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不死，左翼精神永存——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

文/李 季

如果用一种创作上的倾向来形容“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传统应该是这样一种传统：它以骨肉相亲的姿态关注底层人民和他们的悲欢，它以批判的精神气质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现实和不平等，它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呼唤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代表一种思想政治倾向的“左翼文学”传统，从上世纪20－30年代以先锋姿态出现开始，经过延安文学、解放后到文革前的17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它经历了从“异端”到“主流”，又从“主流”复归“边缘”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压抑、被冷落的状态，这其中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但无论如何，“左翼文学”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经过半个世纪的体制化的灌输，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成为集体无意识，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现实，在当前和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继续提供给我们资源性的东西。今天，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下，左翼文学这种“异类”的声音，更表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

曹征路的《那儿》（发表于《当代》2004年第四期）就是一部具有“左翼”精神气质和血统标识的作品，也堪称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现实问题，而且在艺术上颇有力量，给人以强烈震撼。

小说描述的是某矿机厂工会主席“我小舅”试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失败后自杀身亡的故事。小说中的工会主席“我小舅”是一个孤独的工人领袖形象，在他周围环绕着诸多矛盾：他反对“化公为私”的改制，力图阻止厂领导和将入驻的企业主无耻的贪污掠夺行径，不断上访；他是工会主席，是“省级劳模、副县级领导”，与普通工人有隔阂，不能“代表”他们去反抗；他的家人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劝阻他去反抗，这是他与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的冲突。在反抗与“不能反抗”的痛苦挣扎中，他最终身心交瘁，只能选择了自杀。

小说还塑造了下岗女工杜月梅、小市民“我妈妈”、“我舅妈”等人物，而义狗罗蒂的形象尤为鲜明，它忠于主人而被驱逐、最终自杀的命运，与“我小舅”的遭遇具有同构性。小说以“我”的视角描绘出了一个以功利世俗为意识主导的现实世界，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的反省与无奈，这一视角的选择具有“复调小说”的某些特征，通过作者、叙述人、主要人物的相互间离，使作者的复杂态度得以呈现，而褒贬则暗寓其中：比如写到罗蒂和小舅的笔调是温情和理想化的，写到“我”和“我父母”等人物时略为嘲谑，写到“顺时人物”西门庆和媒体领导们时则是尖刻辛辣的嘲讽，更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和象征意义。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复调”笔法的运用，都使小说摆脱了一般“问题小说”的简单化，而在艺术上具有较大的价值。

与其它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以“分享艰难”的姿态站在政策制订者一边来强调国企改革的历史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的命运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如果说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80年代的“改革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结束过去，朝向未来”的现代性神话，《那儿》所书写的就是这种现代性的代价以及对这种现代性的置疑和反思；如果说以《大厂》为代表的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讲述的是一个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分享艰难”的故事，《那儿》要说的则是这种艰难最终却由底层人民来默默承担。小说描写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下岗工人们的抗争和反抗。小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重新阐发、对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现状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

小说更通过主人公“小舅”的家庭出身把这种抗争和反抗与中国革命史上的工人运动相联系（主人公“我小舅”的外公是一位早已牺牲的革命烈士，解放前专门从事工人运动），从而暗示了这种反抗的“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暗示了社会主义历史及其赋予的阶级意识在今天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不仅使得作品带上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情感倾向，而且具有了与当下文学不谐的某种异质性和反叛性。具有特别意味的是，这种异质性和反叛性不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少数精英分子的反叛，而恰恰是大多数人的异质和反叛。这让我们确确实实闻到了历史深处的某种气息——“左翼”文学传统的气息。“政治家关注历史的车轮呼啸而过，文学家却必须关注车轮碾过的那一抹鲜红”。或许如小说所言，“小舅”的鲜血最终被历史的大雪所掩盖，文学却必须记载这鲜血、这掩盖和伴随这场大雪飘落的彻骨的寒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和讨论这篇小说的价值。可是，我们还必须追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篇小说会受到我们的关注？它满足了我们怎样的期待视野？

如果说，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能为读者提供一面意识形态询唤之镜，使我们每个人在这面镜中照见自己，那么，对一篇现实主义小说的关注，必然投射着读者的某种现实情怀，寄托着某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最近因“郎咸平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指出有些国有企业改制“对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蚀”，“为了制止或纠正这些他们认为是对他们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剥夺，他们甚至开始用对抗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些都对“私有化”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思路不无反省意识。《那儿》是对这种反省意识形象化的呈现。它把反思国企改革这样一个敏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命题，变成了作品中如临其境的对这个“过程”的描绘。

