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洛克尔｜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兴衰

第二部分

第一章．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起源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将其主要活动投入到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拉丁国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正是起源于斯。它的理论基础来自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其组织形式则源于革命工团主义运动。1895年至1910年间，这一运动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经历了显著的发展。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与方法算不上新事物。早在第一国际达到其理论发展高峰时，这些思想便已在其内部产生了强烈共鸣。1869年第一国际在巴塞尔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这一点得到了明显体现。大会讨论了工人经济组织的重要性。比利时联邦代表欧仁·安斯（Eugène Eins）在会上代表联邦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首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安斯观点与罗伯特·欧文及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某些理念有着明显相似之处。

要正确评估这一情况，我们就必须记住：国家社会主义派别对于那个时期的工会几乎没有影响。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些组织只是改革运动，其（自身）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专政。斐迪南·拉萨尔及其追随者则将全部精力用于把工人组织成一个政党；他们是工会斗争的坚决反对者，认为工会斗争只会妨碍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承认工会在争取资本主义体系内某些改善方面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工会的作用也仅限于此，且坚信随着资本主义的消亡，工会也将随之消失，因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

而在巴塞尔会议上，这一观点（工会运动的重要性）首次得到了彻底而批判性的考察。安斯在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得到了西班牙、瑞士汝拉地区以及大多数法国支部代表的支持。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现有的经济组织不仅在当今社会中是必要的，更是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核心。因此，国际的任务是教育工人为这一使命作准备。会议据此通过了如下决议：「大会宣告，所有工人都应努力在各行各业中建立抵抗协会。一旦一个工会建立起来，同一行业的其它组织必须被告知，以便开始在工业领域中建立全国联盟。这些联盟的任务包括：收集与本行业有关的全部资料、协商可以共同执行的措施、监督这些措施的实施，最终用自由生产者联盟来取代当前的工资制度。大会委托总委员会推动各国工会的联合。」

安斯在为这项由委员会提出的决议作辩护时解释道：「这一由地方工人协会和各工业部门的总体联盟构成的一种双重组织形式，加上工人委员会的政治管理，可确保劳工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全面代表。各部门和工业组织的委员会将取代当前的政府，而劳工的代表将一劳永逸地消除以往的政府制度。」这一新的设想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每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态都必须伴随着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且只有在这种新形式中才能得到实际体现。

这一思想的拥护者认为：民族国家只是「有产阶级」（besitzenden Klassen）的政治代理人和保护者。因此，他们不为了夺取政权而斗争，而是为彻底消灭一切社会中的权力体制而斗争，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权力体制为一切暴政和剥削提供了条件。他们认为，财产垄断的消除之同时，权力垄断也必须终结。基于「人对人的统治时代将尽」这一判断，他们将努力熟悉并掌握「物的管理」。正如巴枯宁这一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伟大先驱所说：「既然国际的组织不再以建立新的国家或扶植新的暴君为目标，而是以彻底废除一切独立权力为目的，它的性质就必须与国家组织完全不同。国家组织本质上是专制的、人为的、暴力的，是对人类自然利益与情感的异己与敌对；而国际的组织则必须是自由的、自然的，在各方面都与人类的利益与情感相契合。那么，大众的自然组织是怎样的呢？它是建立在日常工作之上的，即工会组织。所有产业部门，包括农业的各种分支都在国际中得到了代表之时，工人群众的组织就完成了。」

巴枯宁在另一场合也说：「工人通过其小组（Sektion）和工人协会（Arbeiterkammer）对社会科学的实际而基本的研究，已经——或者已经开始——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种一致且深思熟虑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信念，即工人真正彻底的解放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可能：通过占有资本——即原材料、所有机器及土地……各支部的组织，它们在国际中的联合以及通过工人协会的代表，不仅创造了一所巨大的教育场所，其中国际的工人们结合理论与实践研究经济科学；它们也蕴含着未来社会新秩序的活生生的萌芽，而这一新秩序将取代资产阶级世界。它们不仅孕育出理论，也孕育出未来的现实……」第一国际衰落以及普法战争（1870–1871）之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德国，而德国工人既没有革命传统，也没有西欧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这些思想因此逐渐被人遗忘。巴黎公社（1871年）失败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革命起义被镇压之后，这些国家的国际支部被迫长期转入地下活动。直到法国革命工团主义的觉醒，第一国际的思想与理论才得以免于被彻底遗忘。这一觉醒也再度激励了更广阔的工人运动。

