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的核心是阶级解放 |人境院写研班学员期中作业选登（6）

文\董同志

今天，中国女性争取权益的呼声越发的高，追求独立的女性也越发的多，这一现象恰恰说明，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日益加剧，再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忽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解释社会性别问题时，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呢？当然是坚定站在毛主席强调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到被压迫的者的立场上去。

在私有制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其根本成因在于男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非单纯的生理差异或传统观念作用。而私有制的产生，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原始社会时期，男女分工呈现基于生存需要的自然协作状态：男性从事渔猎经济，女性负责采集劳作。在人类生产能力极度有限的条件下，社会尚无剩余产品可供分配。由于采集经济能提供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约占原始部落食物总量的 60%-80%），且女性承担着人类繁衍的核心职能，其社会地位并不低于男性，甚至存在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阶段 —— 如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均出土过象征女性生殖崇拜的陶俑，印证了母系氏族时期的社会平等状态。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特别是原始农业（如粟、稻的种植）和畜牧业（如猪、牛的驯化）成为稳定的食物生产方式，人类社会发生了关键转折：除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外，剩余产品（如囤积的谷物、驯养的牲畜）开始出现，为私有制的萌芽奠定了物质基础。当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逐渐由氏族共有转化为家庭或个人占有时，私有制正式产生。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体力支出提出更高要求（尽管原始农具的使用并未完全依赖生理优势），男性逐渐在主要生产领域占据主导，而女性的传统分工（采集、纺织、家务）则被边缘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这种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变革，使女性被系统性排除在关键生产领域之外，丧失了独立积累财富的能力。

历史来到了工业革命时期，高效省力的机器被发明出来，使得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迅速破产。妇女能够胜任对体力要求较小的工业生产，这为她们走出家门创造了前提，生产力的进步让妇女可以不依靠父亲和丈夫独立生存。此时，资本家为获取廉价劳动力，主动支持妇女冲破父权夫权束缚，妇女平权运动由此获得经济动力，且融入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反帝制政治变革中。得到了经济支持的妇女平权运动很快壮大起来，妇女们很快取得了不朽的成绩——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了。

我们回味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当妇女可以参加社会生产获取自己的财富时，他们的父亲和丈夫就再也没有什么手段可以胁迫她们屈服的了。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成这一点，又要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明晰了这一点，我们就清楚，女性打破父权和夫权压迫就必须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经济独立是女性独立的根本底气。

新中国解放后，父权和夫权在面对广大女性同志们再也没有当年的耀武扬威的资格，女孩子们可以离家工作摆脱家庭的压迫，中年妇女们不但拥有个人财产还有了离婚的自由，可以参军，可以从政，可以骄傲的喊出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 正如恩格斯的揭示：女性经济依附地位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分配不公的产物。唯有打破生产资料垄断，保障女性平等参与社会生产、公平掌握资源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消解这种历史性的依附关系。

共和国已经76岁了，可如今，广大女性劳动者逐渐察觉，战胜了父权夫权后，今天仍然感到过得憋屈、受压迫，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回看历史，父亲和丈夫之所以能有效地统治胁迫妇女，是因为男性曾掌握经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权，而今天的父亲和丈夫同样和最广的女性劳动者一样，同样成为了悲催的“打工人”，他们与广大女性劳动者一样，并不掌握财富分配权，都需出卖时间换取生存收入。由此可见， 新世纪掌握社会主要财富分配的群体，正是压迫女性劳动者的主要力量 —— 正如前文所述，资本家当年支持妇女冲破父权夫权束缚，本质是在与父亲、丈夫们争夺对女性的剥削权。

