头，买了最早一班船票。

船先到澳门，沿珠江北行，下午到了广州。广州市面一片混乱，店铺几乎都关了门，到处是被炸的弹坑，残垣断壁，触目惊心。看来日本强盗，又把它们在上海的“杰作”，复制到了广州。

想到这里，不敢停留，简单找地方填饱肚子，直奔广州火车站。

售票窗口已经不卖火车票了，到处是拖家带口的难民。没有任何秩序，看到北开的火车，不管是运什么的，大家就往车上爬。他们也赶紧爬上一列满是难民的货车，运气不错，刚坐上车就开了，就此告别广州。

 

 

陈剑飞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的广州正在经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轰炸。从1937年8月31日首次空袭广州起，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的14个月间，日军对广州的大轰炸，密度仅次于后来的重庆。据广州市红十字会统计，被日机炸死、炸伤的同胞达3万余人。

当时在广州的著名作家夏衍，曾写过一系列文章，记录大轰炸中，广州人民所受的劫难。其中，1938年6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人，渐渐地少了，而血肉模糊的尸首，大广州的疮疥一般的炸弹疤，却不断地在增加。傍晚在路上走的时候，总要看见许多炸碎了，压扁了，烧焦了的大大小小的尸体，今天堆着的，到第二三天还不收拾。这一方面因为不断的有新的尸体掘出来，另一个原因却因为被炸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旧的灾场还未整理，新的灾场又开拓了。一天十二小时里面有六七小时有警报，在警报的时间没法子发掘和掩埋。无人性的敌机残忍到几次三番的轰炸和用机枪扫射救护人员，因此继续了一星期之后，广州本身就变了一座大的陈尸场了！”

家住西湖路的市民梅英，到附近的爆炸点教育路去看：

“原来的楼房已倒塌，变成残垣断瓦，尸体遍地血肉模糊，有的尸体头首异地，残墙上竟贴着死者的手掌。有的被炸破肚皮，鲜血满地，露出蓝黑色的肠子，带着血渍斑斑的蓝黑色肠子。真惨不忍睹，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上述情况经常活现在脑海中，无法抹去，确是永生难忘。”

而这仅是“开胃菜”，广州沦陷后，日军烧杀抢掠，包括掠夺民族工商业，丝毫不亚于上海，甚至还使用了生化武器。代号为8604的日军细菌部队，在现中山医科大学内培植各种病菌，用来杀害广州河南南石头难民营内数以千计的难民。

告别广州，陈剑飞他们昏昏沉沉，一觉睡去，火车停在了英德车站。这是个大站，距离广州站138公里。铁路工人说，日本飞机炸断了铁路桥，现在正在抢修，火车今晚不能开了，明天看情况再说。

 

 

下了火车，大家睡在站台上，生怕火车突然开走。

天亮后，火车还停在那里，据说桥至少还得再修一天，到时候才会陆续放行车辆。正在考虑等不等下去的时候，日本飞机就来轰炸了。顺着粤汉铁路，鬼子从铁路桥炸到车站。顿时浓烟弥漫，火光冲天，死伤无数。

随着四散的难民，七位年轻人往远处的树林跑去。在这里，大家商定，沿着铁路旁的小路，一路向北，能搭火车更好，搭不上走哪算哪。就这样走了两天，一路上，遇上了日本飞机的好几次轰炸，几次死里逃生。停停走走，最终到达韶关车站。

韶关是广东的北大门，这里向北的列车还在正常行驶，客车票也有售，只是仅通到湖南衡阳。聊胜于无，赶紧买了最早一班——次日早8时车票，大家才安心，找了间客栈，准备休息。

刚进客店，日本飞机又来轰炸。幸好破坏不大，第二天火车准备北开。从韶关到衡阳，有300公里，最多10个小时就可到。但由于日本飞机的频繁袭扰，只能走走停停，到第三天的下午才到衡阳，足足行驶了30多个小时。

