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诗歌：无意成为武器的武器

文/林鸟

导读：农民工诗歌由具有文学素养的打工者创作，既是自我调节的手段，也是积累文化资本的途径。它作为“弱者的武器”，表达了农民工对生产体系和社会问题的抗争，同时弥补了他们在历史叙述中的主体性缺失。然而，当农民工诗歌被商业化，如《我的诗篇》这样的纪录片，其批判性被削弱，农民工形象被景观化，诗歌的抗争力量被转化为文化消费的商品。但同时，诗歌并非农民工的主要表达方式，大多数农民工的生活和苦难未能得到充分表达和关注。同时，旁观者应当直面生活的复杂性，避免对农民工诗歌的浪漫化。

前言：

今年是农民工诗人许立志跳楼自杀后的第十年。

2010年，许立志开始诗歌创作。2011年初，进入深圳富士康工厂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2014年9月30日，从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17层跳楼身亡，终年24岁。2015年3月，其诗歌选集《新的一天》出版。

2015年，《我的诗篇》出版，收录数位农民工诗人的作品。其性别，地区，民族，年龄，风格各不相同，而诗篇生动地交织在一起。2017年，同名纪录片上映，记录了六名打工者的故事。该片于2017年1月13日在中国公映，获得许多奖项。

从2001年《打工诗人》一刊创办并走红，许立志《铁月亮》一诗的轰动，再到《我的诗篇》一片获奖，农民工诗歌以“他者”的身份出现在主流文化面前。作为一种“弱者的武器”，它代表着某种抗争；而作为被消费的文化产品，其又不得不失去其武器的锐利。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管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许立志《铁月亮》

一、农民工诗歌：无意成为武器的武器

刘畅老师在《“打工诗人”的文学活动与社会适应》中指出，农民工诗歌多由已有一定文学素养的打工者创作，以自发式的非功利性写作为主。也因此，诗歌在农民工诗人的生活中主要承载着自我适应调节的作用：重复性的机械劳作无法带来价值感，工作与精神追求已然分离，而诗歌创造出一片生活的天地供心灵栖息。精神层面之外，创作诗歌在客观上也是积累文化资本的一种手段。通过诗歌创作，一部分农民工得以离开大工厂劳作，进入文化生产领域。

同时，农民工诗歌也并不是皆为苦难与灰暗，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寄希望于通过打工改善生活质量甚至突破阶层壁垒。打工于他们而言并不是纯粹黑暗的剥削压迫，而是一种自发选择的生存路径。这也说明，一味地将农民工诗歌与沉重苦难捆绑有悖于农民工诗人的生活实际，应注意到农民工们在工厂劳动中仍保有一定的主动性。

不过，我还是想将阐述的重点放置于农民工诗歌如何成为一种抗争的方式，也即“弱者的武器”。在此，“弱者”二字并不指农民工们处在怎样具体的弱势地位，而是指：在城市化浪潮之中，农民工们进入大工厂而无法对其隶属的生产体系有所反抗；这当中有人仍然对成为城市中产保有希望而有人已然希望破灭，但无论持何种态度他们都难以脱离其赖以生存的工厂。

也因此，作为“弱者的武器”，诗歌这一武器的矛头所指不仅是生产生活中具体的处境，更指向了结构性的生产体系与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呈指数型增长，与社会流动和城乡二元格局特征紧密相连的新工人群体农民工也随之出现。农民工的生存处境长期不平稳，生活质量明显劣于一般城市人口，“城市中产梦”逐渐被生活现实侵蚀殆尽——此为农民工诗歌创作不可忽视的宏观背景。

