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阶级斗争就不懂通货膨胀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观点：对于现代经济来说，温和的通货膨胀（比如按照欧盟标准2%）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而通货紧缩反而是坏事。这对于我们一般大众来说，可能比较反常：价格整体上涨了，我到手的工资不就变少了吗？我每年的工资收入涨幅能够达到2%吗？我们假设有有个白领工人A，由于无法决定通货膨胀率，A可能就会希望自己微薄的银行储蓄或金融工具投资的收益率能够“跑赢”通货膨胀率。当然，A并不总是能够遂愿，但这种预期却足以作为一个衡量通货膨胀是否“温和”的基准。由此可见，通货膨胀也算不上一件好事。

实际上，这种直觉是正确的！通货膨胀不仅是带有阶级偏向性的（拿固定货币工资的无产阶级购买力受损，而出售商品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多利润），更重要的是，它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和附属物。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懂阶级斗争就不懂通货膨胀！

从需求侧看，作为整体（而非个体）的产业资本家拥有几乎无限贷款的能力，他们也正是通货膨胀的真正动力和根源！而无产阶级则几乎无法利用信贷来投资（而非消费）、逐利的事实，宣布了自身在这一经济过程中的彻底失败。无产阶级只能独自咽下通货膨胀的苦果。

造成这一现象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国家强制发行、流通法定货币的制度。谢克通过收集美国和英国的批发价格指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事实废除金本位之前，批发价格指数总体上围绕100振荡，即没有持续的通货膨胀现象。但这在二战之后，发生了变化，批发价格指数一路上升，持续的通货膨胀成为可能。这是因为货币与特定的商品货币（比如黄金）脱钩，而反过来价格指数则呈现路径依赖的特点（在先前的基础上继续上涨，而非回归）。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回归金本位或者其他什么商品货币制度。毕竟脱离金本位带来了社会流通成本的极大的降低。我在这里是要指出，与商品货币的脱钩，使得货币理论上能够彻底摆脱数量上的限制，奠定了持续通货膨胀的基础。

真正的战场在我们即将讨论的第二个领域：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生货币理论指出以下事实：除去央行供给的基础货币，货币的数量仍然具有极大的弹性。它由经济的内生的投资需求决定。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家在预期利润的驱使下，希望获得贷款，使得投资规模超过他自有资本能够支持的限度。而银行资本家同样为了逐利，积极贷款，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就这样，产业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货币，可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攫取剩余价值。由此可见，银行是资产阶级集团将社会权力私有化的机构：产业资本家理论上可以无限借贷，无限获得支配资源的权力；银行资本家只需要在资产负债表两端都加上一个数字（增加信用货币数量），就能让一个国家内所有民众都使用的货币，在几个资本家手中增加。自然地，有了这些无中生有的购买力，狂热的资本家可以推动通货膨胀。但相比于资本家被放大的权力，通货膨胀反而是这场资产阶级集团向无产阶级发动的隐秘的阶级战争中最无关紧要的那一个结果。

第三，大量的金融创新又使得这场隐秘的阶级战争愈演愈烈。我们以资本主义的领导国家美国为例说明这一现象。明斯基曾经整理了二战后银行体系的金融工具创新。比如联邦基金市场、大额存单、回购协议、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这些现象的核心是，银行在配合产业资本家扩张信贷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监管（即所谓从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让资产负债表能够更加随心所欲地扩张，从而灵活地创造大量货币购买力。八十年代之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出现去监管化和金融化的现象。这些金融创新不管有多复杂，核心仍然是通过一些手段，增加资本家集团总体的信贷资源。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体系越是复杂，被注入经济，用于购买的货币就越多，通货膨胀压力就越大，而一般无产阶级就越是会感受到这场隐秘的阶级战争（尽管并不一定能够察觉具体的传导机制）。

