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摘下电视片《大江东去》的面具

文/云开

 

刘继明在《黑与白》中写到一部电视片《大江东去》（其原型正是《H殇》），初稿是由宋晓帆所写、二稿由郎涛所写，它在宋乾坤和何首乌的支持下得到了省财政和东江大学的财政支持，播出以后掀起一股非比寻常的“河S热”，之后由于发生了政治风波而被叫停。

一些学者或赞同它否定一切的所谓“大胆”和“彻底”；或为它所披饰的忧患意识的外衣厢动容；或为它产生于独特的体制环境而惊异，或看中其所谓的“新纪元”的含义。

也有如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对它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奇谈怪论十分反感，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国内许多同志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电视片由于“它的作者对政治、社会的实际隔膜，而又受一度出现的文化史研究热中否定传统文化，把民族精华等同糟粕，又把西洋的糟粕也看作精华的思潮的影响，使他们不能系统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以致作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论断……实际上其思想主线是宣传历史宿命论、地理环境决定论、民族优良传统的虚无主义”①。

一、

那么，围绕它的这些争论，我们应该首先辨明它到底是是一部什么样的电视片？是像某些右派学者所说的只是电视剧那样的“文艺片”还是以电视屏幕为媒介的“政论片”？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下面的评论就失去了基本的逻辑前提和标准。

文艺理论的常识告诉我们，衡量一部电视片是文艺片还是政论片，要看最基本的标准是否符合：（1）电视剧性质的文艺片,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塑造生动、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虽然二者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在反映方式上，政论片是根据大量的事实材料，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来表达作者所作的论断。而电视剧则是用具体的形象描绘的方式去反映生活，而且在整个表现过程中始终不离开具体生动的材料，来达到对生活的认识。（2）电视剧在用形象反映生活的过程中，渗入创作主体强烈的思想情感。艺术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首先就在于以情动人，在情感层次上征服人、感染人。而政论片虽然也不排除情感因素的介入，但从根本上说，它毕竟属于抽象的东西，主要通过抽象思维给人们以理智的启迪，在观众的理性层次上产生撞击作用。“政论片顾名思义就是借助于大众媒介来发表“政论”的，所以对它来说，能否做到以理服人就成了第一重要的事。（3）电视剧是按照美的规律造型的，它来源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因此它在创作时必然改变自然的现象形态，毋须对生活对象如实复写。它所建构的形象体系，不仅与“第一自然相去甚远，而且往往需要作根本性的改造。政论片则不同，它是现存生活的抽象概括和理性直译，这一属性特质就规定了它的精神活动要高度忠实于现存的对象世界，以事立则，常有很强的文献性、记录性，不能背离与“第一自然”同构对应的关系。政论片虽然并不绝对排除生动的感性直观，但它是以陈述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宗旨的。

按照上面三条标准来衡量，无论从哪一条看，它显然都属于政论片。因为它在反映方式上用的是概念推理而不是形象思维,在反映的活动中诉诸理性而不是诉诸情感，在反映的结果上追求对事物本质属性作客观科学的陈述而不是将其入化为第二自然。

事实上，这也不是我们一厢的分析所得，从它的作者写作动机和出发点考察，他们也都是有意识、很自觉地将它作为政论片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艺片来写的。“我们设想尝试一种从文化哲学意识上去把握黄河的电视政论片”，苏x康认为它与同题材的《黄河》以及《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风光片不同，它使“以往最重要的元素——画面、音乐、语言等等，退居次要地位，而把思想这个元素放到第一位来了。……这是电视界与思想界的一次合作，是中国当代思想界精英通过电视这个媒介传播理论信息的一次尝试。”苏x康此说不假。从实践的角度看，作者确实是将它作为一部把思想元素放在首位的政论片来写的。

对它作为政论片属性的确认，自然是为了更恰当地评论它。毕竟，作为一部政论片，它应该有严谨的笔墨，不可以也不应该放纵个人主观情感、主观意志的恣肆，进行虚构生造。尤其在涉及客观对象的规律性、客观性以及论说的逻辑性方面，更要保持应有的严肃和准确，不能随意编造。这是一部政论片之所以成为政论片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它连这种最起码、最基本的原则上出了问题。

