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探1900》的意识形态陷阱：一副裹着民族主义糖衣的阶级麻醉剂

 

文/星知闲

 

今年春节电影院上线了多部新片，笔者走进影院观看了《唐探1900》，名为一部探案题材的喜剧电影，观影期间的我却是如坐针毡，遂作此篇，不吐不快。

故事始于旧金山唐人街的一起离奇命案，美国白人政治家的女儿爱丽丝在唐人街惨死，凶手作案手法与伦敦的“开膛手杰克”极为相似。由于凶手指向华人，加之1900年的旧金山正值美国“排华法案”时期，该案件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唐人街华人也因此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和混乱之中。

周润发饰演的“白老爷”是美国唐人街华人组织“协盛堂”的堂主，他的儿子白振邦则追随孙中山先生，是兴中会的成员，曾留英学过解剖且与爱丽丝有过交往，被当作凶手缉拿。但因其当晚在秘密筹集起义枪支，因此无法向警方解释当晚在做什么，这份嫌疑进一步激化了当地华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

随着调查的推进，人们发现真正的凶手并非华人，而是隐藏在幕后的美国政客和资本集团，他们想利用凶杀案件为“排华法案”做舆论攻势，以此达到赶走华人和吞没“协盛堂”白老爷财富的目的。在一番斗智斗勇后，秦福（刘昊然饰）和阿鬼（王宝强饰）最终找到了证据，揭露了真凶的身份，在“正义的”美国法庭的判决下，“排华法案”虽然告吹，但白老爷仍被踢出唐人街，引出民族当自强的结尾。

影片将1900年的旧金山设定为叙事时空，这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历史节点。但创作者刻意回避了毛主席强调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一根本矛盾，反而虚构出唐人街各阶层“团结御侮”的虚假图景。

影片多次刻意营造“唐人街共同体”幻象：把白家缫丝厂描述为收留无家可归的华人“福利院”；把唐人街的穷苦劳动者描述成深受白家“仁德”照顾的群体；把“协盛堂”的黑社会打手描写成极具江湖义气，保卫所有华人财富的“民族战士”后，又刻画为掩护白公子完成起义计划，甘当不畏牺牲的马前卒。而这些，正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痛斥的“超阶级国家”谬论的影像化复现。

穷苦劳工为大地主资本家鼓掌名场面

历史上真实的1900年的旧金山码头，满是被诓骗、绑架贩卖到美国的穷苦中国劳工；旧金山华人社区，充斥着包身工、卖猪仔、堂口械斗等血腥与剥削。他们在帝国主义资本家的皮鞭下形销骨立的真实历史，被置换为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智力博弈，在银幕上被美化成充满东方智慧的乌托邦。

当镜头沉醉于雕梁画栋的唐人街景观时，工人阶级的血泪完全消失在美学奇观中。这种创作手法正是资产阶级文艺的典型特征——用形式美消解内容真。片中精心设计的"东方智慧"，实质是封建糟粕的当代转世；所谓的"家国情怀"，不过是维护既得利益集团、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

当镜头沉迷于展示白老爷（周润发饰）的儒雅风范、江湖义气时，历史同期的唐人街华人劳工在矿井、铁路、洗衣坊中被榨干的剩余价值，在种植园主皮鞭下断裂的脊椎骨，都消融在所谓“民族大义”的虚妄光环中。

列宁曾说：“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私利冒充为全民族的利益。”“海外华人团结抗争”的民族叙事，本质上是用地域认同遮蔽阶级分野的障眼法。

创作者精心设计的“华洋对立”叙事结构，本质是用民族矛盾置换阶级矛盾的政治诡计。“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在 1900 年的美国排华浪潮中，主要矛盾在于统治阶级为维护血腥的资本主义发展成果，试图转移阶级矛盾，但影片却将其简化为种族歧视的文化冲突，当银幕上东方符号与“民族大义”的宏大叙事交织时，电影精心编织的意识形态陷阱正在完成对观众阶级意识的系统性消解。

我们绝不能容忍任何对历史背景阶级性的篡改，影片对封建宗法制度的美学包装，无疑是对阶级斗争史观的彻底背离。

这部看似展现海外华人抗争史的商业大片，实质上是将帝国主义时代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史，偷换为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温情寓言，在侦探悬疑的娱乐外衣下，对群众进行着一场意识形态的侵犯。

