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第四章 〖“400号”〗

死而复生，这是件颇为离奇的事情，离奇得难以言表。世界在美丽的白昼是那样魅力四射，尤其当你从酣睡中醒来的时候。从死亡线上回来，白天在你眼里似乎比以往任何一天都要明媚，你仿佛睡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好觉。你觉得自己更加了解人生的舞台了。死而复生，就好像照明师拧亮了所有的弧光灯，透过明亮的玻璃，在你面前霎时呈现出一个通明的舞台。你会觉得你把一切看得更加分明，在你眼前仿佛架上了一副望远镜，还有一副显微镜。死而复生，这件事带着一种完全的春天的意味，好像春天给你展示了一种在最熟悉的环境里你都感受不到的意外的魅力。

尽管你非常清楚，这种景象是瞬息即逝的，尽管你当时身处像庞克拉茨监狱这样一个“愉快温馨”、如此“丰富多彩”的环境里。

有一天他们甚至把你带了出去。这一天，他们传你去受审，没有送来担架，而是让你自己走着去，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成行的。可能。走廊上有墙栏杆，楼梯上有扶手。与其说你用双脚在走，倒不如说是用四肢在爬。难友们在楼下接住了你，他们搀扶着你一直把你送进囚车。你坐下后，发现有十个至十二个人被塞在这行驶中的阴暗牢笼里。都是陌生的面孔，他们朝你微微一笑，你也向他们笑笑。有人对你低声耳语了几句，你却不知道说话的那个人是谁。你握住了某个人的手，却不知道这只手属于谁……然后车子猛地驶入佩切克宫的通道，伙伴们把你扶下车，走进一个四壁光秃的宽敞的大屋子里，五排长凳整齐地前后排列着，人们挺直身子，毕恭毕敬地坐在上面，两手扶着膝盖，一动不动，两眼呆呆地盯着面前的白墙……伙计，这就是你的新世界的一隅——所谓的“电影院”。

1943年5月的插曲

今天是1943年的五一节。碰巧是那个允许我写作的看守值班。多幸运啊!这一天里我又可以暂时充当一个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报道这个新世界的生力军在五一节的检阅概况。

别期待你会听到旗帜在劲风中猎猎飘扬的声音，没有那样的情景发生。我甚至无法讲述你们喜闻乐见的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今天，这里的一切比以往要简单得多，既没有往年我常见到的集结几万人的激越凶猛的洪流，拥向布拉格的大街小巷，也没有千百万人组成的波澜壮阔的铁军，使柏林大街响彻他们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更没有像我曾见到的会聚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人的海洋。在这儿你见不到几百万人，哪怕几百人都没有。你只能看到几个男同志，女同志。然而你会感觉到，他们的人数一点儿也不少。是的，不少了，因为这是一种力量的检阅，这力量正在穿越迅猛的烈焰，它没有化为灰烬，反而锻炼成钢。这是战斗时在战壕里的一种检阅，只不过在战壕里人们往往穿着野战军的灰绿色军服。

你也许觉得这一切显得那么渺小，微不足道。将来有一天你读到我记录下的、你未曾亲身经历的这一切时，不知道你能否完全理解它。但你一定要用心去理解。相信吧，力量就蕴涵在里边。

来自隔壁牢房的早晨的问候，通常以敲打两节拍的贝多芬乐曲来送达，今天，他们比平时敲得更加庄严、更加坚决，墙壁的回声也显得更为高昂。

我们穿上自己仅有的最好的衣服。所有的牢房在早饭送来之前，大家都已经整装完毕。走廊上杂役们端着面包、黑咖啡和水从敞开的牢房门前走过。斯科舍帕同志发给我们三个大圆面包，在平时只有两个。这是他对五一节的问贺——一颗细腻、周致的心灵发出的实际的庆贺。递面包时，我们的手指在面包下面捏在了一起。说话是不允许的，他们甚至紧盯着你的眼睛——然而哑巴们不照样用手指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吗?

