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第八章 〖一段历史〗（完）

1943年6月9日。

在我的牢房门前挂上了一副裤子背带。那是我的背带。这是押解的标记。今天夜里他们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国法庭，接下来就是听候判决等一系列事情了。在我生命的边缘上，时间正贪婪地吞噬着最后的那一口。在庞克拉茨监狱度过的四百一十一天，简直快得不可思议。我还剩下多少天呢?这些日子我将在什么地方度过?等待我的又将会是什么呢?

这些日子里，我很难再有机会埋头写作了。那么,这一篇文章就将是最后的证词。对于这一段历史，显然我是最后一个尚活着的见证人……

1941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所有中央委员以及准备万一出事时接替他们的后备领导人，全部被捕了。是何种原因导致党遭受到如此严重、无法估量的损失，至今无法确切地查实。这件事，也许要等到盖世太保的警官们受审的那一天，他们才会吐露出实情来。我也曾和佩切克宫的杂役们一起，试图想查清这件事的真相，但白费工夫，一无所得。这个事件的突然发生，当然不排除内部有奸细，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不谨慎造成的。两年来，地下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取得了一定成绩，有些同志就放松了自己的警惕性。地下组织不断扩大，经常有新的同志被吸收到工作中来，还有些人本来应该作为候补人员先放在一边考察一下的。机构庞大了，变得复杂起来，难以控制，最后造成失控的局面。敌人对党中央的袭击显然蓄谋已久，终于在他们蓄势向苏联大举进攻的时候向我们下手了。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他们逮捕的范围有多大。我还在等着正常的联络，但一直杳无音信。一个月过去了，我心里明白，一定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不能再这样坐等下去了。我开始独自去寻找关系，别的同志也是这样。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维斯科奇尔，中捷克州的地区领导人。他是一个富有建设性的人物。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出版《红色权利报》,党中央的机关报是不能停下来的。我撰写了一篇社论，我们俩又商量，决定把全部材料(那些材料我还没有过目)作为五一特刊推出，而不出版《红色权利报》了，因为别的地方的同志们已经推出了一期《红色权利报》,尽管印刷得相当简陋。

接下来是几个月的游击战式的工作。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个重创并没能将它灭绝。几百个新上任的同志接手工作，担负起中断了的未完成的任务。哪个岗位上的领导牺牲了，后面的同志坚决替补上，决不允许这个组织分崩瓦解，陷入瘫痪。但党中央一直建立不起来，处于游击状态的工作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在德寇准备进攻苏联这个最紧要关头，我们的步调可能会出现不一致。

从我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手笔。而其他一些同志也从我们的五一特刊号上，——可惜印制得并不是很成功，看出有值得信赖的人存在。于是我们着手相互寻找起来。

这好比在密林里搜索一般，等我们一听到声音追踪过去时，呼唤声却跑到另一边去了。血的教训，使全党变得更加谨慎和警觉。如果中央机关的两位同志要会面的话，必须一一通过他们双方以及其他负责联络的同志所设下的试探暗号和接头机关。这下就复杂了，因为我不清楚“另一边”的那个人是谁，对方也同样，不知道要找谁。

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联系人，就是那个优秀的小伙子米洛什·内德维特医生，他成为我们第一个联系人。这事也凑巧。1941年6月中旬，我病倒了，我打发丽达去请他来给我看病，他马上就来到巴克斯家里。随即我们就谈妥了联络的事情。原来他也受人委托，帮着寻找“另一边”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另一边”的那个人就是我。相反，他也像那一边所有的人一样，以为我被捕了，并且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动了攻势。就在那天晚上，我还同洪扎·维斯科奇尔一起印发了一份传单，标题为《进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6月30日，我终于和我寻找已久的那个人会面了。他来到我约定的联络点，他已经知道将同谁见面，而我那时还一无所知。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从敞开的窗口送进一阵阵槐花的清香，这应该是情人们幽会的美好时刻。我们拉上了窗帘，打开了灯，互相拥抱在一起。原来这个人是洪扎·齐卡。

我了解到，1941年2月，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被捕了。齐卡一人，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他一人得以幸免。我认识他很早，一开始他就赢得了我的爱戴。直到现在，当我们一起共事的时候，我才真正了解他。他长得圆乎乎，总是笑眯眯的，像个慈祥的大伯，而一涉及党的工作，他却表现出果断、强硬、不妥协的另一面来。他把自己肩负的党的重任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为了完成党的使命，他可以放弃一切。他爱周围的人，人们也爱他，但他从来不以无原则的妥协来博取别人对他的爱。

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几天以后我认识了第三个新领导班子的成员：洪扎·切尔尼，他在5月间就同齐卡联系上了。他身材魁梧、年轻潇洒，跟大家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他在西班牙参加过战役，表现勇猛。二战期间，他带着一叶被子弹射穿了的肺，从西班牙途经纳粹德国，回到了祖国。他身上总保留着几分军人的气质，他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个有才干、有创造精神的人。