第二章．法国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

现代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是第一国际中那些社会努力的直接延续，而这些努力则最好地体现于这个工人联盟中自由意志主义[1]派别的思想中。它的发展，是对政治社会主义理念和手段的直接回应。这种回应早已在法国、意大利，尤其是西班牙的工团主义工人运动高涨中显现出来；在这些国家，组织起来的大多数工人始终忠于国际中自由派的主张。

而在法国，革命工团主义的理论和行动明确地反对「现代工人政党」（modernen Arbeiterparteien）的理论与实践。这一新倾向在法国工人运动[2]中发展的直接原因，是社会主义政党长期的分裂状态。所有这些政党都只将工会视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招募场所，根本不了解工会的真实功能。不同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分歧也被带进了工会中。时常会出现「某一派别的工会发起罢工时，另一派别的工会却来搞破坏」这样的现象。这种不可持续的局势逐渐使工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1894年南特的工会大会委托一个特别委员会。寻找以实现各工会之间协商的途径。其结果便是1895年在利摩日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劳工总联合会」（CGT，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成立了，宣布自身独立于所有政治政党。自那时起，法国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工会团体：CGT 和「工人交易所联合会」（Fédération des Bourses du Travail）。1902年在蒙彼利埃召开的大会上，后者并入了CGT。

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特别是源自于韦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传播——即法国的革命工团主义起源于知识分子，例如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E. 贝尔特（E. Berth）和H. 拉加代尔（H. Lagardelle）等人。这些人在1899年创办的《社会主义运动》（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杂志中，由自己的角度提炼了这场新运动的理论成果。这种说法完全错误。这些人皆不属于这场运动，也没有对其内部发展产生过显著的影响。此外，CGT也并非完全由革命性的工会组成。大约一半的成员倾向于改良主义。他们之所以加入CGT，只是因为意识到工会受制于政党对于整个工人运动是极大的不幸。但正是革命派——即那些在组织工人中最为积极有力、知识分子之中最具才华的人——给CGT打上了鲜明的印记。正是这些力量决定了革命工团主义的思想走向。许多人出身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比如极具才智的工人交易所联合会秘书费尔南·佩鲁捷（Fernand Pelloutier）、CGT机关报《人民之声》（Die Stimme des Volkes）的编辑埃米尔·普杰（Émile Pouget）以及德勒萨尔（P. Delesalle）、伊夫托（G. Yvetot）等人。CGT激进派的主导影响下，这一场新运动逐渐发展壮大。这一运动的成果在1906年的亚眠纲领（Charte d’Amiens）中得到了集中表达，该纲领确立了运动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这一场法国的新运动在罗曼语国家的工人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同时也传入了其他国家。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都经历着严重的内部危机，这也大大推动了法国工团主义对国际工人运动各大中小组织的影响力。所谓修正主义者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二者在议会中的活动——这反而使得许多修正主义的激烈批评者也意识到必须走上修正主义之路——促使许多深思熟虑者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处境。他们发现，参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丝毫没有使工人运动更接近社会主义，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性实践之必要性的信心。而最为糟糕的是，这样的政治参与剥夺了人们的主动性，且让他们误以为解放只能从「上面」来。

这种情形下，社会主义越发失去了其作为一种文化理想的性质：「工人应当筹划着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正因如此，它不可能被民族国家人为划定的边界所束缚。但在现代工人政党的领导人那里，运动的所谓目标越来越与民族国家的利益混淆在一起；最终，这些领导人甚至失去了对两者之间界限的感知。不过不同于许多人的观点，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背叛」。事实上，这是一种逐渐适应当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规范的过程。而这必然会对各国工人党领导人的思想态度产生影响。现实条件的铁律面前，这些曾经以社会主义之名、试图夺取政治权力的政党，不得不将社会主义信念牺牲给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最终，这些人所想征服的政治权力征服了他们社会主义；而留下的不过是社会主义的虚名。

