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俗语的运用与大地诗学的想象——论《山乡巨变》

文/文贵良 熊静娴

【内容提要】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采用了大量的益阳方言和益阳俗语。小说中方言的声义参差，构成了人物语言和叙事语言两者同时方言化的底色。叙事语言的方言化放低了叙事姿态，保持着与人物语言平等的视角。大量俗语的运用，从美学风格上看，增加了湖南地方特色，给作品增加了诙谐的理趣；在话语功能上，俗语架起了农业合作化话语和日常话语之间的桥梁。这种独特的现代书面汉语形塑了一种新的诗学，即“事”“人”“物”“语”四者统一的大地诗学。

【关键词 】《山乡巨变》 方言 俗语 大地诗学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1]描写了资江下游边上清溪乡的农业合作化故事。小说采用了大量益阳方言。笔者是湖南省益阳市人，阅读《山乡巨变》时确实感到亲切有味，就像家乡父老在自己的耳边絮絮叨叨。但是作为研究者，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表现清溪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非得采用益阳方言不可吗？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都是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著名长篇，就没有采用那么丰富的方言词汇。可见，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并非一定要采用各地方言，采用现代书面汉语也能够将农业合作化故事讲得很精彩。但作为读者和研究者不能去改变创作者的设想以及文本既定的语言形态。农业合作化运动最后走向的人民公社，虽然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被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山乡巨变》等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就失去了意义。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继续和发展。这两个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继而使得农村的阶层关系和伦理关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学的价值就是表现农民在这种天翻地覆变化中的抉择和情感，让后来的读者去体会巨变中农民的心灵搏动。笔者所关心的是《山乡巨变》因采用大量方言俗语而来的现代汉语诗学内涵及其生成机制，同时也试图回答有些学者所提出的有关地方性的书写为什么最终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2]。

首先要说明的是，“方言”和“俗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丁在他著名的《论俗语》中给“俗语”下了明确的定义：“所谓俗语，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语之时，从周围的人们听惯而且熟习的那种语言，简而言之，俗语乃是我们不凭任何规律从模仿乳母而学来的那种语言。”[3]很显然，但丁所说的“俗语”即今天所说的“方言”。方言是相对于“共通语”说的。汉代扬雄的《方言》的全名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第一》。在《方言》中，与“方言”相对应的词语是“通语”。“娥”“㜲”“媌”“姣”“姝”“妍”“妦”是不同地域称“好”的词语，所以是方言；而“好，其通语也”，即“好”是各地的通用语。[4]在1950年代的语境中，“方言”相对的是“普通话”，而“俗语”相对的是“雅言”。虽然“方言”与“俗语”分属于不同的语义系统，但往往结伴出现。

方言是带有地域性的口头语，进入文学作品后常常仍被称为方言。益阳方言是比较典型的湘方言，属于湘方言的长益片。[5]但是笔者发现，小说《山乡巨变》中的益阳方言与口头上说的益阳方言仍有差别。因此，为了论述的便利，笔者把方言分为口头方言与书面方言。尽管“口头方言”这个说法好像累赘，而“书面方言”这个说法又似乎矛盾。“口头方言”存在于人们的口头上，而“书面方言”存在于书面上。有些书面方言看上去是直接将口头方言搬到书面上，但两者仍有差异。从口头方言与书面方言之间的“声／义”关系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音异而义同；音同而义异。

第一种：音异而义同。比如：

①句中的“俨”，按照书面方言上的文字去读，自然会读成“Yǎn”，即普通话的读音。但是在口头方言中读成“聂”。“俨”在口头方言与书面方言中虽然读音不同，但意思相同，即“很像”。其余三句中的“惹”“劈”“晏”与“俨”的情形相同。这种情形有点类似文白异读。

第二种：音同而义异。这种情形指的是书面方言的读音与口头方言的读音虽然相同，但不能按照书面方言的汉字去追索它们在口头方言中的意义。这种情形最能展示小说语言上的地域风味，但也最容易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如：

①句中“蛮攀五经”的意思是不讲道理。②③句中的“流水”，意思是“常常”。也许是因为“流水”不断，所以被赋予常常的意思。但在益阳方言中，“流水”还有“迅速、马上”的意思，比如“小明见来了客人，流水起身去倒茶”中的“流水”只能解释为“马上”。④句中的“老麻汗”指的是大汗。⑤句中的“轻色”，意为平常，与“轻易”略有不同。⑥⑦句中的“舞”，弄。⑧句中的“越口”，意为田埂上敞开的流水的口子。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写成“月口”，说是与女阴有关。⑨句中的“翡绿”，意为深绿、浓绿。⑩句中的“嫩软”，意为十分疲软。

《山乡巨变》的一些动词也存在着这种音同而义异的现象。比如“混”：

“混”这个字只是标音，与“混”的意思毫不相关。而且，书面方言中的“混”的读音，还不能准确写出口头方言中的读音。在口头方言中，这个字的读音是“fèn”，与普通话中“愤”的读音相同。因为在益阳方言中，声母“h”和“f”一般不分，一律读成“f”。盛佑亭的“混”是吹牛的意思，说话滔滔不绝而扬扬自得。笔者猜想盛佑亭的“混”可写成“喷”，读音“愤”。“喷雾器”在益阳话中读成“愤雾器”。而“喷”恰好能形象描写一个人说话唾沫横飞而扬扬自得的样子。现在网络上经常出现“愤青”和“喷子”两个词语，就有类似意思。