二、

就大的方面而论，它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和概括,有许多基本观点是荒谬的。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的重大发现主要有两个，一是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是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在恩格斯看来，“依据唯物主义的理解，历史上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乃是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宋晓帆和郎涛们却反其道行之，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由经济和生产力决定,而是由“文明的性质”决定的,至于“文明的性质”则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他们认为中国人“始终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洋”，这就决定了这种“内陆文明”、“黄色文明”的落后、保守和封闭。既然“黄河文明”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中国社会历史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长期停滞封闭、目趋“衰落”的末日之境。很显然，这个论断根本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不仅如此，《大江东去》在解释中国社会历史所谓“动乱”的时候，还把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压迫、抵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同历史上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动乱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作者认为，正象黄河过若干年就要决一次口一样,中国过若干年就要发生一次动乱。因此，不单是文革，就连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甚至现代史上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他们眼中全部都是“可怕的社会动乱”了。值得指出的是，宋晓帆和郎涛们为了证明所强调的中国社会动乱的“周期性”理论，还在解说词中闪烁其辞地说什么：“文革的动乱离今天已有十一个年头了，而这场动乱的爆发，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短的十几年”。不光是文革成了动乱，还有这离“文革”只有“十几年”的“解放前的动乱”，不就是指的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内革命战争么？这段历史都成了“可怕的动乱”，这就意味着新民主民义革命也完全搞错了，而和这一起被否定的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把一部复杂的、在性质和表现形态上千殊万类的中国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成“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周期性社会振荡”，然后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逐一予以批判。依照这样的历史观和思维方法，《大江东去》当然只能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作出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解释。

有人说《大江东去》反映的是一种总体反思。那么，什么是“总体反思”呢？它是指对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军事、外交，包括近现代史上整个革命实践活动的多方面的综合的考察，用苏x康的话来说，就是“对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全面思考”。这是《大江东去》写作的逻辑基点，也是它有别于其它众多“反思”作品的一个独特之处。无怪有些评论对此特别赏识，认为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还没有人这么深刻具体地去分析观察过中华民族“通盘的历史”，而且这种分析观察又是把着眼点完全放在寻找中华民族停滞、缓慢和落后的历史原因“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比如片中那些关于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推毁掉”的超稳定结构的论断，关于“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象中国那样，奉行着一种独特的、听天由命的生命哲学”的论断，关于包括现代思想文化先驱者们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政治权力"，“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的论断，关于建国后从“乌托邦”经济走向文革“大动乱”政治危机的论断等无不是在这个“总体反思”下得出的荒谬结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片中的总体反思中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这部分内容，与上面举到的历史、哲学、经济、民族文化和心理等反思融为一体，但也更加充分显露了宋晓帆和郎涛以及他们背后的宋乾坤、何首乌、郎永良等人的政治用意。第四集《新纪元》特意引述了普列汉诺夫同列宁关于十月革命是不是“过早夺取政权”，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的论争，加上那句“当谭嗣同等六君子头颅落地之时，中国便再一次失去了走向先进工业社会的机缘。这一次机会的丧失，无疑将继续付出一二百年落后挨打的沉重代价”就非常突出表露了他们的意图。按照《大江东去》算的命，是不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得太早了，落后挨打的任务远未完成，最好直接从社会主义退回去补上资本主义的课算了。究竟是《大江东去》算错了命，还是新中国革错了命?难怪后面古首长会对陈沂蒙谈起“‘补课论’是‘爱资病’患者拒绝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罢了”②。并且，这里的“总体反思”已经超出了国界，把列宁、十月革命都一起否定掉了。既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已经彻底衰败，无可挽救，既然社会主义的出现是“超越”了“必要的发展阶段”,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那么，在宋晓帆和郎涛以及他们背后的人看来，全盘西化，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就势所必然地成为最佳选择了。

由此可知，《大江东去》的“总体反思”，其实质就是对截止到1988年的中国全部历史的全面否定，想要中国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变社会主义道路为资本主义道路。一个是“中国由何处来”，一个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都是与中国前途和命运攸关的大问题。就这个意义上说，仅仅说《大江东去》宣扬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那倒是把它看轻了、看浅了，也把作者的那腔政治抱负看低了。不，《大江东去》决不仅仅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作单纯的历史评价来骂倒一切“老祖宗”，更主要的是它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并且要批判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一切“新祖宗”，它要从“中国由何处来”这个问题上否定新中国的合法性、继承性。

