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建制”力量的崛起、左翼力量的复兴与当前法国的政治危机——访法国青年学者内森·斯佩尔伯

 

 

文/赵丁琪

 

 

 

编者按：2024年6月—7月，法国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由四个左翼政党组成的“新人民阵线”联盟获得了192个议席，超过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166个议席）和国民联盟领导的极右翼联盟（142个议席），位列第一。这个选举结果体现了法国民众对于法国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不满和对于社会变革的渴望。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却无视这个选举结果，于9月5日任命了右翼阵营的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担任总理。这一公然无视法国主流民意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规则的举措，引发了左翼和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为深入了解当前法国的政治格局及此次政治危机产生的原因，本刊记者赵丁琪对法国青年学者内森·斯佩尔伯（Nathan Sperber）进行了专访，并翻译整理了本次访谈的内容。

 

内森·斯佩尔伯（1986—），牛津大学社会学硕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现任巴黎第一大学欧洲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安东尼奥·葛兰西导论：生平、思想和遗产》（An Introduction to Antonio Gramsci: His Life,Thought and Legacy）等著作，并在《新左派评论》等国际知名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一、“反建制”力量的崛起与法国政治格局的演变

 

○（赵丁琪，下同）近些年，“反建制”政治力量在法国迅速崛起，右翼“反建制”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和左翼“反建制”的“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都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反建制”政党在法国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它对“建制派”政治力量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

 

●（内森·斯佩尔伯，下同）无论是在法国的历史现实还是集体意识中，新自由主义的几十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都不如“辉煌三十年”（从20世纪的40年代到70年代）那样繁荣和充满希望。虽然今天的平均生活水平远高于戴高乐执政时期，但人民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期望在下降，对子孙后代状况的悲观情绪也在蔓延。这在法国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媒体和学术界关于“危机”的论述比比皆是，几乎可以说从那时起的半个世纪就是一个危机不断的时代。

 

这些集体意识和情绪也都转化到了政治层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政治阶层的失望和怀疑日益加深，尤其是对1981年至2017年间轮流执政的两个主要政党：一个是右翼的后戴高乐主义政党——当时名为“人民运动联盟”，后改为“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一个是左翼的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如前所述，左派和右派在执政期间都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尤其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这表明两党在这一时期的施政纲领趋于一致，给选民一种印象，即哪个党执政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推行的政策非常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数十年间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使这两个主要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或者说政治的“供给”差异急剧缩小，这就产生了代表性危机。而由于选民对占主导地位的政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又构成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意义上的“权威的危机”(crisis of authority)，我和我的合著者乔治·霍尔（George Hoare）在我们关于葛兰西思想的书的第二版中探讨了这一问题。

 

这种代表性危机的早期症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在选举中取得了突破。勒庞在1974年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不到1%，而在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他的得票率分别上升到14%、15%和17%。勒庞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政治家，他的演说才能远超同龄人，但他的观点总是被认为过于“极端”，令人难以信服，而他本人也明显满足于继续做一个麻烦制造者和“局外人”。虽然他在2002年的得票数使他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第二名，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并进入与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对决——对当时的法国“建制派”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他在第二轮选举中被希拉克击败，后者获得了82%的选票。

 

法国“反建制”政治力量崛起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阶段始于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大衰退之后。2009年，法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在随后的几年里，由于右翼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2007年—2012年）和随后的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2012年—2017年）都实施了削减开支的政策，对经济活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得法国经济从危机中复苏的步伐非常缓慢。这10年的经济困难只会加剧法国选民对政治现状的不满。例如，奥朗德的支持率在任期结束时降至15%左右，这是其他法国总统从未达到过的最低点。

 