我们牢房窗户下面的院子里，女犯们跑出来开始半小时的放风了。我爬到桌子上，隔着栅栏朝下望，也许她们能看见我。她们果真瞧见我了。她们举起拳头向我致意，我也以同样的动作还礼。下边的院子里，气氛十分欢快和活跃，与往常完全两样，充满活力。女看守一点也没有觉察，也许不想去注意什么吧，这也成为今年五一节检阅的一部分。

现在轮到我们出去放风了。由我领着大家做早操。同伴们，今天是五一节，咱们以别样的体操开始吧，就让看守们奇怪去吧。第一节：一、二，一、二—抡大锤。第二节：镰刀收割。锤子和镰刀。只需稍加想像，同志们就心领神会，明白锤子和镰刀的意思了。我环顾四周，大家都心有灵犀，微笑着，神情昂扬地反复操练着。他们全明白了。是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接受五一节检阅的阵营，这出哑剧也是我们在五一节的宣誓：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仍忠贞不渝。

死亡比你想像的要简单得多，英雄行为并没有灿烂的圣光环绕。而斗争则要比你估计的更加残酷……

我们回到牢房。九点整。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响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了。老爹，我们也走起来吧!现在那里已唱起了《国际歌》,歌声响彻在全球的上空，让我们的牢房里也响起这歌声吧。我们唱起来了，接着又唱了一支又一支革命歌曲。我们不愿意孤单，况且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不仅和那些正纵情歌唱着的自由的人们在一起，也同样和那些正战斗着的人们心连心，我们也在战斗……

同志们深陷囹圄，

在阴冷的刑讯室，

你们与我们在一起啊，在一起，尽管你们不在这个行列里……

是的，我们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此刻我们在267号牢房里，计划着1943年五一节检阅庄严的结束仪式。难道真的要结束了吗?为什么女牢的那个杂役下午还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边散步边用口哨吹着《红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和其他的苏联歌曲?难道是为了鼓励男牢的同志们吗?为什么那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男人，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此时正在走廊里警戒着，防止有人出其不意地进来?还有，为什么那个身着党卫队制服的男人，竭力鼓励我写作，然后把写好的稿子带出监狱，细心地藏起来，让它们在适当的时候亮相?为了这一张小纸片，他们可能赔上自己的脑袋。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是为了架起桥梁，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起来。他们在战斗着，坚贞无畏地在自己的岗位上战斗着，他们依据自身所处的实际状况，灵活机动地以力所能及的手段参与战斗。他们是那样普通，默默无闻，从不慷慨陈词。不难想像，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在这场战役里，他们是我们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同样可能为迎接胜利的到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你曾经十次、二十次地领略过革命队伍在五一节检阅时豪迈前进的步伐。那是多么壮观的场面。然而只有在战斗中你才能评价这支队伍的真正力量，认识到它的坚不可摧。死亡比你想像的要简单得多，英雄行为并没有灿烂的圣光环绕。而斗争则要比你估计的更加残酷，尤其在斗争里坚持不懈，直到取得胜利，它需要付出的精力无法估量。每天你都能见到这种力量在活动，却不能完全意识到它，因为这一切显得那样自然而然。

今天，你重新意识到了这种力量。

1943年的五一节，让我的这个报告的连续性中断。这样很好。因为在这个光辉的节日里，我们会回忆起一些别的东西。四处洋溢着的欢乐，似乎把回忆也给点缀和渲染了。

在佩切克宫的“电影院”里，却没有半点喜色。

这是行刑室的前厅，你可以听到从里边传来别人的呻吟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你坐在那里，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你看到从这里走进去健康强壮、精神抖擞的人，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拷问，回来的是遍体伤残、佝偻崩溃的躯体。你听到他们在接受审讯传呼时响亮的应答声，可是过一个小时回来时，钻进你耳中的是由于剧痛和战栗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压抑的哀鸣。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形：在这里你也会见到这样一些人，他们离去时，目光坦荡、直率，回来后，却再也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也许在楼上某间审讯办公室里，仅仅由于惟一的一次软弱、片刻的动摇、一刹那的恐惧，或者想保护自身的一闪念头—结果害得今天或明天又有一批新的囚犯被抓到这里，从头—一经历这一切恐怖的非人折磨。这些新来的牺牲品，是被过去的战友拱手交给敌人的。

