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沉默史》

沉默不只是声音的缺失。

             ——［法］阿兰·科尔班

沉默有史。

法国表征史学家阿兰·科尔班就著有一部《沉默史》。不同于传统史家的是，科尔班唯从现实中摄取某个象征性物象，比如钟声、海水、树木、身体等，敷以博杂的知识、引文，此即他搜集到的“史料”。《沉默史》也一样，准备的是一场美学的盛宴，人们在其间赏读沉默时，易于感知历史的真实、浩瀚与幽微。

书的体量不大，依次介绍了发生在多个场域，如乡村、城市、居所、大自然、宗教仪式、性爱、绘画艺术的沉默。科尔班解析沉默的内涵和形式，构造、准则和策略，包括习得及实现的方式等；而所有这些，大体上有着个体的指向，即讲说主体的沉默，而不是环境的沉默。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通过了解沉默，学会沉默，以成为自我。忽略历史现场普遍的沉默、政治社会的沉默，作为一部史著，应当是有缺陷的。

《沉默史》 阿兰·科尔班  著

对于沉默，鲁迅一直予以高度的关注，体会甚深。他的观察与研究，完全结合了他的人生经验，不但有着明澈的省思，而且由于灌注了一个思想战士的激情而富含启示的力量。他有一个演讲，题目叫《无声的中国》，换个说法，其实就是沉默的中国。一部《鲁迅全集》，从文明批评到社会批评，其中承续的也就是一部沉默史。在关于沉默的叙事中，他激活许多被弱化、被扭曲、被压抑和被淹没的声音，使我们有了重新倾听的可能。

鲁迅少时家道中落，一度沦为“乞食者”，在困顿中学会忍隐，结果选择走异乡，逃异地，寻找异样的人。留学日本仙台时，发生“幻灯事件”，面对同胞愚妄的欢呼，他沉默以对，直到返回东京，弃医从文，爆发般地发出反抗挑战之声。回国后，他迎来辛亥革命，但很快希望破灭，只好“装死”。在教育部任佥事期间，袁世凯复辟称帝，当天他到邮局给自己寄了一封信，意在保留一个特别的纪念邮戳，自己扮演了一出哑剧。他后来写道：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新青年》草创期间，编辑钱玄同向他组稿，两人有过一段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讨论。接着，他发表了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沉默之后的第一声“呐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打破千年古国的沉默。这时，鲁迅成了公认的“青年叛徒的首领”。他不断鼓动青年，说要“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然而，他很快发现，“青年们很平安”，于是荷戟彷徨，直到女师大风潮骤起，“三一八”惨案发生。他卷进了学潮，在学生和群众遭到枪杀的时刻，他称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下一组充满复仇情绪的杂文：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

为此，鲁迅遭到通缉，及后南下“革命策源地”广州。他密切注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欢呼“大炮的声音”；想不到国民党“清党”，一场“血的游戏”使他目瞪口呆。他抱着梦幻而来，又抱着梦幻而去，从此定居上海。

在上海，他变得更为激进，接连加入中国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保障同盟。面对强大的“党国”，他一面继续单兵作战，一面试图通过联系不同的团队发声。他战斗的意向十分明确，然而，暗箭从后方来，乃不得不“横站”着作战。戏剧性的是，他呼啸着前进，却在青年“战友”的攻击面前沉默了。他自比受伤的野兽，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最多呻吟几声。然而，他的隐默是有限度的。虽然他说过“最高的蔑视是无言”，临到后来，终于怒斥“手执皮鞭”“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与之公开决裂了。

鲁迅的最后十年，恰好是西方学者称说国民党执政的“黄金十年”。可是，他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发现“黄金”。这些学者建立在统计学上的“经济繁荣”，在他那里，根本不能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事实上，他揭露了革命新贵在经济上对人民的盘剥，致使普遍贫困，尤其在底层。他抨击的首要对象，始终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国民党不容许第二党的存在，实行“一党专政”，制造大量政治犯和思想犯，特务潜行，告密成风，监狱林立，把全社会投入极度的恐怖之中。继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公然禁止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三十年代，手段之恶、辣、绵密达于极点。对此，鲁迅描述说：“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说。所以凡是较进步的期刊，较有骨气的编辑，都非常困苦。”又说：“对出版的压迫实在厉害，而且得有定规，一切悉听检查官的尊意，乱七八糟，简直无法忍受。”至于他本人，不问而知难逃文网，他说：“最近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没收了。好像打算把我全家饿死。”他搞地下出版，“奴隶丛书”三种就是地下出版物。他在《八月的乡村》序文中写道：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