《大江东去》之所以在“总体反思”的旗号下提出这些结论和主张，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经过十年改开，中国并没有如人们最初设想中的那么美好，反而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经济过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建立后就产生了双轨制、官倒现象，贫富差距开始显现，社会分配不公，党政分离之后本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被一定程度上淡化、削弱了，在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及其亲属、工作人员中滋生了特权和腐败现象等。尤其是1984年10月20日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逐渐迈入了“深水区”，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亦开始进行，在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很多问题还显得相当严重和突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1988年改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和困难的时刻，也即将迎来它的第一个转折点，也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面对这样的抉择，本应纠正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方向使之重回正道，但那些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宋晓帆和郎涛们，虽然也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出现，但他们不加分析地都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什么都可以批判，但对资本主义制度，不但一点不批判反而竭力美化它。他们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制，在政治上鼓吹多党制，在文化上鼓吹西精化，这就是他们开出来的药方——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文明的最后归宿，就连其在所谓“自由贸易”幌子下的侵略罪行都是值得赞美和歌颂的。《大江东去》给出的结论和主张，既是这种思潮的必然产物，又对这种思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因为有这种特定的社会思潮作为基础，我们在评价《大江东去》时，必须站在一定的阶级高度上进行观照，进而揭开其表象、看清其“总体反思”的实质。

三、

《大江东去》对传统文明的估价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文化决定论”。从此出发，有助于我们对《大江东去》之所以提出中国传统文明衰亡的观点作一个深层的剖析。《大江东去》所讲的“文明”概念比较含混，有从广义上讲的、也有从狭义上讲的，但相当多的是从类似于“文化”的概念来理解的。所谓“文化决定论”，就是完全以文化为标准来判断一切，包括社会历史的发展程度，因而视文化批判为社会批判的唯一内容。比如《大江东去》认为历史是由“文明的性质决定的”；声称“建国以来中国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是“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还认为，“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等都是“文化决定论”的表现。正是从“文化决定论”出发，宋晓帆和郎涛们推导出了一系列荒谬的结论。诚然，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带来过一些无可否认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把所有问题都归之于传统文化，因为更重要的还有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将现实当中的所有问题都归罪于传统文化，不说别的，作为一个现代人，这至少是一种推卸历史责任的表现。

宋晓帆和郎涛们不但否定中国人民与自然长期斗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否定中国人民为摆脱剥削、争取自身解放、反抗外族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甚至不加分析地把这一切斥之为“动乱”。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不象有些理论说的那样，具有什么革命的意义”，“它只表现出惊人的破坏力和残酷性”。

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发生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问题。《河殇》所说的“某些理论”，指的自然是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类社会的历史(除原始社会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对于阶级斗争，又必须分清它们的不同性质，有反动阶级对进步阶级的斗争，有反动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有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斗争。对于它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阶级斗争，虽然暂时会给社会造成破坏，但它们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对于它们的进步作用加以抹煞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是劳动群众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它们是推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革命运动。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是我国发生的第一次农民运动，它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在客观上有助于粉碎赵高复辟奴隶制的阴谋。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加速了东汉封建统治的灭亡。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的多次武装起义，打击了极为顽固的世家豪族势力，也多少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隋末农民起义终结了隋朝暴政，唐朝末年爆发的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更是将门阀士族势力扫荡殆尽。北宋爆发的宋江、方腊起义，明代发生的唐赛儿、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与矿工起义以及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和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等，都起过推动历史的作用。

的确，农民还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还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农民运动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也会给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暂时的破坏。但是，我们必须全面地认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正是它们给予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甚至导致了改朝换代，这就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实行局部的改革，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所以，从总体上说，正是农民运动促使封建制度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局部改革，促使生产力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了，要真正改变封建制度，必须依靠能代表新生产力的革命阶级。农民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基本上还限于引起封建社会的量变。但是，广大农民在改造社会斗争中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更不能把农民起义污蔑为“动乱”并加以否定。

至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更是可歌可泣，彪炳史册。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伟大的中国人民都充分表现出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争解放的伟大革命精神。宋晓帆和郎涛们把中国人民描述成为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在“蓝色文明”而前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人，与历史相差实在太远了，也太不把中国人民放在眼里了。他们还把外族侵略看成是对“黄色文明”的冲击面加以颂扬。这只能表明一点，那就是在面对压迫和侵略，他们与中国人民勇于反抗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探索，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多少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数革命先烈不惜为之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这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中国发生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迎来了真正的新纪元——广大劳动群众真正摆脱了剥削和压迫，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三十年间，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也有了极大改善，生产力也获得了解放这些是中国人民切身体会得到的，也是世界上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所一致公认的，即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也承认的这一客观事实。宋晓帆和郎涛们却连这些客观事实都要回避，这只能说明用“科学”来标榜自己的他们早已失去了科学所应有的、最基础的理智。