看见这些丧失了良知的人，比看见那些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人更可怕。假如你有一双被擦肩而过的死神洗涤过的眼睛，假如你有被死而复生的经历激荡过的感官，不言而喻，你就会觉察出谁动摇了，谁可能叛变了，或者谁的灵魂深处正在琢磨这样的事：出卖战友中某个最微不足道的人，让自己轻松一点，也许结果不会太糟糕。可怜的懦夫!用牺牲朋友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命，这种苟且偷生还能称之为生命吗?

我头一次坐到这个“电影院”里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后来它反复出现。这个想法的产生，肯定是在那天早上，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个最能识别人的地方：“400号”。

我在“电影院”里没坐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许是半个小时，有人在我背后叫我的名字。两个穿便衣、说捷克语的人架着我进了电梯，上到五楼，把我带进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门上的门牌号赫然标着：

400号

在他们的监视下，我独自坐在后边一把靠墙的椅子上，我带着一种奇怪的感觉环顾四周，我觉得眼前的景象似曾在哪儿见过。难道我曾来过这里?不，我没有来过。但这间屋子怎么让我如此眼熟。我认识这个地方，在梦里见过它，在一个可怕的、谵妄的梦中见过它。这个梦使它的模样很可怕，却没有把它变得让我辨认不出来。现在它显得很温馨，一屋子的亮堂，这儿好像挤满了人，一个挨着一个坐在长凳上，他们脸色苍白，鲜血淋漓。宽大的窗户装有栅栏，隔着窗户可以远远望见梯恩教堂、绿色的莱特纳山冈和赫拉德恰尼古堡。在梦里这间屋子是阴森的，没有窗户，污黄的光线里尘土飞扬，屋子里的人们像影子似的在挪动。是的，那时这里到处是人。现在它空荡荡的，挨着摆放的六排长凳，好像一块很有趣味的由蒲公英和毛莨组成的草坪。在梦里，这儿好像挤满了人，一个挨着一个坐在长凳上，他们脸色苍白，鲜血淋漓。那边，离门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的男人，眼神痛苦万分，他喃喃地要求喝口水，喝口水，然后就像徐徐下落的帷幕，慢慢地、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曾发生过，如今我想起来了，它并不是一个梦。残酷和疯狂的一切，都真实地上演过。

这是我被捕的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受审时的情形。他们曾三次把我带到这里，也许是十次。我记得，只有当他们需要休息一会儿或者处理别的什么事情时，才把我带出去。我只记得，那时我赤着脚，冰冷的地砖让我那被打得肿胀的脚掌感到无比舒服。

当时那些长凳上坐满了容克斯工厂的工人们。他们都是盖世太保在夜间大搜捕时被抓来的。在门边站着的那个身穿破旧蓝工装的男人，就是容克斯工厂党支部的巴尔托尼同志，我的被捕跟他也有关系。我这样写，并不想为我的不幸命运去怪罪任何人。我的被捕不是因为同志中有人叛变或者怯懦了，而仅仅因为不慎重和不走运的巧合缘故。巴尔托尼同志为他自己的支部寻找上一级领导关系。他的朋友叶林内克同志疏忽了地下秘密工作的规定，答应了他帮助取得联系的事宜。本来叶林内克同志应当先同我商量，这样联系起来便可以省略他这一道中间环节，这是一个错误。另一个更为严重、致命的错误是，有一个姓德沃夏克的奸细骗取了巴尔托尼同志的信任，从而得知了叶林内克的名字——这样叶林内克一家的活动就受到盖世太保的监控。两年里这些同志都出色地完成了主要的工作任务，而仅由于一个细微的环节而违背了秘密工作的纪律。