第三章．无政府工团主义视角中的工会角色

正是（上文）这些思考推动了法国与其他国家革命工团主义的发展，这一思想后来被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kalisten)。「工人工团」（Arbeitersyndikat）这个术语起初只是指一种旨在直接改善生产者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组织形式。但随着革命工团主义的兴起，这一原初含义获得了更深远的意义。政党是一个在现代宪政国家中承担特定政治任务的组织，它试图以某种形式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而从工团主义的观点来看，工会是工人的联合组织，其目标是：一方面在现存社会中为生产者的利益进行防御斗争；另一方面筹备社会生活向着社会主义的重构、且实践之。因此，工会肩负着双重任务：

1. 实现生产者保障与提高生活标准的诉求

2. 帮助工人熟悉生产与整个经济生活的技术管理， 以便于工人为接管且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经济机体」做好准备。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政党无法胜任上述任何一项任务。根据他们的设想，工会应是工人运动的「矛头」（Speerspitze）。它在日常斗争中获得锤炼，且深受社会主义精神的熏陶。因为只有在经济领域中，工人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正是其「生产职能」维持着整个社会结构，且保障了社会的存在。只有作为生产者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人才会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团结协作的工人能够展开战斗性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充满自由的精神与社会正义的理想。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言，工人工团是未来社会的富有生命力的胚芽，是社会主义的一所基础学校。任何新的社会结构，皆必须在旧有社会机体内部创造出自身的组织器官；如果不具备这一前提，社会进化便不可思议。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理解的社会主义教育，不是参与国家政权。相反，他们的任务是向工人阐明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工人必须为「经济生活的变革者」这样的身份做好准备，以便能胜任这一历史任务。没有哪个社会组织比「工人的经济斗争组织」更适合担负这一使命。它赋予社会实践一个明确目标，且强化了工人在日常斗争中捍卫基本需求与人权的抗争力。与此同时，它也培育出社会转型所必需的道德力量，即受压迫者之间的团结与所有行动所需的道德责任感。

正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教育工作旨在于培育独立思考与自主行动，它坚决反对所有「集权的倾向」（zentralistischen Tendenzen），而这一倾向正是多数的现有工人政党的基本特征。自上而下运作的集权主义制度（System des Zentralismus）将行政事务交给少数人负责，总是伴随着低效的官僚主义常规；它沉腐的纪律与官僚化的僵死体制扼杀了所有个体的主动性。对于国家来说，集权主义是合适的组织形式，因为国家试图通过尽可能大的社会生活统一性来维护政治与社会的均衡。但对一个其全部存在依赖于成员独立思考与即时反应的运动来说，集权主义是一场灾难。它削弱了组织的决断力，且系统性地压制一切自发的行动能力。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组织基础是联邦主义原则，即自下而上的自由联合。它将每一个团体的自决权置于一切之上，只承认来自基层成员的普遍同意。根据这一原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组织结构如下：每个地区的工人按其职业组成行业工会。一个城市或农村地区的各行业工会组成「工人协会」（Arbeiterkammern）。这些协会设立宣传与教育的中心、组织工人以免派阀精神之滋长。当地方性劳动斗争发生时，它们协调各个有关团体的联合行动。所有工人协会再依照地区与区域划分，组成全国工人协会联邦，它维持与各地组织的持续联系、基于「合作原则」（kooperativen Prinzipien)筹备不同组织成员关于生产工作的协定。此外，它还负责教育工作的协作，且在各地方组织需要时给予建议与实际援助。

除此之外，每个行业工会还与全国同一行业的其他组织相联系，再进一步与相关行业相互联结，最终组成全国性的产业与农业联合。它们的任务是提出关于资本与劳动之间日常斗争中的要求、统一全体力量开展集体行动。由此，「工人协会的联邦」（Föderationen der Arbeiterkammern）与「产业联邦」（industriellen Föderationen）构成了两个极点，「工人工团」的整体生活围绕着两点间的轴线而旋转。

这一组织形式之下，工人不仅能够在日常斗争中进行直接行动，还能获得重组社会所需的知识，以便在发生革命性危机时无需外部干预地自行管理社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坚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不能通过任何政府的法令与法律建立，而只能依靠工人、技术人员与农民的自由合作来实现。只有这样，生产与分配才能在共同利益与相互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其自身的管理得以保障。而这一体制中，工人协会将接管现有社会资本的管理，确定其所在地区居民的需求、组织本地的消费分配。工人协会联邦的工作将估算全国的总体需求得、据此协调生产。另一方面，产业与农业联合会的任务将是控制生产资料与交通运输等，且为各个生产者团体提供其所需资源。简而言之：