纪录片《铁西区》描绘了东北一个重工业区衰落的景象，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被耗尽了能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一起被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地位也走到了黄昏。《那儿》以个人悲剧性的抗争，展示了被抛弃者在这一过程中的绝望，更将这种绝望与抗争演绎成一曲盘旋在作品中的“英特纳雄奈尔”的主旋律。

当小说结尾处，绝望的“小舅”用空气大锤砸碎了自己的头颅，一曲久违了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英特纳雄奈尔》再次在我们的心中响起。小说的标题“那儿”就来自于“英特纳雄耐尔”最后两字的口误。显然，作者是想向我们暗示这样一个问题：“英特纳雄奈尔”所蕴涵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想及其实践，作为一种保护性力量，是否能再次成为我们借用的历史资源，为现代性的发展开辟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儿》的人物描写带着“左翼文学”特有的神性光辉。“小舅”这个人物似乎一开始就具有理想主义的本质：不考虑个人利益得失，一心为工厂和工人利益着想。就连他的亲人“我”看来，这“也太崇高、太伟大了，所以我不太相信。”小说多次描写“小舅”神话般的传奇经历：他文化不高，但胆识过人，青年时代当技工时就曾有过为国争光的辉煌历史，而他北京上访的经历则可谓智勇双全。在维护工人利益和保护国有资产上，他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终以自杀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理想。小说提到“小舅”的脸上有“一种神性的光辉”，提到他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使命”，更借用下岗工人组成的教友会里歌颂主的赞歌来赞美“小舅”。显然，作者是把“小舅”当成了工人阶级的救世主来描述。面对超越凡俗的“神性光辉”，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真实一旦和信仰相联系，它就不再存在于我们的感觉里，而存在于我们的理想和希望之中。如果一种关注现实的文学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希望、寄托我们的理想，那我们是否需要这种文学？小说感动我们的，恰恰是这些对凡俗生活的超越。

这样强调《那儿》的阶级立场和倾向，也许会让人忽略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事实上，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特别是优秀作品，都不可能简化为某种单一、纯粹的意识形态，《那儿》也是如此。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小说中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立场：“小舅”的理想主义式的抗争立场，“我”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立场，“我妈”和工人们所代表的民众立场。对于“小舅”的似乎是螳臂挡车的反抗，我先是一副见怪不怪的不以为然，“这种事早就不稀奇了，连新闻价值都没有，矿机厂要是以一块钱转让那才叫新闻”。但逐渐，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发现我也染上了某种宏大的毛病，我居然相信小舅能带回一点好消息回来，居然”。而“我妈”代表的市民的态度则是，“谁爱贪就叫他们贪去，他能把长江水都喝干吗？咱们安安分分过咱们的日子”，“这年头没有是非只有利益，谁出头谁倒霉”。这些立场互相交织并试图说服对方，终于因为“一种绝境中生存的本能”，抗争立场占了上风。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最终对小舅的认同和赞赏，体现出作者的某种民粹主义倾向。小说中写到，股权认购风波后，“我”离开报社，选择了在工地上做民工，“什么也不想，只是为当天的工钱担心。”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批判现实的故事，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走向底层的故事。

虽然作者在谈到小说的写作时声称，“不要形式，不要技巧，只要说出皇帝新衣真相的那一点点率真”，但正是这“一点点率真”使得小说获得了成功。当红男绿女的欲望书写充斥着整个文坛，曹征路走向了当下和底层，并以切肤的疼痛说出了被忽视的和被压抑的真相，这就是曹征路感动我们的独特魅力。

我愿意把《那儿》称为一部单纯的作品。正因其单纯，它保留了锐利和锋芒。只是，这种锐利和锋芒，在全球资本主义来临的今天，似乎注定了它边缘的命运。“阶级”和“阶级压迫”这些50－70年代的官方概念，在《那儿》中获得了“现实对应物”。这套话语方式是否依然有着“意识形态询唤”的力量？也许我们不得不说，左翼文学一体化和体制化的时代已成过去，但是，它对现实的批评性和干预性，它关注时代、历史和底层的价值立场，它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呼唤，仍然彰显出它的价值。至少，我们看到，《那儿》的种种努力，为一种似乎已经死亡和已被淡忘的文学再次注入了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左翼文学不死，左翼精神永存。

编辑：飞舟

来源：作者授权，原题“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新“左翼文艺”的力量——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