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温】列宁：怎么办（一）

 

 

   一、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一）什么是“批评自由”？

 

  “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乍看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引用批评自由更奇怪的了。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像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其实，谁都知道，现代国际（注：顺便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关于拉萨尔派，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注：盖得派和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派别。）

  

  盖得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19世纪70年代末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该派于1879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订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场。1901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可能派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保·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机会主义派别。该派起初是法国工人党中改良主义的一翼，1882年法国工人党分裂后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1883年改称法国劳动社会联盟。该派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同其他一些改良主义派别一起组成了以让·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

  

  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统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注：费边派是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成员。费边社于1884年成立。其成员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悉·维伯、比·维伯、拉·麦克唐纳、肖伯纳、赫·威尔斯等。费边·马克西姆是古罗马统帅，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01年）中采取回避决战的缓进待机策略著称。费边社即以此人名字命名。费边派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只承认演进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并宣扬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1900年费边社加入工党（当时称工人代表委员会），仍保留自己的组织。在工党中，它一直起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思想中心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关于费边派，参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和《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22-327页和第26卷第278-284页）

    

  社会民主党人是指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参加者。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于1884年8月成立的。参加联盟的除改良主义者（亨·迈·海德门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外，还有一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哈·奎尔奇、汤·曼、爱·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等），他们构成了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联盟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脱离英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忽视这一运动的特点。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英国社会民主党。1911年，英国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一起组成了英国社会党。1920年，社会党的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创立英国共产党的工作。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毁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注：内阁派，或内阁主义、米勒兰主义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德国的伯恩施坦派（注：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社会民主党中已经形成了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有时炽烈起来，火焰腾腾；有时又静息下去，在动人的“休战决议”的灰烬下面阴燃着。对“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批评”态度的那个“新”派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地由伯恩施坦讲出来了，由米勒兰作出样子了。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严整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像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管理的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的社会，等等。

   

  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大量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论文里，都一直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这样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有教养阶级的一代青年，都经常在受这种批评的熏陶，那么，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注：密纳发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丘必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据古罗马神话故事，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一生下来，就身着盔甲，手执长矛，全副武装。后来，人们常用“像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比喻某人或某事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就毫不奇怪了。这种思潮，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因为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书刊上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上来的。

  

  其次，如果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批评和政治欲望还有什么人不明白，那么法国人已经设法为“新方法”作了示范。法国在这一次也没有辜负它历来的名声，即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写的序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法国社会党人并不谈什么理论，而是直接行动起来；法国那种民主制发展程度较高的政治条件，使他们能够立刻转到带来种种后果的“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上去。米勒兰在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难怪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都这么热心地、迫不及待地为米勒兰辩护，对他大加赞赏！的确，既然社会民主党实质上不过是个主张改良的党，并且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党人也就不仅有权加入资产阶级内阁，而且甚至应当时时刻刻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民主制实质上就是消灭阶级统治，那么社会党人部长为什么不可以用阶级合作的言词来博得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欢心呢？他为什么不可以甚至在宪兵屠杀工人的行为已经千百次地表明了各阶级民主合作的真谛之后，仍然留在内阁中呢？他又为什么不可以亲自参加欢迎那个目前被法国社会党人恰好叫作绞刑专家、鞭笞专家和流放专家(knouteur,pendeur et déportateur)的沙皇呢？而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这样备受屈辱和自我抹黑为代价，以败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为代价，换得的却是一些实行微小改良的冠冕堂皇的草案，这种改良微小到了极点，甚至比从资产阶级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还要少！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就不会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那就可以明白：“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

  