四、

《大江东去》用热情洋溢的词句歌颂“蔚蓝色”:“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蔚蓝色”“是宇宙的颜色”;“生命的是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大海“也是蔚蓝色的”。它的作者最后断言西方文明是“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而在东方，“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败的命运”，郎涛的学术讲座不就是叫《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么③？

“蔚蓝色”果真如此美丽动人，如此充满诗情画意么?只要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就能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旗帜，即便是在刚刚挣扎着冉冉升起的时候，上面都已经沾满斑斑血迹。

被《大江东去》称颂为“新纪元”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640年爆发，经过两次内战，到1649年终于建立了共和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实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克伦威尔，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就血镇压了小资产阶级“平等派”，镇压了代表劳动人民利益、主张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平等的“掘地派”。1653年，克伦威尔又用武力把长期国会解散，自己就任护国主，独揽立法、行政及军事大权，实行独裁统治，禁锢民主思想，钳制言论自由。有学者经过研究甚至认为，其严厉程度比革命前的专制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克伦威尔的所作所为也就为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的复辟铺平了道路。因此，“英国人民打败国王查理一世”,并没有马上标志着“一个人的专制让位给一批人的共同执政”。

另一个建立了典型的西方文明的国家美国，在《独立宣言》中庄产宣告尊重“天赋人权”，宣称“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它的起草人杰弗逊根据这一原则，在宣言原稿中使用了极其严厉的措词谴责奴隶制度和隶贸易，抨击奴隶制是“向人性本身进行的残酷的战争”，侵犯了黑人的“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然面，由于参加大陆会议的奴隶主代表的顽固反对，这些词句最终被删除。广大黑人为美国的独立流血献身，但在独立以后的美国，南方诸州的奴隶制度仍被保存了下来，并且在1787年的联邦宪法中被肯定。资本主义文明中“自由”、“民主”、“平等”口号的虚伪性，一开始就暴露无遗。为了推翻奴隶制，约翰·布朗领导了1859年的起义，结果被联邦政府判处死刑。

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它的成熟和彻底性，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最高 。它明确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坚决地砸碎了封建主义的桎梏“以至整个19 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④。但在革命中，资产阶级即使在自己内部，也客不得不同派别和不同政见。先是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把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赶下了统治舞台；继是代表激的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把许多吉伦特党人送上了断头台，接着，在雅各宾派内部，罗伯斯庇尔派又先后血腥镇压了以埃贝尔为首的左翼和以丹敦为代表的右翼，终于将革命的恐饰变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最后，反罗伯斯庇尔的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发动“热月政变”，颠覆了雅各宾专政，罗伯斯庇尔等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法国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常常在高唱“民主”、“自由”、“博爱”高调的同时，声色俱厉地叫喊：“把他送上断头台!”法国大革命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即使在资产阶级内部，也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对待其他阶级就更加可想而知了。在此，我们可以套用《大江东去》引用的罗斯福夫人的一句话：资产阶级“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他们“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至于对广大人民群众，民主自由只是“蔚蓝色”天空中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及。法国大革命中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宜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人权宣言》墨迹未干，同一个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列·霞白刑法》，严禁工人集会、结社、罢工，并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办法。这个法案一直到1884 年才废除。

1870年法国巴黎又爆发了“九·四革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诞生。它是迄今为止法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但这个标榜自由、民主的共和国成立伊始，就沾满了镇压人民群众的鲜血。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胜利后建立了巴黎公社，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法德民族矛盾成为当时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悍然发动内战，血腥镇压革命。据《巴黎公社社员们》一书的作者汉斯·马雷茨基统计，在五月流血周(5月21——28 日)和以后的屠杀、迫害中,有29804人遭反动派残杀，72941人在战斗中牺牲，60917人被投入监狱或被流放。就是这样资产阶级通过镇压巴黎公社革命，巩周了自己的“民主”统治。