佩切克宫决定逮捕叶林内克夫妇的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他家聚会，盖世太保出动了大队人马——这一切完全出于偶然。这件事本来不在盖世太保的抓人计划之内，他们本来打算第二天才去逮捕叶林内克夫妇的，可是那天晚上在他们顺利破获容克斯工厂的地下党支部以后，不禁扬扬自得，就开车出来“兜兜风”。警察的突然袭击固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在叶林内克家发现了我，却让他们更为吃惊。他们甚至不知道抓住的是什么人。假如和我一起被捕的不是……他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我是谁。

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才对“400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那一回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长凳上和墙旁边都挤满了人。审讯在进行，时钟的每一声滴答里都充满了意外。许多离奇的意外我都不甚明白，而一些很坏的意外，我又理解得过于透彻。

然而我的第一个意外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那只是一件令人愉快的小事，对谁来说都无足轻重——我却刻骨铭心，永远难忘。那个监视我的盖世太保特工—我认识他。就是他，在我被捕后，把我的每只口袋都翻了个遍，还扔给我半根点燃的烟。这是三个星期以来我见到的第一枝烟，也是给一个重新回到世上的人的第一枝烟!我是否应该接它?不接，省得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收买我。然而随着烟一起投来的目光并不奸诈，不，这个人不想收买我(同样我没有把烟抽完，新生儿是不会有强烈的烟瘾的)。

第二个意外：四个人鱼贯进入屋子，用捷克语向穿便衣的看守问好，——甚至还向我打了招呼，然后坐到桌子后边，摊开公文夹，点上烟，神态十分怡然自得，俨然他们就是这里的办事员似的。似乎不太可能。也可能是真的，他们真的在这里服务。连他们都这样了。这位明明是特林格，也叫雷列克吗?我们一直这样称呼他的。早先是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虽然性情有些暴躁，但他为人厚道——不，这不可能。那是安卡·维科娃，还是那么爽朗，那么漂亮，尽管头发已经斑白。她是一位坚强不屈的斗士——不，这不可能。而那个瓦谢克·雷泽克，捷克北部一个矿井的泥瓦匠，后来成为了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我哪能不认识他呢?我们在北部并肩参加过那么多的战斗。盖世太保怎能使他轻易屈服了呢?不，不可能。但是他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他们想干什么呢?

在这些问题上我还没来得及找到答案，新的情况又出现了。他们把克莱仓、叶林内克夫妇和弗列德夫妇带进来了—一是啊，我认识这些人，不幸得很，他们是和我一道被捕的。但是为什么巴维尔·克罗巴切克也在这里呢?他是从事艺术史研究的，曾帮助克莱仓接触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做工作。除了我和米瑞克-克莱仓，又有谁认识他呢?为什么那个脸被打得伤痕累累的高个子青年人，向我示意，装作我们互不相识呢?我倒是真的不认识他。他到底是谁呢?什迪赫?是什迪赫医生吗?兹登涅克?唉，上帝，这么说，一大批医生也遭殃了。有谁知道他们呢，除了我和米瑞克-克莱仓?为什么在牢房审讯我时，他们突然问起了捷克知识分子的事情?他们是如何发现我的工作和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关系呢?除了我和米瑞克以外，没有人知道啊?