  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但正是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具有掠夺性的战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现在使用“批评自由”一词，同样也包含着这种内在的虚伪性。假如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把科学向前推进了，那他们就不会要求新观点同旧观点并列的自由，而会要求用新观点代替旧观点。现在这种“批评自由万岁！”的叫嚷太像那个关于空桶的寓言（注：指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两只桶》。寓言说，有两只桶在路上滚。一只桶里装着酒，稳稳当当地前进。另一只桶是空的，一路上隆隆作响。尽管空桶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却不像第一只桶那么有份量）了。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循着艰难险阻的道路紧拉着手前进。我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几乎随时都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根据自由通过的决议联合起来，正是为了要同敌人斗争，而不致失足落入旁边的泥潭里。那些呆在泥潭里的人，一开始就责备我们独树一帜，责备我们选定了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调和的道路。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竟叫喊起来：我们都到这个泥潭里去吧！当人们开始耻笑他们的时候，他们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多么落后啊！你们怎么好意思否认我们有号召你们走上比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号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们甚至认为你们应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里，而且我们愿意竭力帮助你们搬到那里去。不过，请你们放开我们的手，不要拉住我们，不要玷污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因为我们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斗争，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转向泥潭里去的人作斗争！

 

  （二）“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最近（第10期）郑重其事地提出的正是这个口号（“批评自由”），并且不是把它当作理论原则，而是当作政治要求提出来的，即在回答“能不能把那些在国外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统一起来”这一问题时提出来的：“要达到牢固的统一，就必须有批评自由。”

     

  从这个声明中可以得出两个十分明确的结论：1.《工人事业》维护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派；2.《工人事业》要求机会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两个结论。《工人事业》“特别”不高兴的，是“《火星报》和《曙光》（注：《曙光》杂志(《Зар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喜欢预言国际社会民主党中的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注：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必将决裂”（注：把革命无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比作18世纪革命资产阶级中的两个派别（雅各宾派即“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提法，见《火星报》第2号（1901年2月）的社论。这篇社论的作者是普列汉诺夫。无论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

  

  （注：“无题派”（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或孟什维克，至今都很爱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至于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事实，现在人们却宁愿默不作声或者……把它忘掉。（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

  

  《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写道：“我们觉得，关于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有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肤浅的历史类比，它出自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是很奇怪的，因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并不是像历史学家-思想家可能认为的那样，代表着不同的气质或思潮，而是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一方面是中等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却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这整个运动，它的一切〈黑体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用的〉派别，包括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在内，都是站在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

  

  大胆的断语！波·克里切夫斯基是否听见过早已有人指出的那件事实，即正是由于近年来有“学士”阶层广泛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施坦主义才非常迅速地传布开来呢？而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位作者究竟根据什么断定说“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也站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呢？这是不得而知的。他坚决为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辩护，却拿不出任何的论据和理由。作者显然以为，他既然是在重复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那么他的断语也就无须证明了。但是，判断整个派别，竟以该派代表人物自我表白时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紧接着的关于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类型或道路的“说教”（《工人事业》第34-35页），难道不也是再肤浅不过的吗？你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承认充分的批评自由，法国人却不承认，而正是法国人的例子充分表明那种“偏激行为的害处”。

  

  我们对此回答说，正是波·克里切夫斯基的例子表明，那些简直是“按伊洛瓦伊斯基方式”来研究历史（注：指像俄国历史学家德·伊·伊洛瓦伊斯基那样研究历史。伊洛瓦伊斯基把历史主要归结为帝王将相的活动，用种种次要的和偶然的事件来解释历史过程。）的人，有时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要解释德国社会党为什么统一和法国社会党为什么涣散，完全不必去考察两国历史的特点，不必把军事的半专制制度和共和的议会制的条件加以对比，不必分析巴黎公社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的后果，不必把两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加以比较，不必回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空前发展”的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空前努力的斗争，不仅反对理论上的错误（米尔柏格、杜林（注：当恩格斯抨击杜林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倾向杜林的观点的，人们甚至公开在党代表大会上纷纷责备恩格斯，说他偏激，不肯容忍，用非同志式的态度论战等等。莫斯特等同志提议[在1877年的代表大会（指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

  

