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原民德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约·维勒丁：未竟之途——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反思与理论探索

1.您在德国自由青年联盟工作期间，如何理解加速发展生产力与青年外交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

八十年代，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并未提出过“加速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我们当时谈论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德国自由青年联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青年倡议”，目的正是如此。这些举措包括：从企业内部推动革新、举办每年一度的“明日大师”博览会，在国际上则组织德国自由青年联盟青年突击队——数千名青年在数年间参与远东地区铁路干线（贝阿铁路）的建设，以及参与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如“友谊”管道等），并派遣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友谊突击队前往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参与了苏联列宁青年团组织的学生突击队工作。长达二十多年间，我们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常年派遣青年突击队赴东南亚（越南、柬埔寨）、拉丁美洲（古巴、尼加拉瓜）和非洲（安哥拉、坦桑尼亚、几内亚等）等发展中国家，主要在职业培训领域提供帮助。这些举措当然具有意识形态和教育意义，但也带来了物质和生产上的益处，将青年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包括通过发展对外贸易的方式。

2.您在1982年成为德意志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于1989年担任党中央书记处负责国际联络工作的书记，党在选拔“专家型干部”时采用了哪些具体标准？

主要标准是：

i.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ii.坚定拥护党的领导路线；

iii.在所负责的具体领域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iv.获得党的核心领导层的信任！

3.根据您在党中央书记处的经验，民主德国后期如何在实际对外工作中制度化了国际主义原则，特别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中？

由于本人直到1989年末才被选入党中央书记处，因此在此我更愿意借鉴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国际委员会的经验（我自1982年起即为该委员会成员），以及我长期担任德国自由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国际书记的经历。

从历史上看，在我们党和民主德国，国际主义早已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一部分。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多方面声援中成长起来的——例如对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声援（我的父亲甚至在战争期间担任了民主德国驻越南大使直至战争结束，我也曾在那里探望过他）、对智利人民在美国策动政变并杀害阿连德后的声援、对尼加拉瓜人民的声援等等。我本人在60年代曾于远东生活数年，并定期访问中国，并曾受到您们的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因此较早了解到中国的发展，也了解到民主德国自我们两国几乎同时建国伊始就给予你们（中国）的那份声援。我很荣幸在80年代参与了重新激活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工作（当时是与备受尊敬的已故的李克强同志合作）。然而，在民主德国后期，我注意到，我们的领导层越来越倾向于将对华关系工具化，用于在围绕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上与苏联领导层进行争论。

4.在您看来，1980年代末民主德国政治局对工程师、经济学家和对外联络工作人员的需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反映了生产关系的何种调整？

我认为在80年代，党对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的需求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民主德国自一开始就是一个工业国家，没有这些专业人才就无法存在。随着经济逐步过渡到企业之间实行相互经济核算制（联合企业、工厂等以提高收益率为目标），对干部的经济学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涉及到外派代表，他们对发展对外贸易承担着更大的责任。

5.您如何评价民主德国高层的知识型干部在缓解1980年代末经济政治危机中的作用和局限？

我对80年代末的党的高层的经济学识持非常严苛的态度。在中央委员会为应对危机召开的紧急（三天）全会上，我参加了由洛伦茨主持的经济和纲领委员会。当时唯一的真正行家是亚历山大·沙尔克，他对局势作了详尽的分析。然而，我们未能制定出任何方案。汉斯·莫德罗（后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曾说过：“有人对我说，各种经济方案都放在抽屉里。但等我去找时，抽屉里什么都没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更为深层。本质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根本没有得到完善发展。与苏联一样，在民主德国我们也是凭借实践经验而非理论知识来“建设”经济。这样的做法迟早会走到主观主义的极限。

6.您在中国是否注意到对领导干部“综合能力”的强调？民主德国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导向有何异同？

贵国同志在70年代末成功地将实践经验升华为更为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跨越了我们过去对经典著作的教条式阐释。这使中国的发展同民主德国截然不同，自然也反映在对你们干部“综合能力”的更高要求上。而这个关口直到民主德国结束前都未能跨越！

7.民主德国解体后，你们是如何将党的原有的国际网络转化为对外经济资本？您对马克思所述的资本转化理论得出了哪些结论？

坦白说，民主德国解体后我们已经无从“转化”任何东西。党已经不剩下什么可供转化了。新的领导层幼稚地认为失败原因在于“缺乏民主”，从而开启了自身向欧洲社会民主党转型的道路。

我选择了离开！但我开始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包括资本转化理论和革命理论。

8.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您如何解释民主德国未能推动生产力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体制性危机？

首先，在上世纪中叶（如同在世纪初一样），世界各地的生产力水平都尚不足以超越商品市场、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其次，用唯心主义的方法（哲学层面）来理解生产力和资本的循环，导致了通往社会主义的一条盲目歧途。所选择的道路不仅没有明确目标，反而延缓了生产力的革命。第三，相较于对共产主义的清晰构想，社会主义的概念一直相当模糊（可以对比我们党和苏共在50、60、70年代的几次代表大会上对社会主义所作的各种定义）。

9.为了避免民主德国的失误，您认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干部知识结构和对外工作组织方面进行哪些调整？

问题不在于干部本身，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推进和完善。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实现对干部更有方向性的培训。