答案浮出水面了，然而这个答案如此沉重和严酷：克莱仓叛变了，他招出了一切。最初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也许他还没有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全部供出来，等他们把另一批囚犯带上楼来时，我看见了：弗拉迪斯拉夫·万丘拉、费伯尔教授及其儿子、被打得已无法辨认的贝德日赫·瓦茨拉维克、鲍日娜·布尔班诺娃、英德日赫·埃尔勃尔，还有雕塑家德沃夏克，凡是在捷克知识分子民族革命委员会任职的所有成员，或者即将被吸收加入的成员，都在这儿了。米瑞克把知识分子的工作阵线拱手全部交给了敌人。

固然，我在佩切克宫的最初几天备受煎熬，但这件事却是我在这里受到的最大的创伤和痛楚。我期待的是死亡而不是叛变。无论我怎样想宽大地去评判这件事，无论我怎样寻找各种客观的因素，无论我怎样联想克莱仓还没有供出的事情，我都找不出别的解释。这就是叛变，它不能以瞬息的动摇、怯懦，或者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在迷乱与崩溃中寻求解脱这些理由来让人宽恕这种行为。

现在我恍然大悟，为什么盖世太保在第一个晚上就知道了我的名字。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也被抓到这里来了，我曾在她家同克莱仓碰过几次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在这里见到了克罗巴切克，还有什迪赫医生。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要去“400号”,每天都会得知一些新的小道消息。———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悲伤事情。

哼，那个曾经有骨气的硬汉，他在西班牙的战斗前线躲过了枪林弹雨，在法国的集中营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没有屈服，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面前吓破了胆，把持不住自己，为苟且偷生而出卖别人。他的勇敢是那样肤浅，徒有其表，几鞭子就让他显出了原形。他的信仰也同样不坚定。在集体里，在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中间，他曾是坚强的。他之所以坚强，是因为他依靠着大家。现在，当他被孤立，与外界隔绝，在敌人的轮番逼迫拷问下，他失去了力量，失去了一切。因为他只为自己考虑。为保全自己的躯壳，他不惜牺牲同志们的生命。他屈从于怯懦，在怯懦中变节投敌。

当敌人在他身上搜出密件的时候，他没有告诫自己：宁死也不译出密码。他交待了密码，供出了同志们的名字，供出了秘密联络工作点。他带着盖世太保的特务们去同什迪赫医生会在监狱里被人唾弃，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被人唾弃都更为可怕。

他出卖了安妮奇卡，甚至还供出了丽达，那个曾经爱恋他的坦白正直、勇敢的姑娘。只需挥舞几下鞭子，他就吃不消了，就交待出了一半他所知道的事情，而当他确信，我已经死了，再没有人对质的时候，他就毫无顾忌地把剩下的另一半也供了出来。

他的这种行为对我倒伤害不大，我反正已在盖世太保的手里了——他们还能对我怎样呢?相反，他的供词虽然具体，成为盖世太保整个侦探、调查脉络的初步依据，但他只是交出了链条的开端，以下的环节掌握在我的手里，所以他们迫不及待要解开这些环节。所以我和我们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都活到了戒严期以后。

在这个案子里，假如克莱仓当初守口如瓶，就不会有这么一大批人被牵连进来。也许我们两人早已被处死，但其他人却能活下去了；我们倒下，他们却能继续工作。

懦夫总要赔付出比自己生命更多的东西。克莱仓就是这样。他从光荣的革命阵营临阵脱逃，连最卑鄙的敌人都会蔑视他。他虽生犹死，成为行尸走肉，因为他被集体所抛弃。尽管他后来力求弥补自己的罪过，那也无济于事，他再也没有被集体接纳。在监狱里被人唾弃，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被人唾弃都更为可怕。