清廷大臣费洋古（岳云鹏饰）与两名侍卫，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其目的是追捕兴中会革命党人。在他们对革命党人实施残忍审讯后，将其活埋之际，骤然得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三人突然展现出一种超越历史的“英雄气概”：为捍卫国家尊严，三人与爱尔兰黑帮爆发激烈战斗，同归于尽。费洋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抱住了上一秒还险些被他活埋的革命党人，高呼：“救中国！”这虚伪的爱国口号，着实引发了笔者的生理不适。

这些封建余孽的仪式化展示，在导演的镜头下竟焕发出某种“东方智慧”的奇异光彩。这种艺术处理下，阶级矛盾成功地被民族矛盾完美化解。

影片完全背离了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论断：“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兼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影片对白家“协盛堂”的刻画，暴露出对封建和资本主义的全面美化。那些掌控地下钱庄、赌场、鸦片贸易的封建把头，被塑造成重情重义的商业奇才。当华人资本家白老爷以“保护同胞”之名行使封建家长式统治时，影片不自觉地成为了封建主义招魂幡上的金线刺绣。

在真实的历史维度中，1900年的唐人街既有靠贩卖苦力发家的“猪仔馆”老板，也有在洗衣房日夜劳作的女工；既有与殖民当局勾结的买办商人，也有组织罢工的进步学生。但影片却将这种尖锐的阶级对立，简化为华人与白人的种族对抗这种叙事诡计。

该片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诗意化呈现，暴露了其充当封资修意识形态辩护士的本质。当华人资本家在银幕上以“民族企业家”面貌出现时，他们手中沾满劳工鲜血的原始积累史就被悄然抹去。这种对剥削关系的艺术漂白，与毛主席所说的：“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的论断形成辛辣的对比讽刺。

这部披着悬疑外衣的影片，实质上是将殖民主义暴力、封建宗法制度、资本主义剥削三重枷锁，用“民族共同体”的糖衣包裹成温情脉脉的怀旧盛宴。这种对阶级斗争史的消解与重构，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学者总是用民族问题来模糊阶级矛盾，用虚假的共同体意识掩盖剥削的实质。”

当前文艺领域出现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印证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预见的危险：“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

《唐探1900》用侦探类型片的娱乐外衣包裹阶级调和论的内核时，我们人民群众更需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

唯有撕开民族主义叙事的温情面纱，恢复阶级斗争的历史透镜，才能让文艺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

影片中“唐人街教父”式的人物塑造，完全符合毛主席批判的“地主阶级的宗法思想”。这些操控地下经济的封建把头，在片中摇身变为守护族群的仁厚长者。

这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美化，恰恰印证了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的警告：“当资产阶级用‘民族文化’的口号掩盖剥削时，无产阶级必须揭穿这个骗局。”

资本家与封建势力合谋打造的“民族共同体”，不过是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这种叙事策略巧妙地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转化为“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对抗。片中华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堂口对移民的压榨，都被“同胞互助”的温情叙事消解。这种手法正是列宁所揭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用民族主义口号来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

更危险的是，影片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打扮成白老爷的奋发图强。看似是讲述唐人街建立过程的腥风血雨，实质是在维护这个封建资本主义体系的“纯洁性”。这种把戏正如列宁批判的：“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永恒的、自然的秩序。”当主角最终揭开“真相”时，观众收获的不是阶级觉醒，而是对封建资本主义秩序的再度确认。

《唐探1900》的意识形态危害，在于它用民族主义的迷魂汤麻醉阶级意识。当观众为“协盛堂”的“智斗洋人”鼓掌时，他们正在不自觉地为封建与资本主义招魂。

这种文艺创作倾向警醒我们：阶级斗争从未消失，只是被更精致的文化符号所掩盖。我们必须重拾“马列毛”的精神利剑，用阶级分析的解剖刀，剖开所有伪装成“民族文化”的剥削本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吹响列宁所期盼的“撕破一切假面具”的文化革命的号角。

 

 

编辑:红日欲出

来源:星知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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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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