社会经济的困难加上政治不满情绪的上升，为自称“反建制”的政治力量取得重大进展创造了条件。其他的一些因素也有利于法国“反建制”潮流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崛起，包括社交媒体的兴起，它使公民能够在既有媒体之外表达不满并被听到。此外，包括学者和记者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新也发挥了作用，这导致了意识形态氛围的逐渐转变，从新自由主义共识和“历史终结”的概念（冷战结束后的时尚话题）转向更多地接受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激进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两股势力——右翼的国民联盟和左翼的“不屈法国”——在选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让-玛丽·勒庞的女儿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于2011年接管国民阵线后，在2012年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得了18%的支持率，随后在2017年获得了21%的支持率，并在2022年达到了23%。在最近两次总统选举中，她都进入了第二轮，对阵马克龙。虽然两次都输了，但在第二轮选举中她仍分别获得了34%和41%的支持率。值得注意的是，从选举社会学的角度看，最近一个时期她的政党成功地吸引了过去绝大多数敌视他们的社会群体的选举支持，包括特权工薪阶层（上层白领雇员和管理人员）、养老金领取者和法国西部地区的居民。与父亲相比，玛丽娜·勒庞极力塑造一个令人放心的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淡化了她的政党在移民、犯罪和经济方面的政策建议。为了进一步实现对她的政党的“去妖魔化”，使其与父亲的遗产保持距离，她还在2018年更改了党名，从“国民阵线”改为“国民联盟”。

 

在左翼方面，“不屈法国”的崛起是社会党政策选择和内部分裂的结果。2008年，社会党参议员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决定离开该党，以抗议后者对新自由主义的默许。2009年，他首先成立了一个名为左翼党（Parti De Gauche）的小党，试图效仿德国的左翼党（Die Linke）。2012年，他与法国共产党结成了“左翼阵线”，并在当年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获得了11%的支持率。据梅朗雄自己声称，在取得这一成绩后他走上了一条新的思想探索之路，前往拉丁美洲向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何塞·穆希卡（José Mujica）、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和卢拉（Lula）等成功的左翼领导人学习。与此同时，他还吸收了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关于“反建制”的一些理论。这促使他在2016年成立了“不屈法国”。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不屈法国”采用了“左翼民粹主义”的策略（尽管梅朗雄本人对这一表述一直不以为然），与20世纪“左翼”的概念和象征——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到《国际歌》——都保持了距离。梅朗雄在2017年的竞选中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左翼政党中最多的20%选票，超过了以社会党为代表的“建制派”左翼。相比之下，在德国，左翼党从未成功超过社民党；在西班牙的议会选举中，“我们能”党（Podemos）也从未成功超过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梅朗雄在2022年的得票率进一步提高，达到22%，但依然未能进入第二轮选举。

 

有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将“建制派”与“反建制”势力泾渭分明地对立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阵营都是这种叙事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建制派”势力希望揭露“反建制”挑战的危险性，而“反建制”势力则急于表现出与“建制派”完全没有关联。然而，现实情况比这更复杂。在法国，“亲建制”与“反建制”力量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效仿甚至合作。

 

举例来说，主流政治家一再从“反建制”政党和人物身上汲取灵感，采用他们的一些政策、方法和风格。2007年，尼古拉·萨科齐在总统竞选期间做出了华而不实的反移民承诺，包括成立所谓的“国家认同部”（Ministry of National Identity），这显然是想通过模仿让-玛丽·勒庞的言论来减少他的选举支持率。马克龙的例子更能说明“建制派”内部对民粹主义的模仿。尽管马克龙出身于法国权力体系的核心，拥有高级公务员的背景，并在奥朗德执政时期担任过经济部长，但他在2017年的总统竞选中却将自己精心策划为“反建制”候选人的姿态，誓言要打破现状，推翻左右两个“建制派”政党的主导地位。他在竞选活动中高度个人化的风格进一步凸显了他采用的“反建制”方法——尽管他倡导的政策是中间派的。

 

马克龙的总统任期本身就是“反建制”的产物，体现了“建制派”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反建制”世纪崛起的反应。如果没有2008年—2009年危机后法国两大传统执政党的名声扫地，如果没有国民联盟和“不屈法国”所体现的双重“反建制”挑战，马克龙就不可能有在2017年成功竞选的政治空间。如今，由于法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些动荡，1981年至2017年定义了第五共和国的两党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2017年大选以来，出现了三个“集团”，分别围绕着左翼的梅朗雄、右翼的勒庞和中间派的马克龙。这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甚至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政党制度，它诞生于“建制派”和“反建制”势力的竞争和融合之中。

 

二、当前法国主要的左翼政党及其现状

 

○法国目前有哪些左翼政党和政治派别？它们各自的发展状况如何？

 