监狱和孤独——这两个概念通常被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误解。蹲守监狱并不孤独。监狱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即使用最严厉的隔离手段也不能使人脱离这个集体，如果不是这个人自己想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话。在这里，那些被压迫者的手足般的友情形成一股坚强的力量，它把大家凝结成一个整体，锻炼他们，使他们变得更加敏锐。这种友情能穿透他们生活在其中的能说话能传达信息的监狱的高墙，弥漫到整个一层楼的所有牢房里去。这些牢房由其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劳动、共同拥有的杂役，以及在新鲜空气里半个小时共同的放风联结在一起。利用放风时说一句话或做一个动作，就能传递消息或者保住某个人的生命。在囚犯们一同坐车去受审、一块儿坐在“电影院”或者一道返回监狱的时候，这种兄弟般的友爱将整个监狱连成一体。这种友爱很少通过语言或巨大的行动来体现，只需简单地捏一捏手或者偷偷塞进一枝烟，就足以打破那关押着你的牢笼，把你从毁灭性的孤寂中解救出来。监狱里到处是手，当你被审问受刑后回来时，你能感觉到这些手在支撑着你，使你不至于倒下，当敌人用饥饿来把你往死亡线上驱赶的时候，你能从这些手里获取食物。监狱里到处是眼睛，它们在你被押送往刑场的时候望着你，让你知道，你必须昂首挺胸而去，因为作为他们的兄弟，你不应该用迟疑的脚步来削弱他们的斗志。这是一种用鲜血换来的不可征服的兄弟之情。如果没有这种友爱的支持，不论是你还是任何别的人，连命运中所遭受的十分之一的痛苦都会忍受不了。

在这篇叙述报告里—如果我能继续写下去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日期，也不知道钟点),常常出现一个数字，就是这一章节的标题：“400号”。一开始我只把它当成一个房间，我在那里度过的最初的几个小时，印象是不愉快的。但它不是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集体，而且是一个愉快的、战斗的集体。

“400号”产生于1940年，正是盖世太保反共署活动猖獗之时。它是本地监狱——“电影院”的分部，也就是犯人受审时的候审室，专为共产党人而设立的，省得为了每一个问题都要把犯人从一楼拖到五楼来。这样，犯人时刻在侦讯官旁边，提审起来十分方便。这就是他们设立“400号”的目的。

然而把两个犯人——尤其是两个共产党员聚在一起，不消五分钟他们就会形成一个能破坏盖世太保一切计划的集体。到1942年，“400号”已经被冠以“共产党中央”的称号了。它历经变迁，数千名同志，男的，女的，都曾在这些长凳上轮流坐过，但其中有一点却是不变的，那就是集体主义的精神、对斗争的忠诚和对胜利的信心。

“400号”——这是一个突兀在前沿阵线的堑壕，从四面八方被敌人及其雨点般密集的火力包围着，但从来没有闪现过妥协、投降的念头。红旗在它上方飘扬。这里表现出了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全民族的团结一致。

在楼下，在“电影院”里，穿着高统靴的党卫队队员来回巡视，你的眼睛每眨一下就会听到他们叱喝的声音。在“400号”的看守里，有捷克的警官和警察局的特务，他们是以翻译官的身份在为盖世太保服务，有的出于自愿，有的是受当局委派来的。他们有些人辅助盖世太保工作，有些作为捷克人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在“400号”里，你可以不必坐得笔直，双手扶膝，两眼直视前方。在这里，你可以姿势比较放松地坐着，你可以四处张望，可以甩一下手，甚至做更多的动作，但要看情况，要看这三类看守里，哪一类人在值班。

“400号”——这个地方最能深刻地识别被称之为“人”的这种动物。在这里，与死亡对话使每一个人都赤裸裸地原形毕露——那些左臂上缠着红布条的共产党囚犯或与共产党合作的嫌疑犯，同时也暴露出那些应该在这里被监视的人，还有那些在不远的房间里参与审讯的人。在审问中，言语可以成为盾牌和武器。但在“400号”里你却无法用言语来掩饰自己。这里重要的不是你在说什么,而是你心里装着什么。沉在你内心深处旁枝末节的东西，一切能掩盖、减缓或粉饰你性格中最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都被临死前的旋风席卷而去，一扫而光，只剩下最简单的主语和谓语：忠实者坚贞，叛变者出卖，小市民绝望，英雄们斗争。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力量和软弱、勇敢和胆怯、坚定和动摇、纯洁和肮脏两种性格。而在这里，只能够存在其中的一种，非此即彼。假如有人想不露声色地周旋于这二者之间，那他就会比一个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手里拿着锣，在出殡的队伍里跳舞的人更加惹人注目。