再比如“耻”：

句中的“耻”有“回怼”的意思，表示不认可；而与羞耻或耻辱等意思无关。“耻”是益阳方言中常用的口语词汇，表示说话者的不认可、不满、斥责、厌恶等多种情绪。就读音而言，书面方言中的“耻”不能准确标示口头方言中的读音，这个词的口头方言读音与“此”相同，发音不卷舌。《山乡巨变》中还有一处用“齿”：“那是一个什么好家伙？上邻下舍，哪一个齿她？”[22]此处的“齿”，搭理的意思。“耻他”与“齿她”中的“耻”和“齿”在口头方言中读音完全相同，周立波也许为了区别其意义，两者分写了。

再比如“仰”：

①②③句中的“仰”，闲逛，带几分轻狂，带有鲜明的贬义色彩。但“这位妈妈正在房里吸水烟，听到女婿过来了，欢喜仰了，连忙放下水烟袋，插起纸枚子，拍一拍身上，打算出来……”[26]中，“仰”有“非常”的意思，也有点喜讯来得突然而措手不及的意思，此处不带贬义，倒有一点诙谐。

“子”这个字出现频率很高，往往是作为词缀出现的。结合普通话和益阳口头方言来看，“子”有两种读音。第一种是益阳口头方言读音，读轻声zi。比如：

开山子[27]、豆角子[28]、绿豆子[29]、扫把子[30]、小本子[31]、后生子[32]：作为器物名词的词缀；

黑猪子[33]、零工子[34]、近瞅子[35]、脸模子[36]、夜摆子[37]：作为与人有关的名词的后缀；

“我为么子不入呢？”[38]、“急么子呵？”[39]：“么子”即什么意思。

有时缀在人名后，如盛清明叫“清明子”，刘雨生叫“雨瞎子”[40]。

第二种，益阳口头方言中读jiě，类似“姐”的读音，有时写成“”。如：“伢子”[41]，可写成“伢”，即男孩子，有时也表示儿子的意思。“子”不表示性别，只是词缀，比如“细妹子”[42]、“婆婆子”[43]同样缀有“子”字，但指女性。而“细人子”，即小孩子，男女皆可。“子”也可以直接与人名中的某个字结合起来，比如盛学文被称为“文子”[44]。又如“女子”一词：

在益阳话中，凡是结过婚的女性，年龄不算大的，叫“堂客”。凡是年轻没有结婚的姑娘，叫“妹子”或“红花姑娘”。“女子”在益阳话中无法区别是否结婚的状态。根据李月辉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很多“妹子”在追陈大春，不包括“堂客”们。

《山乡巨变》的方言运用，造成了口头方言与书面方言之间在“声”／“义”之间的参差。这种现象存在于许多运用方言的小说中。各种口头方言的声调多样，发音独特，写下来的书面方言很难准确表达这种语音效果。但即使如此，方言的运用会带来特有的艺术味道。著名作家王西彦曾在湖南工作过，懂湘方言。他说在阅读《山乡巨变》时，“有些段落，我一面轻声诵读，一面点头微笑，觉得立波同志写得实在好，有味道”[46]。这个“味道”，笔者推测是由小说中的书面方言带来的“湘味”。上文分析，“子”做词缀，有时读音如“”，可以表示小或可爱的意味。“客客，进来坐下，吃口茶，歇口气”[47]，这句话常常被作为典型的益阳话加以引用。句中“”连用，造成了委婉抑扬的语调，充分表达了店家招呼客人的热情。“子”加在年轻人的名字后，如“清明子”和“文子”，就有亲切可爱的意味。“子”一般不用在老人家的名字后，“老倌子”和“婆婆子”只表示泛称，一般也表示亲近的意思。戏称李月辉为“婆婆子”，一方面嘲讽他性格温和、不发脾气；另一方面表达了他的非常平易亲近的品性。

益阳方言中，动物称呼后常常加“子”，比如“老鼠子”“黑猪子”“夜猪子”“虾公子”“鸭公子”，用来描写人物或者骂人时，常常带有贬义，表示强烈的情绪。“气得跟鸭公子一样”，就表达了谢庆元非常气愤的程度。如骂一个人是“黑猪子”就是骂这个人非常愚蠢，骂人时增加了侮辱的程度。[48]另外，“子”的运用也会造成语言韵律上的美感，比如“真的都来了？怕不见得吧？一娘生的，有高子、矮子、胖子、瘦子、癞子，还作兴有扯猪栏疯的。一个十几户人家的互助组，平素尽扯皮，怎么一下子就一斩齐来了”[49]中，“高子”等五个词语中的“子”读“de”，五词连用，造成一种铺排，很有节奏，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提问者的怀疑情绪。

《山乡巨变》的方言塑造虽然存在这种“声／义”之间的参差，但通过方言的运用，将江南丘陵地区清溪乡特有的风情、名物、称呼、行为等展示出来，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把方言引入小说，大多是用在人物语言上。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吴组缃的《鸭嘴涝》都只是人物语言采用方言，而叙事语言采用通行的书面白话。因为过多的方言词汇进入叙事语言，会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很大的阻碍。而《山乡巨变》不仅人物语言说的是益阳方言，而且叙事语言也采用了不少的益阳方言词汇。这种“方言普通化”[50]的策略在文学语言的塑造上冒着很大的风险。周立波之所以敢于冒这种风险，估计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于1940年代创作《暴风骤雨》的经验，增加了他运用方言的信心。《暴风骤雨》运用了大量的东北方言。他从其中获得的经验是：要表现农民的生活和精神，要先学习农民的语言，然后运用农民的语言。[51]周立波认为，农民的语言富有形象性，是从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中提炼的；而且农民的语言简练、对称，有节奏，有韵脚，音节铿锵。[52]第二，他坚持认为，采用方言与建设统一的民族语言不矛盾。文学作品吸收方言土语，还能丰富统一的民族语言的书面表达。当然，对那些非常偏僻的方言词语，要慎重使用。[53]第三，《山乡巨变》是周立波回到益阳家乡、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后的创作，益阳话是他从小就学会说的母语，他就更有理由采用。但必须指出的是，《山乡巨变》中虽然益阳话中的方言俗语络绎不绝，但因为益阳话的语法与现代书面汉语的语法完全一致，至少在《山乡巨变》中是如此，所以整体而言《山乡巨变》的语言是现代书面白话。