因此，资本主义文明的发达史，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血腥史。西方精神文明的建设是这样，西方物质文明的建设也是这样。对本国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对殖民地人民的血腥掠夺构成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兴起和繁荣的重要基础。近现代的西方文明，诞生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发展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成熟于产业革命之后。血与火始终融合在“蔚蓝色”之中。

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见证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早就怒斥圈地是“羊吃人”。类似的剥夺暴行，在西欧以及其他西方国家，都曾先后发生过，只是方式有所不同面已。马克思在研究了这一现象之后，曾尖锐地指出，资本原始积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大江东去》歌颂西方文明是“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合唱”。资本主义文明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确实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然而，哪怕就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它都仍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与阶级的局限性，包括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等问题都存在。

五、

《大江东去》宣扬着的那种历史宿命论，首先表现就是“历史命定”说。人类的历史，究竟是怎样发展的?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还是天命注定的?

在《大江东去》这部电视片里，人民群众不过是群氓，在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它宣扬人民群众是“成于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都不象中国人那样奉行着一种独特的、听天由命的生命哲学”，似乎中华大地上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无论是丁汝昌还是邓世昌，他们的悲剧性的失败，其实早在戚继光和郑和的时代就已经注定了。”晚清发生的事情，早在数百年前的明朝就命定了，真是奇怪。更有甚者，宋晓帆和郎涛们竟说什么，到了中国近代，连我们民族中最先进、学识最渊博的人像魏源、林则徐都愚昧不堪，被时代抛弃，“那时中国只有一个人还醒着……他就是龚自珍”。这样，整个中华大地，有的只是听天由命的芸芸众生了，以至“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了：冥冥之中难道真有一股力量在把中国拖向深渊么?

不，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现代科学早已探明，在那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里，除了无数的恒星、行星、卫星和星际物质以外，根本没有其它东西存在。太阳系和整个宇宙，绝非象有神论所形容的那样，是什么和“地上世界”完全不同的“神的世界”。从哥白尼创立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制成第一台天文望远镜并用它观察天体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无情地摧毁了神创造世界的迷信观念，逐步地证明了诸天体和地球都是不依赖于任何意识、精神而存在着的物质的东西。行星围绕着太阳运动的规律,早在哥白尼和开普勒以前，就在宇宙中发生着作用。同样，人类社会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方面，也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使类人猿变成了人，进而就出现了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可是在他们发现这些规律以前，它们就在人类社会中发生作用了。事物的规律性,决定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内容及其所依赖的客观条件。事情很明白，事物的发展规律，历史的发展趋势，不等于“天命”。自然界和社会的这种发展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由任何精神力量(包括所谓“上帝”)给予物质世界的。所以，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与所谓“天命”完全是两码事。所谓“天命”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们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重要的就在于人民群众发挥了认识规律、驾驭规律的历史作用。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自觉的能动性，而动物则没有这种能动性。恩格斯说，“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动物仅仅利用外部的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⑤。这就告诉我们，在自然界起作用的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自发力量，在社会中起作用的则是有着自己意志、愿望的自觉活动着的人，而不是什么“历史命定”。人们能够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能够在认识这种规律的基础上运用规律，使之为人类服务。宿命论者则否认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他们认为，人对历史的发展是无能为力的，人干预历史事件是徒劳的。他们只能听任历史规律的摆布。这种观点无非是要让广大劳动人民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面前，听天由命，俯首贴耳，任凭宰割。由此可见，这种宿命论的观点，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大江东去》里说:“北中国的大地，几度桑田、几度牧场。长城南北，几番征战几多白骨。忽而汉妾辞宫,公主和亲，忽而番王来,纳贡称臣。多少历史的悲喜剧,在长城的巨大背景下轮番演出。”似乎什么都是在“天命”的指挥下出现的。这就既否定了社会历史的发规律，也否定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所以，历史宿命论完全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这种客观唯心主义把事物的规律性的来源归之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如“上帝”、“天命”、“绝对精神”之类，这同宗教迷信把事物发展的必然联系硬说成是鬼神的安排，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质言之，甚至连“神”也是人创造的。不但科学的抽象，正确的思想是客观外界的反映，就是错误的思想、荒唐的玄想、宗教的迷信观念，也无不可以在客观物质世界中找到它们产生的根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是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入问力量的形式。”古今中外传说中的各种鬼神，不管是三只眼睛的，三头六臂的，即使是孙悟空那样能于变万化的，都离不开人的模样。它们不过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曲折反映,都可以从人间找到原型““神”是人造的，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各民族的神都具有本民族的人的特征。这就启示我们，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给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保留余地。承认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并不矛盾。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是在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定的社会条作下创造着历史。这些社会条件是不能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图来选择的，人类的每一代都要面对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前辈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来选择生产方式。他们要改变生产方式，是不得不从人类以前的活动水平作为出发点的。这又更进一步地证明，所谓“天命”是不存在的。面且，既然人们置身其中的生产关系不是人们的自由创造或者随心所欲地选择的结果，它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面“生产力又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这就更足以说明，“天命"纯属子虚鸟有，而体现在历史进程中的人民的力量才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改造世界的作用并不相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一切自发发展的社会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受到种种限制。对于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来歧。例如，帝国主义国家所发动的战争，产生了它们没有预料到的并且同它们的目的直接相反的结果:越来越多的国家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社会主义革命则陆续在一些国家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自觉能动性第一次摆脱了几千年来私有制的枷锁，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解放，创造出以往一切社会都不可能出现的人间奇迹。正如恩格斯所预见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使人们所提出的目的在颇大的日益增长的程度上产生期望的结果。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决不像《大江东去》所说的那样是听天由命的。《大江东去》认为近代中国“只有一个人还醒着”，这就彻底否定了人民群众的社会革命主力军的作用，把人民群众看作是任人摆布的木偶。