鲁迅为“奴隶丛书”《八月的乡村》作序

鲁迅从来不曾像一些学者那样使用“公民”一词，而用“奴隶”取代。只要奴隶的身份一天不改变，就只能恪守沉默的本分，不许开口。所以，当《中学生》杂志征求对时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都在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制度相抗争。一方面，他直接暴露书报审查专横、丑恶、荒谬的现象，在文中列举个案，给删除的部分加上黑点或黑杠，或者在集子的后记里直接剪贴报刊的有关报道，党部或“审查会”查禁的文件，以及被查禁的作者和作品的清单，着意保留“党老爷的蹄痕”；另一方面，他着手做“挖祖坟”的工作，揭示中国古代帝王，尤其是雍正、乾隆——如今电视剧中的“好皇帝”——禁毁删改古书的种种罪证，把古今“文化暗杀政策”勾连起来，以见流毒的深远。

鲁迅作《夜颂》，自称是爱夜的。他说：“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他讲述经验说：“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黑暗中的异象，乃是社会怨愤的积聚所致；所见的毒蛇和怨鬼，其实就是徘徊不去的革命的幽灵。而沉默，此时比声音还要可怕；沉默越酷烈，越是富于颠覆的力量。

鲁迅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专制统治者更不待言，总是要求沉默、命令沉默、制造沉默、加强沉默、监督沉默。法国政治家夏多布里昂，便将东方描述为一种巨大且荒芜的、来源于专制主义的“宫廷的沉默”。即使要打破沉默，也是让社会充斥着一种声音：神谕般的声音、赞颂的声音、狂热的声音，并且要求每一个人屈从于这声音，从而成为整体的一部分。

《沉默史》写到历史上最早有两种沉默：宗教中创世的沉默，以及创造物因对圣言焦虑的等待而出现漫长而庄严的沉默。说到俗世的沉默，书中引用马克思·皮卡德的话，同样概括为两种，即“沉默中不只有有益、令人愉悦的沉默，也有出现于这沉默深处的黑暗、凶恶、可怖及敌对的因素，那是地狱、恶魔式的”。鲁迅似乎从来不曾经验过愉快的沉默，沉默对他而言只有一种，就是被动的沉默，具有压迫性和敌对性。特别在早期，他的沉默是带毁灭性的。他说“萧条”，说“寂寞”，说“平安”，说的都是沉默：“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这沉默是黑暗、虚无、绝望的产物。袁世凯复辟前后，鲁迅经受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在崛起的社会运动中完成自我救赎，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存哲学。他说：“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不是因希望而反抗，而是在绝望中反抗，勇气来源于绝望。承认绝望的实存性、恒在性，随之而起的反抗必然是韧长的、不妥协的。

最能体现鲁迅的反抗绝望的哲学的，当是《过客》。过客不断地走，只为“前面的声音”催促他，使他息不下，但道路的去处只有坟。这里展开的，正是沉默与声音的对峙。

《鲁迅全集》中有关沉默的记述，几乎都是属于政治的，与“无声的中国”有关。作为一名思想启蒙战士，他有他的孤独、寂寞，有他个人的沉默；事实上，他是同“沉默的大多数”呼吸生活在一起的。正如他所说的：“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中国的命运确实使他常常陷于沉默，然而，在与沉默的搏战中，他乃获得一种确信：“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鲁迅经历得太多了。他看来看去，黑暗与沉默到底不足惧，借此他反而看到了专制政权灭亡的先兆。在他继踵一众“摩罗诗人”，援引“新声”以破中国政治萧条、天地闭合的现状之后，仅仅四年，清政府覆亡。当北洋政府劫夺革命的果实，敌视民主共和且把民国重新推回黑暗的时刻，他预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不出三年，即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取代。然而，他所面临的同样是一个独裁政府，而且压迫越来越甚。这时，他毫不退缩，宣称用笔对付手枪，与之缠斗至死。死前，在震耳欲聋的沉默中，他赋诗道：“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无声的中国》，花城出版社出版

收录鲁迅与声音有关的杂文

在鲁迅笔下，中国现代史出现了“沉默螺旋”：沉默，爆发；沉默，爆发；沉默，爆发……没有永久的沉默。及至晚年，鲁迅已经能够很有把握地看待沉默史的走向了。他自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

科尔班的《沉默史》有一个“尾奏”，题为“沉默的悲剧”。书中列举了从上帝到他的子民，从宗教家到作家和诗人的沉默，描述了沉默的存在所带来的灵魂的重担，以及一系列的恐惧和痛苦。而鲁迅的沉默，以及他的沉默观，是明显高出于悲剧之上的。

编辑：雁回锦书

来源：《随笔》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