所以今天女性劳动者的困境主要与次要矛盾已经找到了——是资产阶级阶级剥削主，封建父权残余思想为辅，共同的交织，把女性劳动者困入其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有的读者仍然会站起来说：“不对！应该是父权为主，因为社会中仍然有许多男性主导的针对女性的骚扰和暴力！而且男性不用忍受分娩之痛，因此还能在职场晋升中获得优势，社会的关键岗位被男性把持着，女性多为从属工作。你休想洗脑我！”读者的提议：性骚扰、家暴、大男子主义等也是同样侵害者女性，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诚然，前文是从社会宏观角度分析妇女受到的系统性压迫。而这些具体问题的存在不容忽视，同样阻碍着妇女解放，对于这些控诉我是一百个认可，如果不能客观的面对问题，那么就无法解决问题。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通过梳理中国封建历史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女性的遭遇，不难发现规律：那就是谁掌握财富分配权谁就有了压迫别人的资格，这是女性劳动者处于被压迫地位最根本原因，那么被资本压迫和上述性别歧视现象哪个是主要矛盾呢？

很明显，上述所描述的具体现象，不少就是资本家老板压迫女性下属的具体表现，比起男老板骚扰女下属，女领导被男下属骚扰就少很多，资本家为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刻意淘汰女性劳动者以降低用工成本，分娩之苦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靠更先进的医疗来缓解，但是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面向的却不是人数最多的工农妇女，而是资本家老板的妻子，广大工农妇女难以受益。

而男性劳动者真正是收益者吗？显然并非如此，男性劳动者同样并非既得利益者。面对妻子遭遇领导骚扰，许多丈夫无能为力。恩格斯是如此形容：“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妻子有时可能被迫向资产者妥协以维持生计，但这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而非单纯的道德问题。”妻子因怀孕就业受阻，让工人家庭的收入缩减4成以上，男性劳动者得不承受更大工作压力，猝死、职业病、过劳等问题频发，加速消耗着他们的健康。由此可见，这些看似是性别矛盾的现象，其根源仍是资本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剥削制度。

因此造成劳动妇女最大的苦难仍然是阶级矛盾所引起的，而这份苦难是最为普遍，每一天都无时不刻的上演。而家暴多出现在以物质财富为第一要义的家庭中，性骚扰也多为上位者对下位者的骚扰，这些问题本质上是阶级压迫在家庭和职场中的特殊表现，是解放运动中的特殊问题。但解决了阶级问题这些现象就会自然消失吗？当然也不会，这正体现了主次矛盾的对立性。消灭阶级压迫后，上面讲的性别矛盾的特殊性就会从次要矛盾的地位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时压迫轻视劳动妇女的就变成了人脑中的思维偏见惯性，这就需要靠道德、监狱、政治思想教育等方式解决。矛盾性质也从对抗性的敌我阶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决不能采取对待阶级敌人那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不然不但不会起到团结人民群众的作用，还会激化矛盾，破坏无产阶级队伍的团结。

需要注意的是，次要矛盾与主要矛盾具有辩证统一性：二者并非割裂对立，而是相互联系、动态交织。并不是要先解决或者只解决主要矛盾，搁置和忽视次要矛盾，也不是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会自动消失。而是主要矛盾的解决是处理次要矛盾的前提，次要矛盾则是主要矛盾在不同领域的延伸。只有以辩证思维看待主次矛盾，根据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科学把握解决矛盾的顺序、力度和方法，才能实现整体推进。如果孤立片面的只解决主要矛盾，忽视次要矛盾，例如，革命运动若忽视劳动妇女的牺牲，如果将她们的权益置于末位，就无法有效团结劳动妇女力量打击资产阶级这个真正的敌人，最终导致主要矛盾难以解决。反之，若主次不分，在对抗真正敌人前陷入内部分裂，只会被我们的敌人利用，导致反压迫的解放事业全面失败。

这里我还想再谈一下女性们对生育分娩的恐惧。首先有分娩恐惧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之所以有这些恐惧，不仅是对怀孕的自然风险担忧，更为主要的是生育意愿和育儿成本的矛盾。以物质交换生育权而结成的家庭，妇女对家庭没有归属和爱，那么对生育自然是抵触的，以感情结成的婚姻家庭，物质财富的压力迫使最广的工农家庭不得不审慎抉择。所以片面的把不婚和反对生育打成“逃避社会责任”是极为错误的。