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亲密无间的深厚情谊。我们这三个人在性格和办事能力上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齐卡是一个干练的组织家，处事精细、严谨、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他对每一则消息都刨根问底，对每一个建议都从各方面分析研究，热诚却又严厉地监督每一项决议的执行；切尔尼，消极怠工和武装斗争的领导与策划者，善于用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思维清晰，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总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众；而我呢，是一个宣传鼓动者，一个新闻记者，政治嗅觉敏锐，有点幻想家的气质，具有批判主义的幻想家气质。

一个战士倒下后，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或者三个人同时顶到他的岗位上去。

职务的划分不仅是工作上的分工，更是责任的分担。因为我们每个人除了必须参与的所有工作外，还需要分头去处理不同地方出现的问题，工作相当繁重。党在2月份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得到恢复，根本无法复原了。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有的地方组织被彻底摧毁，有些虽然保存了下来，但接不上关系。所有的地方组织、工厂，甚至整个地区的工作，几个月来都处于孤立状态。在跟他们联系上之前，我们只好设法把中央机关报送到他们手里，依靠党报来代替中央领导的作用。联络站没有了，以前的联络点危机四伏，无法再启用。开始阶段还缺乏活动经费，粮食给养也十分有限，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切恰恰出现在党需要恢复元气、准备东山再起的阶段，而且处在德寇大举向苏联进攻的时期，此时，党应该直接参加战斗，组织反侵略的国内战线，在敌后发动小规模的战斗。这不仅要依靠党组织自身的力量，更需要发动全民族的力量来进行。从1939年到1941年的准备时期里，党一直处在秘密的地下状态，对德国警察如此，对全国人民也是这样。现在，党遭受血腥洗劫之后，在占领者面前它只能更加隐蔽，更加完善自己的地下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必须从隐秘状态转向公开，必须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必须面向全国人民，和每一位决心为自由而战的人士结盟，用直接的行动引导那些还犹豫不决的人们投入战斗。

到1941年9月初，我们初步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还没能把被破坏殆尽的党组织恢复起来——我们离这一步还远着呢，但是我们已经重新拥有了一个坚强的组织核心，这个核心已经能够独立地、至少部分地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党的作用明显有了起色，业绩斐然。工厂的怠工和罢工活动多起来了，——9月底，他们派来了亨德里希来对付我们。第一次戒严压制了日渐高涨的反抗运动，但是并没有能把它摧垮。党遭遇了新的打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一批新的同志倒了下去，他们是我们党宝贵的生力军，扬·克雷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则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党是坚不可摧的这条真理。一个战士倒下后，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或者三个人同时顶到他的岗位上去。到1942年初，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党组织，虽然它的部门尚不健全，也远没有达到1941年2月时的规模，但是它已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起到党的领导作用。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但主要应当归功于洪扎·齐卡。

至于我们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将来同志们可以从我们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阁楼上的文献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在这里就不多写了。

我们的报纸散发，传播得很广，不仅党内的同志们在读，党外人士也在读。报纸发行量很大，大多是在许多处各自独立而相互严格保密的地下“印刷所”里印制或用复印机复印出来的。报纸定期出版，根据形势的需要，还经常推出号外。比如斯大林同志在1942年2月23日给苏联军队下达的命令，我们在2月24日傍晚就把这则消息送到第一批读者的手里。印刷人员和印刷所工作非常出色，如医生印刷所，特别是富克斯—洛伦兹印刷所，他们除了出版报纸，自己也发行信息导报《反希特勒的世界》。为了节省人力，其余的宣传工作都由我一人承担。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后备人员，万一我出事的话他就代替我工作。我被捕之后，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建立了最精简的组织机构，执行一项任务时尽可能动用最少的人力。我们吸取1941年2月的教训，缩减了一长串的联络点，过多的联络点对党的机构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招致后患和损害。这种缩减联络点的做法对我们个人来说增加了危险，但对于整个党组织却安全多了。像2月里那样的沉重打击我们再也经受不起了。

这样一来，在我被捕后，中央委员会只要补上一个新的成员，革命工作就可以不受影响地继续进行。

至于候补的人是谁，连我最亲近的战友都无从知道。

洪扎·齐卡是在1942年5月27日夜里被捕的，这又是一次不幸的巧合。那是在亨德里希被刺的当天晚上，侵略者所有的机构都开动了起来，在布拉格全城进行大搜捕。他们闯进了斯特舍肖维采①的一个联络点，恰好那天晚上齐卡正躲在那里。他身上的证件齐全，检查不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但他不愿连累这个善良的家庭，就从三楼的窗户跳了下去，试图逃走。不幸的是他摔坏了，脊椎受了致命的伤，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盖世太保根本不知道落到他们手里的这个人是谁。十八天以后，通过核对照片才查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于是就把这个生命垂危的人送到了佩切克宫接受审讯。我被传去对质时，同他在那里见了最后一面。我们同时伸出手去，紧紧握在一起，他面带亲切的微笑对我说：

“保重，尤拉!”

