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专栏】戴锦华｜《电影与全球60年代》（五）“冷战对峙下第三种力量的出现”

 

对于我来说，站在弱势者一边去对抗强势，去对抗那个化装成少数人的多数，是我的基本立场。

我要对抗那个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我要对抗冷战的胜利者是如何书写冷战的历史和冷战前史的这样一种叙述。

二战爆发前，法西斯主义开始兴起，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对决时，自由世界冷眼旁观，直至法西斯主义威胁自由世界，自由世界才和共产主义联手。

二战的结果使人们看到，曾只有共产主义坚定对决法西斯主义。

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内在问题必须被深刻反思，战后欧美世界的知识分子虽然在阵营上属于西方，但在情感上倾向苏联。

而1956年发生的一件事则改变了这种现象。

1956年，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届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关于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暴政的秘密报道。

会上，他彻底否定了斯大林任职期间所领导的成就，并在没有足够多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斯大林曾利用中央的名义，迫害了大量无罪人员。

苏联共产党新任主席对老主席的揭底和“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公布对西方左派造成重创。

人们无法继续对苏共无条件地信任，因为他们否定了坚持了20年的道路，国际共产主义也遭受重创。

之后，欧美最突出的一件事是退出共产党风潮。

欧美知识分子对斯大林的暴政异常震惊，他们拒绝认同苏联政权，同时他们也拒绝去拥抱资本主义和认同美国。他们仍坚持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反思、批判和怀疑。

这是形成全球60年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欧美知识分子坚持要反思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他们拒绝认同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那不是理想王国，那不是我们在资本主义之外要选择的另一种制度，那是另外一种专制集权。

我们还应该去创造一种资本主义之外的更好的社会。

于是，“新左派”（New Left）出现了。他们拒绝认同传统共产主义，也同样坚决拒绝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

新左派成为欧洲内部的、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力量。

他们反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专门采取积极行动主义的组织方式从事社会运动，比如反主流文化运动、反战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反种族主义等等。

广义地说，今天我们讨论的欧洲艺术电影都是新左派的脉络。欧洲电影对决的是好莱坞。

好莱坞代表的是资本主义主流逻辑的价值观和制作的工业体系，欧洲电影除了代表先锋艺术、实验艺术、个人创造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分享着新左派的力量——批判性思考和创作性的内容。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

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

第三世界、前殖民地的国家开始形成他们的联盟，叫“不结盟运动”的结盟。

1956年，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建国。

“不结盟”代表我既不听美国的，也不听苏联的，我要保持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凭单独国家的一己之力无法独立，于是要成立联盟。

冷战时期的所有结构都是二元的，但冷战结构又创造了第三种空间。

“不结盟运动”的出现；“新左派”的出现……它们都是冷战结构中的第三种力量。

除此之外，年轻人，尤其是大学师生的力量开始涌现出来。

革命的力量不是工人农民了，革命的力量是大学师生，革命的主场是大学。

在世界范围内，青年学生运动突出表现为三个方向：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主运动——要求直接民主的实行；以有色人种为代表的民权运动——对现代世界的种族歧视宣战；以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运动——延伸出对性少数的运动。

20世纪60年代开启于60年代之前，结束于60年代之后。

1959年元旦，古巴革命成功。切格瓦拉带领着300个农民武装游击队横扫了几个城市，战胜了5万美式装备的政府军。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罕见的例子——少数战胜了多数，弱者战胜了强者；不可能的反叛者的挑战成功了。

古巴与美国最近处仅18海里，在这样一种距离之下实现自己的民族独立诉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古巴革命尝试并且成功了，全世界的左派为之欢呼。

古巴革命的成功是文明史上的奇迹，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格局出现。

支配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逻辑是技术决定论，或者说物质主义。现代战争的基本特征是金钱、武器力量的比拼，战争好像是一个简单的算术。

但古巴革命的成功和越南战争的胜利给了世界共同的启示：小国与大国、弱国与强国、穷国与富国？

他们代表着一种第三元力量，他们象征着象征着亚非拉国家、不结盟运动、前殖民地国家作为一种新的世界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挑战霸主，挑战权威的可能性。

古巴革命成功后启动了又一轮非西方国家的独立建国，追求政治的自主和经济的独立的浪潮。

切格瓦拉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被杀害的时候，大半个世界在哭泣。

切格瓦拉象征着现代世界已经彻底死亡了的骑士精神，为了理想和正义去挑战不可能的敌人。

按杰姆逊的观点，60年代终结于在1973年9月11号。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智利政变的直接参与与策划，推翻了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在直升飞机前来救援时，阿连德放弃生的机会，选择成为政治殉道者。他的死亡标志着智利长达17年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开始。

之后，他也被视为社会公正与民主社会主义的象征，激励着后来的左翼运动。

1973年的另一个核心事件是越南战争。

美国开始接受他们不可能在这场战役中获胜，部署大规模撤军。

在此之前，越南曾经是全世界反抗者的旗帜，人们围绕着越南人民抗美斗争。

直到60年代冷战终结，全世界的人们在反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用更通俗的话说则是，如果你还要脸，你就不可能站在美国那边。

60年代的断代，都是以拉丁美洲重要的社会政治事件作为标识。

而对于欧美中心，这是第一次由亚非拉国家来标识着重大的历史段落。

在后冷战时期，过去的叙述方式发生了改变。

苏珊·桑塔格说，随着美国在越南的撤军，那个全球性的反抗将失去了它的中心，我们现在应该思考，我们继续对于这种强权暴力的反抗应该在什么意义上组织起来。

美国的权威媒体对苏珊·桑塔格进行抨击，表示并不是由于政府选择发动战争而使美国民众陷入了如此的困境，这样一场小型局部战争的失败都是由于美国内部的敌人在进行煽动，才造成这场战争的困局。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在今天也非常普遍的逻辑——

用所谓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来审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或者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任何在人类认同上建立的行动。

这也是他们审判切格瓦拉的理由，认为他是一个战争狂热分子：

你一个阿根廷人跑去跟古巴人打什么仗？在古巴你已经获得公民的身份，成为全国的二号人物了，你又跑到刚果去干什么？你跑到刚果没打赢就算了吧，你又跑去玻利维亚干什么？

进入21世纪之后，经过了近乎半个世纪抗争，人们所赢得的权利都在丧失。

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正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加盟之中改变。

我们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当然伴随着新的社会理念。

 

 

 

编辑：红日欲出

来源：PattisDiary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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