最后，我们来谈谈央行在这场隐秘的阶级战争中的作用。毫无疑问，央行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总是倾向于代表资本家集团的整体利益（尽管并不排除一些特殊现象和阶段）。央行制定一定的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等规则，是要维持资本主义的货币银行体系。但它也力有不逮。这是因为上述的金融创新本身就是用来规避央行的管理的；央行的监管不仅落后于金融创新，而且还可能促进金融创新——只要有利可图，总会有金融创新，这将使得金融体系更加脆弱。另一方面，不管央行打算多么严厉地监管，限制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狂热状态，当金融危机或衰退真的发生的时候，央行还是会果断出手（尤其是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之后）。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子有“大而不倒”——由于实际上已经破产的银行具有重要地位，破产会带来连锁反应，因此必须拿无产阶级的税收救助。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日等国实行的量化宽松，即用央行的货币，用全体国民使用的货币换取资本家的劣质资产，让这些失败的资本家套现获利离场。这种救助还会带来另一个结果，即预料到央行会救助，大资本家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张信贷，进行金融创新。

总的来说，在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资本家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国内法币、容易扩张的信用货币、金融创新、央行），向无产阶级发动隐秘的阶级战争；凭空创造货币购买力，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而面对这一隐秘的阶级战争，除了彻底推翻旧制度，无产阶级真正能做的非常少：既无法阻止资本家信贷，也无法阻止他们进行金融创新，更不要幻想通过挤兑来冲垮资本主义货币银行体系（如今已经有许多成熟应对的方法，比如存款保险）。或许，只有抗议国家机器（也包括我这里并没有特别谈及，但原理相似的财政支出）在经济危机中对资本家的救助（包括贷款和购买），才是一种有效的阶级斗争的手段。

谈完需求侧，我们再来看供给侧。供给侧，或者说生产过程，是传统的阶级斗争的领域。但对于价格形成和背后的价值问题的错误认识，使得不少经济学家（甚至是同情左翼的经济学家）庸俗地将通货膨胀归因于成本推动（即成本上升，最终价格上升），尤其是工资成本推动。真正的问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如何围绕工资和价格进行阶级斗争，决定新产品和新增产值的生产和分配。

工人和资本家一开始约定货币工资，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围绕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进行斗争，最后产出资本品和消费品（用于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拥有所有最终产出的资本家进行销售，并在竞争中决定产出的价格（和通货膨胀的程度）。如此反复，工人感受到资本家制定的价格的变化（不管是资本品的间接影响还是消费品的直接影响），并希望在货币工资层面做出应对（不管是否成功）。

由于只看到工人激烈的阶级斗争（比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高组织程度下的“好斗”倾向，于是右翼高呼工人高工资挤压了利润，造成了经济停滞——殊不知（或者假装不知道）所有新增价值都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而左翼（比如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和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为工人的经济胜利欢欣鼓舞，但也居然庸俗地谈论工人的“垄断势力“和议价能力，认为是工资成本的提高带来了通货膨胀（毕竟工资成本是最终价格的组成部分）。这实质上是政治层面利益集团方法论在经济层面的延伸——仿佛阶级斗争就是资本家和工人各凭本事，组成集团，在公平的擂台上对抗。但实际情况是，资本家在这场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始终占有决定性地位。抛开生产的连续性问题，资本家始终能够决定是否投资，是否雇用工人（或是引进移民工人），是否采用更加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减少工人雇佣量。他们可以因为工资太高而预期利润太少进行资本罢工（撤资，将厂房搬到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地方），也可以认为工资虽然高，但仍然有利可图，而继续投资、生产。正如明斯基所说，劳动合同只是启动了过程，但没有决定结果；集体谈判可以谋事，但成事还得看市场。因此，阶级斗争中工人的胜利固然能够取得更高的工资，但如果仅以此就断定是工人工资提高导致成本提高，价格提高，导致通货膨胀，那就是颠倒主次，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无产阶级发动阶级战争。理解了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对资本家说，干得了干，干不了滚，觉得利润被挤压，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

