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朋友》和《回家的路有多远》艺术比较|人境院写研班学员期中作业选登（11）

 

文/赵哲飞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一起车祸，一群农民工中的一个在马路上被一辆私家车撞倒。车主很紧张，急忙下车查看，这群农民工也紧张地看。这时，农民工中的一个小个子（估计是这群人中的头头）开始大声地呵斥躺在地上的工友，他努力地想上前，但两条腿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完全挪不动步……

我曾经无数次把我的这个见闻讲给别人听。我猜到农民工会愤怒，但却想不到他将愤怒朝向他的工友，现实和想象的对比震撼着我。

刘继明老师的短篇小说小说《两个朋友》和《回家的路有多远》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大量对比手法的运用。

老张和老黄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老张年轻时身体硬，力气大，但是现在腿脚受了伤，眼睛不大好，一眼看去就是个民工；老黄年轻时弓腰驼背，但是现在身体瘦长，衣着整齐，像个知识分子。  

老张讲话率直粗鄙像个乡下人，但因为多年在城里打工，当他回到了镇上就不禁觉得自己是城市人了，他说：“这街上也太脏了，怎么没人打扫一下？”然后他把目光收回来：“老黄，你就一直守在家里？”他抢着要请老黄喝茶，又抢着付款，直到发现茶钱要比自己预想的要多。

“老黄随地吐痰又盯着痰看了两分钟，然后用脚尖踩上去，重重地碾两下，像掩盖住一个重大的秘密。”这和他矜持的谈吐，像领导一样的衣着，以及大气地把十元钱甩到茶桌上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老张借着老黄不会吸烟讽刺他不像个爷们，老黄则说不吸烟是为了健康，嘲笑老张的土气。同《两个朋友》的现实主义的描写相比，以第一人称来书写的《回家的路有多远》的对比手法的运用要更丰富，在这里既有现实的对比，也有“我的想法”和现实的强烈对比。

从表面看，小说《回家》中的“我”似乎比老张和老黄更有反抗精神，比如“我”的双腿被打断是因为同老板抗争，“我”心里冒出了一句：“孙老板，你下手真狠，我没日没夜地干活就不能出来休息会儿，透口气吗？”当“我”被医院扫地出门时我大声高喊：“放开我！你们要干啥？要把我弄到哪里去？”“我”也想过去找警察去告狗日的老板，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唱着《解放军进行曲》，“我”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想到假如“我”是孙悟空……但实际上作为老张和老黄的下一代的“我”面对剥削和压迫甚至死亡的威胁时空有革命的想法但已经完全丧失了革命的能力，同老张赢了官司但拿不到钱相比，“我”的苦难更加深重，而“我”的能力更加欠缺。

小说《两个朋友》和《回家》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对比手法，前者为了突出无产阶级内部的隔膜，运用的对比手法是现实主义的，给人以真实感。而为了突出无产阶级的内心冲突，在《回家》一文中作者更注重细腻的心理刻画，这种“不可靠”的叙事结构，这种梦想和现实的交织给人以强烈的代入感。

我自己就在这种现实与梦幻的比较中，找到了自己的身影，我猛然发现其实我和老张、老黄以及“我”是同一类人。

在叙事结构上《两个朋友》和《回家》都采用了闭环式的场景——两个朋友在老街上邂逅，在老街上冲突也在老街上结束了他们的友谊。由于《两个朋友》采用的是第三人称视角，启发我去思考他们的隔膜为什么产生？如何去解决？《回家》中的“我”在汞城中被殴打致残，奋斗了一年想逃离这里回到家中，但是命运的列车重新又把“我”拉回了起点，这种第一视角的叙事手法，使得阶级压迫犹如鞭子打在我自己身上一样的刺痛。我们不禁要想假如是我遇到同样的压迫，这种压迫来自劳资关系（孙老板打人）、来自医疗体系（医院拒诊）、来自司法体系（警察不作为）、来自传媒体系（乞丐都是装的）我们应该怎么办？