其实，《大江东去》所宣扬的“历史命定”说，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源自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是一幅难以一下就认清的的复杂画卷。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都隐藏在纷繁而矛盾的现象的深处，它们不可能有具体的看得见的外貌，要发现它们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许多历史现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个偶然现象，其实它正是必然的表现形式。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这就使事物发展的进程具有丰富生动的内容。正因为历史的发展有着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差异，一般唯心主义历史学说，就利用社会历史的这种复杂性，信口难黄，以售其奸。《大江东去》把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切细节都看成是早已注定了的，似乎人们只能消极地等待必然性的支配。这样，就把必然性神秘化并进而导致宿命论。我们改造世界的科学任务，就是要从偶然现象中，揭露出事物过程内部隐藏着的必然的规律性，而不是像《大江东去》认为的那样，似平历史发展是“天命”所规定的，不是通过人们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实践来推动的。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野是不容混淆的。

《大江东去》的历史宿命论，还表现为“历史轮回”说。人类社会的历史，究竟是波浪式地前进的呢?还是轮回重复的?《大江东去》主张的显然是后者。它先讲到黄河在2540年间溃决1590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然后笔锋一转，说道:“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以关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爆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二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甚至认为，这种“周期危机”，中国人民到今天仍然无法摆脱，说什么“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什么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社会历史发展的这种周期轮回说，是完全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在事物发展的问题上，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观，即辩证法的发展观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关联”。这两种观点是根本对立的。辩证法的观点，揭露了事物内部的矛盾，“主要的活动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这种观点指明，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只有这种观点才能说明事物的革命变革，说明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转化，旧东西的灭亡和新东西的产生。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忽视了事物的内部矛盾，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发展和运动。这种观点在实质上是把事物看作是死板的、被动的，它本身不具有运动变化的能力，事物的“发展”被认为纯粹是外力推动的结果。因此，这种观点必然会走向唯心主义，就是从物质世界以外去找世界发展的泉源,把物质世界发展的源泉移到了精神世界,归因于神。就像《大江东去》所宣扬的，“黄河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中国社会“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似乎事物永远只能循环反复地发生。这种观点口头上承认发展，而在实质上却否认发展，因此它终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这种周期轮回的发展观，错就错在否定了事物发展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先从量变开始的。量的增加或减少，在一定限度内，不引起质的变化，即事物仍保持自己相对的稳定性。但是，量的变化一超出这个限度，就引起了质的变化，旧质归于消灭，而出现新的质。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由质变而产生的新的质，又并始表现了它的相对稳定性。新的质是同新的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新的量变过程。这是由质变到量变的转化。在这里，最变引起质变。由量变到质变和由质变到量变，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构成了事物无限多样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渐进性的进化和突变性的革命变革互相交错的过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这时就会引起生产方式的质的根本变革，就会发生社会革命，实现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在人类社会中，生产力总是向前发展的，因此生产方式也不可能永世不变。事实上，在中国根深带固的封建社会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明末清初就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决不会像《大江东去》说的那样，永远在封建社会里作周期性的轮回。