不过，农民工诗歌作为“武器”并非尖锐地直击生产体系，而是如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使用的巧妙的喻体“红外线”，农民工诗歌处于政治光谱无法捕捉到的边缘地带，因而得以不受胁迫地保持独立性。诗歌作为生产空间之外的“隐藏的文本”，事实上迂回地绕越令人窒息的流水线生产对个人精神生活的钳制，绕过工厂塑造的绝对服从的意识形态，借由诗歌书写出在纪律森严的工厂内无法声张也无法合法的个体意志。无论是否有意，农民工诗人在生产空间外开辟出新的精神生活空间。正如邬霞的《吊带裙》，在“远方的姑娘/我爱你”的温情与期许中隐含对劳动者与劳动成果分离这一异相的揭露，对工厂制度的批判巧妙地圆融进隐喻与修辞的诗意之中，原先“离经叛道”的个人意识层面的反抗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取得了合法性。

在话语抗争层面，农民工诗歌作为农民工个体自我叙述的文本，弥补了宏大叙事中农民工主体性地位的缺失，使农民工群体脱离“沉默”的匿名状态。在惯常的历史叙述中，其主体永远是“国家经济”，然而农民工诗歌的叙事主体则是大写的具体的复数形式的“人”——其鲜活性、多样性有力地对抗着扁平、同质化的政治宣传，为改革开放史的再书写、农民工争取历史话语中的主人公地位开辟出可能的路径。另外，诗歌中的批判性内容与官方主流话语存在张力甚至矛盾，诗歌中具体表现的微妙的生活处境恰恰是宏大叙事有意掩埋或平板化为“苦尽甘来”的。它们以一种充满想象力的形式，反击了用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等纯粹表征的数据凌驾于农民工生活真实之上的“高速增长期”的主流宏大叙事。

然而，也正是在传播与市场化的过程中，农民工诗歌作为武器的性质悄然发生改变。围绕这一问题，下文将以《我的诗篇》为例展开具体阐释。

二、苦难奇观的建设与农民工诗歌的困境——以《我的诗篇》为例

农民工诗歌离开创作者主体进入他者的视角后，面临着在旁观与消费中被平板化的危机。而谈及农民工诗歌进入文化消费体系的经典案例，首当其冲的就是《我的诗篇》。作为一部获得商业成功的纪录片电影，我们当然首先承认它将原先门可罗雀的农民工诗歌带入大众视野、进而激发对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关注的积极作用。然而在此我更想讨论的是，《我的诗篇》如何在商业需求中景观化农民工诗歌并制造“苦难奇观、农民工群体如何被模糊化成为扁平的”的“底层群体”，以及农民工诗歌这类“底层的自我书写”面临着何种困境。

作为商业影片，《我的诗篇》的首要目的并非还原农民工的生活真实，而是最大化地引起观众的注意进而吸取票房与投资。其宣传运作完全依照文化消费市场的逻辑，为其提供物质支持的也都是成功的商业资本。其导演曾言：“我们希望获得更广泛的共鸣，甚至促成一些对立关系的和解与对话。”换言之，影片需要淡化苦难背后的结构性话题，把诗人们具体的生活真实选择性地抽象化为“苦难奇观”——适合被景观化的部分才被选取，没有荧幕价值的细节则被抹平。作为“武器”的诗歌，其“武力值”源于真实、鲜活、多样，却在被消费市场加工为商品的过程中被“无害化”成为不具批判性的文化快餐。影片作为诗歌的媒体化手段本应放大其作为武器的效力，事实上却使其再也不具备斗争的力量。

也正因此，影片塑造出的“底层”农民工形象，是且只能是模糊的、用于观赏的、缺乏主体性而需要文化精英加以关怀与拯救的——农民工诗人好不容易取得的文化权利在影片加工后又回到原点。作为影片素材的诗人如邬霞、许立志、陈年喜等人，他们无论作为诗人还是工人都具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态度，但在影片中却统一表现为令人同情的“底层”形象。这种审美意义而非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层面的“底层”形象被用于满足观众的好奇心，通过“同情与怜悯”来彰显所谓人文精神，某种程度上反而使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群体的认知又离开了具体的生活中的“人”。