  这年1-5月，恩格斯在该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组批判欧·杜林的文章（《反杜林论》第1编）。这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对。他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企图禁止《前进报》继续发表恩格斯的反对杜林的文章。代表大会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但从实际考虑，决定今后不在《前进报》正刊而在其附刊上继续对各种理论问题展开争论。所以，《反杜林论》第2、3编是在《前进报》附刊上发表的。）上]在《前进报》（《前进报》(《Vorw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上不再登载恩格斯的论文，认为这些论文“绝大多数读者都不感兴趣”；　而瓦尔泰希(Vahlteich)则说登载这些论文使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说杜林对社会民主党也是出了力的：“我们应当为党的利益而利用所有的人。假如教授们要争论，那么《前进报》决不是进行这种争论的场所”（1877年6月6日《前进报》第65号）。你们看，这也是维护“批评自由”的例子，我国那些非常喜欢援引德国人的例子的合法的批评派和不合法的机会主义者，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例子！）、讲坛社会主义者（注：讲坛社会主义者是指德国政治经济学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新历史学派的教授们开始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适应资产阶级阻挠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他们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忽视劳资问题的解决，资产阶级自由派反过来嘲讽他们那一套为讲坛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者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俾斯麦策划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专卖都叫作“社会主义”。他们的纲领局限于组织对工人的疾病和不幸事故的保险以及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宣扬讲坛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而且反对策略上的错误（拉萨尔），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法国人所以争吵是因为他们偏激，德国人所以统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些乖孩子。

  

  你看，用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就“避开了”把维护伯恩施坦派的言论完全推翻的事实。伯恩施坦派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历史经验才能给予最后的彻底的解答。因此，在这一点上有最重要意义的正是法国的例子，因为只有法国一个国家的伯恩施坦派曾经在自己的德国同道们的热烈赞助下（而且有几分是在俄国机会主义者的热烈赞助下--参看《工人事业》第2-3期合刊第83-84页），试图独自站稳脚跟。拿法国人“不肯调和”当借口，除了有其“故事性的”（诺兹德列夫式的）（注：此处是借用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话。诺兹德列夫是《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他到处招摇撞骗，惹是生非。果戈理称他为“故事性的”人物，因为他每到一处，都要闹出点“故事”来。）意义之外，就不过是企图用气话来掩盖很不愉快的事实罢了。

  

  而且，就连德国人我们也还根本不打算奉送给波·克里切夫斯基及其他许许多多“批评自由”的拥护者。“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所以还能见容于德国党内，只是因为他们服从那个坚决屏弃伯恩施坦的种种“修正”的汉诺威决议（注：158汉诺威决议是指1899年10月9-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夫举行的代表大会就“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问题通过的决议。代表大会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这项专门的决议，是因为以爱·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要求重新审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政策和策略。奥·倍倍尔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列宁给予这个报告以高度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82-388页）。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该决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至今并未提供任何理由使党放弃或改变自己对它的基本看法。党一如既往立足于阶级斗争，而根据这一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此，党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以便借助于政权，通过生产工具社会化和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方式来保障最普遍的幸福生活。”在不拒绝与资产阶级各政党为达到一定的实际目的而进行暂时联合的同时，“党任何时候在自己全部活动中都完全保持独立自主，并把所取得的每一成就只看成是使它接近它的最终目标的一步”。决议最后写道：“党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自己的主要要求和基本观点，或改变自己的策略和名称……　党坚决反对模糊或改变党对待现存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一切尝试。”

 