伟大的小说家都善于写人物对话。一部很有吸引力的小说，人物对话往往精彩无比。《山乡巨变》中具有一定长度的对话比比皆是。邓秀梅入乡路上与盛佑亭聊天、入乡之后与盛淑君聊天、龚子元老婆挑唆谢庆元堂客、盛佑亭“侦查”龚子元，都有大段的人物对话。盛佑亭申请入社的心路过程、盛家大翁妈的家史，周立波也都有意转换成他们各自的独白型叙说来表达。邓秀梅组织的入社动员会、刘雨生主持的常青社分茶油会、劝陈先晋入社的家庭会等每一场活动中，都有多个人物出场说话。王菊生与常青社比赛挑塘泥的活动中，虽然以记叙事情为重，但社员们与王菊生一家的争吵，以及社员们的七嘴八舌一直伴随着整场比赛。《山乡巨变》的对话语言尽可能贴近益阳口头方言，是一种方言色彩浓厚的书面白话，而不像《海上花列传》那样人物语言彻底吴语化。有些人物在特定场合下的一些语言不带方言色彩，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是清溪乡人，不过他跟邓秀梅说的话有些就不怎么带方言色彩，比如他说：“我最怕的是人家怕我。你想想看，从土改起，我就做了乡农会主席，建党后，又兼党支书。党教育我：‘共产党员一时一刻都不能脱离群众’，我一逞性，发气，人家都会躲开我，还做什么工作呢？脱离群众，不要说工作没办法推动，连扑克牌也没得人跟我打了。”[54]这一段话很能表现李月辉的个性。他确实能把党的教育与实践工作结合起来，性格温和，做事稳重，不过提到没有人跟他打牌，这就表现了他在接地气的同时格局小。

《山乡巨变》的人物语言带有浓郁的益阳气味。陈先晋首先对农业社的前景抱有怀疑态度：“积古以来，作田的都是各干各，如今才看见时新，么子互助、合作，还不都是卵弹琴！”又说：“树大分杈，人大分家，亲兄嫡弟，也不能一生一世都在一口锅里吃茶饭。如今说要把二三十户人家，扯到一起，搞得好，我不姓陈。”[55]“么子”“卵弹琴”“吃茶饭”等方言表达突出了地方色彩。菊咬金王菊生是清溪乡最为难缠而又心狠的人。他为了拒绝加入农业合作社，弄出了装病和夫妻吵架等事情。在挑塘泥比赛中，王菊生话不多，但几句话表现了他的狠劲，比如用“死猪子，不快迅点，要在这里过年啵”督促妻女。[56]“死猪子”像“黑猪子”一样，都是骂人的话；“啵”这个益阳方言语气词，带有命令、斥责等语气。

《山乡巨变》中最有地域特色的人物语言无疑是盛佑亭的语言。盛佑亭绰号“亭面糊”。“面糊”取自益阳方言“酒醉面糊”，即糊涂不清醒的意思。正篇《镜面》一章是对“亭面糊”这一绰号最好的诠释。盛佑亭带着劝龚子元入社的任务去他家，却被龚子元的几杯镜面酒灌得糊里糊涂。两人谈论的都是家常琐事，看似琐细无聊完全可以省去。但整个过程，刻画了龚子元的狡猾，为小说续篇中盛佑亭去探听龚子元的虚实，引出龚子元的犯罪行为作了铺垫。盛佑亭心无城府，有啥话都是倒竹筒子，毫无保留。使得狡猾的龚子元对他就不怎么设防，倒以为自己拿捏得准准的，这样反而中计了。小说第一章《入乡》中，盛佑亭与邓秀梅的对话有8页之长（第6～13页）。面对邓秀梅这位陌生人，他用家乡方言兴致勃勃地讲叙着自己“起过好几回水”的人生经历，中间还夹杂着“衣无领，裤无裆，三餐光只喝米汤”“夜不关门穷壮胆”等俗语，一个好“混”（吹牛）但又亲切带点自嘲诙谐的农民形象就被画出了轮廓。这种自嘲诙谐是以他家在土地革命中的翻身作为支柱的，他分得了瓦房、分得了山土和水田。他热爱新社会，但对互助组不怎么看好。“赶季节，抢火色”的时候，互助组各户“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怀里扒”，搞到一块反而“净扯皮”。他对互助组组长刘雨生评价很高，认为这个“好角色”“放得让，吃得亏”。这使人想起“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这句描写湖南人的俗话来。刘雨生无法照顾到小家庭的利益和发展，从而引发妻子的不满。盛佑亭借用家乡的顺口溜——“外头当模范，屋里没饭噉”“模范干部好是好，田里土里一片草”——表达了对刘雨生一种善意的嘲笑和惋惜。但对刘雨生的妻子就十分贬低，一方面指责刘雨生的“那号堂客”是她家“娘屋里的那蔸种”；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一种虚构的大男子主义的威胁——如果刘雨生堂客落到盛佑亭手里，他“早拿楠竹丫枝抽死了”，因为拿楠竹丫枝打人抽人，是益阳人教训晚辈的最为普通的方法；再一方面，他用“当初我就打过破”（劝阻刘雨生家不要娶）显示自己正确的预见。通过这场对话，盛佑亭的形象已经很鲜明了：好吹牛，人热情；热爱新社会，但对互助组不满意；同情和赞赏刘雨生。