谈了这么多围绕通货膨胀的阶级斗争，那么通货紧缩来了，好不好？幸运或者不幸的是，通货紧缩真的来了！如下图所示，近年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逐步下降，与世界整体趋势背离。在2023年之后，甚至出现了个别月份通货膨胀率小于零（即通货紧缩）的现象。简单来说，背后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在众多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受到上游原材料价格冲击的背景下，拥有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的中国面临着双重压力：国际的政治与经济现实下，外需早就流年不利了。与此同时，国内劳资力量对比悬殊，收入差异巨大，由此导致内需也同样疲软。

回到通货紧缩这个话题。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技术进步就会带来“通缩潜力”。这种通货紧缩当然是好事！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商品理应变得廉价（价格有下降的潜力）。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商品往往没有变得那么廉价，通货紧缩没有出现呢？

这恰恰是因为，资本家侵吞了技术进步的绝大多数成果。如果劳动生产率进步A%，而价格没有下降A%，那么就发生了实质上的物价上涨。以图4为例，指数变化反映了生产率和工资的上涨情况（在实际工资指数高于生产率指数的年份，仅仅代表工资份额提高，并不是说工人拿到比他应得的更多的东西）。

图4具体说了些什么？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工人几乎没有从生产率进步中获得什么好处，实际工资长期停滞不前。这一时期，美国没有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保持所谓温和的通货膨胀水平——但仍然发生实质上的通货膨胀。这恰恰是工人在阶级斗争中失利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第二种可能造成通货紧缩的情况：即需求疲软带来的通货紧缩的现象。最近几年，我们可能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观点：资本家需要信心（一般会写作经济需要信心），不能出现通货紧缩。

在这里，导致通货紧缩的就不再是技术进步了，而是生产相对过剩和需求不振带来的实现困难——资本家需要在竞争中削价销售。需要指出，之所以出现后一种通货紧缩，恰恰是因为生产相对过剩，实现的利润率不达预期，而资本家不愿意扩大投资（甚至缩小投资），这使得原本在繁荣时期拉动经济通货膨胀的融资-投资动力消失。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种背景下呼吁“适度通胀”，其背后依然是阶级斗争：资本家需要信心，不能出现通货紧缩的论调，表面上只是要让经济恢复温和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呼吁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国家机器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发力，维持价格和利润。

此外，还有人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资产价格螺旋下降的风险联系到了一起。这是上述论述的自然延伸。因为经济衰退，投资疲软，所以利润实现困难，而这使得原本在经济繁荣时期大量贷款的企业可能陷入困境，企业可能需要被迫打折出售资产来偿还债务，这进一步使得资产价格下降（因为预期和短期供求的关系），影响所有持有相关资产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冲击银行这一资本主义体系的心脏。同样地，相比于大量公司和银行破产，通货紧缩反而是这一过程中最不重要的那个后果。

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通货紧缩这个表面征兆下手，要求维持价格（以及利润）的稳定。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应当认识到，资本主义有危机，但是危机不会自动导致其灭亡。与之相反，危机带来的破产和大量失业，恰恰是资本主义得以续命的奥秘；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大萧条中吸取了教训，利用凯恩斯主义财政手段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挽救经济，将经济从所谓的“通货紧缩”的泥潭中拉出。就后者而言，如果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操作得当的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就业，稳定物价，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秩序被重新再生产出来；如果手法不娴熟，反应不灵敏，就有可能出现经济停滞和严重、持续的通货膨胀这样的慢性病；而最糟糕的结果，就如20年代初的魏玛德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债务危机之后的阿根廷那样，出现严重的衰退和萧条。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凡是从整体利益出发，要求动用国家机器挽救价格水平的（毕竟不可能给无产阶级好处），都是表面上的“阶级调和论”，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护者。如果无产阶级无法进行有效的阶级斗争，那么可能的结果就是忍受滞涨的慢性病，背负资本盲动的恶果，或者是陷入经济萧条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