  汉诺威决议虽然否决了修正主义者的要求，但没有对伯恩施坦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有力的批判。这引起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罗·卢森堡等）的不满。伯恩施坦的拥护者也对这个决议投了赞成票。）以及那个尽管措辞婉转、但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警告的吕贝克决议（注：吕贝克决议是指1901年9月22-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吕贝克举行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最为关注的是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当时修正主义已经最终形成，既有自己的纲领，也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修正主义者的首领爱·伯恩施坦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有“批评自由”。吕贝克代表大会就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了辩论，并以多数票通过决议，指出：“党代表大会无保留地承认自我批评对于我党在思想上的继续发展是必要的。但是，伯恩施坦同志最近一些年来完全片面地从事这种批评，而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代表却不加批评，这种做法使他处于一种暧昧地位并引起党内大部分同志的不满。”尽管在吕贝克决议中对伯恩施坦提出了直接的警告，但由于多数领袖采取调和主义立场，大会没有在原则上提出修正主义者不得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问题。）。至于从德国党的利益来看，这种婉转的措辞究竟适当到什么程度，在这种场合下坏的和平是否胜过好的争执，这还是可以争论的，简而言之，在评价用哪种方法拒绝伯恩施坦主义才妥当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德国党曾经两次拒绝伯恩施坦主义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认为德国人的例子证实了“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是站在无产阶级争取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这一说法，就是完全不了解有目共睹的现实情况。（注：必须指出，《工人事业》在谈到德国党中的伯恩施坦主义问题时，始终只限于单纯转述事实，完全“不肯”说出自己对这些事实的评价。例如，在第2-3期合刊第66页上讲到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898年10月3-8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讨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侨居国外的爱·伯恩施坦给大会寄来的一份专门声明，为他以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中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代表大会宣读了他的这份声明。从代表大会的讨论中看到，反对伯恩施坦的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以奥·倍倍尔、卡·考茨基为首的一部分人害怕党的分裂，力主把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原则斗争同小心谨慎的党内策略结合起来；以罗·卢森堡、亚·李·帕尔乌斯为首的一部分人持比较坚决的立场，主张开展广泛深入的辩论，不怕分裂，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大会没有就此问题作出任何决议。会后，在该党的报刊上展开了辩论。）时，竟把一切意见分歧都归结为“策略”，并且只是指出绝大多数忠于原先的革命策略。又如在第4-5期合刊第25页及以下各页上，也只不过是把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述一遍，并把倍倍尔的决议摘引一下；这里又是（也像在第2-3期合刊上一样）把对于伯恩施坦观点的叙述和批评留待“专文”去谈。可笑的是，在第4-5期合刊第33页上说道：“……倍倍尔所阐述的观点赢得了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赞同”，而稍后一点却又说：“……大卫发言拥护伯恩施坦的观点……　他首先就竭力说明……伯恩施坦和他的朋友们毕竟是〈原文如此！〉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的……”　这是1899年12月间写的；到1901年9月的时候，《工人事业》大概已经不再相信倍倍尔正确，而把大卫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来重复了！）

  
  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工人事业》还向俄国社会民主党要求“批评自由”，并且为伯恩施坦主义辩护。显然它是认为我们这里有人冤枉了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究竟是冤枉了什么人呢？是谁冤枉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究竟冤枉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工人事业》始终避而不谈，没有一次提起任何一个俄国的批评派和伯恩施坦派！这里我们只能假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被人冤枉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人事业》自己（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工人事业》第10期上的两篇文章都只讲《曙光》和《火星报》冤枉了《工人事业》）。如果是这样，那么始终坚决否认自己同伯恩施坦主义有任何一致之处的《工人事业》，不替“最明显的伯恩施坦派”和批评自由讲点好话，就不能为自己辩护，这种怪事应当怎样解释呢？或者被人冤枉的是某个第三者。那为什么又不肯说出这第三者究竟是谁呢？

  

  由此可见，《工人事业》还在继续玩那种从它一创立就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讲）捉迷藏游戏。其次，请注意这第一次实际运用被大肆吹捧的“批评自由”的情况吧。实际上，“批评自由”不仅立刻表现为没有任何批评，而且表现为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正是这个把俄国伯恩施坦主义当作暗疾（照斯塔罗韦尔的中肯的说法（注：斯塔罗韦尔（亚·尼·波特列索夫）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文（载于1901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中说：“为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马克思主义中的臭名远扬的’改良派’（指伯恩施坦）的怀疑论比在任何地方获得的成就都大？同时为什么在俄罗斯，这种理论的隐蔽的拥护者这么多，公开的拥护者这么少？伯恩施坦主义就像不可告人的暗疾，得了这种病通常是不好大声坦白承认的。”）隐瞒起来的《工人事业》现在却主张，为了治这种病，只要简单地照抄一张专治德国型的这种病的最新德国药方就行了！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模仿……甚至更坏，是猴子式的模仿！现代国际机会主义的同一的社会和政治内容，依各国的民族特点而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一个国家里，一批机会主义者早已独树一帜；在另一个国家里，机会主义者忽视理论，而在实践中推行激进社会党人的政策；在第三个国家里，革命政党的一些党员投奔到机会主义营垒中去，他们不是进行维护原则和维护新的策略的公开斗争，而是采取渐渐地、悄悄地、可以说是不受惩罚地败坏自己的党的办法，来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第四个国家里，同样的倒戈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奴役之下，在“合法”活动和“不合法”活动的相互关系非常独特的情况下，运用着同样的方法等等。说什么批评自由和伯恩施坦主义自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统一起来的条件，又不分析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和产生了怎样特殊的结果，这就等于是，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