●法国有许多不同的左翼组织，包括政党、工会、协会和其他团体。然而，在国家政治层面，按照选举支持率的降序排列，四大左翼力量分别是“不屈法国”、社会党、绿党和共产党。这四种力量在历史、政治文化和政策议程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法国社会党是四个党派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成立于1905年，当时的名称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它最初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后来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四共和国时期（1946年—1958年）的多个联合政府。在地缘政治上，它在冷战期间与西方集团结盟。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它成功地成为执政右派的主要反对派，并在1981年—1988年、1988年—1993年、1997年—2002年和2012年—2017年成为法国的主要执政力量。如上所述，该党的国内政策议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巨大转变，当时它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并在密特朗的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当时，社会党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与1981年—2017年期间相比，2017年以来的社会党已经变得规模更小、实力更弱。它不再有资格成为法国的主要执政力量，相反，它现在是马克龙中间派的几股反对力量之一。其选举支持率约为5%—15%，主要来自城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近年来，该党的政策纲领有所激进化，开始批判过去强加给法国的新自由主义，但这种暂时的激进化在该党历史上并不罕见。

 

法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是第三国际成立时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今天的社会党）分裂出来的。它与苏联保持了长达70年的联系，直到苏联解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该党是法国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20世纪50年代初约有50万人），在全国选举中经常获得20%至30%的选票。然而，由于法国与西方集团保持一致，这意味着法国共产党通常被其他政党排除在政府之外。1972年，随着冷战对抗的消退，它与社会党结盟反对右派。不幸的是，这也是其选举实力下降的开始。在1981年密特朗获胜之前，社会党就已经超过了它，自那时起，共产党的得票率持续下降，如今已降至约2%—3%。在过去的40年里，无论是在全国选举还是地方选举中，共产党都在与社会党结盟或独立参选之间交替。它保留了数万缴纳会费的党员，并在少数地区的地方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

 

法国绿党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更名和重塑，有时还与较小的环保团体共存。如今，该党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略微偏左。在外交政策方面，它与社会党以及德国绿党一样，坚决支持欧盟和大西洋主义。其支持率约为5%—10%，与社会党一样，它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特权阶层中的城市选民。它最多只能在更广泛的左翼联盟中充当辅助力量。

 

最后是让-吕克·梅朗雄领导的“不屈法国”，这是一个与上述三个组织截然不同的左翼组织。事实上，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它没有缴纳党费的成员，也没有代表大会，更没有中央或地方一级的委员会。相反，它将自己描述为一场“运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他们的网站订阅电子邮件和通知免费“加入”该运动。如上所述，梅朗雄于2008年离开社会党，成立了一个小党派——左翼党，然后于2016年成立了“不屈法国”，为2017年的总统竞选做准备。梅朗雄及其骨干控制着“不屈法国”，将其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不屈法国”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或任何其他的问责机制，因为通过其网站“加入”该组织的数十万人和同意积极参与其竞选活动的数千人都不是正式党员，他们也不以任何方式选择“不屈法国”的领导人和干部。

 

在政策议程方面，“不屈法国”与法国共产党一样，比社会党和绿党更加激进，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并呼吁国家对经济进行更多的干预和再分配。与社会党和绿党相比，它也不那么亲欧盟和大西洋主义。它的政治风格也以激烈和对抗性著称——梅朗雄曾将其描述为“噪音和愤怒”。梅朗雄极具个人魅力，是他这一代中最有才华的政治演说家（就像上一代人中的让-玛丽·勒庞一样），这一点在“不屈法国”党的政治表现中发挥了作用。在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梅朗雄的支持率分别达到了20%和22%，使“不屈法国”成为左翼中最强大的力量。然而，在所有其他选举包括议会、地区、市政和欧洲选举中，“不屈法国”的得票率明显较低，约为10%。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不屈法国”最初是为梅朗雄服务的总统竞选平台。它在地方一级的组织能力非常有限，能投入地方竞选中的资源也很少。

 