同时，影像上的“观看”拉开了观众与具体诗歌文本的距离，视听奇观与感官刺激取代了诗歌本身带来的私人化的内心体验。观众们无需直面诗歌文本带来的心灵的震动，也避免了观众在农民工诗歌或尖锐或巧妙的社会批判面前冷汗涔涔——他们只需要充满新鲜感地围观影片选择性塑造出的“苦难奇观”，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表达怜悯与感动，却丝毫不用担心“主体”的秩序会受到破坏。正如齐泽克所揭示的，当代意识形态将“异己之物”用某种可以表面上质疑却不会从根本上扰乱意识形态的方式“再现”出来，使人们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观看”这个原来需要驱逐和排斥的事物，使之可以被理解、接受甚至遗忘。农民工诗歌本应通过媒体表达更具感染力与穿透力，却恰恰是纪录片调转了甚至隐匿了诗歌作为武器的批判性的“矛头”，观众得以在“观看”后继续心安理得地“视而不见”。

那么对于农民工诗人呢？他们的“武器”是否能够为他们开辟出新天地？现实的答案恰恰相反。成为商业纪录片无偿素材的诗人们，他们非但不因其“声张”获得与资本主义生产世界对抗的力量，反而出现了诗人最终仍然自杀身亡这类吊诡的图景（许立志于2014.9.30跳楼自杀，影片记录了其海葬过程。他的自杀令人遗憾地契合他的诗作：“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更为讥讽的是，诗人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并无空闲与金钱来走进影院欣赏这部以他们自己为题材的影片——影片的主人公（至少是明面上的主人公）反而被排除在影片受众之外。影片的商业成功既不意味着农民工群体的崛起与胜利，甚至也无法在事实上推动其命运的改善。“武器”的价值仍然停留在学术层面的抽象意义，而难以对其持有者产生实际的积极影响。

三、反思与总结：式微的诗与更多的沉默者

作为纯天然的“武器”的农民工诗歌，当然具有相当强大的震撼力。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诗歌（乃至文学艺术）都不是农民工们惯常使用的话语。作为有文化素养门槛的表达语言，诗歌注定无法成为大多数农民工惯常使用的话语，也注定了农民工诗歌的观赏者以中产阶级为绝对多数。农民工诗歌之外还有更多的沉默，如何发掘这片沉默的虚空、如何才能使其获得承认便成了极为紧要的问题。

将机械劳动中被挤压的自我释放到文化空间是有门槛的，大多数农民工就算对苦痛有深刻的觉察，也无法使用文学艺术将其具象化；就算有所创作，作品如何发表、如何产生社会影响也存在困难，大多数作品尴尬地无人问津；而就算产生了影响，农民工创作的受众是不是仍然是咀嚼他人苦难的隔岸观火的精英阶层？作品的本真、农民工的主体性地位是不是受到了扭曲甚至被剥夺，作品是不是被选择或塑造成了文化消费市场中一道精致的菜品？创作中不能作为商品售卖的部分被隐藏，而农民工的处境能否因为自己的作品而有所改善也未可知。

与此同时，诗歌所表现的也并非农民工生活的全貌。生活是能够改善的，阶级是有可能流动的，因此农民工中也有许多积极适应者。劳动者-资本、大环境-小个人的对立当然是农民工的生命中重要的部分，却也是最容易被有意地拿来激起冲天的愤慨、打造成博人眼球的消费品的部分。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并非学术抽象出的剥削-抗争的二元对立关系，应当警惕对“武器”与“抗争”的浪漫化倾向，尽可能避免他者的视角带来的对生活真实的误读。

于是又回到那句话：生活真实的复杂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出于同情与怜悯把农民工诗歌摆在陈列架上展示，反而使我们与农民工之间的屏障愈发可悲而厚重。直视生活（无论是自己的或是他人的）当然不那么容易，然而当我们真正拨开乌托邦式的想象、卸下知识精英沉重的文化包袱赤裸地直面它时，也许诗歌真的能够在某一刻不是作为观赏品而是作为“武器”刺穿心灵。

编辑:红日欲出

来源:嚎叫Howl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