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专栏】老田 | 中国革命如果只是少数精英努力的结果，人民为何支持？

在老田看来，毛教员作为革命导师，他处理的问题多为革命实践中间的军政方略问题，这不同于马克思以批判的武器来展望武器的批判，也大不同于列宁在流亡革命家生涯中间与同路人的辩论。毛教员自身就侪身于武器批判的进程中间，政治建设与军事方略，是首要的关注对象；同时，革命战争的伟力深藏于人民之中，人民为何以及如何支持革命和战争，是唯一的起点；而人民的觉悟和有组织力量形成，则有待于革命队伍的组织和干部为中介，而他近乎全部的讲话和文章，多是以党内干部和革命群众作为潜在听众的。

但是，要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得回顾革命导师们的思考系列，毛教员自己的核心思考是处在这个系列之中而非之外。

三代革命导师处理的问题域是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

如果以物理学“势能转化为动能”进行类比的话，在几代革命导师的认识递进阶梯上，马克思发现了“势能递增原理”并由此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列宁较为具体地涉及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展望“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路径”。而毛教员则直接从农民运动所形成的领导权现实出发，具体地分析了领导权对内对外的实现方式，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动能作用的最大化”。

马克思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较为具体地开展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够兼容多数人利益的“势能分析”，剥削与压迫的制度条件及其阶级利益相互作用状况，最终会出现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的危机愈演愈烈的长期趋势，势能的逐步积累最终足以颠覆旧世界。而列宁则站在马克思的肩上，展望对旧社会的武器批判过程，分析势能如何顺利地转化为动能的路径，人们经常谈到列宁的“输灌论”和“先锋队”，这恰好是新型领导权的两大支撑点——群众的普遍觉悟条件与有效的组织机制。

在苏共早期，列宁还需要就新领导权有关的重要事项，与党内同志展开长期辩论；而毛教员则直接越过了这个认识障碍，直接透过对工人农民运动的实践与考察，进入到“斗争中间形成的实际领导权”内部，去寻找如何实现领导权对内对外作用的最大化路径。

毛泽东思想的关键词：

劳动人民的政治领导权

站在革命导师的肩膀上，毛教员的创新贡献在于：他在革命年代的农民运动经验考察基础上，发现了政治领导权的实际形成与运作过程。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毛教员透过调查发现：农民组织起来之后，迅速地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了，然后就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这是一个压倒性的组织优势；然后，各种维护土豪劣绅权力的观念权力，诸如神权、族权、绅权、夫权等，也一齐动摇起来了。有了贫农的组织优势，以及对旧有观念权力的颠覆，新的政治领导权就确立起来了。

很显然，与列宁及其同志们的流亡革命家生涯相比——彼时革命家与群众的相互距离比较远，而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中间，相当一部分贫苦农民处在直接行动的临界点附近，这近似于古人所说的那种“哀兵奋起”状态，而毛教员则很具体地深入此种“势能接近于自发地向动能转化”的革命形势内部，挖掘和梳理了政治领导权的快速形成原理及其运作机制。

后来，在1930年进行的《寻乌调查》中间，毛教员发现：有接近40%的贫农家庭一过收获季节，就没有了口粮；村落中间有10%的家庭“卖奶子”；每年有5%的贫农家庭典出土地，处于“半破产”边缘，还有2%的贫困家庭处于破产状态；在相当一部分人口丧失土地和生存资源的前提下，农民的直接革命行动意愿，居于相对高位。

在《兴国调查》中间，毛教员发现，哪怕是中农家庭在革命中间，也有很大的政治上的收获，地主富农的权力一倒，中农家庭就获得了“话事权”，从而积极地参与革命行列。

从调查湖南农民运动开始，到走上井冈山和进军赣南闽西期间，毛教员的全部调查研究和认识进步，就在于寻找把极高的社会势能转化为革命动能的路径与机制，寻找“立体的农村阶级社会”中间，革命的支持者和原发动力。

除了寻找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路径，实现我方力量最大化之外，毛教员还格外重视争取中间阶级的支持，同时软化敌对阵营的反抗力量，实现“敌人力量的最小化”。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间，毛教员发现对中间阶级打击过重，导致白军一来他们就反水，带领白军“捉人烧屋”，毛教员是真正的“不二过”——从这个严重的负面后果出发，毛教员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宣传“红军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从贫农不能够成为孤军出发，选择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团结好中农，由此，领导权的对外作用范围，完成了第一次扩张——需要做到拉得住中间阶级；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时期，出现过很多地主富农经营的“土围子”，他们利用宗族等传统，拉拢住普通农民，武装反抗红军，这时，毛教员就此发现：必须给敌对阶级成员个人以生活上的出路，以换取其反抗意志的最小化；领导权对外作用的第二次扩张，就涵盖了全部人口，建国后土改期间，也依然提出消灭封建剥削关系的同时，给地主阶级个人以出路。