○这些左翼政党能否对当下法国的现实政治进行有效回应和参与，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至于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可以说“不屈法国”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种理解中，所谓的“理论”就是梅朗雄本人的政治思想，而梅朗雄恰好具有某种知识分子气质，并写过几本书。梅朗雄经常坚持“理论”的必要性，偶尔也会称赞“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知识方法。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加入社会党之前，年轻时的梅朗雄曾是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OCI）的成员。然而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他最近的著作，尤其是《人民时代》和《做得更好一些！迈向公民革命》，他显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他的思想是法国政治史、20世纪左翼运动、拉丁美洲左翼的最新经验以及他经常关注的几个主题（如“时间”、“网络”和“水”）的折中混合。因此，这一理论在深度和复杂性方面可能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此外，由于“不屈法国”的组织形式并不像一个真正的政党，因此它也不具备在大量党员和积极分子中贯彻其理论的组织能力。

 

关于有效应对法国政治走向的能力，梅朗雄最近在一次会议上宣称，“我们是运动战的高手”，这显然是在指涉葛兰西会议于2024年7月12日在巴黎的独立工人党（POI）总部举行。。诚然，“不屈法国”在选举中的成功部分源自其卓越的能力，即通过线下会议、拉票活动以及社交媒体为梅朗雄组织有效的总统竞选活动。总的来说，“不屈法国”的敏捷性和对政治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远远高于社会党或共产党。但反过来说，“不屈法国”的组织模式和方法也意味着它并不适合发动葛兰西意义上的“阵地战”。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组织结构将领导人、干部和激进分子结合在一起，它没有办法在政治体制内或更广泛的法国社会机构内进行持久的政治建设。

 

○在欧洲范围内，目前有哪些发展较好、影响较大的左翼政党？

 

●就欧洲而言，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左翼内部带来最大希望的两个组织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两个政党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我个人认为，当今西欧最鼓舞人心的激进左翼政党或许是比利时工人党（PTB）。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启发。2008年，该党决定改变竞选方法，更直接地关注工人阶级选民的日常经济情况。该党还经营着名为“人民医药”（Medicine for the People）的医疗中心。在过去20年中，该党的得票率显著上升。在2024年6月举行的最近一次联邦选举中，其获得了10%的选票，目前在比利时众议院的150名代表中拥有15名代表。它在瓦隆法语区的某些地区（例如列日）尤其强大。比利时工人党在选举中的成功值得注意，因为它与梅朗雄的“不屈法国”相反，没有放弃政党形式和民主集中制，也没有在其理论框架中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比利时工人党主席拉乌尔·海德鲍（Raoul Hedebouw）一再表示，比利时工人党不是一个民粹主义政党，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三、2024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及其引发的政治危机

 

○今年六七月份，法国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这次选举的结果如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2024年6月—7月举行的议会选举的基本背景是，自马克龙于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选民对他的支持逐渐减弱。在2017年的议会选举中，马克龙的联盟赢得了345个席位（总席位数为577个）。而同样是在马克龙赢得当年总统选举之后进行的2022年议会选举，他的联盟只获得了250个席位，不到总数的一半。尽管马克龙的联盟是国民议会中最大的力量，但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它不得不依靠人数较少的共和党议员团的投票来支持其众多法案。自2022年以来，马克龙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马克龙在第二个任期内也未能确定一个明确的议程，他经常将重点从“法国独立”（通过工业、技术和绿色转型）转移到“恢复权威”（在教育或警务方面），再转移到改善国家公共财政——但在这些领域，法国均没有取得重大成果。

 

在2024年6月9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马克龙的联盟派出了一位名不见经传、毫无个人魅力的候选人来领导竞选活动，结果不出所料，该候选人的支持率仅为15%（低于马克龙本人的支持率）。国民联盟轻松赢得了选举，获得了31%的支持率。当晚，在选举结果公布后，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于6月底7月初举行议会选举。这一决定震惊了法国政界和公众舆论，因为在他的阵营刚刚失败后就立刻要求重新选举显然是不理智的。

 

撇开马克龙的动机不谈，他可能也没有预料到左翼的四个主要政党（“不屈法国”、社会党、共产党和绿党）能够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新的联盟，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不屈法国”和其他三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甚至产生了直接的对立。然而，在6月的短短几天内，这四个政党就达成了和解，并组成了“新人民阵线”联盟（NFP）——这是对1936年人民阵线的借用。与这四个政党在2022年组成的“生态与社会人民新联盟”相比，“新人民阵线”赋予了社会党更大的权重，社会党现在的地位几乎与“不屈法国”持平，而且其政策纲领也不那么激进。在左翼联盟形成的同时，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也通过拉拢包括共和党主席埃里克·西奥蒂（Eric Ciotti）在内的几名共和党高层，形成了自己的联盟（尽管大多数共和党领导人坚决拒绝了国民联盟伸出的橄榄枝）。