我们马列毛主义者永远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身边，如前所述，许多许多神圣的社会关系已被资本异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污染下，男女青年很难遇见以真爱为基础的伴侣了，这是因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交往展现的更多是利己主义，是尊卑秩序，而不是展现出合作、责任、奉献等方面。相亲市场上，人们更是将对方的 "条件" 视为交往大前提。
在这种环境下组成家庭，女性是被迫用生育价值换取生存利益，男性被迫承担远超单身时的劳动压力，双方都感觉被对方 "压迫剥削"，认为对方占了便宜。表面上的家庭矛盾，本质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渗透进婚姻家庭内部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了无数个委身于物质基础而结合的家庭。

有读者会问：“如何解释很多侮辱贬义的词语，比如‘妇人之见’,都用女性来形容呢？” 这是因为语言文化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历史上妇女受父权夫权的压迫，被剥夺受教育机会，这种社会处境通过语言文字传承下来。而今天女性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这类词语已无法准确形象描述现实了，所以要减少使用类似的词语。正如毛主席所说：“要多吸收新鲜的用语。”中国封建历史长达两千多年，文化惯性不可能一日消亡，我们既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部分，也要坚决摒弃腐朽、僵化的词汇。

那么我们回到问题：谁是我们的女性劳动者的敌人？谁是我们女性劳动者的朋友？毛主席讲如果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对于最终的妇女解放胜利，只有正确的“反压迫求解放”的口号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还要找到我们朋友，制定出正确的方法策略，才能攻击战胜真正的敌人，实现伟大的解放。

女同志们问：那些拍摄女性电影的是我们的朋友吗？这要看影视作品是否真正揭露了女性劳动者被压迫的真实矛盾。

电影《芭比》中，芭比质问美泰老板：“你们是否剥削女性工人？”对方回答：“我们也有女性高管！”两句轻飘飘的台词就遮盖了玩具工厂女工的真实境遇。现实是流水线女工绝不会成为公司高管，女高管也绝不会做一天的流水线工人。老板们先通过媒体向女性们灌输"芭比式完美"，制造本不存在的需求，当女性们叫苦不迭的时候，再来兜售“自由解放”的新消费，而女性们要完成这种“完美”和“解放”就需要大把的用钞票购买他们的产品。

这种左脚踩右脚的套路让老板们充实了腰包，还成了舆论思想的“旗手”。资本对性别议题的工具化利用，正是消费主义与封建思想的的一拍即合——他们既贩卖女性不被规训的解放口号，又不断再生产性别刻板印象。因为矛盾本身就能创造利润，还方便继续转移真实的社会矛盾，使妇女在消费狂欢中异化为资产阶级的“血包”。

既然《芭比》这类作品不是我们的朋友，谁才是女性同志的真正朋友？

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讲述了大香被舅母孙大妈和妓院老板崔胡子、胭脂虎合谋贩卖为妓女的故事，深刻揭示了旧社会底层女性作为“商品”的悲惨境遇。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妓院的剥削正是这理论的具象化：大香的身体成为胭脂虎的敛财的工具，摧毁了大香的人格尊严，深刻揭露了封建残余与资本主义剥削给工农家庭造成的惨痛人生。

这才是我们的朋友！真正的女性题材作品，必须如实呈现女性在生活与劳动中遭遇的压迫剥削。《姐姐妹妹站起来》通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宏大的历史叙事，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启示当下的我们真正的自由是什么，那些虚假的 “解放” 从不敢直视根本问题 —— 因为问题本身就是他们制造的。毛主席早把道理说透：“风往哪边吹，得看草往哪边倒。”我们不能看他们鼓吹什么，而是要实事求是的看谁真的开出了解放女性劳动者的解药，谁在毒打你后再卖给你成瘾性的麻药。

资本家老板们就是这么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量身定制的需求，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谎言，仿佛女性满足了需求，就可以解决自己遭遇的问题了，你只要购买他们的最新款服饰，你就是最时尚的，你购买最贵的化妆品，你就是最美的，你只要购买“自由解放”题材的电影和图书，你就是进步的自由的“独立女性”。