事物的这种质量互变的规律，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即事物运动完成一个周期后，又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种规律进一步揭示了事物由于内部矛盾的斗争而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的定律，揭示了旧事物灭亡和新事物产生的规律，并且说明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螺旋式、波浪式前进上升的性质。这就是说，事物的发展所呈现的周期性，并不象循环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单纯的循环运动，而是一个前进上升的运动。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上升过程。而循环论的极大错误,就在于把一切事物看成是简单的周而复始,实质上是否定了事物的发展。别说1988年的《大江东去》了，就是到今天都有人仍然在贩卖历史轮回说，其用意在于鼓吹历史倒退，希望倒退到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中去。

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不仅说明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继承性，并且说明了事物发展的螺旋形和波澜形式。这就是说，事物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不是团困转的，而是循着螺旋形上升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事物发展在总的前进运动中，往往出现迁回曲折甚至出现倒退。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所出现的倒退现象，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因而是相对的，而事物的上升运动和前进趋势则是绝对的。

我们在探讨社会历史进程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超出了马克思、思格斯的预料:一系列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相反地，却把自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更成熟更完善的阶段。这样，在地球上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格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却保存着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幼年时期的社会主义同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同时并存,共处竞争。从社会制度的发展进程上说，社会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明天，可是从目前的经济水平上看,社会主义国家却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昨天和前天。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矛盾。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会产生诱惑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于受经济文化的制约面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却由于经济的发展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这种情况也往往会使人产生一种历史错觉，看不到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优越的制度，甚至怀疑这个制度是不是按照社会发展的新陈代谢规律产生出来的，或者苟同“补课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发展的顺序出现了五种基本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顺序。但在特定的条件下，有的国家、民族有可能表现出发展顺序上的特殊性，跨过某一独立的历史阶段而进到更高的阶段，这并不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⑥何况，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的历史，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

稍有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历史轮回论是比个多世纪前的历史进化论还要落后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在中国,早在20世纪早年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这种认为中国历史由于周期性的农民起义造成了一个又一个轮回的反动历史观,就已遭到许多进步史学家的批判,早已被人们所唾弃。奇怪的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80年代，一批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文化精英”，竟会重新搬起早已被证明是反动历史观的历史循环论来阐述中国历史，这实在发人深思啊。这就使我们有必要再次重申已被一再重复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都是按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断向前发展的，因为社会内部总是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耳矛盾与调整，存在着不同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和斗争所产生的不竭的推动力。这种社会基本矛盾推动历史发展的运动过程是历史的本质内容。所谓社会结构在控制”“反馈”、“调节”下的“稳定”、“超稳定”、“不稳定”之说，不可能反映这一历史运动的本质内容。所谓王朝的“修复”、“崩坏”或更选，更属于历史的表象。《大江东去》抓住这一历史的表象，只看到封建王朝周而复始地更迭，而不考察在这一表象下历史长河的不息运动，武断地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象宇拉磨盘一样在“古老的磨道里”循环反复地兜圆圈，没有前进，这无疑是一种肤浅而荒谬的理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沿着一条曲折的路线由低级向高级不断上升、发展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从高级阶段向起点回复--诸如《大江东去》中所说的每一次农民起义后，"“代之而起”的仍然是封建王朝的现象--但这已是在新的、更高基础上的回复。中国历史正是这样螺旋前进的。

六、

《大江东去》虽然承认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但又抱怨“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什么叫“独立的社会群体”呢?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阶层的意思，而中国知识分子——“士”的阶层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经形成了。如果把“独立的社会群体”理解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那么在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形成过这样的“群体”，即使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划分为阶级而产生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于不同的阶级的。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掌握了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和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这一切，绝不意味着我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

历史上的所有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都要有自已阶级的知识分子。各个阶级的知识分子，都应当责无旁贷地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这里不存在什么“附庸”的问题。尽管《大江东去》的对“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依附于政治权力"表现出非常大的不满意，但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所历史地规定了的，谁也无法回避。

《河殇》的作者置历史的客观规律于不顾，去哀叹中国知识分子“没能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显然有着自己的特殊的政治意图。

郎涛希望在今天的中国出现一个独特的“不依附于政治权力”、不做“附庸”的知识分子群体，说穿了也就是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离开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不愿做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势必要另外寻找一种势力或一个集团作为依靠。《大江东去》说:“比他们更有现实力量的,也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士地四处揽活儿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和冲动，都不可低估。”讨注意，这里就是不提知识分子今天依靠的工人阶级，他们在另外的场合说得更明白，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与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郎涛后面不正是走上了这样的路么？

知识分子依附于他们，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江东去》寄厚望于这种资产阶级的“精英文化层”，不惜为他们贴金:“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手里，能够与海洋文明直接对话的是他们，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酒在黄上地上的是他们!”