 

应该指出的是，法国的选举制度是以选区为基础的，这点与英国一样而与德国不同，在法国的577个选区中，每个政党或联盟都派出一名候选人。不过，与英国的“领先者当选”规则不同，法国的选举规则是：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候选人达到50%的得票率，则会进行两轮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每名候选人的得票率至少达到该选区登记选民数的12.5%，才有权进入第二轮投票，这意味着第二轮投票可能会有两名、三名甚至四名不同的候选人（相比之下，在总统选举中，第二轮投票只能有两名候选人）。这些规则解释了为什么四个左派政党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仍急于结成联盟——如果四个党派在每个选区分别派出一名候选人，那么在许多选区，他们将面临根本没有左翼候选人进入第二轮选举的风险。

 

在第一轮选举中，以国民联盟为首的联盟以33%的得票率明显胜出，而“新人民阵线”为28%，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为20%，共和党为7%。乍看之下，国民联盟似乎将在第二轮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然而，由于出现左翼和中间派协同退选以反对国民联盟的现象，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在第一轮选举结果公布后，左翼联盟公开呼吁所有以第三名的成绩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退出竞选，以防止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在第二轮选举中当选。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也发布了类似的声明。这种做法假定，在没有左翼候选人的情况下，左翼选民会投票支持中间派候选人以反对国民联盟；相对地，中间派选民将投票支持左翼候选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协同退选实际上是法国常见的政治做法。这相当于牺牲自己的候选人，以帮助击败一个被视为对“共和国”构成“威胁”或“危险”的政党——这里指的是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在法语中，这种做法被称为“共和阵线”（le front républicain），以形成“共和壁垒”（barrage républicain）。

 

因此，在第二轮选举中，在“新人民阵线”的127名候选人和中间派联盟的81名候选人自愿退出后，“新人民阵线”成功赢得了国民议会的193个席位，中间派联盟赢得了166个席位，而以国民联盟为首的极右翼联盟只赢得了142个席位。就选民比例而言，在第二轮选举中，国民联盟仍以37%的比例（新人民阵线为26%，中间派联盟为23%）位居全国第一，但这不足以使其获胜，因为其选票几乎分散在法国577个选区的所有地方，而“新人民阵线”和中间派联盟的选票则各自分布在不同的选区。此外，“共和阵线”本身可能不足以解释为何国民联盟屈居第三位。除了新人民阵线和中间派联盟的退选策略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许多法国公民对作为极右翼政党的国民联盟抱有强烈的敌意，甚至害怕它会真正上台，因此他们愿意在第二轮选举中支持任何能够击败国民联盟的候选人。换句话说，法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战术性投票”现象——为了击败自己最不喜欢的候选人而投票，而不是为了支持自己最认同的候选人而投票——也是导致国民联盟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对法国左翼来说，可以从此次议会选举中汲取哪些经验？

 

●从这次议会选举中，可以总结出四条经验。

 

第一，它证实了法国选举格局目前由三个规模大致相当的“集团”构成：左翼及其“反建制”（“不屈法国”）和“建制派”（社会党）两翼、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和以国民联盟为首的极右翼。国民议会中的其他政治集团则比这三个小得多。例如，右翼建制派共和党（47名议员）和一个名为LIOT的中间派反马克龙团体（22名议员）。

 

第二，组建一个获得国民议会多数支持的政府将面临巨大挑战。根据宪法，总统提名总理，由总理组建政府。在任何时候，50%或更多的议员都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在法国被称为“谴责动议”，motion to censure）罢免政府。因此，如果没有大多数议员的消极支持（即不对“谴责动议”投票），任何政府的存亡都会受到质疑。话虽如此，即便是一个软弱的政府，仍有可能根据具体问题来获得议会多数票，通过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总统保留在上届议会选举后至少一年（即最早在2025年7月）再次召集新一届议会选举的宪法特权。

 