  

  那我们就自己来试试，把《工人事业》不愿说出来的（或许是它无法理解的）东西哪怕是简单地说明一下。

 

  （三）俄国的批评

 

  在我们要考察的这一方面，俄国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自发的工人运动一开始产生和先进舆论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就有各种显然不同的分子在共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陈腐的社会政治世界观）。我们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注：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司徒卢威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的蜜月时期。一般讲来，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要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初，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专制制度国家里，在猖獗的政治反动势力对于稍有一点政治上的不满和反抗的苗头都横加迫害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忽然在受检查的书刊上打开了一条道路，虽然说明这个理论的语言是伊索式的，但一切“感兴趣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只是习惯于把（革命的）民意主义的理论当作危险的理论，照例没有发觉这一理论的内部演变，而欢迎一切对这个理论的批评。等到政府醒悟过来的时候，等到书报检查官和宪兵这支笨重的队伍侦察到新的敌人而猛扑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不少（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计算）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本又一本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和报纸相继创办起来，大家都纷纷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来奉承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献殷勤，出版商因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畅销而兴高采烈。于是，在为这种气氛所迷惑的新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自然也就出现了不止一个“自命不凡的作家”（注：“自命不凡的作家”是俄国作家阿·马·高尔基的一篇短篇小说的标题。）……

 

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已经过去的时期了。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书刊上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结成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这个结论（由他们往后的“批评”发展明显地证实了）早在“联盟”还完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意识到了。（注：这是指前面刊印的克·土林的一篇反对司徒卢威的文章，该文是根据题目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学术讲演写成的。见序言。[列宁在这里指的是他自己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和《〈十二年来〉文集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和本卷第761-778页）。

 

1894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上述文章就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于1894年底至1895年初写成的。此文最初用克·土林的笔名刊载于1895年4月出版的《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1907年底，列宁把这篇文章编入了《十二年来》文集。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列宁说明了这篇文章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文集，即下段正文中提到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于1895年4月由公开的印刷所印了2000册。除列宁的上述文章外，文集还收入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悲观论是经济现实的反映》、《向我们的论敌进一言（俄国著作界的文明史资料）》，彼·伯·司徒卢威的《致我的批评者》以及其他文章。沙皇政府先是禁止该文集发行，一年后又将其没收焚毁。保存下来的仅有100册，在彼得堡等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秘密传阅。]（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

    

  既然如此，那么以后出现那种“混乱”，是否应当由那些同未来的“批评派”实行过联盟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来承担最大的责任呢？从过分死板地观察问题的人那里，有时可以听到这样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肯定回答。可是这些人是完全不对的。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而不结成这样的联盟，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而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我们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开来。同时，结成这个联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条件”的。证据就是1895年被书报检查机关烧掉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假使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书刊方面的协议可以比作政治联盟，那么这本书也就可以比作政治协定了。

  

  破裂之所以发生，当然不是因为“同盟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恰恰相反，这一派正是社会民主党天然的、合适的同盟者，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任务，而俄国的现状把这方面的任务提到了首要地位。但是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党人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性。现在大多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倒向的伯恩施坦主义和“批评”派，却要剥夺这种可能性，腐蚀社会主义的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缩小为争取细小的、渐进的改良的“现实主义”斗争。这就完全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这在实践上就是想把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变成自由派的尾巴。

  