10.您是否愿意向研究人员开放您的个人资料（信件、手稿、记录等）？对于利用民主德国和中国的档案，您有哪些建议？

当然愿意。我的大部分个人资料都保存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党档案馆。在大约15年前，该馆并入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档案馆，由我们的同志完成了系统整理。按照常规程序，现已对公众开放。

11.1989年10月，政治局决定解除埃里希·昂纳克的职务。在经济停滞和社会主义国家危机加剧的背景下，书记处如何从理论上论证这次人事更迭的“历史必然性”？

官方为解除昂纳克总书记职务所做的解释是他的健康状况欠佳——他的病痛已使其数月无法工作。这是他辞职的主观原因。当然，更深层的事实在于：领导层实际上已经无法有效地领导党、国家和社会。更严重的原因是，以埃里希为首的领导层找不到任何办法对党内和社会中出现的正当批评做出实质性的回应。埃里希缺乏任何的新的思路。这一切自然加剧了危机。

12.在昂纳克向克伦茨移交权力的前夕，书记处是如何考虑苏共政治局和华约盟国所发出的信号的？这一因素在挑选接班人时具有多大意义？

华沙条约组织的盟国当时自顾不暇，不可能发出任何信号。苏共领导层对于民主德国的人事问题也保持克制态度，况且其中还存在不同倾向（有人支持克伦茨，也有人支持莫德罗）。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十月在东柏林说的那句“谁迟到了……”是唯一可以视作信号的表态，但也只是意味着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13.克伦茨上任几周后便遭遇了群众抗议。从阶级联盟理论来看，哪种结构性的断裂对他是致命的？

这些抗议最初只是情绪性的，因为克伦茨从一开始给人的印象是：他与其说是在为社会经济路线的改革前景努力，不如说是在延续昂纳克此前那种主观主义的政策。（顺便说一下，在那段时间里，尽管他接任了总书记，但是他确实每天都在万德利茨向昂纳克请示。）在他发表首次声明之前，我就郑重提醒过他，他起草的声明已经跟不上国内的政治形势。在这里试图从“阶级联盟”的角度寻找症结毫无意义。

14.在政治局集体辞职前夕，党内存在哪些路线分歧——“社会主义改革” vs “立即实现多元化”？您通过自身的国际渠道获取的信息又是如何被利用的？

“集体辞职”是被迫的举措，违反了党的章程，是一次党内政变的顶点，值得一提的是，汉斯本人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对此我已多次谈及。分裂的路线已不再是“改革社会主义”和“立即多元化”之争，而是围绕“推翻斯大林主义、恢复民主”展开。其意识形态手法类似于苏共内发生的情况。

15.汉斯·莫德罗提出的“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路线（涉及货币改革、混合所有制）意在建立怎样的阶级联盟？为何未能凝聚支持？

莫德罗并未寻求任何特定的阶级联盟。“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机会主义口号，迎合了党内批评者的要求，而其背后几乎没有实质内容：混合所有制在民主德国一直都存在（工业除外）；货币改革实际上不过是将民主德国马克兑换为联邦德国马克（西德马克），这将立即使民主德国经济完全并入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事实上，后来直接引入西德马克，使这一进程更加迅速）。因此，莫德罗始终走在来自西方施加于群众的日益增强的意识形态压力轨道上。

16.11月9日沙博夫斯基的声明引发了柏林墙的开放。当晚的决策链出现了哪些脱节现象？

政治局在11月9日晚上讨论了开放柏林墙的问题，并决定第二天上午再公布，以便有序地落实这一重要决定。沙博夫斯基当时并未参加政治局会议，因为他已经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记者会上，他收到了一张工作人员递来的字条，上面说政治局做出了有关决定，但未注明宣布和实施的时间。因此，当一位西方记者提问时，他一时糊涂，回答说：“应该是立即生效，从现在开始。”这一消息很快通过各大媒体渠道传开。政治局当时仍在开会，不久埃里希·米尔克（当时坐镇国家安全部）报告，有成千上万的人正聚集在柏林墙边境和通往联邦德国的西部边境！（这就叫混乱！）

17.随着危机升级，苏军驻德集群并未介入。政治局和书记处是否收到来自莫斯科“不得动用武力”的明确信号？这又是如何削弱了政权的威慑能力？

没有。莫斯科并未发出任何此类信号！苏军驻德集群总司令甚至对克伦茨表示，只要他一声令下，苏军已准备好采取任何行动。克伦茨回应说，不会动用军队实行管制。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造成巨大的流血牺牲。

18.综合考虑问题11–17中讨论的因素，哪些关键节点原本可以在1990年前维护民主德国的主权并重振社会主义？将这些条件与当代中国的长处和脆弱点相比，它们有何异同？

如前所述，没有苏联和苏共的支持，民主德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无法存续的。这是因为在1945年，德国东部并未发生任何革命或自我解放。发生的只是从法西斯主义下的解放——但解放并非由本国人民实现，而是由苏联红军带来的。在德国最终分裂并建立民主德国后，红军将国家政权移交给了我们的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其领导层于1945年从苏联流亡地返回柏林。（昂纳克对此了然于胸。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与戈尔巴乔夫严重决裂。我和埃贡·克伦茨也明白这一点，但我们为民主德国得出了一个更务实的结论——遗憾的是昂纳克没有接受——即必须尽可能加强同苏联的关系。然而归根结底，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参见上述关于建设“现实社会主义”的更深层理论问题。）

很明显，民主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而贵党取得了我们所未能做到的成就——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从而制定出了一套推动生产力革命、逐步迈向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