1. 通过「产业联合会」的联邦组织全国的整体生产，并由工人选出的工人委员会领导劳动；

2. 通过「工人协会」的联邦组织社会的整体分配。

实践的经验也在这方面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它表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不能由任何政府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俄国，布党的专政政权在近两年中几乎无法应对经济问题：它试图用大量法令与规定掩盖自己的无能，但其中的大多数都淹没在官僚制之中。若世界真的可以通过法令获得解放，俄国境内恐怕早就政清人和了。狂热的权力意志之下，布尔什维主义摧毁了社会主义秩序中最宝贵的器官：它镇压了合作社组织、将工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且从一开始就剥夺了苏维埃（Sowjet）的独立性。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并未通向社会主义社会，而是通向了一种最原始形态的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它退回另一种政治绝对主义，而这在大多数的国家已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克鲁泡特金在其《致西欧国家工人的信》中指出得极其正确：「我们从俄国看到了共产主义是如何失败的——即使人民已经厌倦了旧政权，因此不曾积极的抵抗新统治者的实验。「苏维埃思想」——即由工人和农民代表委员会来掌控国家政治与经济生活——是一个伟大的理念，它在1905年革命中首次得到构想、且在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立即实现……但只要一个国家仍被一个政党专政统治，工人和农民代表委员会必然失去其意义。它们就会沦为旧时代的「三级会议」[3]和「高等法院」（Generalstaaten）一般的被动工具，其作用不过是在国王召集下反对一个全权的枢密院。」

第四章．德国与西班牙的斗争

而在德国，政治社会主义的温和派赢得了权力，社会主义在长年的议会程序中僵化，不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行动能力。甚至连《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这样的一份资产阶级报纸都指出：“迄今为止，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上还没有一场革命像这场那样缺乏创造性的构想，也如此缺乏革命的能量。” 单是这样一个事实就说明了一切：一个成员人数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人党的政党、多年来也是德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居然不得不在没有丝毫抵抗的情况下，拱手将阵地让给希特勒及其党羽。这个无能和软弱的例子几乎不可能被误解。

只要将当时的德国局势与西班牙（尤其是加泰罗尼亚这一工团主义影响力最大的地区）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组织的立场进行比较，即可明显看出这两个国家工人运动之间的巨大差异。1936年7月，当法西斯军官的阴谋演变成公开叛乱时，正是以西班牙全国劳动联合会（CNT）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AI）为首的抵抗在几天之内就粉碎了加泰罗尼亚的法西斯叛乱。西班牙的这一重要地区被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阴谋分子原本想闪电夺取巴塞罗那的计划被彻底粉碎。工人们并不愿意半途而废，于是土地被集体化，工厂由工人和农民的工团接管。这场由CNT/FAI发起的运动延伸到了阿拉贡、地中海沿岸等西班牙其他地区。西班牙社会党及其工会组织——劳动总联合会（UGT）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未能抵挡住这场革命运动。

这一事件表明，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不仅具备战斗的能力，而且拥有在真正危机时刻至关重要的建设性构想。这是西班牙自由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它自第一国际以来就一直以这种理念教育西班牙工人：强调自由至上，并视成员的精神独立性为其存在的根基。正是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组织的消极态度默认了本国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最终导致了西班牙工人和农民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半的英勇斗争后走向失败。

第五章. 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视角看政治斗争

无政府工团主义常常背上如下指责：其追随者对各国政治结构缺乏兴趣，因此也对日常政治斗争漠不关心。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要么出于彻底的无知，要么就是有意歪曲事实。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现代工人政党之间的原则上与策略上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从事政治斗争本身，而在于斗争的形式和目标。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反对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斗争中，采取的是同一种策略。但他们坚信，随着剥削制度的废除，其政治保护机制——国家——也必须随之消失，以便建立在自由协约基础上的公共事务管理让路；与此同时，他们绝不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下，组织起来的工人必须时刻准备反击任何来自反动势力的攻击；他们也认识到，只要有机会，就应尽可能拓展工人阶级现有权利的范围。CNT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或是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所谓“非政治立场”这一指责最有力的反证。但依照其观点，参与政治斗争的时机并非由议会决定，而是由人民自己决定的。