  在这种情况下，破裂自然是必不可免的。可是，俄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破裂不过是使社会民主党人从大家最容易看到的、传布最广的“合法”书刊上消失。在这种书刊上，“前马克思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树起了“批评的旗帜”，几乎取得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反对正统”、“批评自由万岁”的口号（现在《工人事业》所不断重复的口号），立刻成了时髦的字眼。这种时髦的东西连书报检查官和宪兵也抵挡不了，这有事实为证，例如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注：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伯恩施坦的一本书就有三种俄文版本（注：指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该书于1901年出了三种俄文译本，书名互不相同：(1)《历史唯物主义》，莉·坎采尔译，圣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在一年内出了两版）；(2)《社会问题》，彼·谢·科甘译，莫斯科康恰洛夫斯基出版社出版；(3)《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К.Я.布特科夫斯基译，莫斯科叶菲莫夫出版社出版。），又如祖巴托夫也推荐伯恩施坦和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等人的著作（《火星报》第10号）（注：谢·瓦·祖巴托夫向工人推荐爱·伯恩施坦和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的著作一事，是署名“一位原经济主义者”的读者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揭露的。尔·马尔托夫在《再论当前的政治腐蚀》一文（载于1901年11月《火星报》第10号）中，引用了这封信中的材料。）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担负着一个本来就很困难、又因纯粹外部的阻碍而变得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同新的思潮作斗争的任务。可是，这个思潮不仅表现在书刊上。在人们转向“批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则倾心于“经济主义”。

  

  合法的批评和不合法的“经济主义”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专门写一篇文章。这里我们只要指出无疑存在着这种联系就够了。臭名远扬的《信条》（注：《信条》是经济派于1899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1899年8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文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卷第262-272页）。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所以也称17人抗议书。《抗议书》引用了《信条》的全文。）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坦白地表述了这种联系，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在人民中”进行的工联主义工作，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前半部，合法的批评则是执行这个任务的后半部。这种声明成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极好武器，所以，如果没有《信条》，也值得编造出一篇《信条》来。

  

  《信条》并不是编造出来的，但它的公布没有照顾它的作者们的意愿，也许，甚至是违反它的作者们的意愿的。至少参加过把新“纲领”公布于世（注：指反对《信条》的17人抗议书。本书作者参加过起草这个抗议书的工作（1899年底）。1900年春，抗议书曾同《信条》一起在国外刊印出来。现在从库斯柯娃女士的文章中（仿佛是登在《往事》[《往事》杂志(《Былое》)是俄国历史刊物，主要研究民粹主义和更早的社会运动（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等）的历史。该杂志由弗·李·布尔采夫创办，1900-1904年在伦敦和巴黎出版了6期。1906-1907年，该杂志在彼得堡出版（月刊），编辑是瓦·雅·鲍古查尔斯基和帕·叶·晓戈列夫，布尔采夫也参加编辑工作。1907年该杂志被沙皇政府查封后，为代替杂志第11、12期出版了历史文集《我们的国家》。1908年改出《过去的年代》杂志，1909年改为历史文集《过去》。1908年布尔采夫恢复了《往事》杂志的国外版（巴黎），一直出到1912年。在俄国，《往事》杂志于1917年7月在彼得格勒复刊。十月革命后由晓戈列夫担任编辑继续出版，1926年停刊。]已经知道：《信条》的作者就是她，而当时在国外的“经济派”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本书作者已经听到一些怨言和责难，说不应该把发言者概述自己观点的草稿复制散发，冠以《信条》的名称，甚至还同一份抗议书一起刊印出来！我们所以要讲到这段情节，是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的“经济主义”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特点：害怕公开。这正是整个“经济主义”的特点，而不只是《信条》的作者们的特点，因为表现出这种特点的，有最坦白最真诚地拥护“经济主义”的《工人思想报》（注：《工人思想报》(《Рабочая　Мысль》)是俄国经济派的报纸，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等地出版，共出了16号。头几号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从第5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弗·巴·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该报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狭隘经济利益而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认为政治斗争不在无产阶级任务之内，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张成立工联主义的合法组织。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本卷第290-458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思想报》的观点），有《工人事业》（它因“经济主义的”文件在《指南》（注：指《〈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这是一本揭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的经济主义观点的资料汇编，由格·瓦·普列汉诺夫编辑、写序，劳动解放社于1900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中发表出来而表示愤慨），有基辅委员会（它在两年以前也不愿意让人把它的《宣言书》（注：《宣言书》是基辅委员会在1899年起草的一份传单。这份传单表明了基辅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观点，其内容有很多地方和经济派的《信条》相同。列宁在《论〈宣言书〉》一文中对这个文件进行了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72-281页）。列宁原打算在征得基辅委员会的同意后把《宣言书》连同他的《论〈宣言书〉》一起发表，但因基辅委员会不赞成而未果。）连同那篇反驳《宣言书》的论文一起登载出来（注：据我们所知，基辅委员会的成员从那时起发生了变化。）），还有许许多多单个的“经济派”分子。