这样，劳动人民的政治领导权，经历过两次扩张之后，就涵盖了中间阶级和敌对阶级，从而真正达到了马克思那个著名口号“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的高度。

毛教员从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实践出发，从经验中间发现——领导权的对外作用范围要一直扩大到涵盖敌对阶级成员，只有经历过这样的政治努力之后，才能够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同时还能够减低敌对阶级成员的反抗意志，从而实现最高限度的“武器批判”效果。领导权对外扩大方面的认识进步和策略调整，通常被称为统一战线。

很多人都喜欢重复毛教员说过“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些努力成效的背后，都是领导权建设及其起作用的效果。

而领导权对内的作用方式，经由三湾改编确立的“私人领域公共化”路径，怯除了旧军队的“雇佣思想”，极大地提高了战士的使命感和自觉努力水平，在革命队伍内部实现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高度团结，达成了古人所向往的“上下同欲者胜”那种效果。

对读毛教员与列宁：

有关输灌论和群众路线问题

马克思和列宁都是革命导师，他们说话写文章，全部目的都是为了搞事，除了展望新世界同时批判旧世界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兴趣。同时，他们的言论文章，也会以一种“知识产品”的方式，供人们阅读和思考。这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最常见的误读：把他们的言说思考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去把握，这就很容易产生“王明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宣称他掌握了唯一正确的“文化资本”，革命实践的唯一正确打开方式，就是依据他们所说那种文化资本去展开。基于文化资本唯一正确性的特点，所以，革命队伍将会存在着“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纯左派。

马克思非常强调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区别，依据本文前述“势能转化为动能”的隐喻，形而上学可能仅仅适合描述和表达势能存在的状况，有且只有辩证法才能够相对完备去描述和表达动能的存在及其作用状况。而王明教条主义及其把马列主义作为“文化资本”去把握的状况，显属是一种形而上学方法。

势能的存在及其现状，仅仅只是革命的前提。势能本身无法预示动能如何形成及其起作用的路径，革命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所引起的系列政治变化，而这恰好是另外一回事。在一定程度上，对势能的描述和表达，可以透过静态的社会结构分析和经济利益关系去分析，去揭示。但是，再精确的势能描述，也不足以与动能转化过程所需的“觉悟”和“有组织力量”之间，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而提升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意味着破除旧有的观念权力的桎梏），以有效的方式形成组织优势，才是势能转化为动能的关键，这两者都不能够从势能分析直接推导出来。势能分析可以是经济的，但动能分析则必须是政治的。

很多人把列宁的“输灌论”解释为“阶级觉悟是知识分子从外部给工人阶级输灌进去的”，从而把觉悟生成过程狭隘地理解为一个单向的“老师教学生”的过程，显然，这是错误的。以毛教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循环，去对读列宁，可以发现：列宁强调的“输灌论”仅仅发现了工人阶级的觉悟需要一个外部的中介环节，他的辩论对象是各种“自发论”者；而这个中介环节要很好地起作用，就必须回到毛教员的党群或者干群的循环互动中间去。

而列宁的先锋党主张，也被人狭隘地理解为职业革命家服从严格纪律，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恰好在这里，也可以与毛教员在“三湾改编”中间的发现进行对读；毛教员发现：只有充分觉悟的、怀有使命感的战士，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战士。所以，由各种专职管理者垄断管理权，去逼迫下级多干活的套路，恰好在革命年代是行不通的，在管理权运用这个领域，这个旧有的私人领域，必须要实现充分的公共化，最后形成一个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公共领域，才有利于革命队伍的团结和壮大。

在这个简单的对读中间，我们发现：对于革命导师的狭隘解读，最后都收敛于各种肯定少数人作用的“精英优势理论”。这个误读方式，很有力地说明：想要在革命队伍内部隐蔽地恢复“少数人绝对优势”，或者说，在革命导师那里也想要找到“少数精英作用巨大且不可替代”的努力，是一个持久的方向。这恰好说明：把小资本能代入革命导师的思考，是各路精英“拒绝最后觉悟”努力的一部分。革命导师之所以是革命导师，仅仅在于他们相当彻底地超越小资本能的局限，这才能够看到庸众看不到的各种革命性或者颠覆性内容。

在这里，可以引用宋明儒一个著名的认识论口号“去私欲之蔽，见天理之明”了，而革命导师之成为革命导师，就是他们已经恰当地克服了“小资本能”这个私欲之蔽，要不然，他们也一样看不到革命的“天理之明”。他们既然确实是看到了不同的景色，这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证据——他们已经大不同于受蔽于“小资本能”（执着于自己“一孔之见”而形成的“唯一正确的文化资本”）的小文人。