《两个朋友》和《回家》也都采用了大量的象征和隐喻的艺术手法：老黄的孙子名字叫“考拉”，或许小孩子的父母只是想给孩子起个洋名字，但这偏偏是动物的名字，这象征着我们文化被入侵，象征着全社会的崇洋媚外，而小孩子在买气球时表达的“我都……要”，象征着现在人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贪婪，而老黄出于虚荣轻易地满足了孩子的需求，小孩子同样处于虚荣上街炫耀，从而导致了车祸，也加深了无产者之间的隔膜。

而在《回家》中象征同样得到了大量的运用，比如“我”长期靠着垃圾桶生活，“我”也像垃圾一样被人们对待，但同时“我”也去想红军长征，想主席诗词，想孙悟空，这些象征着底层人民无意识中对革命的渴望。

在刘继明老师的作品中写作手法是为了作品的内容服务的，比如《两个朋友》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隔阂，这样的作品早在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在他的《阿Q正传》里告诉我们了，但是在《阿Q正传》里没有打破这种隔阂的答案，刘继明老师是要通过他的作品传达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隔膜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这种隔膜的方法，他把这些答案巧妙地隐藏在他的作品中，比如：“每年队里搞水利建设，防汛抗洪、推土挖渠平整土地，老黄落在后面时，老张总要帮他一把的，也算是对上学时抄老黄卷子的报答吧。所以说他们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是千真万确的。”“两个人你一言他一句，像开控诉大会那样同仇敌忾、义愤填膺，话越说越投机，刚见面时的那种生疏和隔膜感不知不觉消失了，彼此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越来越像两个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了。”

这两段描写一个是记叙式的，一个是对话式的，但是他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当人们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共同劳动是能够消除这种隔阂的；在人们有了共同的敌人的时候这种隔膜也是可以消除的。那么谁才应该是底层民众的共同敌人哪？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的时候，《两个朋友》是通过老张和老黄的对话来完成的。“老黄甩脱老张的手，搡了他一把，凶巴巴地吼道，‘今儿真不该碰上你这个灾星的！要不是跟你扯卵淡，我孙伢儿会走丢？’”我们就按老黄的逻辑，那么老张为什么会碰到老黄哪？“‘赢是赢了，可那个狗日的河南佬跑掉了，连法院都找不到他的人影子。’老张哭丧着脸说，‘那一千多块钱还是找人借的咧，老子这回输惨了，到现在腿子冇好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被人在屁股后头撵来撵去，这不，只好回家躲债来啦。’”

在《回家的路有多远》中这种阶级矛盾的艺术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在这篇文章中既有“我”的切身感受：“我一下子想起了在砖场发生的那一幕，孙占军抡圆了一根碗口粗的棒子，劈头盖脸地朝我打来，我本能地用胳膊去挡，就听见咔嚓一声，我的胳膊像一截树枝那样断裂了，‘妈呀—’我惨叫着。”也有黑色幽默与反讽

“‘如果再不交医药费，我们只好……’他摊开一双像女人那样白皙的手，像电影里的外国人那样很有风度地耸耸肩，做了一个表示遗憾的手势，转过脸和那个漂亮的女护士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快步走出了病房。”

“一个警察摇下车窗，探出半个脑袋朝我这儿望了一眼，可当他看清楚我的模样后，却缩回脑袋，摇上车窗，警车便又一阵风地开走了。”

还有意识流以及暴力美学的艺术手法比如：“那是我有生以来度过的最漫长、最难熬的一个夏天，比我在砖场做工时还难熬。每天的气温大概都在40度左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太阳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播撒着火焰的种子，每粒火种落到地上，就成百上千地挥发成了一座座火焰山和一片片火的海洋，阳光不是在烤人，而变成煮人了。”

和《两个朋友》一样，在《回家》一文中作者不仅仅是对底层群众提供人道主义关爱，对统治者加以批判，更重要的是在文章中给与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我”在底层民众哪里得到了有限的帮助，比如通过红军长征，通过《解放军进行曲》，通过孙悟空扇灭火焰山来告诉我们一条正确的路应该这样走。

《两个朋友》和《回家的路有多远》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我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我的自私，怯懦以及同劳动人民的隔阂，时刻提醒我应该如何去看待自己的阶级兄弟，应该如何地改造自己，应该怎样去战斗。

 

 

编辑：红日欲出

来源：人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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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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