  

  拥护批评自由的人有这种害怕批评的表现，不能单单用不老实来解释（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也非不老实不可，因为把还没有巩固的新派别的萌芽暴露出来让敌人攻击是不合算的！）。不，大多数“经济派”确实打心眼里憎恶（并且按“经济主义”的实质来说，他们也应当这样）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广泛的政治问题、把革命家组织起来的方案等等。“让侨居国外的人去干这些事情吧！”--一个相当彻底的“经济派”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过，而他这句话是代表一种非常流行的（而且又是纯粹工联主义的）观点的：我们的事情就是管我们这个地方的工人运动、工人组织；至于其余的事情，都是学理主义者虚构出来的，正像《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第10期异口同声地所说的那样，都是“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

  

  试问，既然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凡是在实际上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愿意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任务呢？第一，应当设法恢复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而现在又落到不合法的活动家肩上的理论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运动就不能顺利发展。第二，必须积极地同严重腐蚀人们意识的合法的“批评”作斗争。第三，应当积极反对实际运动中的混乱和动摇，要揭穿并且驳斥一切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的行为。

 

        无论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或第三件事，《工人事业》都没有做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下面我们将从各方面来详细地说明这个尽人皆知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批评自由”的要求同我们俄国的批评以及俄国的“经济主义”的特点处于怎样一种极端矛盾的状况。其实，看一看“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肯定《工人事业》观点的那个决议就行了：

   

  “为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今后思想上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党的书刊上有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只要这种批评不同这个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相抵触。”（《两个代表大会》第10页）

    
  理由就是：决议的“第一部分同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决议是一致的”……　“联合会派”由于头脑简单，竟未觉察到他们这样抄袭多么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思想贫乏(testimonium paupertatis)！……“但是……决议的第二部分却比吕贝克党代表大会更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

    
  这样，“联合会”的决议就是针对俄国伯恩施坦派的了？否则，提吕贝克党代表大会岂不十分荒谬！然而，要说这个决议“严格地限制了批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德国人用自己的汉诺威决议逐条拒绝了的，正是伯恩施坦所作的那些修正；而在吕贝克决议中，则对伯恩施坦本人指名提出了警告。而我们的“自由的”仿效者，却对俄国的“批评”和俄国的“经济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一种表现都只字不提；既然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那么空空洞洞地说什么理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就会给曲解留下更大的余地，特别是“联合会”还不愿把“所谓经济主义”看作机会主义（《两个代表大会》第8页第1条）。但这还只是顺便说说而已。而主要的是，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在德国和在俄国是完全相反的。大家知道，在德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即大家都熟悉的、已经由几十年的经验详细阐明了的原有的纲领和策略。而“批评派”则想加以改变，但由于这个批评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的修正主义意图又很怯懦，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派只是把“革新主张”干脆否决了事。而在我们俄国，却是批评派和“经济派”主张保存现有的东西。“批评派”希望大家继续把他们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保证他们所滥用过的“批评自由”（因为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党的联系（注：单是缺少公开的党的联系和党的传统这一事实，就构成了俄国和德国的根本差别，这种差别必定会提醒每一个明智的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地模仿他人。从下面这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批评自由”在俄国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俄国的批评派布尔加柯夫先生竟谴责奥地利的批评派赫茨说：“赫茨作的结论虽然很有独立精神，但是他在这个问题〈合作社问题〉上，看来毕竟是太受自己党的意见的束缚了，他虽然在细节方面有不同意见，但始终不敢离开总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农业》第2卷第287页）一个政治上备受奴役的国家，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口都由于政治上处于奴隶状态和完全不懂党的荣誉和党的联系而堕落到了极点，这样的国家里的臣民，竟傲然地责备一个宪制国家里的公民过于“受党的意见的束缚”！那么，我们的不合法组织就只好去拟订关于批评自由的决议了……），并且我们也没有一个能够“限制”、哪怕是用规劝的方法来“限制”批评自由的为大家公认的党的机关）；“经济派”要革命者承认“现时运动的正当性”（《工人事业》第10期第25页），即承认现存的东西的“合理性”；要“思想家”不要企图使运动“脱离”那条“由各种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火星报》第12号上所载的《一封信》）；要大家承认只有进行“工人在当前条件下唯一可能进行的”斗争才是适当的，要大家承认只有“工人们目前实际进行的”斗争才是可能的（《〈工人思想报〉增刊》（注：《〈工人思想报〉增刊》是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其中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公开散布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本卷第290-458页）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第14页）。相反，我们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种崇拜自发性，即崇拜“目前”现有的东西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要求改变近年来所流行的策略，我们声明说，“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火星报》出版声明）（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6页。--编者注）。总之，德国人坚持现有的东西，拒绝改变，而我们却要求改变现有的东西，反对崇拜这个现有的东西，反对同它调和。