政治权利并非源自议会，而是诞生于议会之外。甚至连法律的制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保证其得以贯彻。它们之所以真正存在，不是因为它们被写入了法律条文中，而是因为它们已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任何对其的侵犯都会遭到人民的强烈抵制。这一情况下，议会中的反对或对宪法的柏拉图式的呼吁（这里所指的应当是一种基于理念而非实际斗争的宪法学呼吁、即呼唤一步理想、抽象而完备的宪法）都无济于事。只有当人们懂得如何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时，才会赢得他人的尊重。这不仅适用于私人生活，也同样适用于政治生活。

人类今天所享有的所有政治权利和自由，不是政府出于善意的赐予，而是人民通过自身力量争取来的成果。政府则试图动用一切权力来阻止人民取得这些目标。因此，若想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得权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乃至革命必不可少。因为统治阶级永远不会自愿地给予这些（政治权利和自由）。近三百年的历史正是最好的证明。重要的不是政府「出于自愿」赋予过人民某些权利，而是它们为何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人们愿意接受列宁那种犬儒式的说法，将「自由」视为一种「资产阶级偏见」（bürgerliches Vorurteil），则政治权利对工人阶级自然毫无意义。但若如此，那历史上无数场争取权利的斗争、起义和革命也都变得毫无价值。只为了宣扬这一「智慧」，根本不必推翻沙皇制度，因为连尼古拉二世的审查机构大概也不会反对把「自由”定义为一种「资产阶级偏见」。

虽然无政府工团主义仍然拒绝参与现存的国家议会，但这并非出于对政治斗争缺乏同情，而是因为其支持者认为，议会是工人最弱、最无力的一种斗争形式。对于统治阶级而言，议会制无疑是解决新兴的冲突的合适工具，因为他们都致力于维护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在这种共同利益下，各党之间的共识就既可能也有利可图。但工人阶级的处境却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现存的经济秩序正是导致其遭受剥削与压迫的根源。即使是在最自由的选举中，也无法掩盖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差异。选举充其量只能为对劳动群众的压迫盖上一个合法的印章。

每当社会主义政党试图推动重要的政治改革时，他们并非通过议会实现，而往往不得不依靠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力量。比利时（19世纪末）和瑞典（1902年）为了争取普选权而发动的政治大罢工，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在俄国正是1905年的总罢工迫使沙皇签署了新宪法。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将活动重心放在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上，且让他们为动用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做好准备。他们的策略是直接行动（Direkte Aktion），即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结合。所谓直接行动，就是工人针对经济与政治压迫展开的直接斗争。其中最突出的形式包括不同烈度的罢工——由最基本的争取加薪到总罢工——组织化的抵制运动、以及其他各种由「工人作为生产者」掌握的斗争手段。

第六章. 总罢工

直接行动中最有效的形式之一是「社会性罢工」（sozialer Streik），它至今主要在西班牙、部分在法国得到了实践。这种罢工形式展现出工人对整个社会越来越显著的责任感。它关注的不是生产者的直接利益，而是要保护公众不受现行体制有害弊端的侵害。社会性罢工旨在迫使企业主承担起某些面向公众的责任。其首要目标是保护消费者——而工人本身正是消费者中的最大群体。现行制度下，工人往往不得不从事许多有损社会整体利益、但符合资本家利益的工作，从而使自己陷入卑贱境地。他们被迫使用低劣、甚至有害的材料进行产品生产，建造劣质住宅，食用危害健康的食品；他们还不得不从事无数旨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积极地阻止这些行为是工人组织的一项重大任务。在这方面的任何进展，都将有助于增强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且从长远来看能巩固他们的社会基础。

通过有组织的工人开展的直接行动，在总罢工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达。总罢工即在其他斗争手段失败的情况下，停止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这是工人手中最强大的武器，展现出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力量的整体力量。当然，总罢工不是一种可以随意动用的手段。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它才能获得应有的道义力量，成为广大群众意志的表达。那种常被错误地归咎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可笑说法——即只要宣布总罢工，就可以在几天内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是无知的反对者的捏造。总罢工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标。它可以是同情罢工（Sympathiestreik）的最后阶段，譬如1902年巴塞罗那与1903年毕尔巴鄂的罢工——它使矿工得以废除他们痛恨的实物工资制度，且迫使企业主在矿井中建立卫生设施。它也可以是为基本诉求施加压力的手段，例如1886年美国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总罢工尝试。又如1926年英国工人的大罢工，是对企业主试图通过降低工资来压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回应。