在小说、戏剧或散文中，人物语言采用方言表达常见，但叙事语言也采用方言却不常见。《山乡巨变》的叙事语言却有意采用方言。为了论述的方便，从风景描写和记叙事情两个方面来分析《山乡巨变》叙事语言运用方言的情况。《山乡巨变》的开头描写冬天资江水边码头的场景，常常被评论者引用和称赞。这一段用词丰富，语句雅致，是典型的五四新文学的书面语言。描写邓秀梅入乡路上所见的风景：“邓秀梅转弯抹角，沿着山边，……她想：‘这付对联不是正好说明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吗？’”[57]这一段描写加入了益阳方言词汇如“流水”“黄竹筒”等，而邓秀梅对“天子入疆先问我 诸侯所保首推吾”这一幅对联的解读，巧妙地将土地问题引出来，因为土地公有问题是农业合作社的根本问题。此处风景描写，既有地域特色，也添上了时代的政治色彩。周立波在小说中多处描写茶子花以及山景，往往与刻画人物密切相关。比如“多好呵，四围是无边的寂静，茶子花香，混和着野草的青气，和落叶的沤味，随着小风，从四面八方，阵阵地扑来。他们的观众唯有天边的斜月。风吹得她额上的散发轻微地飘动，月映得她脸颊苍白，她闭了眼睛，尽情地享受这种又惊又喜的，梦里似的，颤栗的幸福和狂喜。而他呢，简直有一点后悔莫及了，他为什么对于她的妩媚，她的姣好，她的温存，她的温柔的心上的春天，领会得这样地迟呢”？[58]这一段呈现了益阳清溪乡独特的自然风景，即雪峰山余脉的丘陵地带的风景。《山乡巨变》的风景描写，具有十九世纪西方小说的细致特色；在语言构造上，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带点欧化的色彩。周立波笔下的风景不带殖民色彩，而是在呈现江南自然风貌，烘托情节，暗示人物个性。上述的夜景烘托了陈大春和盛淑君的纯洁爱情。《山乡巨变》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叙事语言也吸收了较为丰富的方言词汇。如下列描写性语句：

①②句中的“墨黑”和“墨漆大黑”两个词语，内含比喻修辞，形容房间里看不见一点光的状态，从而表达天已经到夜晚的时间。③④句中的“寂寂封音”和“鸦默雀静”形容十分安静。⑤句中的“精湿”形容田塍上植物上的水很多；“茅封草长”形容田塍两边的野草长得茂盛。⑥这一段话描写陈先晋家晚餐的菜谱，带有典型的湘味特点。“蒸钵”“油星子”属于益阳口语词语，而“扑辣椒”“沤辣椒”“擦芋荷叶子”都是益阳地道的家常菜。以辣椒菜为主，没有荤菜，生活非常艰苦。⑦句中的“堂客”是益阳话中对已婚女性，而且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已婚女性的称呼，又可以单指妻子。这句话中的“堂客”指李月辉的妻子。“吵场合”，吵架。“瓮肚子气”，相当于“闷气”，生气而不说出来。这些例句属于描写性的记叙，即静态的叙事。再来看一组动态的叙事：

这三句中，“谈讲”，闲聊；“默神”，思考；“汗爬水流，出气不赢”，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谈讲”“默神”“汗爬水流，出气不赢”这些词语都是典型的益阳方言，用来叙述人物的行为，准确有味。

再比如动词“扮”：

此句中的“扮”，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摔”，读音与“绊”相同。《山乡巨变》中“扮”“绊”同时存在，如：

①句中“绊了一交”中的“绊”初看相当于“摔”，因为“摔了一交”也说得通。但仔细琢磨仍有细微差别。“绊”，因某物或某人的阻挡或缠住，使人跌倒。比如“绊脚石”“绊马索”等词语就标明了阻挡物的存在。而“摔”有时不需要阻挡物，比如“他自己摔倒了”。“巴子”即“把子”。[72]生个男孩，会说是生了个“带把的”。“把子”是益阳方言中对男孩子生殖器的形象说法，“把个把子绊掉了”暗示了某种阻挡物的存在，但因为说话者只需要结果，所以不必要说出阻挡物是什么。因此，用“绊”比用“摔”准确。②句中“跌脚扮手”写成“跌脚绊手”更准确。普通话中也有“绊手绊脚”一词。

有些动态叙事语句中，虽然表达动作的动词与普通话相同，但对动词的修饰语却运用的是益阳方言：

①句中“咕哆咕哆” 这个象声词，形容“咕哆”声连续不断，形象地表达了陈雪春喝茶的匆忙与急迫。②句中，“扎脚勒手”本意是把裤脚扎起来，把袖子卷起来，形容准备大干一场。这里形容李月辉支书挖土的架势拉得很开，干劲足。③句中“流水”的意思是常常，频率高，形容邓秀梅脚力不济，比较累。叙事中加入这些描写情态的方言词汇，从而使得叙事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方言化了。

有时概述性叙述也具有方言特色，比如：“人们公认，先晋胡子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老作家，田里功夫，门门里手。只有一宗，在耕种上，他墨守成规，不相信任何的改变，会得到好处。比方解放前，他佃一个五斗丘，每年作五个氹子，沤十担大粪，二十担草皮；年年一样，不多也不少。他认为十担大粪，二十担草皮是这一丘田的恰到好处的肥量，少了田太瘦，多了禾会飘。”[76]“作家”，形容农活干得出色，“里手”，行家。“五斗丘”，水田名称，以水稻产量（“斗”）来计算。“氹子”，集肥料的水窝。“飘”，只长禾苗，结实少。这些方言表达使得概括性叙述贴着大地，带着土壤的气息。