这里还要多说一点：全面抗战时期，为截断中国的粤港运输路线，日军实施大规模轰炸。因为广九、粤汉铁路运输的重要作用，在1938年10月未登陆广东之前，日军第一航空战队，从珠江口停泊的龙骧、加贺号航母上起飞，就开始不断轰炸这条国际运输线。

据当时统计，日军每月轰炸多至一百四五十次，少时也有60余次，每日平均至少轰炸1次，总计投弹3256枚，等于每英里（约1.61公里）投弹5枚。其间共轰炸840次，造成死伤（死518，伤799）1317人。铁路沿线的城市乡村人民，也遭受了极大损失。

英德中学学生杨海涵，后来回忆说：“日机的炸弹扔在坛背杨村（今英城街道办附近），村民杨荣望卧病在床，来不及躲避，刚出门口便被炸得肢体分离，血肉横飞。他七十多岁的母亲，提着畚箕，哭哭啼啼，到处寻觅残骸。”

 

 

中国的工人阶级真是好样的！

铁路工人承受了巨大损失，银盏坳一次牺牲二百多，但死亡的危险吓不倒不屈的他们。著名作家巴金，当时乘车路过银盏坳车站，看到铁路工人挑灯夜战，抢修损毁设施，努力恢复交通。此情此景，让巴金想到：

“也许铁轨明天又会炸断，房屋明天又会成为灰烬，但是这样的工作精神是不会消灭的。水永远向前流，山永远青绿，这些人的工作，也永远存在。他们没有悲观，也没有乐观。他们只知道沉默地、不屈不挠地埋头工作。几十架飞机一年来接连不断的轰炸，甚至不能够阻挠这一个小站的工作。在这里我看出了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里我们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念得到了更有力的保证。”

到达衡阳，陈剑飞他们休息了一天，准备继续北行。火车原本可以直达粤汉铁路的最北端武昌徐家棚站，时值武汉会战，火车不通了，只能买到长沙的车票。

 

 

从衡阳到长沙只有200公里，原本坐火车，四个多小时就能到。但鬼子的飞机太讨厌，时不时来轰炸，于是走走停停，乘客们一会儿下车，一会儿上车，开了一天，才到株洲。刚过株洲，鬼子的飞机又来了，对着满是乘客和难民的票车，不断投弹扫射。

小伙子们动作快，这一路躲轰炸的经验足，所以都没受伤，可同车的不少老弱妇孺，却遭了殃。飞机飞走后，车站上、田野里，哭声一片，三位老人和小孩被炸死，炸伤的也有十几人。

患难见真情，乘客和附近白马垅站的铁路工人、家属，在站长的带领下，自发救护转运伤员，掩埋罹难同胞。暮色苍茫，田野里堆起了新坟，死者中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只知道他们的家人再没有等到他们，他们的故园再没回来昔日的主人……

 

 

机车被炸坏了，天亮后也没有过路车，白马垅到长沙有40公里，要走一天，对陈剑飞他们这群年轻人，不算太远太累，所以大家决定走着去长沙。

长沙是湖南省会，既是东西南北的交通中心，又是中国重要的粮仓，为国民政府粮食、兵源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供给基地。本来一座很繁华的城市，因为武汉吃紧，长沙也屡遭日军飞机轰炸。迟早将成为战场，搞得人心惶惶，市面一片萧条，路静人稀。当然还有一路上常见的，因为日军飞机轰炸，造成的断壁残垣。

在这里，大家决定轻松一下，到街上随便转转，休息一天。

陈剑飞和周三新结伴，走到一处路口，看到一群人围着看布告，也凑上去。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汽车驾驶学校在招生，面向初中以上学历的学生，一年毕业，毕业授少尉军衔，成绩优异者可授中尉军衔。

突然人群一哄而散，当地人都跑了。只剩下陈剑飞和周三新，还有三名外地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愣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怎如此惊惧？

 

 

一个“国军”军官，带着一个班的“兄弟”，已将他们团团围住，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不过大家并不害怕，因为按照民国政府《兵役法》，学生免役，为此出门就在胸前别上校徽。但这位“老总”似乎不“体面”，他一挥手，说：“你们看布告，是想报考汽车学校吧？好！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好男儿当报效国家，这就跟我走！”