总罢工还可以服务于政治目标，譬如西班牙工人1904年为争取释放政治犯而展开的斗争，或1909年7月加泰罗尼亚的总罢工，旨在迫使政府结束摩洛哥战争。再如1920年德国工人在所谓的「卡普政变」（Kapp-Putsch）后发动的总罢工，它推翻了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政府。这类关键时刻的总罢工，实际上取代了过去政治起义中街垒的作用。对于工人来说，总罢工是现代工业制度的逻辑产物——他们正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同时，它也是他们为实现社会解放而斗争中最强有力的武器，前提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学会正确运用它。

第七章. 一战以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人面临全新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局势。中欧的旧君主制体系已经崩溃，俄国正处于一场尚看不到尽头的社会革命之中。这一场俄罗斯革命对各国工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感到，欧洲正深陷危机之中，如果这场危机不能带来决定性的变革，他们的希望将会在多年后破灭。因此，他们对俄罗斯革命寄予厚望，且把它视为欧洲历史新纪元的开端。

1919年，已经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向所有的革命工人组织发出呼吁，邀请他们于翌年前往莫斯科，召开一次大会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当时，只有少数国家存在共产主义政党；而另一方面，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德国、英国，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多个国家中，都存在工团主义组织，其中一些组织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列宁及其追随者的愿望是这些组织支持自己（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支持。于是，在1920年夏天召开的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上，几乎所有的欧洲工团主义组织都出席了。

但俄罗斯给这些工团主义代表留下的印象却使他们认为：同共产党人合作是不可行或不值得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显露出它的真面目：监狱中关押着各派社会主义者，其中有不少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更重要的是，显而易见，新的统治阶层根本无法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生活。第三国际建立的权威化组织结构、以及将整个欧洲工人运动变为俄罗斯对外政策工具的努力，这使工团主义者很快意识到：自己在第三国际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因此，莫斯科大会决定在第三国际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工会联盟。其中各种工团主义组织都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工团主义代表对此计划表示同意。但当共产党人要求这个新组织应隶属于第三国际时，这一要求遭到工团主义者的一致拒绝。

1920年12月，第一次国际工团主义会议在柏林召开，旨在就即将在1921年莫斯科召开的红色工会国际大会所持立场达成决议。会议达成了七项原则，只有这些原则被接受，工团主义者才会加入该工会国际。这七项原则的核心是运动对一切政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坚持这样的立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只能由生产阶级本身的经济组织来完成。

次年莫斯科大会上，工团主义组织处于少数地位。俄罗斯工会的中央委员会主导了整个会议，且使所有提案获得通过。于是，第二次国际工团主义者会议1921年10月在杜塞尔多夫召开，会议上决定于次年召开国际大会。第三次大会于1922年12月25日至1923年1月2日在柏林召开。以下组织派出代表参会：

2.  智利：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有会员2万人；

3.  丹麦：工团主义宣传联盟，600人；

4.  德国：德国自由工人联盟，12万人；

5.  荷兰：国家劳工秘书处，22500人；

6.  墨西哥：总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7.  挪威：挪威工团联合会，2万人；

8.  葡萄牙：总工会联盟，15万人；

9.  瑞典：瑞典工人中央组织，3.2万人。

西班牙CNT当时正激烈地反抗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政权，未能派出代表，但它在1923年10月于萨拉戈萨举行的秘密大会（illegalen Krongress)上表示支持。而在法国，战后CGT的分裂导致CGTU成立，后者加入了莫斯科一方。然而，CGTU内部仍有一股反对派，他们组建了“革命工团主义防卫委员会”，聚集了大约10万工人，且并参加了柏林会议的磋商。此外，来自巴黎的“建筑工人工会”和“塞纳省青年联盟”也有代表出席。两位代表代表了俄罗斯工人的工团主义少数派。

大会一致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工团主义组织联盟——国际工人协会（IAA）。大会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明确表达了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承诺。声明第二条如下：“工团主义者清楚认识到前述事实，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经济。他们追求土地、生产工具、原材料及所有社会财富的社会化；追求以自由（即无国家）共产主义为基础，对整个经济生活进行重新组织。这种共产主义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Jeder nach seinen Fähigkeiten, 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为核心口号。