 

  这一个“小小的”区别，我们的“自由地”抄袭德国人决议的专家们就没有觉察到！

 

  （四）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就是《工人事业》的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所拼命攻击的敌人。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当然极表欢迎，不过我们还主张再提出一个问题：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面前有两个书刊出版声明：一个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定期机关刊物〈工人事业〉的纲领》（《工人事业》第1期单张），另一个是《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注：《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是劳动解放社在1899年10月下旬收到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之后，于12月由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起草、格·瓦·普列汉诺夫定稿的一个文件。在这个声明中，劳动解放社表示完全赞同《抗议书》提出的对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声明于1900年初印成单页发表，并收入《〈工人事业〉编辑部指南》一书的《附录》。声明所阐述的纲领，直到《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出版才得到实现。

    

  两个声明都标明是在1899年发表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出来了。而我们看到的又是些什么呢？在第一个声明中，你们丝毫没有指出这个现象，也没有确切说明新的机关刊物对这个问题打算采取的立场。关于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迫切任务问题，无论在这个纲领中，或在1901年“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1年9月下半月在苏黎世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机会主义在联合会里取得了最终胜利。大会对1901年六月代表会议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的原则协议）作了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性质的修正和补充。这就预先决定了在这次代表大会几天以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的失败。第三次代表大会还批准了《给〈工人事业〉编辑部的指示》，这个指示只字不提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革命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不提批判修正主义和论证马克思主义革命本质的必要性。）通过的对这个纲领的补充条文中（《两个代表大会》第15-18页），都只字未提。在这整个时期内，《工人事业》编辑部始终都把理论问题搁在一边，虽然这些问题是全世界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与此相反，另一个声明首先就指出了近年来人们对理论的兴趣减弱的事实，坚决要求“密切注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方面”，并号召大家“无情地批评”我们运动中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倾向以及其他反对革命的倾向”。已经出版的几期《曙光》，表明了这个纲领的执行情况。

    

  由此可见，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全欧洲的普遍现象（这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早已指出的现象）：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得意扬扬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注：“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这句话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傻瓜伊万努什卡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因此而挨揍。一次，他看到农民在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一样。而且上面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注：哥达纲领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在德国两个社会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哥达纲领比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倒退了一步，它是爱森纳赫派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合并、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的产物。纲领宣布党的目的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回避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并写进了一系列拉萨尔主义的论点，如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所谓对无产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普选权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当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国家”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草案作了彻底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但他们的意见没有被认真考虑。哥达纲领于1891年被爱尔福特纲领代替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显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注：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1898年写的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说，在社会民主党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到纯经济斗争时，那些无法给自己的政治追求找到出路的无产阶级最革命分子就可能像70年代那样去从事恐怖活动，或者去从事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现在让我们引证一下恩格斯1874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意义问题时所发表的意见吧。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所作的指示，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国农民战争》（注：1875年莱比锡合作出版社第3版。）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我们：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把各个行业组织得很好，但是前进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按巴枯宁不伦不类的模式传播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混乱和动摇。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以罕见的理解力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件究竟能让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赋予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愈来愈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愈来愈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刻牢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这样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2页。）

    

  恩格斯的话果然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样意外的严重考验。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即70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

待续。

 

编辑：飞舟

来源：《列宁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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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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