还有渗透在《大江东去》中的忧患意识，是一望而知的，也是很能迷惑人的。为了激起观众和读者的共鸣，还精心安排了以《忧患》为题的一集(第五集)。在这里，作者提出了所谓“而复始”的黄河洪水和中国动乱的两大忧患，以及这两者之问的“某种联系”。他们断言，黄河的“洪水是无法预测的”。中国的动乱呢?按其逻辑，自然也是“无法预测”的。可是,作者又强调说,“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获得那“蔚蓝色"文明的“新机制”。撇开显见的逻辑上的矛盾，就可以看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以激发忧患意识为手段，把观众和读者导向他们指引的“西方极乐世界”。

《大江东去》的一位顾问就说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无终止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这对当代人是有益的。”“在当前，无论是对黄河的忧患意识，还是对中国的忧患意识，都是件好事情。”

稍后，马上有人考查了北宋的历史，提出了“忧患意识有进步作用”的论断。文章说:“历史上的爱国之士，大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一般来说，“忧患意识不仅产生于外患，而且产生于内忧，并与内忧外患同步消长。"在中国历史上，“有的封建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垮台，优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的封建王朝却在忧患中奋起，既能转危为安，又能大踏步前进。这时，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促使内忧外患的压力转化为发奋图强的动力。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从主流上看，忧患意识都有其进步意义和进步作用。把忧患意识仅仅看作封建士大夫的牢骚和消极情绪，是片面和表面之见。”⑦

那末，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历史上人们的优患意识，在现实中我们又需要有什么样的忧患意识呢?

我们知道，人类的忧患意识，是人类在非常条件下产生的一种非常的意识形态，有对自然界的和带社会性的两大类别，并有一个从浅表向深层，从较为单纯到相当复杂的逐步发展过程。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地位和认识水平的差异，人们的忧患意识是有区别的，可是总的来说还比较单纯。到鸦片战争前后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末世，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败，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人们的优惠意识就增添了特殊的色彩。这种色彩，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渐浓厚与多样化起来。这就是我国在新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产生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忧感意识。如果进一步深入考究，还可以发现，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以至个人的忧患意识，是有所区别甚至相当对立的。为了把不同的忧患意识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对人们的立是基点思维方式、价值取尚和政治导向等作全面的考察。假如笼统地把人们的忧患意识一概冠以“爱国”“爱党”“爱民”的美称，就难免导致片面甚至谬误的结论。比如，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进攻解放区时，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的许多同志，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这种忧患意识促使我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也就是“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中国共产党运用这一战略方针，领导全国人民，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

另外，同全国人民和革命人士相反，反动统治者也会产生他们的忧患意识。比如，十年内战时期,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红军的车事“围剿”和对国统区革命文化的围攻，就表现了他们的忧患意识。他们把中共领导的红军看成洪水，把革命文化视同猛兽，惟恐自己的反动统治被推翻，因而决心“剿灭”工农红军，扼杀革命文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把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看作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具威胁性的敌人，因此制定并极力推行其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而为日本的全面侵华提供了某种条件。

由此可见，今天的我们面对某种忧患意识时，必须弄清楚它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代表着什么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它促使事物或问题朝什么方向发展和最终取得什么样的结果。不能看到“忧患意识”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动容。

 

 

 

（全文完）

 

 

 

 

 

 

 

 

 

 

 

 

【注释】

①张国光:《要排除深化改革开放中“巨大的心理障碍”——评<河殇>作者宣扬的“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历史负罪感”论》,《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11期

②刘继明：《黑与白》第三部，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170页

③刘继明：《黑与白》第一部，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388页

④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4页

⑤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页

⑥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76页

⑦顾全芳：《北宋的忧患意识》，1989年3月22日《光明日报》

 

 

 

 

编辑：雁回锦书

来源：人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