第三，国民议会现在可能比第五共和国任何时期都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从而影响政权的运作。迄今为止，从戴高乐执政时期到前不久，议会中通常都有一个相对服从现任政府的多数派。然而，如果像今天这样，国民议会中没有明显的多数派，那么在任何单一问题上能否获得议会多数票的不确定性，将使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更加动荡不安。反之，面对这种情况，行政部门也可能会变得更加自主，对国民议会更加疏远。在法国，总统和总理办公室以及不同的部委和行政部门仍然是政治权力的主要中心，汇集了成千上万的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部门或许会尽可能地绕过议会进行决策。如果发生外部危机——无论是法国债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突然贬值还是地缘政治冲突，将会进一步增强行政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强硬态度。

 

第四，“战术性投票”在这次选举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加普遍。这是因为左翼的“不屈法国”与右翼的国民联盟一样，越来越多地被主流媒体描述为超越“共和国”范畴的“极端”党派，或者——正如最新的说法——“共和国之弧之外”（en dehors de l’arc républicain）。这反映了中间派集团的传播策略，他们急于在新人民阵线内部制造分裂，促使“不屈法国”与社会党形成对立，从而吸引后者加入自己的更广泛的联盟。公众舆论也越来越多地将“不屈法国”视为“极端”组织，尤其是在2023年10月7日的以色列事件发生后，梅朗雄和大多数党派领导人都没有将哈马斯称为“恐怖”组织。从那时起，“不屈法国”经常被媒体形容为“反犹主义”。正因如此，在上次选举中，“共和阵线”的行动是针对国民联盟的，因为国民联盟被预测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如果“不屈法国”也将接近权力，中间派集团很可能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共和屏障”反过来对付它。

 

○9月5日，马克龙总统无视“新人民阵线”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的事实，反而任命右翼的米歇尔·巴尼耶为总理，这引起了左翼人士的愤怒和抗议。您能解释一下法国当前政治危机的最新进展吗？

 

●2024年7月7日举行的第二轮议会选举的结果是，国民议会中没有多数派，甚至没有明显的主导力量。“新人民阵线”联盟名列第一，但在577个席位中只获得了193个席位，即只占1/3，这远远不足以确保政府的稳定或其政策议程的通过。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第五共和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1958年第五共和国诞生以来的国民议会组成情况就会发现，在大部分时间里，国民议会中总是有一股明显的主导力量。在1958年至2024年间，总是有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联盟在国民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超过50%的席位）。在其他情况下：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执政时期、1988年—1993年密特朗执政时期和2022年—2024年马克龙执政时期，国民议会中没有绝对多数，但仍有一个接近50%的明显主导力量。因此，今天的国民议会分为三个实力相近的集团，确实是一种新情况。法国的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现在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现实。

 

根据法国宪法，政府对国民议会负责。宪法第8条仅规定“共和国总统任命总理”，而没有规定总统遴选总理的方法或标准，也没有规定时限。由于在这一点上相当模糊，宪法为总统提供了很大的政治自由裁量权（反映了戴高乐在1958年加强总统在政治体制中的权威的初衷）。在实践中，提名总理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确保政府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换句话说，政府不会面临因国民议会中超过50%的议员投票通过“谴责动议”而被立即推翻的风险。因此，在议会有明显多数的情况下，总统要确保政府的可行性，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多数派的意愿来任命总理。但在没有明显多数的情况下，比如今天，遴选方法就不那么明确了，总统可以利用这种不确定性为自己谋利。

 

法国自7月初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反映了宪法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政治力量的实际平衡。选举结果公布后，组成“新人民阵线”的所有左翼政党领导人立即宣布，他们在选举中“获胜”，在国民议会中享有“相对多数”，因此总统应从“新人民阵线”中任命一位总理。经过两周的讨论，左翼政党领导人就他们心目中的总理人选达成了一致，即露西·卡斯特茨（Lucie Castets）。与此同时，现任政府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7月16日正式辞职，仅以“看守总理”身份留任。随后，7月23日，马克龙接受了一次电视采访，他在采访中解释说将会有一次“奥林匹克休战”（在巴黎夏季奥运会期间），之后他将任命一位总理。当记者问他是否会考虑露西·卡斯特茨时，他没有回答。这完美地诠释了法国体制中的总统权力：由于宪法相当模糊，总统享有很大的政治自由度。

 