《山乡巨变》的语言塑造，实践着五四新文学开创者们对文学的国语的想象。人物语言的方言化，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人民内心的真实声音，而叙事语言的方言化，尽可能消除叙事声音与人物声音的差异性，以保证这种真实声音的独立性与尊严感。这也是《山乡巨变》告诉读者的，“重造故乡”[77]的基础要让故乡人发出真的声音。

笔者很关心如下问题：农业合作化话语作为土地改革话语的发展形态，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话语，是如何与清溪乡日常生活话语结合起来的？反过来说，清溪乡的日常话语是怎样接纳农业合作化话语的？学术界已经有学者论及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乡村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之间的融合和裂隙[78]、现代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纠缠与抵牾[79]、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层配置[80]、国家功利话语与民间生态话语的并置[81]等观点。很显然，《山乡巨变》也好，《三里湾》《创业史》也好，合作化运动的话语与农村的民间话语／日常话语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话语之间自然存在着裂缝，但作家们着力之处在于如何打通两种不同性质话语的内部通道，让习惯于民间话语／日常话语的农民接受合作化话语。在这一点上，以往的学术成果还没有令笔者满意的。

笔者在分析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发现，以带有浓厚的河北方言气息的“闹”为中心的语言表达，构建了当时暖水屯所有人的语言共同体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通过“算账”的方式，动态地展示了土地革命话语的形成过程。其中，程仁这个人物在学习了文采的理论规训、章品的行动话语以及张裕民的自我批评后，终于在斗争钱文贵的大会上实践了“算账”的话语表达。[82]也有学者指出，赵树理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将“知识分子的话”与“农民的话”打通的关键在于“翻译”，此处的“翻译”指的是将“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农民的话”。[83]那么《山乡巨变》是怎样打通农业合作化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呢？

在《山乡巨变》中，加入农业初级社已经不是土地改革时期的阶级斗争，而是“私”与“公”的斗争。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的一部分农民，反而很不想加入农业初级社，比如陈先晋。小说中朱明书记的布置：“合作化运动是农村的一次深刻的革命，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旧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这番剧烈尖锐的矛盾，必然波及每一个家庭，深入每一个人的心底。现在已经有些家庭吵嘴了。为了防止出乱子，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发动一切可能发动的积极的因素，共同努力，把社建好。”[84]“家庭吵嘴”明示了家庭内部成员对是否加入初级社的意见分歧。而邓秀梅不像文采那样有一整套的理论，因而不像文采那样不接地气，但也失去了在话语上的理论引导。李月辉、刘雨生、盛清明等人主要是实干家，在鼓动和劝说清溪乡人加入初级社这一点上并没有一套劝说的话语，即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合理性的政治话语。

《山乡巨变》在语言运用上，与《三里湾》《创业史》等同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比较，有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中，俗语络绎不绝，纷至沓来。[85]这些俗语，有些是谚语，有些是顺口溜，形式多样。大量的俗语架起了农业合作化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的桥梁。

这些俗语中，有些是与农耕有关的谚语：

小说中的清溪乡位于洞庭湖南边，资江边上。水稻是当地主要粮食作物。上述的谚语大多与种植水稻有关。育秧、插秧等农活儿是水稻丰收与否的重要环节，因此农民就这些农活总结了不少经验，以谚语的方式传播开来。进而从插秧等农活儿出发，造出表达人事的谚语：

再比如表达生活事理的俗语：

表达人生感叹的俗语：

《山乡巨变》除了喜欢采用传统的俗语外，还运用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押韵的整齐语句。这些语句中，有些是顺口溜，比如嘲笑诨名“竹脑壳”的符贱庚，“竹脑壳，炖猪脚，两鲁碗，三蒸钵”[116]；又比如嘲笑刘雨生这个干部，“外头当模范，屋里没饭噉”，“模范干部好是好，田里土里一片草”；[117]还有盛佑亭家里的对联，“现在参加互助组 将来使用拖拉机”；[118] 还有宣传标语，“听毛主席的话，走合作化的路”[119]，“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参加农业社，大家同上升”[120]，“农业社，真正好，村村插起双季稻，割得快，收得早，单干户子气死了”[121]。这使人想起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的板话，不过李有才的板话篇幅较长，带有叙事性。

《山乡巨变》中，俗语非常丰富，而且小说中的每个人物说话都有可能引入俗语以加强自己说话的合理性。清溪乡人们说话这么喜欢引用俗语，表明他们相信俗语所说的道理。正是基于这样的语言生态，俗语为沟通国家政治表达与清溪乡民间表达奠定了语言基础。其中，“公众马，公众骑”这一俗语在《山乡巨变》中特别具有典型意义。查温端政主编的《歇后语辞海》（2018），收歇后语32000余条，却没有“公众马，公众骑”[122]。可见这一俗语并不那么常见，而是带有一定的地域性。