尽管大家坚决不去，表示自己只是看热闹的外地学生，还要到外地继续求学，仍被强行押走，只是没绳捆索绑。看来这群“老总”张网以待许久，就为了不定时“捕捞”外地学生。

到了地方，就被软禁在一座院子里，门口有岗哨，许进不许出。另外来了个少校军官，自称是教官，负责唱“红脸”。大谈进了汽车学校，毕业从军有各种外快，如何吃香喝辣，金钱美女样样不缺，几年就能置房置地，轮子到处处处有家有老婆……

说得都口吐白沫了，陈剑飞、周三新坚决不去，三个外地学生中，只有一个表示愿意投考，其他两位都不愿意。少校教官带走了那个愿意去的，剩下四人放走了。

 

 

俩人赶紧跑回去，孙镇波还在，说有三位同学出去后，一直未归，不会也被“上学”了吧？到晚上了，他们才回来，果真也是如此，不过这次是军需学校，但讲的也是那套说辞。大家哈哈大笑，只是笑过之后，又陷入沉思。看来长沙也难保得住，真不知道“国军”还要丢掉多少国土，多少同胞要在日寇铁蹄下，作亡国奴？

告别湖南长沙，下一站是河南洛阳。

原本可以坐火车走，先到武昌徐家棚车站，坐船到汉口大智门车站，接着走平汉线，到郑州，转陇海线，一路向西。可武汉在打仗，平汉线不通了，又没汽车可搭，只能绕道，走常德、江陵、襄阳、南阳，到洛阳。

到常德很顺利，从常德出发第一天，陈剑飞的右脚扭伤了。等痊愈再走，或者大家一起拖拖拉拉向前走，都不现实。孙镇波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周三新留下照顾陈剑飞，慢慢走，一路走，一路治脚；孙镇波带着其他四位同学，按原计划继续走。大家在洛阳碰头，如碰不到，就西安见！

 

 

陈剑飞这一路没少遭罪，几乎一步也走不了，周三新找了根棍子给他也不行，疼得几次摔倒。没办法，周三新拦了辆跑货运的顺风车。当时叫“商车”，即私营运输公司的车，与之相对，有军车、公车。

司机师傅不错，收了一人三块银元，顺路把人送到江陵，还跟介绍了当地一位老中医，说这位治疗跌打损伤很有效，我们开车的都找他。

说真的，那时候接受西式教育的，多少都不太接受中医，觉得中医不如西医靠谱。不过司机师傅介绍的这位却非常靠谱，多少年后陈剑飞还记得，这位老中医真有本事！敷了膏药，又开了两副汤剂，两天就消了肿，能下地简单活动了。

付了10块银元的诊费，在当地又找了辆去襄阳的商车，车费每人10元法币。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

1935年，国民政府搞了法币改革，废除银元，流通纸币。抗战全面爆发，又宣布一切公私款项必须以法币收付，将市面银元收归国有，以一法币换银元一元。

尽管抗战初期，法币币值稳定，然而银元本身是贵金属，故禁而不止。不少人还是习惯于使用银元，当然不少人已经习惯用法币了。其实这也是一种人心使然，认同法币就是认同国民党，但国民党怎么对待这些支持他们的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的呢？后面的历史我们知道，这里就不多说了。

到了襄阳，陈剑飞他们又找了位中医，接力治脚，情况越来越好。治了几天，可以和平常一样走路了，就是还不能跑。

 

 

能走了，就得省钱，一路步行了。途中遇到位上海司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捎了30公里，竟然一份钱也没要！

可是乐极生悲，俩人还没高兴多久，到了黄台岗（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黄台岗镇），人生地不熟，却住到了黑店里。

店主和伙计，挤眉弄眼，这分明是想什么来什么，肥猪拱门，不宰对不起祖师爷……

预知生死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编辑：雁回锦书

来源：“党人碑”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