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工人合作社

文/江春琦

 

我们来讲一个应景的题目，抗战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还有工人能搞合作社吗？

真的有，而且很多。抗日战争时期是工业合作社这种生产方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展的一个高峰。在那个抗日救亡的大时代中，这种在当下被许多人赋予了许多特殊价值的生产组织模式，也成为了那段历史的重要注脚。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兴起

中国工合运动缘起于七七事变后，随着日军侵占沿海工业城市，国民政府治下的内迁工业难以支撑持久抗战。1937年11月，国际民主人士海伦·福斯特在上海“星一聚餐会”（救国会派主导）提出“工业合作社”设想，主张以“移动工厂”组织难民生产，适配游击战争。

工合运动的倡议在当时收到了很积极的回应。1938年4月，中国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成立。同年7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路易·艾黎任技术顾问。8月，宝鸡铁器工合社诞生，运动正式展开。工合运动之所以在初期进展迅速，是因为它得到了国共两党与“中间力量”的一致支持：

对国民政府而言，工合运动弥补了内迁工厂产能不足的问题。最初，国府将工合运动作为抗战工业三大支柱之一，借其救济难民、生产军需，稳固后方经济。

对中共而言，工合运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经济领域的载体。于此同时，工合运动的民主管理原则也能发动群众，锻炼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最后，边区与敌后根据地资源短缺，工合运动提供的工业产能非常宝贵。

以“救国会派”为代表的中间力量支持工合运动，则是因为运动契合了他们的诉求：工合运动推动工业生产，救济难民，推动抗日事业，呼应了他们抗日救亡的诉求。同时，工合的民主管理模式也呼应了时兴的经济民主原则，成为他们实践社会改造的重要途径。

于是，在侵华战争的硝烟中，工合运动开始在全国各蓬勃发展。到1940年，全国工业合作社数量达到近 3000 个，社员约 10 万人，月产值超 200 万法币，覆盖西北、西南、东南、华中四大区域的 20 余省，涉及纺织、铁器、运输等 10 余个行业。

那么，工业合作社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践行抗日救亡、自力更生与民主管理三大原则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分别选取了位于国统区、陕北根据地、沦陷区与敌后游击区的四个合作社，展示了不同环境下的合作社是如何存续的。

 

 

国统区的宝鸡合作社

宝鸡铁器工合社成立于1938年8月，是全国首个工业合作社。该社在生产上聚焦军需与民生产品，吸纳了千余名难民就业，还带动了关中地区的棉花种植。其组织管理模式也在随后成为标杆，被国统区12省借鉴。

宝鸡社老照片

宝鸡社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战时动荡的环境。为应对日军空袭，该社将部分产能分散至周边10个乡镇，并保留核心技术设备的可拆解性。另外，社员还建立了“生产应急调整”制度。1940年日军轰炸宝鸡时，社员仅用3天即转移23台织机，1周内恢复生产，体现出灵活的战时组织韧性。

在生产组织方面，宝鸡社有三大特征：

一方面，工合运动产业民主的原则被落实下来。社员享有“一人一票”平等决策权，理事、主席由社员大会公选产生，若存在贪腐或失职，社员可通过大会提案弹劾，将其就地免职。

另一方面，西北区工合办事处对社实行了专业统筹。在工合办事处的支持下，宝鸡社下设了技术组与供销组，前者配备了4名留洋工程师，负责改良脚踏织机与酒精蒸馏设备，而后者则统一对接陕西银行贷款、集中采购关中小麦、棉花等原料，避免分散采购导致成本浪费。

最后，宝鸡社建立了“内迁厂-工合社”的协作模式。其与 1938 年迁宝的申新纱厂（拥 2.08 万枚纱锭、740 架织机）形成产业链配套，申新供应粗纱，工合社承接细纱、织布、染色环节，1938 年底已整合铁器、纺织、酒精、运输等 80 余社，实际上形成了首个以工业合作社为主体的 “产业集群”。

 

 

延安根据地的合作社

延安工合合作社是依托1939年4月成立的延安工合事务所发展起来的。在建社初期，延安社获得了工合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的信贷支持，在国民政府切断援助之后，该社的受援重心就转向了海外捐款。总体而言，延安社可以称得上是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工合运动的核心样本。

延安社的产品都是根据地急需的物资，以造纸、纺织、肥皂等民生必需品为主。该社1940年造纸社月产纸1.2吨，供应延安《解放日报》、《新中华报》70%的用纸，缓解了边区的“纸张荒”。1941年又新增医用包装纸生产，每月供应300公斤支援八路军卫生部，皖南事变后，延安社还紧急生产2吨防护用纸助力前线医疗物资保障。

延安社还吸纳了部分名难民与当地民众就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失业压力。同时，延安社还引入蒸汽烘干等设备，推动手工业向机械化转型，为后续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

在社员构成上，延安社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国统区的合作社社员往往以难民为主，而延安社还吸纳了地主与商人社员——3名地主投资购置造纸机器，2名商人负责产品销售对接。

除此之外，延安社的民主管理实践也在边区普及了“平等参与”的意识。延安工合合作社的经济管理模式，直到今天还是许多打工人想都不敢想的：

其一，社员实行“一人一票”决策制。理事、主席由社员大会公开选举产生，若存在贪腐行为，社员可直接提出弹劾并将其就地免职。

其二，利润分配严格按“劳动贡献（60%）+资金投入（30%）+公益金（10%）”执行。以此做到既保障劳动者权益，又兼顾资金投入者合理收益，避免资本过度剥削。

其三，落实社员权益的均等化。延安合作社打破身份壁垒，即使是出资的地主、商人社员，也需遵守 “股东必须参加劳动” 的规则，不得仅靠资本获利。

在那个年代，延安社的社员收入是不错的：1940年数据显示，社员人均年增收180元，显著高于边区农民年均120元的收入水平。

 