这是他们从他嘴里听到的惟一的一句话。此后他再也没吐过一个字。他们往他脸上猛捣几拳，他马上失去了知觉。几小时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5月29日我就得知他被捕的消息。我们监狱里的触角消息很灵通。在他们的协助下，我和齐卡还商定了今后工作的大体步骤，后来加上洪扎·切尔尼，一起表决同意按这个步骤进行工作，这是我们这届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个决议。

洪扎·切尔尼是在1942年夏天被捕的。这已不是事出偶然，而是由于同切尔尼联系的扬·波科尔尼严重地违反了组织纪律。波科尔尼被捕后，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立场和职责，在几个小时的拷问后——的确是够他受的，但他事先应该预料到——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他供出了自己和切尔尼的接头联络点。这样洪扎就被跟踪上了，几天后他便落入了盖世太保的魔掌。

一把他抓来，他们立刻带我过去对质。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们的回答是同时发出的。之后他就完全拒绝开口。他身上有旧伤，经不住长时间的折磨，很快就昏厥过去了。等到第二次提审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详细情况，成竹在胸了，就照着我们商定的决议行事。

他们没能从他嘴里套出什么来。他们没放他出去，死死关押着他，耐心等着，企图通过别人新的口供来逼他交待，但也没有等到。

监狱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秉性。他仍然生气勃勃、豪爽而勇敢，他还不时给活着的人展望生活前景，而等待他自己的却只有死亡。

1943年4月底，他突然从庞克拉茨监狱被押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送到了哪里。在这里，突然被送走的人，往往凶多吉少，但愿在他身上不要应验。但是我想，我们俩恐怕今生难再见面了。

对死亡，我们从来都有足够的估计。我们知道：一旦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是依照这种考虑来与他们周旋的。

现在我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我被捕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策略。

七个星期里，我什么也没有交代，因为我心里清楚，任何供词都救不了自己，只可能危及狱外其他同志的生命。沉默才能让我把握主动权。

然而克莱仓坦白了。知识分子队伍里已有好几个人被抓到了这里。外面又实施了戒严和大规模的抓捕，无须多长时间的审讯他们就会被处决。

盖世太保们不难推测，既然万丘拉是共产党员，那么别人为什么就不能也是共产党员呢?斯·科·诺伊曼可以是，哈拉斯可以是，奥勃拉赫特也可以是。这三人是我特定的《红色权利报》的专门撰稿人。他们是不应该被捕的，既然被捕了，那就必死无疑。被列入抓捕名单的还有：奈兹瓦尔、塞弗尔特、维德拉父子、多斯塔尔，我不明白的是弗雷伊卡以及活跃的多面派波尔居然也榜上有名。

即使我对盖世太保说出了实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会受到牵连。但现在不是这个问题，问题关键在于，我的沉默是否还能保护他们?我的沉默是否还处于主动，还是已经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对这个问题我必须作答。我找到了答案。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时刻保持着警觉，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与谁在打交道。在盖世太保监狱度过的七个星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我看清了这些无恶不作之人的真面目，他们善用的手段，他们具有的水平。我领悟到，即使在这里我也有战斗的机会。虽然斗争手法与外界完全不同，但斗争的意义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我再沉默下去的话，就意味着白白丢弃斗争的机会。现在我必须向前走一步了，这样我才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一出高水准的戏就要上演了，不是为了自己——那肯定只会惨败——而是为了他人。

他们满心期待着从我这儿得到重要的消息，那我就告诉他们吧；他们对我的交代寄予了厚望，那我就“交代”吧。至于我交代了什么,你们会在档案材料中找到的。

结果比我预料的要顺利，我把他们的视线完全转移到了另一个方向。他们忘记了诺伊曼，忘记了奥勃拉赫特等其他人，没再打扰他们。他们甚至还释放了关押着的鲍日娜·布尔帕诺娃以及尹德日赫·艾尔勃尔，这些人可以为我的证词作证。更重要的是，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我继续交代下去。几个月里，他们为追捕这些幻影忙得不亦乐乎。和所有的幻影一样，我布的这个幻影大得超乎现实，充满诱惑力。而现实是，外面的同志暂时可以安心踏实地工作，壮大革命队伍，这比任何幻影都要来得现实。我还能直接插手在这里处理的几个案子，我的干预“不是没有后果”的，这是我在佩切克宫做“杂役”时惟一认真对待的事情。

如此一来，我拖延了死神到达的时间，赢得了对自己或许十分有利的生命的分分秒秒。这种奖励我倒事先没有料及。

一年来我和他们一起，共同谱写了这出戏剧。整个过程让人时而兴致盎然，时而又筋疲力尽，但始终扣人心弦。每一出戏都要收场，有高潮、转折和结束。帷幕落下了，掌声。观众们，回家休息去吧!

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我已经写不完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不是戏，这是生活。

而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帷幕已经揭开了。

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要警惕啊!

1943年6月9日

尤利乌斯·伏契克

编辑：红日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