有的同志提出疑问：曾经资产阶级能与妇女合作推动解放，为何今天不行了？会不会调整一下让资产阶级再次帮助劳动妇女实现解放？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且是彻底的否定的，是绝无可能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相较于封建专制曾是进步的，当时的妇女运动确实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壮大自身力量。但是现在，对劳动妇女来说，它已经不够了，资产阶级当年迎合妇女解放是为了扩充劳动力，今天的妇女解放运动却与资本逐利本质产生根本矛盾 ——女员工的产假、例假会增加资本家的用工成本，改善劳动保障无疑也是提高了企业开支，这些都使妇女解放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绊脚石。

由此可见，只有反动派，只有劳动妇女的敌人和资产阶级的走狗，才会在21世纪把脸朝着已经过去的时代，去描绘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妙处，去祈求资产阶级老板能再次合作。

那么我们的女性该如何行动？

那就是投身劳动，争取更好的劳动，争取一切劳动的权益。回顾历史，资产阶级革命打破封建专制，为女性争取法律平等提供了制度前提；而女性劳动者反对父权的斗争，又推动了法律变革。这两场分属不同领域的运动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社会结构变革 —— 资产阶级革命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女性解放运动为其扩大了群众基础；资产阶级法律则为女性提供了封建时代无法想象的人权保障。

具体来说，资产阶级革命需要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而女性解放运动则能帮助这场革命壮大力量，反过来，资产阶级的法律又为女性提供了封建专制不能提供的人权保障。

但在当下社交平台，女权话题虽流量巨大，讨论却多局限于自由主义框架，往往停留在对女性 “需求” 的表层强调。例如某博上关于《反家庭暴力法》的讨论，群众多关注具体案件解决，将性别平等这一政治问题简化为法律条款完善，潜意识认为 “法律完善即问题解决”，却忽视经济依附才是家庭暴力长期存在的根源 —— 被家暴者往往因经济地位从属而被迫隐忍。又如某红书热门话题 “30 岁前必旅行的十个地区”“独居女性精致生活指南”，将女性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偷换为通过消费实现自我价值。这种叙事本质是资产阶级的话术：把劳动解放庸俗化为 “购买自由”，又要求为实现这种 “自由” 而 “努力工作”，实则为资本在消费端掠夺财富提供合理化借口，为了资本在消费端对财富掠夺提供了绝妙的说辞。

这些话语倾向掩盖了一个核心事实：在劳动权和分配方式存在普遍歧视的社会中，若女性无法获得公平的劳动参与权与财富分配权，自由主义所谓的 “解放” 不过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它们将性别矛盾与劳动问题切割，用身份标签取代阶级分析，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这种主动迎合群众落后思想的“逢君之恶”，既帮助剥削阶级维护了剥削秩序，即劳动者只有选择被谁压迫的权力，没有选择不被压迫的权力，将传统父权制下的依附关系包装成 “自由选择” 的假象。迷惑并瓦解真正的反压迫力量。真理的阶级性就是如此，反动剥削阶级不会掌握真理，而是抗拒真理坚持错误，会用 “真理外皮” 包装错误，以 “伪真理” 欺骗劳动群众。

当女性劳动权被剥夺，所谓 “权利诉求” 就会异化为通过婚姻或家庭向男性索取生存资源。因此，必须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揭穿身份政治的谎言：只有女性劳动者拥有平等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权利，才能真正取得政治与文化话语权；只有消灭私有制度，才能为性别解放奠定物质基础，有了物质保障，妇女才能真正有底气参与上层建筑变革。

由此可见，父权制与性别歧视看似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实则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刻意制造的性别对立，以分化劳动者群体。当男性劳动者与女性劳动者陷入性别矛盾时，真正的剥削者 —— 资本家们便得以坐收渔利，继续稳固其财富分配权。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父权制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细化的历史产物，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女性曾因掌握采集等生产活动而拥有较高地位。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男性逐渐掌握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权，父权制才得以确立。而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多廉价劳动力打破传统父权对女性的禁锢，却又在新的生产关系中构建起新的压迫体系。

要真正实现性别平等，仅反对父权和性别歧视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从根源上打破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体系，当生产资料不再被少数资本家垄断，当社会财富能够公平分配，基于性别差异的压迫才会失去经济基础，失去滋生的土壤。女性解放运动不应局限于性别范畴，而应与广大劳动者的解放事业紧密结合，共同对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

编辑：雁回锦书

来源：人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