贫农陈先晋一家入社的问题，对清溪乡农业合作化来说具有紧迫性和示范性。陈先晋一家是贫农，土改中分得五亩水田。他的大儿子陈大春是清溪乡团支书，女儿陈雪春是少先队中队长，这两人思想很进步。因此，陈先晋一家不入社，不能体现出农业合作化的吸引力和优越性，也很难让清溪乡的干部们开展动员其他人如王菊生、张桂秋等人入社的工作。邓秀梅对陈先晋一家的入社非常重视。她先是通过陈大春等人对陈先晋一家有了大致了解，然后亲自拜访陈先晋一家，安排盛清明做通陈先晋二儿子陈孟春的入社思想，安排陈大春邀请他的姐夫詹继鸣来劝说岳父。詹继鸣是革命烈士后代，又是共产党员，还加入了农业社，关键是先晋胡子这个顽固的人反而比较听女婿詹继鸣的话。邓秀梅的工作应该是体现了一位基层干部的细心与优良作风，重视调查研究，动员一切力量，不是压着人们入社，而是想方设法打通人们的思想阻碍。在邓秀梅的策划下，一场“入社劝说会”在陈先晋家里举行，参加成员有陈先晋、陈先晋妻子、大儿子陈大春、二儿子陈孟春、满女陈雪春、女婿詹继鸣，没有外人，没有清溪乡的其他干部，邓秀梅也没有参加。这场“入社劝说会”实际上由陈先晋妻子陈妈引导。因为陈先晋和詹继鸣两人都不爱说话，陈妈从询问詹继鸣是否入社了而开启劝说会。在劝说过程中，陈大春、陈孟春都表态要入社，而真正引发冲突、直击陈先晋内心的是雪春。雪春是一位单纯的少女，小学生，思想进步，平常受一家宠爱。她将大人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招致先晋胡子要揍她。在大家的劝说下，陈先晋答应“都说入得，就先进去看看吧”。他虽然很勉强，但毕竟已经答应入社。这是劝说会的第一阶段，取得了初步胜利。接着陈妈又向詹继鸣提出了一个问题：“将来入了社，不会叫老倌子吃什么亏吧？”“老倌子”指的就是陈先晋。陈妈这句话着力在加固陈先晋入社的决心。詹继鸣回答：

詹继鸣的回答十分肯定，尤其是“公众马，公众骑”这一句俗语所表明的集体性打动了陈妈和陈先晋。于是陈先晋答应带着田土一起入社。这比刚才的勉强答应显然更加坚定了。笔者认为这场家庭劝说会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对千家万户农民来说具有典范性意义。农民家庭如何自觉地认识到入社的必要性是尤为重要的。

但这场“入社劝说会”还有一个余波，即陈先晋第二天受了菊咬金（王菊生）的挑唆后又犹豫了。陈先晋说：“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妥。龙多旱，人多乱，几十户人家搞到一起，怕出碌戏。”[124]“龙多旱，人多乱”这句俗语表达了一批人对入社的担忧。农业社是几千年来的新事物，不同姓氏的家庭组合起来生产，打破了中国历史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或家族生产模式。人们——包括刚刚分得土地的贫农们在内——对此有疑虑也在情理之中。正如王西彦在《读〈山乡巨变〉》中指出，对农民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比土改“更深刻的革命”，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要求农民抛弃几千年的私有制经济基础，排除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125]也正如朱寨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包括所有农民的自我改造，自我革命”[126]。面对陈先晋的反复不定，陈雪春责备，陈大春生气；而詹继鸣的分析又一次发生了作用：“办起社来，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将来大家都会过舒服日子。”[127]詹继鸣用“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这句俗语，揭示了农业社的重要意义，而且正面回击了陈先晋“龙多旱，人多乱”的担忧，表明这种担忧完全没有必要。陈先晋听后只是提出了“哪里只只蚂蚁都上得树呢”这一问题，表明他已经不怀疑农业社的整体前景。最后陈妈的两段话给陈先晋吃下了定心丸：

陈妈的第一段话摆的是事实，陈先晋辛辛苦苦单干四十年，没有发财，一直租田种。共产党领导的土改革命，让他分得了田地，成为田地的主人，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而这次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从根本上说，农业社是为了农民过上幸福日子。“公众马，公众骑”这句俗话又一次出现，它所表达的内涵，排除了单干的形式，当然更不是回到土改革命之前农民租种田地的状态，这种新的劳动方式树立着一种集体主人翁的意识。这一场谈话之后，陈先晋下定决心入社了，虽然他也曾在土里独自哭泣而十分怀恋这些土地。

《山乡巨变》续篇第四章写常青社分茶油的分歧。常青社分茶油，需要执行上级统一平均分配的政策。不过，茶油是下村产的，而上村没有茶子山不产茶油。这就在事实上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常青社社长刘雨生估计到了全社平均分配茶油的困难，先是让参会人员自由发表意见。居住下村的谢庆元，时任常青社副社长，他提出应该按照“谁种谁收的原则”进行分配。按照这个原则，那所有茶油就只有下村的人才能分得到，上村的人就分不到。常青社会计李永和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茶子树是吃露水长大的，不用费力。确实，茶子树结茶子，不用施肥，不用打理，每年去采摘即可。而谢庆元再提出看山、拣茶子都是要费事的。这样双方争论来争论去，不能取得一致的结论。刘雨生在上村人和下村人争论的时候，没有插嘴。然后他召集党员开了一个小会，讲了一段话：

刘雨生的这段话，并没有先拿政策压人，而是以朴素的语言讲道理。他承认这次分茶油，下村要吃亏；但下次分菜油，上村要吃亏。因而整体说来比较公平。“五八四，八五四”这一句俗话说透了这个道理。这些道理都是为“公众马，公众骑”这一句服务的。这句话说的就是高级社的所有财产应该统一平均分配，这是对当时政策的通俗表达。在这个基础上，刘雨生提出了“四六”分配的方案，即下村分“六”上村分“四”。这就体现了根据具体情况来执行政策的灵活性。

家人劝说陈先晋入社和刘雨生解说茶油分配方案，都借用了“公众马，公众骑”这一句俗语阐发道理。在劝说和解说中，这一俗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话语引领作用。在家人劝说陈先晋的谈话中，“公众马，公众骑”消除了陈先晋的担忧，他担忧入社后不能发财；突出了集体农业合作方式的前景，即有可能共同致富。刘雨生解说茶油分配方案，“公众马，公众骑”表明了有亏同吃的公平性；这个方案本身就是对“公众马，公众骑”这一道理的具体说明。小说通过运用“公众马，公众骑”，表现了村干部和农民将上级政策转化为自觉意识的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