对毛泽东思想的“去政治化”解读

有人狭隘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说其“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至少，这些内容是毛教员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过的，不能说这些与毛泽东思想无关。但是，如果狭隘地以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全部或者核心，那就大谬不然了。

毛教员自己亲手编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二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果上述归纳真没有重大遗漏的话，显然，这两篇直接删去之后，也无损于那个被狭隘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了。甚至还不止如此，凡属这一类文章诸如《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头政论文，也都可以删去了。

从这个简单的对照中间，我们可以发现：以活的灵魂为基础，狭隘地构建的毛泽东思想理解模式，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解读，这个解读中间，把有关阶级分析、阶级矛盾及其运动方式，以及政治路线需要吻合阶级分析结果的思考，统统都删去了。在抽空了这些内涵之后，对于现实社会的理解，就很很接近那本著名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而毛教员对此一向是不以为然的。他不仅认为旧中国农村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甚至他还认为新中国的公有制社会也依然不是平的，所以才格外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与两条路线”的观察框架。

为什么毛泽东思想会被进行“去政治化”解读呢？这一点毛教员基于对老部下的透彻了解，生前就预先指出过：“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曾经有网友就“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结晶”发表评论说：毛教员的某位老部下真的对毛泽东思想有重要贡献，他以余生竭尽全力证明毛教员有关“变修走资”的预见性，有且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这样来看的话，教员这位部下的努力，对于后人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还真是贡献不小。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后      记

与一位网友的相关讨论：

我们分析的方法很不一样，你接近于使用描述性的方法（像是什么）或者功能方法（配什么用场），说造反有理和彻底革命接近于描述性方法，而为人民服务则接近于功能性方法。

我希望使用“是什么”来讨论毛泽东思想，你说的那部分内容，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实现的。

我讨论的潜在对话对象之一：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措辞，这里，无产阶级代之以劳动群众（因为很难达到完美的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化，所以，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总是处在形成过程中间），专政也意味着本阶级利益和代表性得到合理的政治制度实现（这个方面的实践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使用政治领导权代之——这当然意味着革命时代对于旧统治阶级领导权的颠覆和替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内涵，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地方就在这里。

同时，社会势能要转化为动能，才谈得到改造旧世界，我个人认为列宁和毛教员的巨大贡献在此，没有群众的普遍觉悟和有组织奋斗——这是真正的动能形成路径，旧世界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他们的理论贡献，只能够继承和沿袭，还没有人超越得了——除非能够找到新的动能转化路径。

然后，我另外一个对话对象是：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为何不行？或者，为何真共一定要处在掌握和引领“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狭隘状态”而不走向“全民党”？这个方面，要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判断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无法摆脱“动摇性、依附性与软弱性”问题——毛教员革命时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那个样子，新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柳传志们也是那个样子的，所以，新阶级就不能够掌握领导权，还必须处于“限制利用和改造”的地位上，据以改造他们的就必须是真共（掌握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

从策略上，还涉及到左翼如何起步的问题，在旧制度框架内如何建设与运用“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问题，所谓的纯左拒绝从旧制度的实际出发，也看不清旧制度内的改良或者部分质变究竟由谁来领导——真共还是旧统治阶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力与实践性所在——即便是旧制度范围内的改进也得由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背负起来（在其反面是资产阶级一定不行而且永远不行），所以，争夺领导权不在于未来而必须从现在就开始，纯左的反毛特征在此——他们误以为旧统治者能够完成自己的政治和历史使命（恰好他们不能），觉悟的人民不需要关注这些。

此外，使用什么样的概念体系和语言，来重新表达毛泽东思想，这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到底是使用“主场语言”还是使用“客场语言”来表达，差别是很大的。1980年代之后，马列毛实际上不再容许进行社会科学层次的研究，这样，在高校讲台上，就彻底边缘化了马列毛思想，使其不再参与意识形态核心场域的生产进程，不再对新一代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文科大学生产生影响，也不再对分析现存社会关系产生指导作用了。

还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马列毛理论能不能成为一种文化资本，由左翼思想者自己掌握并在小圈子内部完成循环积累，然后对外输出——劳动群众作为受教育者仅仅只有一个“被输灌”的地位？这也属于核心问题。如果视为一种化社会势能为动能的转化机制，那么，马列毛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才是一个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过程，换言之，马列毛理论的实现本身就是其理论存在的唯一方式，不存在外在于群众觉悟与组织过程的理论提炼与文化资本积累机制，这样，基于小资本能的“文化资本”新类型，就不见得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