因此，在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龙都没有任命新总理，法国只有一个能力有所下降的“看守政府”。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2024年之前，第五共和国“看守政府”最长的执政时间是1981年的9天。自7月下旬以来，国民议会一直处于夏季休会期间——下一届议会会议的正式开始时间是10月1日。最终，马克龙于8月下旬邀请所有政治力量的代表在爱丽舍宫进行了为期数天的磋商。在磋商过程中，马克龙解释说，他不会任命露西·卡斯特茨为总理，因为中间派联盟、共和党（LR）和极右翼的代表告诉他，他们将联合起来投票推翻她。这种说法激怒了左翼包括社会党和“不屈法国”，因为在他们看来，总统的民主职责就是从选举中排名第一的政治联盟中任命总理。在他们看来，至少应该给露西·卡斯特茨一个尝试组建政府的机会，而不是被马克龙阻止。此外，“新人民阵线”还怀疑，马克龙不提名露西·卡斯特茨的根本动机是担心她的政府会推翻他过去的一些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家元首通常会在选举后首先要求议会中最大的力量尝试组建政府。不过，虽然这可能被视为合理的“民主方法”，但法国宪法中并没有任何规定强制总统这样做。与德国或意大利的总统相比，法国总统在政治体制中的权威性要高得多，他们的角色是“仲裁者”而非“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龙与“新人民阵线”在总理提名问题上的对立反映了法国政治体制中“总统诠释”与“议会诠释”之间的矛盾。在当前形势下，“总统诠释”占据了上风。

 

最后，9月5日，马克龙决定任命米歇尔·巴尼耶为总理。巴尼耶是右翼共和党的政治家，曾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担任过几届政府的部长，还曾代表欧盟担任过欧盟委员和英国脱欧问题首席谈判代表。马克龙以“体制稳定”为由为自己的选择辩解，因为巴尼耶在国民议会中将得到自己的联盟（166名议员）和共和党（47名议员）的支持，而国民联盟（142名议员）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则表示，如果巴尼耶对她的政党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她将不会寻求推翻巴尼耶的政府。因此，马克龙的算盘是，巴尼耶政府将能在“新人民阵线”的任何企图推翻内阁的举动中幸存下来。巴尼耶的另一个优势是，他年事已高，将来不太可能有当总统的野心，因此对其他政治家来说没有威胁。

 

可以预见的是，马克龙选择巴尼耶的结果进一步激起了左翼政党的愤怒。在他们看来，马克龙犯下了“窃取选举结果”和“否定民主”的罪行。他们无法接受的是，马克龙无视赢得了193个议席的“新人民阵线”，任命了一个只赢得47个议席的政党的人。他们还对巴尼耶政府的生存可能依赖于玛丽娜·勒庞深感不安，而玛丽娜·勒庞将来可能会改变主意，推翻政府。许多左翼选民在第二轮选举中以建立“共和壁垒”抵御极右翼的名义，将选票投给了中间派候选人，因此现在他们很难接受政府必须“尊重”国民联盟的说法。尤其是“不屈法国”，对马克龙的批评最为激烈。首先，他们在议会发起了对马克龙的弹劾程序（尽管不太可能通过）。其次，他们于9月7日在法国各地组织了反对马克龙的街头示威。这些示威游行有10万到30万抗议者，其中大部分是“不屈法国”的支持者。“不屈法国”似乎非常渴望加剧法国的政治危机，以试图迫使马克龙辞职。然而，社会党的态度则较为温和：它强烈反对巴尼耶的提名，但并不要求马克龙辞职。这说明法国左翼内部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

 

四、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及其在欧洲的政治影响

 

○您曾撰写过一本关于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著作。据您看，在法国乃至欧洲范围，在学术领域外，是否有政治力量在自觉地使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并推动其政治议程？

 

●葛兰西在当今西方政治中的政治价值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在法国，不仅左翼政治家，右翼政治家也经常援引葛兰西。我们在有关葛兰西的著作中探讨了这一问题。

 