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山乡巨变》的方言俗语运用及其诗学内涵，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山乡巨变》运用那么多的方言俗语是否合适？

茅盾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一文批评《山乡巨变》“好用方言”，“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赘了”。[130]这个观点也得到了朱寨《读〈山乡巨变〉续篇》一文的呼应。[131]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稍作阐释。首先，运用方言俗语是否影响阅读？这个回答是肯定的，任何运用方言俗语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其他方言区读者的阅读。《山乡巨变》运用那么多的方言俗语，正如朱寨所说的，“过多生僻的方言妨碍我们的阅读”。[132]这个问题周立波考虑过，但他没有服从读者一读就懂的逻辑，而是遵循了自己的诗学呼唤，即要写出益阳清溪乡的人物性格和合作化运动，必须尽可能运用清溪乡人们的原生态语言。

其次，运用那么多的方言俗语，对一部作品的语言风格是否有益？朱寨曾批评《山乡巨变》“品排”“打收管”“块腰”“扭练”等方言词语的运用并未给语言风格增加特色。[133]但笔者认为，《山乡巨变》的语言风格与艺术风格是统一的，虽然个别词语的运用不一定那么精彩。朱寨至少写了四篇[134]关于《山乡巨变》的论文，前后有二十多年，但有两个观点没有变化：一是《山乡巨变》刻画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很成功；二是作品富有“浓厚的生活的气氛”[135]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美丽的江南景色”[136]。这些成功之处与作品运用大量的方言俗语密切相关。茅盾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中曾肯定周立波在追求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上达到了“洗炼”的高度。[137]“洗炼”首先是语言的洗炼，能体现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正是《山乡巨变》人物语言和叙事语言的“泛方言”特色，为《山乡巨变》的大地诗学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问题是，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叙事中，作为国家主人的普通农民如何发声？

《山乡巨变》虽然以事件为中心，但周立波对人物形象却有自己独特的考虑。青年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是指导清溪乡农业合作化的上级干部。小说开头把这位清溪乡的外来者以特写的方式隆重推出。《山乡巨变》的正篇刻画了邓秀梅细心而敏锐的洞察力，朴素大方且平易近人的品格。但小说的续篇让邓秀梅调离了清溪乡。这就告诉读者，周立波并不想把邓秀梅作为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来刻画。另一位上级干部朱明，虽然在正篇和续篇中均有出场，但小说并没有让他参与到成立农业社的具体事务中，只是作为上级干部在布置重要工作和举办重要庆典中露面。盛佑亭、陈先晋和王菊生这三位老一代的农民，都很勤劳，但性格不同，对待农业合作社的态度也不一样。盛佑亭，勤快，糊涂，积极参加农业初级社；陈先晋，勤快，稳重，对加入农业社起初很犹豫，但在家人劝说下加入了农业社；王菊生，勤快，吝刻，顽固地拒绝加入农业社。这三个人物性格鲜明，被评论者认为刻画得非常成功。很显然，这三个人物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因为在成立农业社初级社和组织高级社集体劳动等重要事件中，他们都不是重要角色。盛清明、盛淑君、陈大春、陈雪春、符贱庚等一批年轻人中，陈大春和符贱庚在续篇中到株洲进厂，脱离了常青社的集体劳动；盛清明和陈雪春两人热爱农业社，但性格单纯固定；盛淑君积极热情，性格开朗，小说展示了她成长的一面，从小说正篇开头中她出场时的闹点小情绪，到续篇挑塘泥比赛中的顾全大局、体察人情，表明在集体劳动中年轻人的成熟。小说着墨较多的人物是李月辉、刘雨生和谢庆元。李月辉这位中共清溪乡支部书记兼清溪乡农会的主席，俗称“婆婆子”，性格温和，信念坚定，喜欢将政策与他自己那套土生土长的“理论”观念相结合。刘雨生在续篇中担任常青社的社长，调解上村和下村分茶油的矛盾、化解谢庆元和老婆之间的纠葛等等，处处表现了他对清溪乡“人”的熟悉，将政策的执行与农村伦理的人情世故结合起来，处理得当。谢庆元是常青社的副社长，这个人身上有很多不合时宜的东西。这些人物中，最有可能成为小说主人公的是李月辉或者刘雨生，但是周立波没有这样安排。

因此《山乡巨变》中没有1940年代吴满有那种劳动英雄，没有《李有才板话》中老杨同志那种能干干部，没有《创业史》中梁生宝那种光辉形象。从刻画典型人物的角度看，这是《山乡巨变》的一个弱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又是它的一个优点。农业合作化运动由村入户，由户到一个个具体的人，震动着农村每一位农民的思想琴弦。每一位农民，在“单干”与“入社”、“公”与“私”的对立中必须作出选择。《山乡巨变》这种无主角的人物布阵，反而有利于大多数农民发声，这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鲁迅先生曾不断呼喊，要中国人“大胆地说话”“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讲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138]鲁迅所说的“话”，既指一个人口说的话，也指一个人写下的话；一个人要写下真实的话，必须认得字和能够写作，事实上比口说真实的话要难得多。在1940年代的土地革命中，多数农民获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翻身，但观念上的翻心和表达上的翻言，却只有少数先进的农民才能做到。《山乡巨变》中，让尽可能多的人物得到较多的说话机会，并且每个人物都用自己从小学会的方言说话，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他们最直接最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正如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所说：“如果你用一个人能理解的语言与他交谈，那这交谈会进入他的大脑。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谈，那这交谈就会走进他的心灵。”[139]清溪乡人的方言俗语无疑是清溪乡人“自己的语言”。