 

沦陷区的无锡合作社

无锡纺织工合社成立于 1939 年 5月，由张福良组织，张是原无锡纱厂技术工人，同时也是工合协会的地下联络员。无锡社是沦陷区工合运动的典型，为了适应日占区的严酷环境，该社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策略与组织模式。

面对日军对沦陷区经济的严密控制，合作社对外以私人织布厂的名义登记，接受日伪形式上的审查，却坚决拒绝承接日军军需订单，避免沦为日军物资补给工具。

同时，其在生产布局上采用“分散化、隐蔽化”策略，120 名社员多在家中开展织布作业，每周由专人秘密上门收运成品，以避免集中生产遭日伪查抄。

1941年日军“清乡”时，社员在 12 小时内拆解了织机、并藏匿于农村地窖，在停产1个月后即恢复生产。整个清乡期间，无锡社仅损失3台织机，并且成功掩护了核心成员，没有让他们暴露自己的抗日属性。

同时，无锡社在沦陷区依然坚守了工合运动的民主内核。社员以原无锡纱厂失业工人为主，虽因为外部环境不允许，没有召开公开的社员大会，但社员也通过地下联络点传递意见，实现重大生产决策由核心社员集体商议，避免个人独断。

身处沦陷区的无锡社也在尽力支持抗战大局。该社生产的聚焦粗棉布比日货价格低40%，间接支持了“抵制日货”运动。这些棉布除部分供应沦陷区民众外，还通过地下渠道向苏南敌后根据地输送。1940-1941 年，无锡社累计运送 15 万米棉布，支援新四军军需。

 

 

敌后的山西阳城合作社

山西阳城的军需机械工合社成立于1938年底，隶属工合协会东南区晋南事务所，是敌后根据地工合运动“机动生产、军民两用”特征的典型，其生产组织特征深度贴合敌后根据地频繁转移、物资短缺、需即时支援前线的特殊环境。

灵活机动是阳城社最大的特点。社员把生产场地选在阳城山区溶洞，既规避日军空袭，又便于快速转移。同时，生产设备采用“模块化拆解”设计——3台小型车床可拆分为3部分，4人即可搬运，2座熔炉能快速拆卸隐蔽，1939-1941年日军8次“扫荡”期间，社员12小时内即可完成整体转移，并在1周内恢复生产，未因战事中断军需供应。

另外，阳城社还能用各种方式突破封锁获得生产原料，缓解了根据地的资源短缺问题。该社使用的钢材中有40%来自日军炸弹碎片熔炼，60%由当地铁匠协助采购。

阳城社社员公87人，多为原兵工厂技术工人与当地农民。社员按“军事需求优先级”分工——23名技术工人负责手榴弹壳，步枪零件等军事用品核心部件的生产，64名农民承担原料搬运、简易工具制作等更简单的工序。该社实行“战时三班倒”制度，遇前线急需时，社员也会加班。如“百团大战”期间，该社全员加班，月产手榴弹壳从3000个提至5000个，同时兼顾民生，农忙时生产锄头、镰刀等农具，保障当地农业生产。

同时，阳城社还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良，以贴合游击战需求。例如原太原兵工厂技师指导改良了土法熔炉，温度提升至1300℃，铁料熔炼率从60%提至85%，使得手榴弹壳合格率达80%，满足前线使用标准。

 

 

国民政府态度的转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政府对工合运动的态度开始转向负面。

首先是因为工合运动与国府的经济方针存在冲突。在经济政策方面，国民政府推行国家垄断资本的政策，强调“官营工厂优先”，这就与工合运动的草根，集体合作的所有制属性出现了冲突。在进入40年代之后，国民政府就开始试图把合作社纳入官僚统制经济的掌控当中。

例如，1940年的《县合作社组织大纲》强制将合作社纳入行政系统管辖。到1943年，孔祥熙又提出“工合大改革”，将全国7区合并为3区、压缩人员至100人，甚至规定“各社财务、人事须由社会部直接审批”，试图直接剥夺合作社的财务与人事权。

此外，国际因素也产生了影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预期获得英美大量物资援助，降低了对工合运动的物资依赖，因此就进一步减少了对其的支持。

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政治。在独夫蒋中正看来，工合运动当中社员“一人一票”公选理事，社员甚至还有弹劾理事权利的民主合作制度非常扎眼。有鉴于此，国府对合作社的民主机制多有打压。例如国民政府CC系主导的合作事业管理局曾以“规范社务”为由，要求西北区工合社“理事人选须报经地方党部审核”，意图在实质上架空社员的选举权。

与此同时，工业合作社与中共的关系也为国府所不容——边区工合社获华侨捐助、中共干部参与运营，1941年CC系调查报告甚至指认50余名工合干部为“共党分子”，认定工合可能成为“共产主义阵地”，引发国民党强烈警惕，进而采取镇压措施，如逮捕东南区办事处19名职员、杀害汉中事务所主任李华春。

 

 

结语

随着国府态度的转变，工合运动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在陕甘宁边区，中共维持了对工合运动的支持。1941年，边区的工业合作社月产达20万元，供应边区80%手工纸。同时，以救国会派为代表的中间力量不满国民党压制，沙千里、胡子婴等被迫辞去工合协会计职务，工合协会内部的民主派则通过抗议维护运动属性，比如干部卢广绵就多次抵制机构改组。

然而，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的压制与经济困局的加深使得工合运动更加艰难，到1945年全国工业合作社仅余423个，运动陷入停滞。

这就是工合运动的大致故事了。不知道大家读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分享自己的看法。

 

参考文献：

菊池一隆，袁广泉，张新艺等. (2024).《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史》，秀威资讯。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