基于这一认识，工团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问题，必须由人民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实践来实现，因此它拒绝一切所谓‘国有化’的手段，因为这只会导致最恶劣的剥削形式——国家资本主义，而永远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由此，工团主义者与布尔什维主义者及其各国追随者彻底地决裂了。IAA从此走上自己的道路，召开自己的国际大会、出版自己的公报、自己协调各国工团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

在IAA中最有力量、影响最大的组织是西班牙的CNT。它是西班牙众多劳动斗争的发动者，后来成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佛朗哥胜利之前，CNT拥有大约200万成员，包括产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它出版了36份日报，其中巴塞罗那的《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是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马德里的《自由卡斯蒂亚》（Castilla Libre）是当地最受欢迎的报纸。CNT出版了大量书籍和上百万本宣传册，而在群众教育方面的贡献超过了西班牙其他任何运动。 

而在葡萄牙，1911年成立的「总工会联盟」（CGT）是该国最强大的工人组织，基本原则与西班牙CNT相同。1933年萨拉查独裁政权建立后，CGT被禁止一切公开活动，转入地下。而在意大利，受法国工团主义影响，附属于社会党的“劳动者总联合会”的工团主义派脱离了该组织，成立了意大利劳工联合会（Unione Sindacale Italiana）。这一工会在1914年“红色一周” （Roten Woche）以及后来的米兰等地工厂占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法西斯上台后，整个意大利工人运动被摧毁。在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CGTU彻底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后退出，建立了「革命工团主义劳工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Syndicaliste Révolutionnaire），并加入了IAA。

而在德国，早在一战前已有所谓“地方主义者” （Lokalisten）。他们于1897年建立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Freien Vereinigung deutscher Gewerkschaften)。这一组织最初受到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但反对工会运动中的中央集权趋势。法国工团主义的复苏强烈地影响了这个组织。这一组织转向了纯粹的工团主义原则，且在1920年杜塞尔多夫大会上更名为德国自由工人联盟（FAUD）。该组织在柏林设有一家积极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作品。纳粹掌权后，FAUD被取缔，许多成员被关入集中营或被迫流亡。

瑞典的瑞典工人中央组织（SAC）是一支至今仍活跃的工团主义力量。它是欧洲唯一在战争期间躲过法西斯反动浪潮和德军入侵的组织。瑞典工团主义者积极参与全国性的劳动斗争，且继续推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教育。在荷兰，工团主义运动最初集中在国家劳工秘书处（NAS），但随着其日益受到共产党影响，约半数成员另组了荷兰工团主义工会联合会（NSV），并加入IAA。除了这些组织外，挪威、波兰、保加利亚也有工团主义宣传组织加入IAA。日本的「自由联合团体全国会议」（自由連合団体全国会議）亦加入了该协会。

阿根廷的阿根廷区域工人联合会（创于1891年）是该国最大规模劳动斗争的组织者。其历史是工人运动史上最激烈的篇章之一，曾连续25年出版日报《抗议报》（La Protesta），且在全国各地出版大量周刊。乌里布鲁将军发动政变后，该联合会遭到镇压，但即使在庇隆独裁时期仍坚持秘密活动。

1929年5月，该联合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集了一次全南美大会，除东道主外，以下国家的工会也派出代表。

【注释】

2.  玻利维亚：“拉巴斯地方联合会”、“火炬报”和“光与自由” （Federacion Local de la Paz，"La Antorcha，Luz y Libertad）

3.  墨西哥：“劳动联合会” （Confederacion de Trabajo）

4.  危地马拉：“工团行动委员会” （Confederacion de Trabajo）

5.  乌拉圭：“乌拉圭区域联合会” （Confederacion de Trabajo）

6.  巴西：来自七个制宪州的工会；

7.  哥斯达黎加：“走向自由”组织（Hacia la Libertad） 

会议成立了泛美洲大陆工人联合会，作为IAA在美洲的分支机构。该组织最初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因独裁统治迁至乌拉圭。 

以上便是在法西斯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各国拥有的力量。

关于作者

鲁道夫•洛克尔是著名德国工团主义运动家、文学家。曾先后于伦敦的犹太无政府主义社区、魏玛共和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中从事理论与组织工作。德国法西斯上台之后，再次流亡前往美国，最终逝世于美国。本书最初是作者于1937年动笔写作的「无政府主义史」，后于1949年修订后集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