第三个问题是：《山乡巨变》所构建的新的诗学，为什么本质上是一种大地诗学？

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乡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即农民从个体生产方式迈入集体生产方式。不管是个体生产方式还是集体生产方式，农民总在与土地打交道。下种育秧、挑塘泥积肥、砍楠竹卖了筹款，农民都从大地的土壤上获取种种生活资料。经历过土地革命的人们，无论是地主富农，还是中农贫农，都要在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重新选择。这个选择非常艰难，因为入社的人要考虑到与他人一起劳动，与他人一起分配劳动成果；要在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与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掂量穿梭，在“私”与“公”之间合理选择，潜藏着对农业合作化这种集体形式的信任与否。《山乡巨变》以成立五个初级农业社和常青高级社劳动成果丰收而完成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历史大事的记叙。韩经太教授曾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一个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抒情诗学传统和一个士人“在事为诗”政治诗学传统。[140]“在事为诗”之“事”是国家大事。农业合作化运动无疑是国家大事，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新鲜大事。可以说，《山乡巨变》产生了一种新的诗学。这种新的诗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大地诗学。它包括四个重要要素：一是“事”，成立初级社与高级社，社员们集体耕耘，丰收的劳动成果大家分配。二是“人”，以不同阶级身份加入农业社、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劳动者形象群体。三是“物”，富有江南特色的自然风景和楚地特色的民情风物。四是“语”，生长于益阳清溪乡这片江南土地上、带着浓厚乡土文化气息的方言俗语。从小说讲故事的角度看，《山乡巨变》的第一要务是要讲叙农业合作化在清溪乡得以实践的创举，所以“事”是重心。但是从诗学的角度，加入方言俗语的书面语言才是形塑《山乡巨变》诗学最为重要的要素。

《山乡巨变》中方言的声义参差现象，确实会给不懂益阳方言的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也许正如茅盾所说的“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赘了”[141]。但如果要想用方言俗语作为基本的语言形态来记叙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刻画这历史事件中有所作为的人物，这种声义参差的现象又是不可避免的。方言之所以成为方言，就是因为许多方言词汇在书面语中找不到同样读音且意义相同的汉字。声义参差，是人物语言和叙事语言两者同时方言化的底色。

叙事者力争用益阳方言叙事，打破了叙事语言与人物语言的区隔。叙事语言如果采用书面官话或者书面普通话，似乎总比那用方言的人物语言要高一个层次。阅读《海上花列传》时，叙事语言采用明清书面官话，给人一种全国性因而带有普遍性的感觉。一旦转到人物苏白，就给人一种地方性因而带有狭隘性的感觉。《山乡巨变》中，周立波做了一个大胆试验，让叙事语言也尽可能方言化，从而放低了叙事语言的姿态，保持着与人物语言平等的视角。

确实，《山乡巨变》虽然是独白型第三人称小说，全知叙事者可以操控一切，但它的叙事者却是平等可亲的，并不那么咄咄逼人。洪子诚先生评价《创业史》人物语言采用提炼的口语，而叙事语言是充分书面化的语言。人物语言与叙事语调之间的距离，有助于叙事者对叙事的介入，能显示叙事者作为全知者的权威姿态。[142]而《山乡巨变》的叙事语调与《创业史》迥然不同。周立波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从土地革命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新旧更生”完全信任，他回到家益阳后与家乡父老一起参与合作化运动时放松的心态，使得他写作时自在自如。[143]

《山乡巨变》中大量俗语的运用，从美学风格上看，增加了江南地方特色，给作品增加了诙谐的韵味。而在话语功能上，俗语架起了农业合作化话语和日常话语之间的桥梁，使得农业合作化这一国家意志很自然地融汇于人们的日常语言中。例如上文所分析的俗语“公众马，公众骑”，形象生动而通俗易懂，从而准确传达了农业合作化的核心意旨——集体公有的性质。

《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描写土地革命的小说，叙事的焦点在土地的所有权上，人们关心的是地契归谁所有，因而不必要或者可以较少描写直接与土地打交道的场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对抗性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这些小说所构建的政治诗学是一种斗争诗学。《山乡巨变》却与它们迥然不同。小说所描写的农业合作社显示，社员与社员之间，即在大地上劳作的人群之间，是平等而合作的关系；社员们劳动的形式是集体形式；劳作者与土地之间是耕耘与奉献的关系；劳作者与江南的山水风景互相映衬；农业合作化的国家意志通过俗语而融入劳作者的日常话语。因此《山乡巨变》以劳作者与土地的关系为中心所构造的政治诗学，表达的是和谐与共享，而不是对抗与斗争。《山乡巨变》通过方言俗语的巧妙运用，将“事”“人”“物”“语”内在地统一起来，它表达和谐与共享的政治诗学因而本质上是一种大地诗学。

汪晖曾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指出，“地方形式”和“方言土语”的问题最终只能构成“民族形式”讨论中的附属性问题，而“在寻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普遍的民族语言和超越地方性的艺术形式始终是形成文化同一性的主要方式”。[144]确实，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必须由“普遍的民族语言”来构建这个国家统一性的基础。不过，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山乡巨变》所采用的掺入大量方言俗语的书面白话，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这一国家大事的叙述。但丁曾用“光辉的”一词尽情赞美作为方言的意大利语，“光辉的”一词内涵是“照耀它物而本身又受照耀的东西”。[145]在“光辉的”这一词的意义上，《山乡巨变》方言俗语的运用，照耀了清溪乡的农民作为大地的依存者加入农业社的心路历程，照耀了清溪乡的农民作为大地的耕耘者入社后集体劳动的火热场景与劳动丰收的喜悦场景；反过来看，通过清溪乡农业合作化故事的叙述，通过众多人物形象的自我表达，又照耀了方言的闪光与魅力，丰富着现代书面汉语的诗学表达，贡献了独特的大地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