这种人在犯人里存在，在捷克警官和特务当中也存在。审讯时，他给纳粹帝国的主子点蜡烛，而在“400号”里，他又给布尔什维克“赤魔”点上另一根蜡烛；在德国警官那里，他为了迫使你供出联络员的名字，可以打掉你的牙齿，而在“400号”里，他可以在你饥肠辘辘的时候，友善地递给你一块面包表示关心；在搜查时，他把你的住宅洗劫一空，而在“400号”里，他却可以从抢来的猎物中抽出半枝烟卷塞给你，让你感激他对你的一腔同情。还有另一种人——可以说是这群败类里的变种，他们从来不主动去伤害别人，但也没少做帮凶。他们明哲保身，灵敏的嗅觉使准是德国军队在向斯大林格勒进攻了；他们和颜悦色，还同犯人们聊天，那就是形势好转：德军准是在斯大林格勒吃了败仗；他们如果开始谈起自己源远流长的捷克家族史，谈他们怎样被迫给盖世太保服务，那就好极了：准是苏联红军已经推进到罗斯托夫了。——他们中间还有这样一些人：当你快被淹死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而当你自己挣扎着爬上岸时，他们却欣然向你伸出手来。

这种人感觉到了“400号”这个集体，竭力想接近它，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它的力量。然而他们从来不属于这个集体。

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们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集体的存在，我想把他们称作刽子手，即使是刽子手，也还属于人类呀，高抬他们了。这些嘴里讲着捷克话的禽兽，手里拿着木棍和铁棒，折磨起捷克囚犯来，残酷得连许多盖世太保警察都躲得远远的，不忍心看。他们不能用本民族或德意志帝国的利益为借口来开脱自己，他们以残害和杀人为乐趣，他们打掉别人的牙齿、刺破别人的耳膜、挖掉别人的眼睛、踩烂别人的生殖器、掏出别人的脑浆，一直把人残酷折磨致死。这种残忍找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完全是兽性大发。每天你都要见到他们，每天你都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你不得不忍受他们的为所欲为，他们的存在使空气里充斥了血腥味和惨叫声。坚定的信念帮助你忍耐和忍辱活下去，那就是：即使这些人把目睹自己滔天罪行的见证人斩尽杀绝，他们还是逃不脱正义的惩罚。

就在他们旁边，在同一张桌子的后面，还坐着另一些人，看上去与他们的职务同等，这些人用大写的“人”字来描述他们不为其过。他们把监禁囚犯的机构建成了囚犯自己的机构，他们帮助建立了“400号”这个集体，并且把他们整个的身心和全部的勇气都投入到了这个集体中来。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恰恰相反，以前他们在警察局工作时，还参与过反共的活动。可是后来当他们看到共产党人在跟德国占领者作斗争时，他们认识到了共产党的力量，明白了共产党人对于整个民族的意义，从此他们便忠实地为这些囚犯服务，帮助每一个坐在牢狱的长凳上却依然忠实于这一事业的人。

监狱外的许多战士，如果一旦了解到自己落入盖世太保魔掌后，将会经历怎样恐怖的遭遇时，他或多或少会有些彷徨和踌躇吧。但这些人每日每时都亲眼目睹那些惨烈的场面，每日每时他们都可能被列入这些犯人的行列，遭受比他们更加痛苦的磨难。但他们毫不动摇，依然帮着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生命，减轻那些已无法援救的人的悲惨遭遇。

英雄的称号应归属于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帮助，“400号”永远不会呈现如今这个样子，就像千百名共产党人所见到的那样：它是那座黑暗的牢笼里光明的所在，是敌后根据地，是直接安插在侵略者巢穴中、为自由而战的心脏。

编辑：红日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