例如，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总统竞选期间向《费加罗报》宣称：“我不是在进行政治斗争，而是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从根本上说，我采用了葛兰西的分析，他认为权力是靠思想赢得的。”马克龙和梅朗雄近年来也提到了葛兰西。曾与梅朗雄合作多年的法国左翼重要人物弗朗索瓦·鲁芬（François Ruffin）在2015年写了一本名为《“赢得理想之战”：安东尼奥·葛兰西访谈录》的著作，该书以他与葛兰西之间的想象对话的形式呈现。如今，法国的左翼活动家至少都熟悉葛兰西的两句名言。第一句是“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这句话的原作者不是葛兰西，而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第二句是“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然而，尽管葛兰西经常被提及，尤其是这两句话，但法国大多数左翼政治家和活动家对其中思想的理解都很肤浅。萨科齐和鲁芬都认为葛兰西的中心思想是“权力是靠思想赢得的”。这种解释相当有限，因为它极其平庸，而且显然是对葛兰西思想的简单化解读。

 

葛兰西思想对当今西方左翼运动的影响，还表现为对埃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的间接影响。1985年，拉克劳和墨菲在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以葛兰西为基础，提出了作为左翼政治战略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法。他们认为，应该摒弃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他们称之为“阶级本质主义”）。取而代之的是，进步政治应该通过“漂浮的能指”（如“人民”）来聚合和表达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诉求，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构建“领导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克劳（已于2014年去世）和墨菲（仍活跃于思想界）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理论，以至于他们今天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左派中被视为“左翼民粹主义”的主要理论家。西班牙 “我们能” 党的几位创始人都有政治学背景，他们从拉克劳和墨菲的思想中获得了重要的启示。

 

在法国，“不屈法国”在2016年和2017年的初步战略也部分受到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葛兰西主义”思想的影响。梅朗雄在一次采访中讲述了他如何在2013年阿根廷的一次会议上结识了拉克劳和墨菲，以及他们的思想如何启发了他的《人民时代》一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查韦斯、科雷亚、穆希卡、拉克劳和墨菲解放了我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想象。”在2017年竞选期间，墨菲有时会出现在梅朗雄身边，给人一种明显是在自觉运用“左翼民粹主义”战略的印象，用“人民”取代了“无产阶级”。然而，在2018年之后，梅朗雄似乎与这一战略拉开了一些距离，墨菲本人也较少出席“不屈法国”的活动。如今，她对葛兰西的阐释和她的战略准则仍可能是“不屈法国”的灵感之一。我相信，“不屈法国”的支持者和干部对葛兰西的著作仍然很感兴趣，这一点从他们在2024年8月暑期班期间组织了一次名为“与葛兰西一起思考我们的斗争”的小组会议就可以看出。然而，这仅仅是一次会议，而且如上所述，“不屈法国”并不具备为其干部和积极分子提供持续理论培训的组织结构。

 

另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葛兰西对西方，特别是对法国极右翼的影响。极右翼对葛兰西论述的借用可以追溯到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的著作，他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新右派”的主要理论家和组织者。“新右派”是一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运动，围绕着一个名为“欧洲文明研究小组”（GRECE）的协会展开。1981年，欧洲文明研究小组将其年度会议的主题定为“为了‘右翼葛兰西主义’”。德·伯努瓦将“文化权力”理论归功于葛兰西，即社会内部的文化变革先于政治变革。对他而言，这意味着接受一种“元政治”的政治策略，他将其定义为介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而非政党政治。

 

德·伯努瓦对葛兰西的解释影响了萨科齐的主要顾问之一帕特里克·布伊松（Patrick Buisson）——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萨科齐在2007年引用了葛兰西的名言。时至今日，葛兰西对法国极右翼的影响依然存在。举例来说，2013年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个名为“常识”（Common Sense）的主要右翼协会，就是有意影射葛兰西的常识理论。目前领导国民联盟培训学校“赫墨拉校区”（héméra campus）的热罗姆·圣马里（Jérome Sainte-Marie）在分析法国政治和社会时也使用了葛兰西的框架。有研究进一步表明，德·伯努瓦和法国新右派还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启发了美国的“另类右翼”，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在网络媒体上形成了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支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的思想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政治光谱的左翼和右翼。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在葛兰西为西方当代政治运动提供灵感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灵感都依赖于对葛兰西思想的断章取义。简而言之，主要的趋势是淡化甚至忽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而只保留其意识形态或文化方面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它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同时发挥作用，涉及阶级关系、经济制度、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领域——简化为一种单独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因此，葛兰西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实践中的基础地位往往被忽视。作为一名研究葛兰西的学者，我很难认可这种去马克思主义的葛兰西思想。

 

编辑：红星闪闪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